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与未来的洞察，绕不开杨小凯与王学泰

他是距离诺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张维迎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你的思想不仅没有因为你的去世而烟消云散，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他就是杨小凯。除了因其原创性的经济学理论被两度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杨小凯因早在九十年代就提出的“后发劣势”理论，在近些年被不断验证而成为公认的先知型学者。不仅如此，他在晚年关于“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的洞见，至今仍是思想界争论不休的元命题之一。

杨小凯的人生跌宕起伏：他生于战乱的年代，长于癫狂的岁月，因言获罪，“在监狱里念完大学”；出狱后，先是受教育改革家刘道玉破格任用，成为武汉大学讲师，随后命运一波三折，远赴海外研究经济学，成为令克鲁格曼、诺奖得主布坎南等世界级的学者折服的世界级经济科学家，就连一向自负的张五常也说，如果他际遇好一点，“拿个诺贝尔奖，不是什么难事”。

无独有偶，中国还有一个人，他的遭遇与杨小凯非常相似，学术追问的方向则完全相反，他就是——历史学家王学泰。

▌向死而生：相像的命运，相反的追问

上世纪60年代，杨小凯与王学泰，都是在高中时期遭遇了人生的重大变故。杨小凯的父母双双被打倒，他自己也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

王学泰因怀疑小麦亩产不可能达到120万斤，而受到公开批判，高考被降格“发配”到工农学院。

在那动荡的10年里，杨小凯曾试图用革命的方式重塑中国，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震动全国，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结果，父亲被关进“学习班”，母亲自杀，他也被投进监狱，判了10年徒刑。

相比杨小凯，王学泰要“老实”很多，但也未能幸免于难。他因议论跃进政策被判为“反动学生”，发配到农场劳改5年。劳改结束后，又因传阅、讨论《推背图》，被当成“政治谣言”大案的主犯，判刑13年。万幸的是，3年后被平反释放。

他们在监狱里看遍了牛鬼蛇神，看到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人与事，彻底感受到了什么是“人心难测”，什么是“江湖险恶”。他们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更看到了社会之恶的浓缩。

不过，两人都没有因此绝望消沉，反而找到了一生为之付出的方向。杨小凯抛弃了年少时的稚嫩与激进，告别了革命狂热主义，那个年代，监狱里有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杨小凯就近疯狂地拜师学艺，“在监狱里读了十年大学”；王学泰则深感监狱中所见到的“恶”难以用人性来解释，它与弥漫全社会的敌意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它们必有积淀已久的共同的文化渊源。这些洞察和思考，是他研究游民现象与游民文化的起点。

▲狱友、学生陈小令回忆杨小凯狱中读书

王学泰与杨小凯一样，对那个时代有太多的屈辱、愤懑和困惑。当杨小凯不断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王学泰也在监狱中萌生了自己对时代的追问：“中国从何处来”？他们从相反的追问出发，最终找到了各自的答案。

▌世纪之问：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从哪里来？

出狱后，他们都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写了各自在狱中的回忆录，是对那个时代所剩不多的宝贵证词；他们也都因“黑历史”四处碰壁，所幸均遇上“贵人相助”，双双考入了中国社科院。

后来，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随后，他那“真正的开创性研究”，让不少世界顶尖学者刮目相看；他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更被公认为自马歇尔、萨缪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不过，杨小凯并没有沉溺在学术的光环之下，让他念兹在兹的，仍是那个从少年时就困扰他的世纪之问——“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把研究的方向转向了政治、历史等领域。

杨小凯认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从上到下的机会主义，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些忠告至今仍振聋发聩。这就是后发国家普遍会存在的“后发劣势”。

与杨小凯相比，王学泰的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而且与中国关系更深。他的集大成之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被公认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最具解释力的一本书，张鸣、雷颐、李慎之等著名学者纷纷称赞、推荐。王学泰以他的方式探寻着另一个深层的问题——“中国治乱循环的问题从何处来”？

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告诉我们：中国人多少都有点“游民意识”，这是一种不讲原则、不讲法律、只讲利益的黑暗倾向，对社会秩序和人性道德具有极大的破坏力量。作为皇权社会的产物，“游民意识”非常容易使人变得极端而残忍，是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巨大障碍。

毋庸置疑，王学泰的研究，是对杨小凯“世纪之问”的补充。如果说杨小凯晚年的洞察“信仰是制度第一因”，开始走出曾风靡知识界的“制度决定论”，开始重视文化和信仰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力，那么，王学泰则以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告诉我们：游民现象与游民文化，正是影响中国历史变革最重要的“文化”。

▌殊途同归：对中国历史与未来的洞察，绕不开杨小凯与王学泰

杨小凯与王学泰，他们都关心中国的命运：一个把目光投向未来，追问中国向何处去，一个把目光望向历史，探寻让人最痛心疾首的问题从哪里来；一个提出“三大范式”的转型，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个发现了隐藏在中国历史最底层的文化现象，警示我们应该告别什么——

◎杨小凯的新古典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基本议题，用数学工具重塑了经济学大厦；他对“后发国家转型劣势”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比经济变革更重要的是制度转型，中国必须首先与文明世界接轨；更可贵的是，他指出制度也不能包治百病，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文化与信仰的土壤。

◎王学泰的研究与杨小凯殊途同归：他的《游民文化有中国社会》，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极具解释力——制度塑造了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制度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他让中国人明白，若想真正做到与世界接轨，就必须警惕游民现象、改造游民文化；否则即使制度转型了，也会像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根基不稳，容易倾覆。

对中国历史与未来的洞察，绕不开杨小凯与王学泰。他们超越了自己所受的苦难，为自由及其敌人寻根；他们为这个世界留下的不是mu碑，而是路标；他们的思想至关重要。

如今，两位学者早已仙逝。可惜，与他们的卓越贡献相比，两人被严重低估了——杨小凯主要被海外学者所熟知，国内知道他的人并不多；王学泰的知名度就更低，几乎只得到了业内学者的赞扬和肯定。他们为中国留下的宝贵的思想财富，至今都未能被完全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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