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 | 外国女性文学及其他——金莉教授访谈录

【作者简介】

 任爱红，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金莉，教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目前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外国文学》杂志主编。

外国女性文学及其他

——金莉教授访谈录

（本文发表在《山东外语教学》2018年第3期 第3-10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 金莉教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目前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多年来金莉教授一直致力于英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在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女性文学方面颇有建树。受《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委托，笔者有幸对金莉教授就外国女性文学研究进行了采访。在访谈中，金莉教授回顾了自己从事美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历程，畅谈了文学研究，尤其是国内女性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和我们无私分享了自己治学和办刊的宝贵经验。金教授指出，美国女性文学已经不再是“她们自己的文学”，当代美国文学越来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金教授还谈及她目前正在撰写的一部女性文学史专著——《美国女性文学史》。

【关键词】美国女性文学；“她们自己的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美国女性文学史》

2017年6月，笔者有幸与金莉教授见面交流，聆听她对外国女性文学研究一些问题的真知灼见。从金教授身上，笔者强烈感受到一位前辈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执着与热爱，其笔耕不辍的精神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让人深感钦佩。以下是谈话记录。

任爱红 (以下简称任)：金教授，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在美国文学研究，尤其是美国女性文学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您出版了《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研究》等专著，并撰写多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您当初为何选择这个领域进行研究？能否大致梳理一下您的研究历程？

金莉 (以下简称金)：我从事美国女性文学研究有其历史偶然性。90年代初，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西方学界对于女性文学关注度较高，女权主义批评开展得轰轰烈烈，我在此期间读到这方面的书，博士论文研究方向便选了19世纪中叶美国女性小说。我的导师要求非常严格，所以除修课之外，我还进行了大量阅读，虽然有些囫囵吞枣，但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使我受益匪浅。这些阅读不仅对于准备资格考试和撰写论文至关重要，也基本确定了我以后的研究方向。我1994年回到北外任教，当时北京正在筹办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我认识了一批对女性文学批评感兴趣的国内学者，包括北大的陶洁教授，当然还有我们学校的钱青、吴冰、王家湘等教授。很多国际知名学者当时也来参加世妇会，如撰写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被誉为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之母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以及主编了《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教授。他们举办了一些讲座，大家也在一起探讨，之后我还曾邀请埃利奥特教授来北外做过几次讲座。《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首次打破了把文学史作为宏大叙事的做法，采用了一套与传统文学史撰写不同的、包含不同声音的批评话语，有少数族裔的声音，也有女性的声音，所以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对学界的影响很大。届时大家都在谈论对传统经典书目的挑战，美国的经典书目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大大拓展。正因为如此，女性文学批评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通过结识这些学者，我也觉得自己的研究方向有意义。有意思的是，不久后我在北大遇到前来讲学的美国纽约大学的著名女权批评学者朱迪丝·菲特里（Judith Fetterly）教授，她听说国内也有学者关注19世纪美国女性文学，既惊讶又欣喜，当即送给我一本她的著作。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美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并坚持下来。

任：您从9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美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尤其是《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研究》的出版在当时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对凯特·肖邦等女作家的评介推动了我国学者对美国女性作家的研究，如今国内对美国女性文学研究也如火如荼。您觉得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什么问题？

金：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确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经典作家研究多，而对其他作家关注少。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有一个趋势，即往往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当年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的评著《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里也曾形象地说到这一问题。她说我们现在看英国女性文学，关注的都是文学大家，如“奥斯丁巅峰、勃朗特峭壁、艾略特山脉和伍尔夫丘陵”，但还有一些低谷我们没太去关注，说的就是这种现象。第二，对于作家的代表作品或重要作品关注多，缺乏对于作家的整体考量。第三，对于单个作家关注多，而缺少对于作家群体的整体把握。第四，重当代，轻历史。这不光是女性文学研究的问题，也是美国文学研究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真正做早期美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较少，绝大多数人都在研究当代。我因为目前在撰写女性文学史，所以也查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国内的类似成果非常少。研究文学如果不从源头上进行探索，不去寻根求源，对后面的发展就不能有真正理解。第五，尽管目前研究女性文学的学者人数不少，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搞女性文学研究有时候会遭到冷眼，受到忽略。因为在一些人眼中，女性文学既不是严肃文学，也非经典。这种以性别论成败的现象其实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的表现。美国女性文学已经从边缘走向中心，但是否说明性别歧视就不存在了呢？不是。在中国也同样如此，你一提起研究美国女性文学，有些人就从心理上低看一眼。这是国内外这个研究领域都面临的问题。

任：美国著名评论家伊莱恩·肖沃尔特在其女权主义批评的经典之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挖掘被男权文化湮没的女性作家，整理出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扩版中她提到女权主义批评取得可喜的成绩，“英国小说的女性文学传统曾是一个沉入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岛屿，它如今已经成功地从海底升起并俯瞰着海洋”，并说作为一种分离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也即将告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金：我很赞同肖沃尔特的观点。她的书虽然研究英国女性文学，但对于美国女性文学批评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书上世纪70年代末首次出版，1999年再版，当时正值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了一套英美文学文库丛书，是我为这本书写的导读。肖沃尔特指出，到了20世纪末或者进入21世纪，女性文学已经不再是“她们自己的文学”了。为什么这样说？19世纪，由于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大多数女性被局限于家庭领域。当时的女作家虽然自己的创作闯入公共领域，但她们同时仍然是家庭妇女，其写作也更多地涉及家庭生活。从整体来看，女性文学的题材和内容范围的确比较窄。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品都如此，比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一部影响了美国历史进程的社会抗议小说，在当时极为轰动，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但即便这部小说，在20世纪初美国经典形成的过程中也被排除在外。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政治运动的开展，女性地位不断提高，女性作家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当中，所以她们的题材选择和叙事方式显然与之前不同。我在《当代美国女权文学批评家》那本著作中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谈到70年代以后美国女性文学的特点：第一，随着学界对于经典书目的挑战，大批女性作家（尤其是族裔女性作家）开始发声，成为美国文学的生力军；第二，在后现代主义潮流中，女性作家在叙事方式上也进行了各种大胆实验和探索，比如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作品就融历史、自传、传说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纵观当代文坛，大批优秀女作家涌现出来，而她们的创作从主题到形式都不是“她们自己的文学”了，很多优秀女作家已经进入主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如今当人们谈到当代美国文学时，她是个无法回避的名字。她是非裔女作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当然也是主流作家。

话又说回来，是否性别歧视已经消亡了？不是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譬如人们谈起一个作家时会特意提到她是个女作家，但不会说某个作家是男作家。尽管如此，女性文学已经向前走了很远，虽然离男女平等的目标还远，但社会在进步，问题会有改观。

我想强调的是，进入21世纪，美国女性文学已经不再是“她们自己的文学”，它和其他美国文学作品一样，已经成为所有人的文学。曾经有位学者问我如何看待女性文学批评的前景？我的回答是：女性文学批评的前景与其他批评视角都是一样的，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前景如何？后殖民主义的前景又是如何？女性主义批评只是诸多批评视角中的一个，何况女权文学批评不是以前经典文学批评那种铁板一块的宏大叙事，它具有多元化特征。有本介绍女权主义批评的书就不把它称为feminism，而是使用了这个词的复数形式feminisms。这样做有它的道理，因为女权文学批评本身也有各种流派。女性主义批评又有极大包容性，可以和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任：很多研究者在做女性文学研究时喜欢用各种理论武装自己。您觉得在这方面有没有存在对理论的过度阐述、生搬硬套的现象？

金：这不是女性文学研究独有的问题，在整个文学研究中都存在。不少人以一种理论为框架，然后像做数学题套公式那样把文本分析放进来。当然如果套得好，能用理论真正指导文学批评，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怕生搬硬套。而且有些文学批评因为过度依赖理论，反而忽略了文学文本分析。美国在20世纪中叶出版了一批非常经典的文学批评著作，包括《美国小说的传统》《美国文艺复兴》《处女地》等等，抛开其观点的正确与否，这些批评著作都不是在套用某种理论，而是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比如《美国小说的传统》，以美国小说的传统是罗曼司（romance）这一观点来证实它与其他国家文学的不同，而且通过文学文本的分析来佐证这一观点，这种做法真正值得我们仿效。这些年科技发展了，世界变小了，西方的理论传到中国非常快，有时几乎是同步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学者还没有吃透某个理论就生搬过来。对于文学批评而言，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个度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个度还得看个人的学术修养。

任：关于激进女权主义的作品，您认为这些作品是否值得研究？

金：只要是优秀的作品都值得研究。美国文学研究中有个很激进的分支，即同性恋研究。我觉得，要想全面了解美国的女权理论或女性文学，对这些东西还是应该有所了解，但如果撰写文章准备投稿，那么还是要符合国情。了解是一码事儿，但写文章发表观点是另一码事。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们要有自己的价值或美学判断。我也想强调的是，不是所有的女性文学都是女性主义文学，有些女性作家甚至非常反感自己被称作女性作家，认为这样做已经表明社会或学界在用性别评判她们作品的价值，例如乔伊丝·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即是如此。

任：有些作家的作品可能美学价值是有的，单纯因为她们的身份问题而忽略其作品，这让人替她们感到不公和可惜。

金：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有些人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比如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教授。他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前言中提起族裔作家和女性作家，就称他们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他认为族裔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过于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作用，而忽略了美学价值。我同意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那些纯粹表达政治诉求的作品，不一定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但我认为不应该把一个人的创作与其身份完全挂钩，譬如女同性恋的有些作品写得也非常好，薇拉·凯瑟（Willa Cather）便是其中一位。

任：您做的研究，不管是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还是《当代外国文学纪事》，都是很宏观的研究，我个人感觉很难去把握。在浩瀚的文学作品中，您是如何去挖掘相关文本的？我感觉很难达到穷尽。

金：的确，文学研究的视角很多，任何人都无法穷尽，需要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不同的探讨。我这些年写的一些文章和著作的确是采用了宏观的视角。我在美国写的博士论文只涉及到19世纪中期的美国女性小说，回国以后，有感于国内少有人研究这个领域，便萌生了写一本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的著作的想法。因为国内大多数人对这些作家还不了解，所以我采取了夹叙夹议的做法，一方面，把她们介绍给中国读者，另一方面也是用批评的眼光去评论她们的作品。我把19世纪女性小说分为四大类，我的博士论文成为这本书四大章节中的一章，整本著作对于19世纪女性小说进行了宏观研究。当然，这本书在我回国以后又写了好几年才出版，原来写的只占全书内容的1/4，另外的3/4都是后来通过阅读，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写成。借此机会我也读了许多书，所以写作的过程首先也是学习的过程。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又想到，国内也没有关于20世纪美国小说的著作，因此又开始写20世纪的书，这次我是与我的三个博士一起写的。19世纪的那本书我写了12个作家，20世纪的书我们涉及到25个作家。在分工时我负责写以前没有读过的作家，我熟悉的作家由她们几个做，这样我就可以读一些新的东西了。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存应该就是这样不断扩充的。现在做的《美国女性文学史》，我负责写前两章，第一章是早期美国女性文学，其中有很多书我也是最近才读的。学界一般认为美国女性文学起源于1650年，从女诗人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开始，我就从她开始写，她是北美殖民地第一位发表作品的女作家，那时美国还尚未建国。

学者要一直保持学术上的好奇心，要不断地充实自己，既要持续深入研究，也应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边界。文学研究也需要以大量阅读为基础，不断挖掘、举一反三。对于所研究领域有了宏观的认识，才能把问题看得更加透彻，下笔方能更有把握。

任：您读书一定很快吧。很想跟您学习一下读书的方法，比如面对那么多书，如何进行选择？如何通过读书将其变成自己的东西？

金：我读书并不快，但阅读应该分为不同方式，服务于不同目的。有些书需要精读，有些则只需浏览，培根在谈读书时就说道，“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从事学术研究也要学会如何读书，才能做到融会贯通，取得更好的效果。说到写作，我觉得自己属于笔头比较慢的。从一开始读书到有写作灵感的火花冒出来，再到最后文章的谋篇布局，都挺花时间。但是一开始做这个东西，脑子就会沿着某种轨道运行，会按照自己的思路，不停地想这件事，有时走在路上，有些想法都会不断冒出来，慢慢对于要写的文章在脑海里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了，这时就可以动笔了。其实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先读书，然后再去想，想了以后回去再读，有针对性地读，然后再写。

任：您这个治学的办法，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金：我这是比较笨的办法。我写的那篇关于玛丽·罗兰森的印第安囚掳叙事的文章，实际上就是我在撰写《美国女性文学史》的时候冒出来的一个火花。

任：提到正在撰写的《美国女性文学史》，那就请您谈一下这本书的规划和设想吧。

金：这本书的撰稿已经接近尾声。2009年，肖沃尔特发表了一部《美国女性文学作家》（A Jury of Her Peer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from Anne Bradstreet to Annie Proulx），我当时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外国文学》上。这些年我一直很关注肖沃尔特的研究成果，读到这本书后很感兴趣，也感触很深：2009年美国才第一次出版一本女性文学史，对美国女性文学进行了系统梳理。这本书也从布拉德斯特里特开始谈起，追溯了美国300多年历史上的200多位女作家。由此我想我们国内女性文学研究这几年发展很快。虽然出版过美国文学史和族裔文学史，但大家对于美国女性文学的整体发展情况了解不够。据我所知，我们国内目前只有一本美国女性文学史，是徐颖果、马红旗写的，出版于2010年。这本书具有开拓意义。我记得作者选了128个美国女性作家，但整本书的编排更像一部文学词典，所有的作家都是三段式，作家介绍、代表作和评价，对一些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女作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所以我就萌生了写一本美国女性文学史的想法。之前不久，商务印书馆刚出版了我们学校的《当代外国文学纪事》丛书，那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是项目主持人和丛书总主编，外加美国文学卷主编。这套书共十卷，约1000万字，光美国卷就有110万字。我们这套书做得很辛苦，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也非常认真，才促成最后的成果，之后我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他们听说我正在撰写女性文学史，很感兴趣，就让我把课题策划给他们看，结果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这本书，与我签了合同。我觉得能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一本书是我的荣幸，他们的学术声誉很高，之前我们有过合作，双方都有相互信任的基础。这本文学史预计也会有五六十万字，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共分了五大章，我与其他三位学者合著。撰写这本女性文学史的初衷，就是基于想真正全面了解美国文学就必须要了解美国女性文学的想法。

我前面说过，我自己是研究小说的，写了一本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又写了一本20世纪美国小说研究，之后做了一本美国女权文学批评家研究，下面自然就想到要写一本女性文学史。这些年，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想把几个大一点的项目做完，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算是一个交代吧。我研究美国女性文学这么多年，在这个领域做久了，想法也不断涌现出来。我一直对我的学生强调，一个人的研究方向要相对专一，研究才能不断深入。一个领域只有你进去了，不断加深了解，那么你说出话来才不会无的放矢。

任：之前您做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小说研究，就很宏观了，而这一本书比之前的更为宏观，那它是否除了小说以外还涵盖诗歌和戏剧等体裁？

金：当然。这是一本美国女性文学史，既有小说，也包括戏剧、诗歌，但在美国女性文学当中，小说所占比重最大。第一章是早期文学，从安妮·布雷斯特里特开始；第二章是19世纪上半叶；第三章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第四章是现代文学，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第五章是当代文学，这一章所涉及的作家最多，这也反映了当今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我自己撰写前两章。撰写文学史首先是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大量阅读使我获益匪浅，也加深了我对美国文学的理解。譬如，这次我就把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1700多首诗看了好几遍，这一个小节我写了一万多字，现在我对她的了解就更多一些了，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接着写了瑞贝卡·哈丁·戴维斯（Rebecca Harding Davis），她是在美国女性文学中第一位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作家，被称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她写了一本《铁厂生活》（Life in the Iron Mills），描写19世纪美国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对于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国内学界对她关注较少，在中国知网上我仅找到一篇中国学者关于她的文章。有意思的是，在撰写这部分的内容时，突然就有写作灵感冒出来，之后就衍生出来关于戴维斯的《铁厂生活》与美国工业化社会的文章。我之前写的关于囚掳叙事的文章，也是如此。在撰写这一小节时，我从囚掳叙事又联想到囚掳这一经历为女性带来的文化越界，把那两点联系起来，就写出了一篇批评文章。

任：非常期待能够早日看到这本文学史面世。此外，《当代外国文学纪事》的出版是出版界的一大盛事，这一卷丛书梳理的是 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快过去20年了，您有没有关注如今的美国文学又有什么新的热点和变化？

金：我现在无法预测美国文学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但我想应该是一个更加灿烂的春天，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曾有人断言小说的消亡、作家的消亡、批评的消亡，我倒是对此满怀信心。只要有人类社会，文学就不会消亡。虽然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受到高科技、商品时代、金钱社会的冲击，但物质上的富足替代不了精神追求，总有人是文学的创作者和文学的阅读者。尤其可喜的是，当代的美国文学越来越体现出其多元化的特征，族裔作家和女性作家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此外，许多作家摒弃了20世纪后半叶某些后现代作家那种文字游戏式的创作，对于社会和时代进行了深刻反思。

当然，我特别希望国内有更多学者去关注美国女性文学。尽管有人说，现在从事美国女性文学研究的人太多了，我倒觉得还不够，因为现在的女性文学毕竟占据文坛半壁江山。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学者之间的交流，这样才能对美国文学有更完整更全面的认识。

任：做边缘文学研究，比如女性文学、族裔文学、儿童文学，如何确定一个好的选题？我是做儿童文学研究的，有时候不免也会心存困惑，如何面对他人的质疑？

金：没有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是不值得做的，没有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是愚蠢的。我跟我的弟子也这样说，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你选哪位作家，关键是你怎么做，怎么才能扎进去，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研究，我建议年轻学者一定要尽早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后就要进行持续的关注，要有浓厚的学术兴趣，要有研究的紧迫感，也要持之以恒，最后一定能出成果。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儿童文学研究实际上是比较边缘化的，在国内外都是如此，很多人会认为儿童文学不算严肃文学，写出来的研究文章相对来说会比较浅，所以投稿也会比较困难。我当年开始做女性文学时，国内同行寥寥无几，但我对女性文学很感兴趣，就做下去了，别人对此怎么看，我都不是特别在意。一个学者想要做出东西来，就要选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能朝三暮四，也不能面面俱到。选择了就去做，做到底，把学术兴趣转化为学术成果，这才是最重要的。

任：金老师，您担任外语界知名学术刊物《外国文学》的主编，对办刊肯定有一些独到的思路和想法。我受《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的委托，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金：简单说一下，我担任《外国文学》的主编也只有四年时间，我们的杂志从80年代创刊，已经有一段历史了，是国内外文学期刊中办得不错的，在学界一直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但这绝对不是我的功劳，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杂志的所有人，都对这个杂志的建设投入了大量心血，我自己的作用微乎其微。一个好的期刊，实际上是搭建了一个学术研究平台，那么就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的建设，使国内学者能够了解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读到专家学者的学术高见，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我觉着一个杂志要办好，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第一，要建设一支过硬的编辑队伍，所有参与编辑的人既要真正热爱这个工作，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对待，又要有较高的编辑水平；第二，要善于借力发展，一家杂志自己的人手毕竟有限，要借助其他杰出学者的学术力量，不断提高杂志的学术水平；第三，要有较高的学术敏感性，能够及时挖掘和关注新的学术热点和话题，一本好的杂志应该起到引领学术潮流的作用。

任：金老师，非常感谢您耐心回答了我这么多问题，真是受益匪浅。时间不早了，我还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但只能就此打住，等待下一次机会。再次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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