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辉 | 作为文学关系研究范畴的“世界性因素” | 自由微信

宋炳辉 | 作为文学关系研究范畴的“世界性因素”

宋炳辉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2021-03-17

【作者简介】

宋炳辉，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文学研究。先后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领军人才（2014）、中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6）

宋炳辉教授

作为文学关系研究范畴的

“世界性因素”

（本文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2期，第68-77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子项暨上外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211YYSBH01、KX161014 ) 及“ 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法论” (211YYSBH02) 的成果之一。

摘要：“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是陈思和继“新文学整体观”后针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其在中外文学交流背景下的作家个案、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叙述等多层面的学术实践中提出和渐次展开，已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逐步体现出某种范式性意义，对全球化时代如何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中外文学的有效对话，以及重新考察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提供了建设性启示。

关键词：世界性因素；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范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陈思和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提出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关键词”，大约就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了。这个核心概念在他3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实践中，经作家个案研究、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等多个层面的同时展开和不断推进，在陈思和的个人学术话语中可能已经成为最具范式意义的概念。它在体现陈思和的个人学术创构及其特点的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的启示意义也日渐显露。这日渐显露的过程，伴随了30年来国际文化格局和中国文学学术语境的变迁，更是他在学术实践中持续思考与探索的收获。在我看来，这个过程几乎贯穿了他至今全部学术历程。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人文学者，陈思和的学术生涯，起步于中国新文学研究刚刚开始摆脱僵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走向学科独立的时期，也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被再次引进，并逐步建立学科体系的时候。虽然一开始是以20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为自己的志业，但比较文学的学术方法和视野，无疑对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他的文学学术工作，从一开始就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现当代作家个案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前者是与贾植芳一起，承担“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课题研究，后者即是现代作家个案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对西方文艺思潮、作家作品和创作方法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资料的全面清理，使他充分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多元的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从而使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建立在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之上。关于陈思和的当代文学批评，这里不做具体展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当代批评界持续发挥的影响，除30多年来所倾注的热情与心血外，还取决于其批评视野的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二维参照意识，而作为个案的巴金研究 [1] 就是从整理作家原始资料开始，其论述框架是从思想文化和文学表现手法两个方面，清理作家创作和中外思潮特别是西方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欧美恐怖主义和法国民主主义等西方文化思潮，以及法、俄等欧洲文学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被国内学界长期回避的话题的引入，大大拓展了既有的学术视野与格局，为巴金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学术带来一股清新之气。

陈思和教授与宋炳辉教授

在此基础上，《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陈思和在新的学术语境下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反思。它立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从中西交流角度梳理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命运，辨析中国作家如何基于本土立场，主动汲取外来文化养料，从民族文学传统转型的需要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这一研究角度，固然出于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变革的需要，但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它以“中国新文学中的 XX”为论述框架，探讨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影响下，对西方近现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和文化思潮所做出的回应、借鉴和创造性转化，从而体现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过程。最早就构思写作于80年代初、陆续发表后成书于1987年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引起广泛关注和肯定，也在1990年贵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第三届年会上获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①。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追踪阅读这些论文时的兴奋之情 (当时我并不把它们当作比较文学研究看待) ，它们为我这个青年学子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丰富的资源背景，也呈现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国际文学交流图景。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初关注比较文学，并把早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逐渐扩大至比较文学领域，这些文章起了重要作用。但他很快就对这种论述方式表示出警觉和不满：中国文学中的什么什么，会不会又成为一种新的套路呢？当时我并未真正从学理上理解这种自我质疑的内在含义，只是隐约猜想，大约就在他酣畅淋漓地写作这些文章，并在陆续发表后引来许多肯定和赞扬的同时，已经伴随了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的进一步思考了。这种猜想在不久后他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得到了证实。

陈思和以“新文学整体观”命名而出版的著作至今有5个版本。他对这个书名或者命题应该是有特别感情的。而他的许多学术工作，又都可以与这个命题形成不同层次的逻辑关联。我想，它固然是直接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提出，但鉴于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兼具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性质，陈思和围绕这一命题所做的论述、修订、调整和丰富等一系列工作，正体现了他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思考。因此，结合他的相关论述来观察这种调整与变化，不妨也可以作为理解其“世界性因素”研究范畴形成、展开及其内涵的一个途径。

在 1987 年《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出版之后的 20 多年里，陈思和相继又有台湾[2]、韩文版 ②、上海修订版 [3] 和作为“20 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之一的“续编”版 [4] 问世。每次新版，陈思和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订补充。比较起来，后两版调整更多一些。上海文艺社的修订版增加了关于文化状态、战争文化心理与民间文化形态等章节的内容，而“续编版”变化最大。与初版相比，《新文学整体观续编》完全是一部新著了，不过最后仍以“新文学整体观”来命名，说明其论述对象和核心命题仍是陈思和一以贯之的，若从与比较文学的关联性来看，这里我最关注的变化是，他把自90年代初以来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系列思考，终于正式纳入“新文学整体观”的命题构架之中了。

在我的理解中，对陈思和而言，这一“纳入”并非轻而易举，而是伴随了长期反复的考量。这种反复的压力，首先来自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它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他也不愿意仅仅在理论推演和假设的层面上给予“解决”；压力还包括所面对的学术语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指30年来国际国内学术文化的变迁，更意味着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寻求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困难当然还包括这种思考在理论表述上的难度：我注意到，他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表述，似乎远没有直接论述中国现代或当下文学创作时那么收放自如。记得多年前，他曾因一本讨论新世纪文学的书名，引来无端又武断的酷评。陈思和在气质上并非放诞幽默之人，类似“不可一世”这样的多义性表述，是他平时并不多见的幽默外露，这种话语表达的放松当然来自于对研究对象的熟悉和自信。但在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表述中似乎不曾看到，相反更多的倒是“一些想法”、“随便谈谈”、“几点思考”、“思考与探索”之类的低调与谨慎的表述。

不过，其中的问题意识和试图寻找解决可能性的指向是一贯的，也并不刻意掩藏话题的锋芒，甚至一开始就包含了对比较文学这一外来新兴学科现状的带有根本性的质疑和反思。就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获首届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的那次贵阳会议上，他以《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为题，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展开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与疑难” [5: 191-200]，包括对这一学科的“哲学基础”、“基本世界观”和“完整认识论”的根本性追问，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的大胆质疑，对当时国内学科现状中存在的工具化倾向的怀疑，等等。笔者入行较晚，无缘参加那次贵阳会议，但今天重读这篇篇幅不长的发言稿 (发表时还经过文字修改) ，仍可感受到这种质疑和追问的尖锐程度，想象着当年那种宽容而充满生气的学术研讨氛围和作为开放学科的生气活力，油然心生一种向往之情。问题是，当年的这一连串的质疑，至今仍然不乏其有效性和针对性。

我想，陈思和带有根本性的质疑，来自于对中国文学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追问，特别是与西方文学有着无可回避的诸多直接关联的中国新文学，其在本土悠久传统与西方强势文学面前，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到底应该如何评估？“如果这个世界把华文写作排除在它的原创领域外，仅仅把它视为西方文学的接受者和派生物，那只能说明这个世界文学本身不完整与不合法。” [6: 329] 这种文化价值立场对陈思和而言，是带有根本性的。但是，我把这段他在几年后发表的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之世界性因素分析中的表述提前引在这里，是出于对陈思和学术思想的整体理解角度的考虑。就陈思和而言，这种表述并没有出现在更早开始的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探讨中，我想对此他是有所考虑的。在学科理论的探讨中，价值立场与学术方法固然无法绝然分割，但又无法相互替代。学术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积重难返，当然不仅是方法与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需要从方法背后的价值观念和逻辑前提中寻找原因；但在学术方法的讨论中，如果仅仅停留于价值立场的直接表态，有时反而会妨碍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因此，这一思考在《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一文中的最初表述是：“中国文学这一元素加入到国际比较文学的总体背景上去以后，原来西方人赋予的整个世界观都将应该有所变化，如果中国的学者无法在这一基本点上给比较文学学科任何一点补充与修正，那中国文学至多是为他人提供几件新鲜的研究材料，别无他用。” [5: 194] 这种表述，其实已经包含了价值追问的含义，但又是针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当代语境，包括比较文学的学术传统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而提出的。

直到3年后，他才从这一立场出发，直接提出了以“世界性因素”来替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外来影响”概念的主张 [7]。它既是在关系研究领域提出的新概念，就必然带有研究方法与范畴的意义，但若完整理解陈思和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我想还得结合他之后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和具体研究，其中包括面对比较文学学科的传统理论与方法角度的质疑，以及针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创作个案与文学思潮流变的具体论述。换一句话说，陈思和的“世界性因素”范畴本身，就是在理论性批判与具体研究的展开中逐步显示其含义的。

从话语发生的具体语境看，“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命题是针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普遍现状而提出的，后者习惯上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为理论前提，又以外来影响线索的“实证”作为研究方法。表面看来，两者间各有依恃：一方面，大量外来思潮是中国新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最明显的特点，而实证方法又有其“科学性”作为担保；同时，外来影响的特征确保了实证研究的材料与对象，对影响线索的考据反过来更证实了外来影响的大量存在。两者上下呼应，互为证据。要打破这样的逻辑链条，必须在方法论与文化价值立场两个方向同时用力。

需要直接面对的首先是体现科学性特征的实证研究方法。尽管陈思和多次声明，“世界性因素”并非针对外来影响的实证研究，而是针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出的，“其最终目的是将中国20世纪文学史置于世界性的格局下展开，建构起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的学术平台” [4: 29]，但在许多相关表述中又一再以实证研究为辨析对象。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也是引起相关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外来影响的确是中外文学关系的一部分，又是最基础最直观的一部分，而且在当时已经积累了为数不少的学术论著，无论是国别文学界还是比较文学界，对这种研究路数多有倚重，但对这种方法的阐释限度和理论前提却少有进一步的追问。所以，实证研究本身虽然在理论上并非“世界性因素”的针对对象，却又不得不是这一研究新范式得以施展的入手处。作为新时期最早系统地进行外来文学影响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陈思和当然不否认外来影响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大量存在的事实，不否认它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也不在一般意义上否认传播与影响事实考证的价值。文学关系中的实证研究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因素”理念的直接处理对象，正在于它越界筑路，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方法扩大至中外关系研究中对文学创造的价值评判领域。

说到底，“一个由文本资料组合起来的大事年表，至多只能揭示出外来文学影响的‘线路图’，却很难揭示出作家创作的真正‘心路图’” [8: 53]。文学关系除了事实上的种种联系 (包括文字与非文字的传播交往史实) 之外，更重要、更深层的关系是与生存处境相关的精神与审美创造之间的差异共存关系，这种“关系”在文学文本的创造与阐释实践 (批评与研究) 中同时展开又相互激发。因此，不要说影响事实的勾勒本身在技术上有其限度 (有关影响的文字记载在完整性、统一性和可信度等方面永远无法臻于完备) ，退一步说，就算能够完整勾勒出20世纪外来影响的所有线索，也无法完整地描述中外文学的所有关系内涵，更无法以这种“线路图”式的现象描述替代和涵盖以“心路图”为特征的创造性的共存关系。因此，以外来影响的实证研究取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其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是把文学创造发生的命题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等同于或取代了“充分必要条件”；把只能证明文学关系的部分或某一层次的内容 (传播、译介及影响) 看作文学关系的全部；把20世纪外来影响 (尽管是明显繁复) 的事实存在，夸大至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逻辑起点；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 (尽管是明显的) 特点看作它全部的、根本性的内在特点；把20世纪中国文学从传统中更新再生与外来影响的传播影响这两个现象的并列共存关系，完全归结为因果关系。

宋炳辉教授

而这种思维逻辑上存在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清理，除了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即在方法上过于依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外，更主要的是全球化时代主流话语的笼罩影响之故。而这就是陈思和需要面对的另外一种阻力，也是“世界性因素”范式在价值观念上真正的针对性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结论背后，正是以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发生及其创造性的基本判断为前提的，它完全以文明进程的先后等同和替代对不同文化的特点与创造性的评价。这种时代观念的流行恰逢上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重新引入中国的时候。作为一种旨在打破闭关自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对话的新兴学科，其总体学术倾向正与时代启蒙文化所主张的引进西方现代文化的观念暗合，因此“影响发生说”几成不证自明的权威命题。从而把20世纪殖民文化影响和现代性的全球普及，西方强势文化对第三世界文化的覆盖和影响等中西之间的“血缘纠葛”，把“中外文化杂交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具有外来影响因素的艺术想象”，解释成“暧昧的私生子”，“仿佛没有西方文学的‘种子’，中国这片土地上就会寸毛不长” [4: 310]。如此，中外文学关系的核心与深层问题，即世界文学背景下各民族文学的创造性实践及其成果间的共存关系，就这样被压抑、遮蔽为单纯的影响关系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思和为了凸显主体创造性因素，有时也把世界性因素解释为中国作家的创造力本身。因为“深深陷于世界文化和文学信息旋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它的独创性并不是以其是否接受过外来影响为评判标准的，而是以这种影响的背后生长出巨大的创造力为标志” [9: 38]。但在更正式的表述中，③ 他把世界性因素定义为一种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即指“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以中国文学史上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为对象的研究，其方法上必然是跨越语言、国别和民族的比较研究” [4: 297-298]。这里所说的“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当然包含了——但远远不止于传统影响研究视野下的“外来影响”部分，而所谓“方法上必然跨越语言、国别和民族的比较研究”，正是他的“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重点与实质所在。它不仅意味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立场与方法上对外来影响的实证研究的超越，也超越了比较文学理论中对传统影响研究的修正即“影响/ 接受研究”，进一步也修正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平行研究理论及其研究范式。

对陈思和而言，这种研究范式的反思、探索和建构，并非来自单纯的理论思考，更来自于中外文学关系的具体研究。他从最初的巴金个案中深切感受到作家与各种西方思潮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又在新文学整体研究中引入西方文艺思潮为参照，梳理与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流变脉络，但又不满于这种参照下的比附式阐释。在整体观的最初论述中，他就已经注意阐发中国新文学思潮与创作的独特性内涵，并在之后的批评和研究实践中，随着论题的展开又做出进一步推进和调整。比如，在西方浪漫主义参照下的中国新文学论述，他更多地在现实文化处境与作家的想象力、文体方式等具体层面上展开，考察时代文化压力下作家的精神气质。又比如在西方现实主义思潮的参照论述中，他用一个比创作方法更具涵盖力的“现实战斗精神”来概括新文学中的文学现象，而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则明显超出了一般文学史论述中关于现实主义作家划分的限制，由此把原本在西方现代主义参照下对新时期“现代派文学”及其现代传统的追溯，即当代文学中的“现代反抗意识”与“现实战斗精神”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传统中关注现实命运的一个整体。再如中国新文学中的“忏悔意识”，陈思和的论述揭示了鲁迅等中国优秀作家在西方人文主义和现代反叛文化传统参照下的双重内涵的完美结合，这在整体观一书的最初版本中本来独立成章，后在修订版中又归入“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的论题之下。④从上世纪末开始，陈思和在关于韩少功《马桥词典》的独创性、冯至十四行诗的世界性因素，特别是通过余华、张炜、阎连科等当代作家创作中的“恶魔性”呈现等一系列论述中，不仅“世界性因素”的概念内涵逐步显露，其作为研究视野与方法的范式意义也得以渐次成形。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的当代阐释都已经无可争议地处于全球化的格局之中，那么它的创造力核心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只是被动的接受或单向接受前提下的主体性“微调”，它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多元格局中的具有丰富内涵 (其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构成) 的一元，无论在“忏悔意识”、“现实反抗意识”、“现实战斗精神”等文学观念，恶魔性等文学母题，十四行诗或词典型小说等文学体式，还是文学的审美方式上，它都在自身运动中形成了一系列创造性特征，而且不管其与外国文化是否具有直接的影响关系，都是以特有的面貌、特有的元素加入到世界文学之中，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与文学的内容。而他有关五四文学先锋性的论述，是在世界文学平台上，参照西方现代先锋文学运动的兴起及其特性，从而在更宽阔的视野中分析它与其他中国文学潮流、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一论述的意义除了在中国文学史古今演变和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并存的意义上所提供的新见之外，也是将“世界性因素”这一研究范式从作家作品及其主题的个案研究、文学传统的纵向流变，拓展至一个文化大转型时代内部，在更开阔的背景下对各种文学力量及其存在方式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探讨的成功尝试。

从梳理外来影响史实，到在西方文学思潮参照下整体考察中国新文学发展流变，再到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对中国新文学中的文本个案、文学主题和文学思潮进行跨语言、跨国族的比较研究。如果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视野去看待陈思和30多年来的学术路径，似可以分辨出其学术实践在价值立场和方法上的这样一条轨迹。在这一轨迹背后的支持和推动力量中，当然包括对比较文学/ 民族文学学科的理论反思，对自己的相关论述在前提与方法上的警觉，但更重要的，是对20世纪新文学发展状况与主体精神传统的悉心体察。在陈思和那里，所有理论问题的提出都基于鲜活的文学发展现场，都来自于对文学史的具体考察，而“世界性因素”这一概念的提出、内涵的渐次清晰和阐释效应的逐步显现，正来自于他具体而宏观、理性而敏感的文学阐释实践，来自于他对中国文学主体创造性及其价值的领悟，这种创造性及其价值必须在世界各族文学平等与完整的对待中才能得到有效的阐释。由此可以在价值立场与方法视野相统一的意义上，理解他对“世界性因素”所包含的两种研究视角的解释：它不仅包容和超越了外来影响的实证研究，同时也反思和超越了影响/ 接受研究和平行研究所包含的“世界—中国”的二元对立方式，后者把对等的文化价值立场和主体的完整性分割在不同的研究方式中，无法真正揭示中国文学如何“以自身特有的面貌加入世界文学之列并丰富其内容” [4: 296]，如此“世界性因素”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范式意义也得以呈现。

这一从中外关系中形成的研究范式，也为全球化语境下展开中国文学研究、在世界多元文学生长和流变中阐发与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找到了一种新的切实的可能，它不是一味居于国别立场强调民族文学的特点，不是在中外二元对立的关系中理解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而是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包括在外国(主要是西方) 文学启发下所呈现出来的创造性成就，在开放和平等的世界文学视野中加以阐释，阐释其如何增进了世界文学内涵，丰富了世界文学谱系。在这个意义上，陈思和对“世界性因素”概念的核心内涵及其范式化阐释，即它“不反映对象的品质，只反映讨论方法的视野” [4: 297]，“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构建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 [4: 296] 等判断，也给我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展开世界文学命题的探讨，为重新认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实质性启示。

30 多年来，尽管陈思和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前提到研究方法有着一贯的思考，新世纪以来，又在提倡大学普通人文通识教育的同时，倡导比较文学的精英化人才培养理念，并在复旦的学科建设中进行大胆实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谨慎地把自己限定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在比较文学的各种学术会议上，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本质上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的”。不过，随着对“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内涵阐释与方法轮廓的逐渐清晰，他对自己的比较文学学科身份似也有了新的理解。在 2006 年回顾有关“世界性因素”的思考与探索时，他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概括为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和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中间穿行”，而且是“一直在寻找两个学科之间的融合点，使彼此成为一个从方法论到本体论都是完整为一的整体学科”［10: 9-15］。这种自我表述上的变化也许不大为人在意，但我认为，这正是他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的思考趋于明朗和系统的一个表征。

注释：

① 此次评奖设荣誉奖和著译、教材、工具书等各三等奖，荣誉奖得主为钱钟书、季羡林、金克木、杨周翰、王佐良、王元化、方平、赵瑞蕻等老一辈学者，其中除方、赵的著作涉及现代文学之外，其余著作都属古典时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而在10部一等奖著作中，有5部属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当时国内比较文学界的学术热点由此可见一斑。

② 韩文版《20 世纪中国文学论》，是朴宰雨在台湾“业强版”基础上编译，由韩国青年社 1995年出版的。

③ 在 1993 年的论述中，他还有这样的表述: “新文学的文本中多大程度上容纳了‘世界性因素’。这种因素不仅表现了外来影响的成分，更主要的，是包括了一个中国人对世界的接受与反馈，并且在世界同类现象的参照下，研究其自身的形态特点。”见陈思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中国比较文学》1993 年第1期。虽然其重点落在“在同类现象参照下研究”上，但仍可以对“世界性因素”作传统的对象化理解，后来他显然放弃了这种略带含混性的表述方式。“理论表述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④ 这种调整在1990台湾版 [2]、2001 年上海修订版[3]中都有体现。2001版变化较多，所增加的第 3、4、5、6 四章对中国新文学文化状况的整体考察内容，因不直接针对中外文学关系问题，这里不做展开。但该版新增的最后一章“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外来影响”，则不妨看作2010续编版[4]要旨的预告。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李辉. 巴金论稿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 陈思和.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M]. 台北：业强出版社，1990.

[3] 陈思和.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修订版)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4] 陈思和. 新文学整体观续编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

[5] 陈思和. 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 [A]. 鸡鸣风雨[C].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6] 陈思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 [J]. 当代作家评论，1997 ( 2) .

[7] 陈思和.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 [J]. 中国比较文学，1993 (1).

[8] 陈思和. 随便谈谈 [J]. 中国比较文学，1998 (1) .

[9] 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续编》总序 [A]. 新文学整体观续编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

[10] 陈思和. 我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考与探索 [J]. 中国比较文学，2006 (2) .

致谢：陈思和教授与宋炳辉教授合影选自“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