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承勇 |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作者简介】

蒋承勇，男，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著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人性探微》等1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外国文学评论》、《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发表论文150余篇。首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外国文学史》主讲教师。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

——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本文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8年第2期转载，原文约15000字。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20世纪上半叶始，西方文学理论界各种新理论陆续登场、层出不穷，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一些理论家研究理论以文学为对象，谈的是文学理论，但其结论并不适用于文学，而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诸如文化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书写方式已经远远超出文学而泛化为各学科“通吃”的“泛理论”。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欧美文学研究界的理论热时期。正是理论热时期的理论所固有的根本弱点，导致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对它们的不满与反思。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初步质疑，到90年代出现普遍反思，其间有不少理论家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观点，表达了对文学理论的“非文学化”“泛理论”和“理论过剩”倾向的不满。对理论的反思又成为理论热之后的一种流行理论，有学者称其为“后理论”

然而，这种反思在我国学界要晚得多，而且有趣的是，欧美对理论进行反思之时，正是我国学界对理论十分热衷之际。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对现当代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吸纳可谓如饥似渴、饥不择食，对西方五花八门的新理论奉若佳肴。这在我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理论热”时期。必须看到，在此种亢奋状态下取得的不少成果也确实有半生不熟之嫌，其主要特点是：重方法与观念的翻新和套用，轻理论与文本之切合；方法、观念与研究对象之间普遍呈“两张皮”现象。

大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逐步兴起，以文学的文化研究为主导，西方理论界的大量新理论又一次成为我国文学研究者追捧的对象，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等成了新一波理论时尚。这些理论虽然不无新见和价值，但它们依然存在着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弊端，理论更严重地转向了反本质主义的非文学化方向。面对蜂拥而至的新理论，我国学界对其产生的反应同20世纪80年代有类似之处，在心态与方法上依旧有饥不择食、生搬硬套之嫌。对此，不断有人提出批评与反思，其理论自觉和检讨之深度则大大超出了80年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初以来的一些反思与评判。相比于20世纪末理论热时期，这些反思显得更为自觉、理性因而也更有理论深度。

最能体现这种自觉、理性和深度的是张江。他通过《强制阐释论》《理论中心论——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说起》等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对现代西方文论的主要缺陷及其对我国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话语中，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或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或以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它们从根本上抹杀了文学理论及其批评的本体特征，使文论偏离了文学。不仅如此，“强制阐释”还诱导文学研究远离了作家、作品和读者，滑向了“理论中心”，“其基本标志是，放弃文学本来的对象；理论生成理论；理论对实践进行强制阐释，实践服从理论；理论成为文学存在的全部根据”。在深度剖析西方现当代文论之主要缺陷的基础上，张江进而尖锐地指出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对外来理论的生硬‘套用’，理论与实践处于倒置状态”等弊端。

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确实存在着主观预设的弊病，不过，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一种认识性活动，其目的是将经验归纳中所涉猎的非系统的知识，遵照对象物的内部关系和联系，给出合逻辑的概括与抽象，使之成为系统的有机整体，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真理。与之不同，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是一种实践性活动，其目的是将普遍性真理（也即理论）运用于客观对象物（也即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并在对象物中得以合规律的阐发，其方法不是演绎归纳和思辨性的，而是分析性和阐释性的。我们在借鉴西方文论展开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时，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理论研究的演绎推理和思辨的方法直接套用到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来，从而混淆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及文学鉴赏之间的区别，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人这么做了却又反过来埋怨理论本身。对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来说，在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过程中运用和渗透某种理论与观念，体现阐释主体和评论主体对研究对象某种审美的和人文的价值判断，是合情合理、合乎文学研究与评论之规律和规范的，与理论过剩、主观预设、泛理论等弊病不可混为一谈。

我们要理性而清醒地看到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确存在的先天不足，并且要看到它与我国文学和文化传统难免会存在水土不服的状况，因此不能简单直接地予以套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放弃对其合理成分的学习、研究与借鉴，尤其是不能因此而忽略经典阅读、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和创新，忘记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反对文学研究用理论证明理论的主观预设式批评和评论，倡导立足文本，从文本出发解读、阐释与研究文学，着力纠正脱节之弊，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本解读不需要理论的指导与引领。

要完成准确而有深度的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评论与研究，并不是解读者和研究者主观上努力追求并在实践中做到从文本出发、反复阅读经典文本就能奏效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升华过程，没有先期的理论获得、积淀和储备是万万难以实现专业化有效阅读与阐释的，也就谈不上文学研究和对经典的重估。西方及我国学界在理论热中出现的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有非文学化之谬误，另一方面也是理论运用者自己生硬套用理论，强制、外加地去套读文学文本造成的,是研究者理论与能力匮乏的表现之一。后一种情况则需要文学研究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对理论的领悟、理解与应用能力，而不是由此否定和抛弃理论本身。就像文学理论应该而且必须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一样（虽然它也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研究文学，但它的建构不能脱离文学文本和文学实践经验），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也万万不可脱离理论。因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现象以及作家创作实践经验的分析、归纳和演绎、抽象，理论研究本身不仅具有学术的和历史的价值，更有反哺和服务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之功能。不仅如此，对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宽泛和广义的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而言，其研究设计与书写方式必须是学理的、规范的和有理论深度的，其研究成果必须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这种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也是一种理论性思维，由于其研究对象是艺术产品，因此，这种思维活动具有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双重特征。如果仅仅是简单的个人经验和常识指导下对文本的评说与解读，那么，即使这种解读密切结合了文本，解读者的理解则依然很可能是肤浅的和缺乏学理依据的；即使这种解读后的评说与分析有可能让一般的读者或听众有所启发，但因难以切入到审美的或人文的深层，也就无法上升到文学史和理论层面，于是也就谈不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虽然我们并不能要求任何文本解读都必须合乎学理、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但对专业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者来说，却必须有这样的要求。

由此而论，在理论热消退后的后理论阶段，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应该冷静地对待理论问题，包括我们给予了诸多批评的有先天缺陷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不能忽略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研究创新对理论本身的迫切需要；我们不能因为曾经理论热的弊病而忽视理论引领对专业化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不能忘记即便是业余的文学阅读也需要文学和美学理论素养的提高，需要专业工作者对他们进行适度的引领与指导。

至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几十年来，跨学科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倡导的学术研究的创新之路，这与西方文论缺陷之一的场外征用不可相提并论。场外征用指的是将非文学的各种理论或原理调入文学阐释话语，用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它改变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走向。场外征用这种方法无疑会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引入误区。但如果我们不是重蹈场外征用的覆辙，把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生搬硬套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和文学研究，把本该生动活泼的文学批评弄成貌似精细化实则机械化的技术操作，那么，对文学进行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跨学科、多学科、多元多层次的研究，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不仅是允许的和必要的，而且研究的创新也许就寓于其中了。这种研究其实就是韦勒克和沃伦提出的“文学外部研究”。“文学是人学”，而人是马克思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文学去研究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人，在文学中研究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题中应有之意。重要的是，新理论新方法何以才能呼之欲出？毫无疑问，在综合其他学科知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革新我们的文学理论，展开比较文学方法指导下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显然也是我们理论与方法创新的路径之一。因此，我们应该拒斥“场外征用”，但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无疑应该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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