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 | 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

【作者简介】

谢天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国际知名比较文学家暨翻译理论家。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东方翻译》双月刊执行主编，《中国翻译》编委。同时受聘为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十余所国内著名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自1986年起，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翻译系、浸会大学英文系、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校高级访问学者，目前作为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讲席教授在该校招收并指导比较文学翻译学专业博士生。

主要编、译、著作有：专著《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译介学导论》、《中西翻译简史》(合作)、《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主编），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个人学术散文集《海上译谭》、《海上杂谈》，理论译著《比较文学引论》、《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等。

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

（本文发表在《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13-15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日前有同行朋友提到，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等值论、等效论等，新论踵出；《红与黑》译本读者意见大调查蔚为壮观，几乎让整个文化界为之注目；至于围绕着“翻译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文学能否视作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问题的争论，双方言词激烈，你来我往，争得不亦乐乎，也几乎牵动了整个译学界……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国内译学界似乎显得比较平淡，继上世纪满城争说西方译学新论的热闹景象之后，似乎再不见相似风光……他问我对此有何见解。我听后想了想，觉得朋友此言虽并不尽然，但也不无道理，值得我们深思。最近30年来，我们国家在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的觉醒和翻译学学科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但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而已，更实质性的深入的突破尚有待我们译学界的同仁继续努力。尤其是当前翻译所处的时代语境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们译学界显然还未能及时跟上这一变化。

一、时代语境的变化

我曾在拙文《译学观念现代化》 (《中国翻译》2004年第1期) 中把人类的翻译史粗略地分为“口语交往”“文字翻译”和“文化翻译”三个发展阶段，并指出：“在翻译的文化和翻译的内涵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相当一部分翻译研究者和翻译教学者的译学观念还没有来得及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文字翻译阶段。”现在看来，这里的“文字翻译阶段”和“文化翻译阶段”的表述显得有点模糊，意义不够清晰。所以之后，我在主持编写《中西翻译简史》 (外研社2009年) 一书时，便提出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翻译对象把中西翻译史划分为“宗教文献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和“非文学 (实用文献) 翻译阶段”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并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特定历史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是形成该历史阶段的主流译学观念的重要制约因素。譬如，正是中西翻译史第一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宗教文献—奠定了人类最基本的译学观念，诸如‘原文至上’观、‘忠实原文’观等等。第二阶段 (主流翻译对象为文学名著、社科经典) 在继承和肯定第一阶段译学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人类的译学观，并提出了许多关于翻译的新思考，诸如‘翻译的风格’‘翻译的文体’‘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等问题。”在我看来，“人类译学观念的实质性变化出现在第三阶段，这是因为这一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实用文献—不像此前两个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那样具有‘神圣性’和‘经典性’，实用文献的翻译更注重翻译的功效，这样，‘忠实’就不再是翻译活动唯一的和最高的准绳。因此，这一阶段的译学观念引入了许多新的思考维度。”

不无巧合的是，2009年国际译联 (FIT) 发布的国际翻译日庆祝主题“合作翻译” (working together) 的内容似乎正好印证或确认了我对于当前翻译发展已经进入了以实用文献为主流翻译对象的“非文学翻译阶段”的观点，因为该“主题”明确提出：“译者苦心孤诣、独铸辉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The days of the fiercely solitary translator working in splendid isolation are numbered.) 它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来关注我们强调合作翻译的原因和方式” (to take a fresh look at why and how it pays to join forces) 。千百年来，翻译一直被视作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或活动。一支笔，一张纸，一盏灯，一本书 (原作) ，一本外语或双语辞典，独自一人在书房，或苦思冥想，或奋笔疾书—这幅图景也许是大多数人对译者工作的最鲜明生动的想象和写照。然而，随着时代的进展，特别是随着电脑、互联网、翻译软件等科技新成就的不断涌现，这幅图景正日益在发生变化：笔和纸不见了，代之以电脑的键盘和荧屏；辞典不见了，代之以形形式式的电子工具书；甚至书桌上的书 (原作) 也不见了，因为它已经被事先输入到电脑里了。更具实质性的是这幅图景中的“人”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单独的一个人了，尽管你看见的也许仍然只是一个人面对着电脑在从事翻译，但其实他或她很可能是与好几个人甚至一群人一起在同时从事同一文本的翻译。当然，他们必须借助因特网、借助电脑翻译软件才能实现这样的合作翻译。所以，我在此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翻译：从书房到作坊” (《东方翻译》2009年第2期) 中说，我们今天的翻译已经从“书房”进入到了“作坊”，对翻译史而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了。

二、我们的翻译研究滞后于时代语境的变化

毋庸讳言，对于当前翻译所处的时代语境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的一些翻译研究者 (遑论翻译实践工作者和翻译教学工作者) 的思想准备是不足的，他们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承认文学翻译已经边缘化了的事实，他们甚至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们的书店里不是仍然有许多文学翻译的作品在卖吗？”他们没有看到、更没有想到，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进行文学翻译，而又有多少人在从事非文学翻译，包括科技文献、会议文件等的笔译，更包括正在进行的国际会议、外事交往等活动的口译。即使以书面出版物而论，在书店里的文学翻译出版物的数量也许确实不算少，但是如果与各翻译公司、翻译机构、国际展览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等翻译印刷出版的会议文件、科技文献、展品和商品说明书等相比，两者岂是同一个数量级？

更有甚者，我们的翻译研究者中的不少人至今仍然停留在翻译发展史的第二阶段，也即文学翻译阶段的译学理念上，并以文学翻译的理念、标准、方法论来看待今天的一些非文学翻译事实、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由此也不难想见，当这些奉忠实为翻译的唯一标准、拜“原文至上”为圭臬的人在接触到当今新的翻译事实、翻译行为、新的译学理念 (譬如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时，他们是感到多么地难以接受甚至格格不入了。

特别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除了今天我们的翻译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翻译手段、方式等等发生了变化以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是，我们今天的翻译“方向”也有了新的变化：过去两千年以来，我们的翻译基本上一直是以外译中为主，无论是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还是清末民初以来的文学名著和社科经典翻译，莫不如此。但是今天我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中译外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关心如何通过翻译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然而，建立在千百年来以引进、译入外来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 (in-coming translation) 基础上的译学理念却很难有效地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 (out-going translation) 的行为和实践，这是因为受建立在“译入翻译”基础上的译学理念的影响，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等，而只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译学理念指导下的翻译 (译出) 行为，能不能让中国文化有效地“走出去”，显然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三、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

众所周知，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第一个突破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为标志。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翻译研究当时之所以能取得这个突破 (具体表现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就是因为有了语言学理论的介入。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二、第三个突破 (具体表现为文化转向) ，则要归功于研究者对当代文化理论，包括对多元系统论、阐释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借鉴和引入。可以说，如果没有上述这些理论，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可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突破。事实上，没有了理论的指导和支撑，那么所有的翻译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翻译体会感悟和经验总结的层面上，而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如果希望有新的突破的话，那么首先就是要在理论上花功夫，要大力推进中国翻译学理论的建设。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严格而言，翻译研究或者说翻译学并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理论，所谓的翻译理论实际上大多借鉴自其他学科理论，而这其实也是所有新兴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一个特点。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它也是在不断地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研究推向深入的。因此所谓的推进中国翻译理论建设，就是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切实有效地梳理、总结中外翻译史上的一切与翻译有关的思想、主张和经验，借鉴、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 丰富、深化我们对于翻译的认识，指导我们今天的翻译实践。

其次，我们在推进中国翻译学理论建设的同时，一定要调节好我们的心态和立场，不要翻译研究还没做多少，却忙不迭地打出“中国学派”的旗号，标榜什么“中国特色”。其实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翻译研究都必然会显现出自身的研究特色的，无需刻意强调。动辄标榜“中国特色”，一方面是一种对自己的研究缺乏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则隐含着对他民族或国家翻译研究和理论的拒斥心理。有人就说过：“西方的翻译理论，你研究得再好，也是人家的，还是多多研究自己国家的翻译理论吧。”这话的背后恐怕也是这种心态在起作用。殊不知，西方的翻译理论，你不去研究的话，它倒确实是人家的，但如果你研究好了，它就有可能变为我们自己的了，因为我们可以“化西为中”，吸取其于我们有益的内容，借鉴其于我们有启迪意义的方法论和理论视角，从而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

至于“学派”云云，除了个别的艺术创作外，学术研究的学派通常是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研究特征、自己独特的理论等，由后人总结归纳出来的。即以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为例，也并不是由某人在开始研究时提出的，而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根据某一群学者共同的研究特点、研究取向以及所形成的独特的翻译理论，才命名为“语言学派”或“文化学派”的。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不要急着打什么旗号，而是要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好我们的翻译研究，同时想一想，我们能为世界译坛贡献什么中国独有的研究发现或翻译理论，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正道。

再次，如果希望中国翻译研究有新的突破，那么我们的译学理念一定要跟上已经变化了的时代语境，认清已经变化了的翻译行为、翻译方式和翻译手段。譬如上述关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如果继续以建立在“译入翻译”基础上的译学理论来思考和指导“译出翻译”行为，那么我们就一定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再如口译，它是完全不同于笔译的一种翻译行为和活动，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口译研究是基本缺失的。而自上世纪二战结束以来口译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翻译活动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口译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且形成了一定的方法论体系。如果我们不抓紧补上这一块，那我们的翻译研究就是不完整的。然而我曾看到有人运用传统的研究古典诗词翻译的方法去研究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引用的古典诗词的口译，这种南辕北辙的研究，肯定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最后，还有一个现象需要特别引起注意，那就是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译者与上两个翻译史阶段的译者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此前从事宗教典籍、文学名著、社科经典翻译的译者中有不少是同时代的文化精英，他们往往既精于源语文化及其作品，同时也精于译入语文化，并在从事翻译的同时能够且善于用笔写下自己对翻译的感悟、体会，甚至提出自己的翻译主张和思想，中外翻译史也因此留下不少他们的翻译研究遗产。但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译者极大多数只是一名翻译从业者，他们大多以完成承接的翻译业务为满足，甚少、甚至根本不考虑与翻译研究有关的问题，这样，就需要一支专门从事翻译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中国翻译研究要想在当今新的文化语境中有所突破，那么组建这样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恐怕是刻不容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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