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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隔着一堵墙

秦晖 少数派文选
2024-08-15


历史并不遥远,我们都生活在历史中。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昨天人们面对的现实,就是今人所谓之历史;而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明天所谓的历史。而且这个昨天、明天当然可以是比喻——意指可能很遥远的过去与未来,但也可以指24小时之前,甚至此刻之前的事,对此刻而言已是历史,而此刻的事,对此刻之后而言也是历史。当然实际的历史学著述几乎没有写到“此刻以前”的,但这只是技术上来不及写,或者说事情还没完也没法写。是史学著述没写也不能说就不是历史,正如古代很多事史书上没写,但它们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一样。

所以,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隔着一堵墙。现在有些人说:历史学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这话要看怎么说。如果说对身在其中的事容易产生情感或价值观上的偏见,而学术研究应该尽量避免偏见的影响,对身在其中的事“让后人来评说”,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事实记录而言身在其中却有后人不及的优势,很多事如果今人不留下记忆,后人就没法评说。而且偏见这东西,严肃的史学家主观上当然要尽量避免,尤其不能像有些“后现代”学者那样根本否认史实的客观性,而把史实仅仅当做一种“叙事”,从而为胡编乱造的“影射史学”开方便之门。

但是主观上尽量避免,客观上其实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即便对于古代史,研究者也很难真正保持“价值中立”。所以对于史学的客观性一方面当然要求史学家秉笔直书讲究“史德”,另一方面更有赖于学术自由。人们很难完全避免偏见,但社会应该做到不能只有单方面的偏见,更不能用学术之外的权力去制造“一面倒的偏见”来单方面遮蔽事实。古人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今人所谓多元化“片面的深刻性”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可以互相纠错而达至对客观性的“无限逼近”,都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史学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意思是回避“风险”,那就更值得商榷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说史学要与权势保持距离,而非与现实保持距离,不是为免招怨于权势而回避现实,更不能为讨好权势而捏造“现实”。我国古人就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榜样,而今日世界上,“现当代史”的发达与否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史学水平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未必意味着历史学受到重视;而史学受到重视,成为“显学”,也未必意味着它的学术水平一定就高。

我们中华文明历史当然很悠久,但平心而论,应该承认它并非最悠久的。尽管今天人们在运用各种考古手段把已知的文明史往前延,但不要说更远,就与较近的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相比,据说是我们夏朝都城的河南二里头遗址不但比印度河畔的摩亨佐·达罗等古城要晚不少年,而且二里头那些土墙草顶的“宫殿”怎么说也没法与烧砖砌就、上有重楼、下有全城规划的下水道系统的古印度河流域建筑相比,据说是汉字雏形的二里头刻画符号也没有摩亨佐·达罗象形文字那么丰富成形。

但是古印度文明虽然历史悠久,它却是个“没有历史的文明”,灭亡了的古印度河城邦且不论,就是后起的雅利安人印度文明虽然宗教文化高度灿烂,引得很多中国高僧都要去取经,却仍然没有什么连续可考的历史纪年可言,以至于如今国际印度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法显、玄奘等中国取经者的汉文记载去大致还原那时的印度史。

比起印度文明来,我们自古以来史学就是显学,古代知识体系中历史学享有很高地位,历代史籍的积累号称“浩如烟海”,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遗产。

但是史学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地位虽“显”,却一直有厚古薄今的特点。而且不仅是价值意义上的“厚古”——以“复古”的名义推动历史,典型的如西方当年的“文艺复兴”,无可非议——更是利害意义上的“避今”,这就是个问题了。

大家知道中国言论禁忌比较多,普遍认为当代人写的当代史是不可信的。一般来讲,能传世的历史学名著都是写前代的历史。尤其是正史,除了司马迁。所以我们说司马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说是“史家之绝唱”)。

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马迁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当然他也写了汉代以前的,但是至少《史记》里相当一部分写的就是汉代的事。而且他直言本朝的高祖皇帝早年是个无赖,“今上”汉武帝也有各种失德之处,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把汉朝的敌人项羽写成烈士,列入“本纪”;出身贫困而率先反抗“暴秦”却失败身亡的陈涉在他眼里也不是“反 贼”,而是英雄,列入“世家”。写本朝历史能够像他这样直言的,除司马迁再无二人。

当然司马迁以后不是说没有当代人写当代史,但是除了良莠不齐的民间“野史”外,官方组织修的当代史除了有的被后人当做资料来参考外,作为成书很少能传之后世,因为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拍马屁著作,朝代一换,就被人扔进垃圾堆里。

于是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的各史都是后代人写前代史的。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改革初兴时,大陆有人提出要修民国史。消息传到台湾后曾经引起讨论。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黨 禁,国民黨有意识形态控制,两岸有很多相似之处。

大陆搞民国史,台湾就着急了,他们要不要搞呢?当时有些人说如果我们不搞,那就只有对方搞,我们就没有话语权了,这不行。可是另一些人说,如果我们也搞民国史,那岂不就意味着民国已经完了?因为按司马迁以后的传统,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本朝亡了以后下一朝代的人写的。大陆认为民国已亡,当然就可以搞民国史,但台湾一直宣称延续中华民国,他们怎么可以搞“本朝”史呢?于是就搞得他们左右为难。

当然现在已经没这问题了,现在一方面那里已经实行盐论 自游,可以直言无忌地搞民国史了。另一方面台湾“绿营”不认同民国的大有人在,他们当然更无忌讳。

我们这边也有类似的问题。大家知道已故的高教授原来是搞黨史的,而黨史按照我国官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就不是历史。“黨史”是“二级学科”,它所属的一级学科并不是“历史学”,是什么?原来,黨史是属于“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这个学科,不算历史学的。也就是说,黨史在中国被当作一门意识形态。例如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原来设有黨史系,但它属于原来意识形态那一片,不属于史学片。人大有历史系,清史所,那是属于史学的,但黨史系就不属于,他们培养的博士也不是史学的博士,而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科出来的博士。

我国的史学有这样的划分,可是其他国家的史学不是这样,比如过去苏联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许因为苏联的历史不太悠久,不管怎么说,剧变以前的苏联史学界搞现代史的已经是主流,有人统计当时苏联史学界的文章,外国史除外,俄苏本国史的文章大概80%是1917年以后的苏联当代史研究和1861年以后历史的研究。而1861年以前的俄国史,在苏联整个史学体系中占的比重其实不大。

美国当然更是这样,固然在新大陆如果说古代史,那只有印第安部落。因此研究美国史几乎就是近现代史。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美国没有研究禁忌,所以当代美国史研究就很兴盛,例如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美国当代史一大热点,越战1975年结束,到1980年代美国史学界就已经出现了一批越战史专家,出版了好几种多卷本著作,如威廉·C·吉本斯的4卷本《美国政府和越南战争》等,这在我们司马迁以后的传统中是不可能的。

司马迁以后搞历史好像就是要搞前代的,以避开禁忌。要是搞得近一点,好像就不是历史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我们今天应该接续太史公的“绝唱”,同时也是跟上时代的潮流。

历史并不遥远,我们都生活在历史中。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很多理解有助于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很多理解,也有利于加深了解我们的现在。

高先生的可贵,就在于他把黨史当作历史,而不是当作意识形态来搞,在直言“本朝”史方面敢为天下先,这是了不起的。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 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
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
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不多,十分珍贵,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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