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向远 (196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7度入选)，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学术外译两部著作的入选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文2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计600余万字，译作10余部计350余万字。结集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2007)、《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10卷(2017繁体字版)。

王向远教授

外国文学研究的浅俗化弊病

与“译文学”的介入

（本文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7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14ZDB083)】

摘    要：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所依据的常常不是外文原作而是译文，没有意识到只有对外文原作所进行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由于既脱离了原文，又没有原文与译文转换的“译文学”意识，只能采取“作家作品论”的模式，习惯于在主题、题材、人物、叙事情节等层面上展开作品评论与作品分析，以主观性、鉴赏性的“评论”，混同、取代、掩蔽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导致了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化、浅俗化弊病。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学”的介入有助于对这种倾向加以遏制与矫正。只有具备“译文”的概念，才能具备“原文”的意识，而只有面对原文，才能使外国文学研究成为真正的“外国文学”的研究。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研究；译文学；文学评论；文学研究

The Malady of Vulgarization i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bstract：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are not always based upon original texts but translated ones. It is not realized that the real 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are none but researches on the original one. Isolated from the sourced texts as well as unaware of “translatology” between the source texts and the target ones, researchers have to apply the mode of “criticism for writers' products” and are accustomed to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se compositions in terms of themes, genres, characters, plots, etc. The criticism featuring subjectivity and appreciation confuses, constitutes and veils the study in a serious sense, thus inducing the malpractice of reviewing foreign writers' works into a pattern of stereotype and vulgarization. In the case of it, the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ology” is conducive to rectifying and halting the inclination. Only if equippe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target texts, can one have the awareness of the source texts. However, when faced with the source texts, one can enable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to become a real one.

Keyword：Studie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Literature Review; Literary Studies;

最近一 百多年来，我国的 外国文学的译介、评论与研究，在我国的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外国文学的翻译家、评论家、研究家们对我国的文学事业、学术事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及国际文化交流的全面和深化，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今后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要求自然也进 一 步提高。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局限与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缺乏“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区分意识，往往将原文与译文两种文本混同，没有意识到只有对外文原作所进行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而依据译文所能做的只是翻译文学研究；二是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的模式长期流行，以主观性鉴赏性的评论，取代、掩蔽了严 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在指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思考：长期流行的“文本分析”或“作品评论”模式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何在？这种写作模式的过多过滥如何掩蔽了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为什么说只以译文为依据的文本赏析或作品评论不能真正深入作品的内部肌理？为什么说真正 的文本细读、文本赏析或作品评论，只能在“译文 学”而不是在“译介学”的范畴内才能有效进行？

一、原文与译文两种文本的混同

笔者在《翻译文学导论》一 书中，以跨文化、跨国界为依据，对文学类型做了 一 次性的充分的、完全的划分，即把全球文学划分为 “本土文学”、“翻译文学 ”、“外国文学 ”三种类型[1]1-5。“翻译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给原有的“外国文学”的概念造成了一定的触动。因为“翻译文学”是从“外国文学”中剥离出来的，原来我们所一直习惯性称谓的“外国文学”其实不是外国文学而是“翻译文学”。凡是被翻译家做了转换的文学文本，都是“翻译文学”；凡是被翻译家转换为本土语言的文学文本，已经不再是“外国文学”而是“翻译文学”。这样一来，传统的习惯上的 “外国文学”概念瘦身了，有相当一部分归入了“翻译文学”，与此同时，“翻译文学”也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文学类型。对文学类型的这种划分，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反思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提供了一种角度和出发点。有必要重新思考什么是“外国文学研究”，什么是“翻译文学研究”？有必要明确：只有面对外国原作原文的研究，才是外国文学研究，而立足于译文的研究，则是翻译文学研究；对有 了译文的外国文学加以研究，就不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研究，而自然延伸到了翻译文学研究。严格地说，“外国文学”是我们站在本国立场上对异国文学的笼统的称谓，它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作品的语言载体是外语；第二，作者是外国的，出版方也是外国的。按照这样的界定，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国文学”，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指的只是“来源于外国的文学”，而不是“外国文学”本身。因为我 们所 面对的许多作品，其语言载体不再是外国语了，而是经翻译家转换成为中文。原作者固然是外国的，但又有了一个“第二作者”即翻译家，而且译本的出版方也是本国的，设定的阅读对象一般也是本国读者。照理说，研究的对象是“外国的文学”才算是“外国文学研究”，也就是说，他必须直接面对外国文本，必须直接面对原作或原文；与此相对，通过译文或译作来研究的，只能归入 “翻译文学研究”的范畴。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翻译文学”观念的缺位“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常常被合为一谈，造成“外国文学研究”包含了“翻译文学”，“外国文学研究”这一范畴的内涵不明确、外延被放大了。而在“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相区分的情况下，“外国文学研究”也应该与“翻译文学研究”相区分，并应建立起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学术规范与操作方法。在此前提下，必须明确，“外国文学研究”所面对的对象应是“外国的文学”。换言之，它还没有被转换为“翻译文学”。在没有转换为翻译文学、即没有本国的译文或译本的情况下，对某一外国作家作品的研究，包括介绍与评论，都属于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范畴，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当某个外国作家作品在有了译文、译本的情况下有人再做相关作品、相关文本的研究，是否还属于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呢？这个问题稍显复杂。

这首先牵涉到如何看待原本与译本的关系问题。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他应该是一个学有专长的人，是一个专门家，因此，他对某一外国作家作品是否有中文翻译，应该加以了解和关注。这是一个研究者最起码应该掌握的信息，他的研究也不能无视译文或译本，而不管这个译文或译本是优是劣，他是否满意，译文或译本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他有义务在其研究中对此作出适当的反应。但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一 直以来有一种普遍的现象，正如高宁教授在 《读原文、还是读译文，是一个问 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些人喜欢声称“我从不看译文”。对此高宁教授分析认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有两个指向：一是说话人不信任译文，并暗示自己的中外文水平、尤其是外文水平在译者之上；二是在价值判断上，认为‘看原文’一定高于‘看译文’。”对此，高宁教授认为，哪怕外文水平再高的外文读者、哪怕翻译水平再高的翻译家，对原文的理解与传达都会有失误。因此，“敢说‘我从 不看译文’者的外语理解力在学理上是令人存疑的。”[2]49-61从阅读与翻译两种行为有别的角度看，说 “我从不读译文”的人，不管外文水平多高，但阅读总是阅读，阅读是要有一定的“流速”的，正如说话必须具有一定的语速一样。在阅读的流速中，对原文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加深究、一掠而过的情况。翻译就不同了，严肃的、负责任的翻译家不求速度，他可以为一个字、一个词，而停下来反复斟酌推敲，正如严复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据说翻译经验十分丰富的傅雷先生，每天的译文速度平均只有一 千字。这样较慢的速度不是他们的中文外文水平不够，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 “翻译”。因此，一般而论，翻译家在翻译中的锱铢必较的转换，比起读者的须有一定阅读流速的阅读，往往在对原文的理解上更为可靠。因此，声称 “我从不读译文”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不仅过于自信、有欠谦逊，在研究立场上来说也是缺乏跨文化的研究态度的。研究一个外国作家，却对该作家在中国的译介翻译置之不理、漠不关心，这正如关心一个人，却对这个人在社会上的声誉影响置之不问一样，是不可思议的、不正常的。当然，译文或译本本身水平究竟如何，或者你认为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此，下文在谈到翻译文学研究的时候，再加详论。

假定一个外国作家或作品，已经有了译介，有了中文译文，那么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对此将采取什么态度呢？除非他对相关学术信息不关注、不了解，一直完全不知道这个译文的存在。否则，他知道这个译本的存在，则可能采取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如上所说的，拒绝把译文放在眼里，不去阅读；二是实际上阅读了、参考了译文，却不愿公开承认。这两种情况作为研究者都是不应该有的。不知道自 己所研究的那个作家作品已经有译文的存在，是学术信息不灵造成的，学术信息不灵的情况下所做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是会大打折扣、大为减损的；而知道译文的存在、阅读了译文却不愿承认，则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尊重先行成果的职业操守，是完全虚伪、不诚实的。这两种情形都不应该出现。因此，只要是某一外国作家作品有了中文译文，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首先假定：有关研究者知晓译文的存在并阅读了译文，而且无须本人承认。这样一种假定，也许不是百分百地确实确凿，但却是合情合理的假定，也是以“假定”的方式对研究者的“必须如此”的要求与期待。

有了这样一个假定，我们就有了进一步区分“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文学”的依据。也就是说，一个外国作品，在没有中文译本之前，研究者必须面对原作原文，因此属于“外国文学研究”无疑；而一旦有了中文译本，则研究者往往需由“外国文学研究”向着“翻译文学研究”转换，有关研究者必须面对译文，暂且不管这个译文的优劣，他都必须对这个客观存在的译文做出反应，并对译文做出价值评判。他可以肯定这个译文也可以否定这个译文，但不可以无视这个译文。换言之，在有了中文译文的情况下，单纯的“外国文学研究”就变得不那么单纯了，“外国文学研究”有时自然会延伸到“翻译文学研究”，有时必须延伸到“翻译文学研究”。因此，在译文存在的情 况下，更需要对“外国文学研究”加以明确定位，使其摆脱研究对象上的含混模糊。“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的就是“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研究”所研究的是“翻译文学”，两者虽然互有关联，但各有畛域。换言之，对已经有了译文的外国文学所做的研究，往往不再是纯粹的 “外国文学研究”，而具备了“翻译文学研究”的性质和条件。在这样的明确定位之下，“外国文学研究”才能保持真正的“专业”特性。“翻译文学研究”也相应地具有了自己的独特对象、宗旨与方法。真正有学术价值、有难度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文本赏析、作品评论，不是对译本即翻译文学的赏析与评论；而真正有价值、有难度的对翻译文学译本的赏析与研究，必须是在译文与原文对读和比较研读的基础上进行，这就是“译文学”研究的核心之所在。要言之，不做原文与译文对读，只根据译文做出的作品评论，会使外国文学庸俗化、浅薄化；而要避免这种庸俗化、浅薄化，就必须走向“译文学”，从细微的语言转换层面入手，上升到文艺学、文化学乃至美学的高度。总之，只有进入“译文学”的研究，文本细读与作品评论才真正具有学术价值。

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中一直流行的文本赏析、作家评论的僵化模式，受到了翻译文学研究模式的一定程度的矫正。许多文章不再满足于从主题、题材、情节、人物等方面孤立地赏析作品，而是观照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的路径及其作用。这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翻译文学研究的主流是“译介学”，即从比较文化 的立场上，把文学翻译视为文化与文学交流的中介、媒介，而不重视对作品本体加以观照的“译文学”[3]1-8。只有“译文学”才需要真正的文本细读，才需要专家学者在中文外文转换对读的基础上进行文本分析、文本欣赏与作品评论，因为一般读者不具备在双语转换中揭示译文生成的奥秘并揭示译文的文学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能力。现在我们提倡“译文学”，就是把原来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本赏析、作品评论加以转换，在中文外文的语言转换、文本转换的层面上，重新展开文本分析与作品研究，将外国文学研究的僵化的浅俗化的文本赏析模式加以激活。

二、“评论”与“研究”两种模式的混同

“外国文学研究”本来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没有很好的中文修养、外文修养、文学修养、思想理论修养，是难以承当 “外国文学研究”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外国文学研究”总体上一直走在普及化的路线上，使得原本应有的前沿性、考辨性、理论性、思想性、阐发性的“外国文学研究”，成为主要依靠译文所做的评论性、普及性的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的形态，亦即流行既久的“作家作品论”模式。在一些情况下，没有专业修养的人甚至也能写作外国文学方面的文章，从而丧失了作为专业研究的基本条件。

要反省、要改变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长期流行并日趋严重的非专业化、浅俗化的状态，首先必须对“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评论”加以区别，也就是对“研究”与“评论”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做出辨析。从学理上，应该明确，“评论”与“研究”虽然密切相关，常常是“评论”中有“研究”的成分、研究中包含评论的因素，例如，在一些场合下，一些带“评论”字样的刊物，例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等，其“评论”一词在用法上并没有受狭义的“评论”词义的限制，实际上指的是“研究与评论”。但从严格的学理层面上说，“评论”与“研究”却是两种不同的层次与文体形态。“评论”是“研究”的感性基础，研究是对评论的论证与深化。好的评论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不凡的见识、独到的鉴赏力与 判断力，但 “评论”本质上是主观的、印象性的、描述性的。“研究”则不同，它要求有纵深的历史感觉、跨文化的广阔视野、超学科的贯通综合，需要丰富的材料佐证、严密的考论考辨、严谨的逻辑贯穿、高屋建瓴的思想提炼。本来，“评论”与“研究”两种模式的分别是不言而喻的常识，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外国文学领域，却被忽略和混淆了。

一般说来，文学作品本来不同于哲学、科学文本，本来就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创作的，因而是易读的、易懂的。除非特殊需要和特殊场合，不必有专业人士引导读者 阅读或诱导读者的理解思路。当然，在中外文学史、学术史和阅读史上，都存在着大量的文学评论与赏析类的文章著述。“鉴赏文章”或“评论文章”这种文体并非不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也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适用性与局限性的，与学术研究的形态大有不同，其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首先，从创作的角度看，评论文章的作者意欲将自己的作品阅读与鉴赏体验与他人分享，于是写出了评论与赏析文章，这类文章具有文学创作的审美诉求与文本性质，往往是个人化的，感受性、随笔性的，比较好写，但不容易写好。其中写得好的评论文章，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学作品，具有审美的价值，但几乎不以“学术”作招牌，尽管有些赏析文章不乏学术价值，特别是对古典作品、经典作品的赏析，需要相当的知识背景与跨时空的鉴赏力，但我们也不能把它作为一种 “学术”文章、特别是作为 “学术论文 ”来看待、来要求。

其次，从文学评论的历史上看，在言论环境不够自由的情况下，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为了伸张自己的思想主张，以外国文学做参照来评论本国文学，进而借助文学评论来说事，这样可以避开直接言及敏感问题从而规避风险，例如18世纪德国莱辛的《汉堡剧评》，实际上是借德国的戏剧的评论，来推动德国向英 国戏剧学习，摆脱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清规戒律的束缚。19世纪俄罗斯的别、车、杜三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就是借助文学评论批判社会现实、宣扬自己的思想。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评论也有类似的情形。但是，这样的文学评论对读者具有很强的诱导性，名为外国文学评论，实则介入本国社会现实；名为文学评论，实为社会评论、政治评论；名为指点作品分析人物，实则指陈时弊。另一方面，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正统的话语中，外国文学评论也被有意识地主动地利用起来，作为宣传的途径与手段，但其用意也显然不在学 术本身。

再次，从文学作品的消费流通及读者市场的角度看，文学作品的出版者、职业评论家对作品所做的广告式的宣传文字，意在宣传炒作，不乏溢美之词、夸张之语，虽也表现出文学评论与作品赏析的形态，但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这样的评论文章在当代社会中较为多见，大多是寄生在作家作品之上的、为着某种利益需求而写作的，因而与学术完全无关。

以上简略分析了一般的文学评论文章所承担的文学审美功能、社会政治批评功能、市场传播功能等。但就外国文学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而言，其适用性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即时追踪、介绍性的评论文章。外国文坛出现了新动向、新思潮，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的作家作品，但国内读者尚不了解、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外国文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些新的作家作品加以介绍评论。这样的“评论”文章是直接面对原文、外文所产生的成果，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往往能提供新鲜的信息，是真正的“外国文学评论”。只有作者对某国文学长期了解、关注与追踪，才能发现值得我们关注的作家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专家，具有专业的眼光或见识。他写出的文章尽管是评论性的、介绍性的，但毕竟是首发先声，是填补空白的，具有信息学、情报学上的价值，这本身就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史上的意义，应该给予高度的、充分的估价。

第二种情况，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评论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文学史上、特别是外国文学史上确实也有一些作家作品不易理解，非专业人士不可深解，所以需要对文本做评论与赏析，来彰显文本的意义。这样的文本主要是外国古典作品，例如古代希腊的戏剧、欧洲中世纪但丁的《神曲》、近代歌德的《浮士德》、古代印度的大史诗、日本的《万叶集》《源氏物语》等。这些古代作品在古代各自的国家都曾是通俗易懂的，无需穿凿的，但到了今天，就有了时代与文化的双重阻隔，因而我们需要对作品加以赏析评论，以帮助读者的理解与鉴赏。这样的文章，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但并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与最高的形态。另一方面，对现当代作品而言，由于文本还没有足够的历史沉积、文化积淀，所以对这类作品的评论与解析的必要性往往大为降低。诚然，一些作家作品故意制造语言迷宫，使得文学阅读成为累人的耗神费力的活动，在此情况下，要进入作品、了解作品，文本分析也就势在必行。这些都是文学评论、特别是外国文学评论产生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对其价值、效果和意义，我们要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我们是在纯学术研究的语境中来辨析 “研究”模式与“评论”模式的不同，并非以“研究”的模式来排斥“评论”模式。“评论”固然有“评论”的价值和用处，但“评论”是“评论”，“研究”是“研究”，不能拿“评论”当“研究”。而长期以来，至少在我国的外国文学领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和问题。严格地说，除非是对产生了时空阻隔与文化屏障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与解读，除非是对极少数外国现代派先锋派文学的实验性、探索性、或者故意符码化的作品加以评论解析，除非是对尚没有译介过的重要的作家做出推赏，否则，单纯的、简单的作家介绍、作品评论，从读者知识普及的角度看可能是有用处、有必要的，但从学术上看往往是缺乏价值的。

三、两种混同形成的原因、弊病及其矫正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的泛滥，首先与大学文学学科的教育教学的习惯有关。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一直以来既是文学课堂讲授的主要方式与内容，也是初学文学专业的低年级大学生的学期论文的主要的选题范围。低年级大学生因为知识储备不足，思想深度不够，可以从作 品的阅读、感知与欣赏分析入手来写文章，以训练自己的阅读能力、鉴赏能力、评论能力和表达能力。但到了高年级，任课教授一般不再鼓励、不再支持学生们去写作单纯的作品评论的文章来充当学期论文或课程论文，因为这样的文章问题意识淡漠、深度不变，容易下手，不容易写好。但遗憾的是，也有不少学生和 教 师，习惯于走轻车熟路，大一、大二年级写的东西，大三、大四还在写，学生们无法体会大学文学专业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过程感，误以为文学系所学，无非作家作品论，不必太用功也能应对。对专业的理解庸俗化、肤浅化导致在学习上也失去了动力、失去了热情。其结果是，到了写作毕业论文阶段，也在作家作品论的范围中选题。更有甚者，一些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的选题，也是作家作品论。其中稍微用功的学生，是把人所熟知的作家作品，换成人们不太熟悉的作家作品，来求得一些“新意”。久而久之，社会上对文学院、中文学科或中文专业的学术的理解，就是文本赏析和作品评论。不是中国文学的文本赏析与评论，就是依靠译本阅读而写出来的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前些年，笔者所在大学的文学院在自学考试报名招生中，每年选报中文专业的人，比选择历史、哲学、法律、经济等其他所有的文科专业的总和还要多，可谓门庭若市。问你们是因为喜欢文学而来吗？一般的回答：主要是毕业论文比其他学科要容易写，例如写一篇“论《阿Ｑ正传》的人物形象”、“《套中人》的情节结构分析”之类，就可能会过关。但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的论文就不是那么容易写了。事实上，这类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的文章，往往只是文本阅读的报告，无需大量读书、无需丰富的知识，更无需什么思想见识，只需文通字顺即可。看来，倘若对中文系的作家作品论模式不 加反思、不加限定和规范，则中文专业到底要学生学什么，教授究竟要教什么，中文学科或文学专业，作为一门学科专业的专业性、学术性究竟在哪里，就都成了值得反省的问题。

文学专业教学的习惯体制如此，大学文学学科的许多教师的写作研究模式也是如此。所谓名家名作研究，就是对为人所知、甚至是众所共知的外国名家名作，如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海明威等等的作品，联系作家生平思想、时代与文 化背景，而写出的赏析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把读者设定为外行人，或者说是为外行读者而写作，因而往往主观地假定读这篇评论文章的人，对该文所涉及的作家作品所知甚少，甚至从未读过，于是以“让我来告诉你”的心态向人披露。而对了解情况的人乃至内行人而言，这类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则微不足道了。为外行人写作的姿态不是学术研究的姿态，以外行人为对象写出来的不可能是学术论文，它只是一 种低层次的传达常识、普及知识的文章，而不会有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出发的独到的发现与见解。

大量缺乏学术研究与 独创性的重复的作家作品论的长期泛滥流行，也与学术价值观中的功利价值观、群众价值观有关。照理说，学术研究应该立足原创、不问读者多寡，甚至脱离群众，不管有没有读者，只为生产知识而生产知识，只为表达思想而表达思想，只为学术而学术。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获得大多数 人关注、吸引更多的眼球，却成为许多学界中人的追求。在这种风气之下，学术价值的大小多少，不是以文章著作的独创性、原创性而论，而是以获得更多人的认可或呼应而论，学术评价的标准，竟以多少转载率、多少引用率为依据。这就在无形中鼓励学界多写那些更能吸引众人注意的文章，而要吸引众人注意，必须是众人有所熟悉的话题和领域。新的发现、新的研究领域、新的课题，因为众人不了解，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就难以能获得更多关注、难以有更多的转引、转载率。例如，在中国文学领域，写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写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写一篇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的文章，在外国文学领域写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写一篇关于村上春树的文章，在外国文论中写时髦的西方某某主义的文章，则会引起数万数百万数千万的人关注。于是，学术研究在选题上走上了一种政治化、商业化的思路。搞政治就是想方设法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与支持，搞商业就是千方百计获得更多的买主、顾客和用户。学术界竟也有许多人效法之。而在这种熙熙攘攘、追名逐利的大环境下，真正的学术研究更为孤独。埋头伏案、不求闻达更难做到。看上去学界的阵势也颇为热闹，看起来文章的数量、著作的数量很大，但是，其中大多数流于浅层，流于重复与普及，少有原创，缺乏创新。

从媒介载体的角度看，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模式的流行乃至泛滥，与专业期刊的长期诱导有关。在1980年代以来，陆续创刊的、由国家级研究机构和著名大学主办的几家主要的外国文学研究类学术期刊中，三十多年来所刊载的属于文本细读、作品赏析之类的文章一直占多数，有的期刊每期刊发的这类作家作品评论赏析的文章甚至占到一多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类文章的确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特别是在1980年代，我国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刚刚起步，通过外国文学介绍和评论，来促进更多的人了解国外、走向世界，是非常必要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以普及为己任，也是义不容辞的。但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刊载普及性的作品赏析评论文章，却成为学术期刊的不加反省的自然习惯。甚至以“外国文学研究”为名的选文性复印类期刊，近年来却也把作家作品论的文章作为选文、复印的重点。一代代的作者，从刊物上大量发表的这类赏析评论文章中得到了启发或暗示，以为这样的文章才是刊物愿意发表的、才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正宗与主流。于是，在期刊与作者的这种双向互动中，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大多踏袭文本赏析或作品评论的路子。久而久之，“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与时俱进，反倒呈现出了浅俗化倾向，大量评论文章从僵化的文学理论概念与方法出发，分析的是所谓“人物形象”，概括的是所谓“主题思想”，梳理的是所谓“情节结构”，总结的是所谓“艺术特色”。或者不管使用怎样的新名词加以包装，本质并没有改变。实际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活生生的有机体，一经分析就失去了活性；真正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作品往往没有什么“主题思想”；真正优秀的叙事作品的叙事结构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只有深入其中认真阅读，不可剥茧抽丝；至于“艺术特色”，不少评论文章往往脱落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文学眼光，总结出来的“艺术特色”其实并不是该作家作品独有的，因而也难说是“特色”。这样的寄生在作品之上的作家作品评论，实与真正的“研究”相去甚远。

作品赏析评论类文章久盛不衰，也与近年来有关西方文学理论思潮论在中国的流传有密切关联。即便那些貌似新颖的文本分析与作品评论文章，往往是套用时髦的西方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来解析作品，在“外国理论”与“外国作品”的“双向互动”中，貌似颇有理论性、有深度，甚至叫人难以读懂，实则是拿外国的理论套在外国文学作品上，正如拿人家的斧头砍人家的柴，我们只是出了一点力气而已。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所谓文学的“内部研究”的主张，以及叙事学、英美新批评、解构主义等一系列理论的诱导，使所谓“文本细读”蔚为风尚，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作品评论风潮有推波助澜之效。诚然，回归文本、“文本细读”的主张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有其合理性，但真正的“文本细读”是需要细致到语言及字句、句法层面的，而时下流行的作家作品论模式及其写出来的文章却基本不需要触及语言及语言转换的细部问题，只要粗枝大叶地阅读译文即可写出，就所谓“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许多作品评论文章不是从阅读原文原作而来的，而是读译文读来的，而且也不把译文与原文对读，因此并不是真正的“文本细读”，也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评论”。那只是一些作者在外国文学“原本”与中文“译本”不加区别的模糊地带，利用这种模糊而写出的似是而非的所谓“外国文学研究”实为“外国作品评论”的文章。

总之，我国的外国文学学界长期流行的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的模式，已经出现了僵化、浅俗化的倾向。主要症候是对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的有限的适用性缺乏认识，往往以主观性、鉴赏性的外国文学评论，取代、掩蔽了严格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如此，在实际操作中所依据、所面对的，常常不是外文原作，而是翻译文学或译文。没有意识到只有对外文原作所进行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而依据译文所能做的只是翻译文学研究。

为此，我们应该提倡真正的 “外国文学研究”，并划清它与“翻译文学研究”的界限。实际上，真正 的 “外国文学研究”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那就是在国内此前没有译介、没有译本。有了译本之后，若作者自身仍然认为自己所做的是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那么论文作者不仅要证明自己所研读的是外文文本，在出处注释、书目引用上注出外文版本，而且也有责任、有义务讲清他对既有的相关译本的知晓与评价，让读者清楚他与译本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外国文学研究”类的文章大都是在国内用中文写作和发表，面对的是中文读者，作者应该强化读者意识、由外到内的引进意识，放眼国外文坛，努力紧追前沿、填补空白，介绍、评论、研究外国的新作家、新作品、新思潮、新动向。当然，所谓新作家新作品，不仅指外国当代文学，也指此前我们缺乏译介与研究的外国古典文学。

另一方面，即便意识到了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文学研究之区别，并自觉从事“翻译文学研究”的，也需要更新研究观念与方法，需要从 “译介学”适度地流向“译文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译介学”的模式已经流行二十多年，侧重研究翻译文学的“介”的功能，是对文学翻译的文化交流之中介作用加以研究，而不是立足于翻译文学本体、以原文与译文的对读为基础的“文”、“文本”亦即“译文学”的研究，因而我们在译介学 的研究之外，还应该提倡 “译文学”的研究。只有“译文学”的研究才能深入作品的内在的肌理，将语言学与文学结合起来，在中外语言的转换中探讨文本生成的奥秘，评价译文的优劣美丑，这是难度很大的研究层面，将有助于遏制在“人物形象”、”“意象”、“情节叙事”、“思想意义”等层面上的粗浅的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模式的泛滥。

参考文献：

[1] 王向远. 翻译文学导论 [M]. 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 高 宁. 翻译教学研究新探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3] 王向远.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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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王向远老师本人提供，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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