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 | 西方文论关键词：媒介生态学
【作者简介】
周敏，英美文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副主编，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 (美国) 期刊编委、Open Humanities Press（英国）、Critical Climate Change系列丛书顾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莱特”高级研究学者，河南大学、临沂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曾任丽水学院兼职教授、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讲座教授、加拿大滑铁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近年来，在Telos、《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在国内外出版The Transcription of Identities: A Study of V. S. Naipaul’s Postcolonial Writings、《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希利斯•米勒选集》等学术专著、译著。近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新闻出版署“经典外译项目”、教育部“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创新团队项目等科研项目。曾应邀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泰国易三仓大学、特立尼达西印度大学等十余所海外高校进行专题讲座。学术研究之外，擅长会议口译，曾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访华活动、联合国计划发展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博会、国际博协大会等担任同声传译、交替口译译员。周敏 教授
西方文论关键词：媒介生态学①
（本文发表在《外国文学》2014 年第3期第105-114+159 页。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里罗的小说与当代美 国 媒 介 文 化”（11CWW010）；教 育部 新 世 纪 优 秀 人 才 支 持 计 划 项 目（NCET-11-0684）阶段成果 。
内容提要：媒介生态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北美兴起的重要理论思潮，它将媒介作为环境进行研究，旨在考察“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本文从技术、文化与符号三个角度探讨了媒介生态学的概念历史和理论目标，辨析了媒介与人类之间的互动所给予文化以 特性的方式，同时指出，媒介生态学对媒介结构与过程进行研究的根本目的乃在于一个人文主义的目标，即保持文化象征意义的平衡。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 媒介 技术 文化 符号
Abstrat: Developed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1970s, media ecology is a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 aiming a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medi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ual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objective of media ec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ymbol. By analyzing the ways in which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ffect human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and how media affect large structural changes in human outlook,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ymbolic balance of culture remains a long-term purpose of media ecology.
Key Words: media ecology; media; technology; culture; symbol
略说
如今，铺天盖地的媒介汇聚成的信息洪流正在重组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的各种感觉几乎被无限地延伸。媒介已经不仅仅是信息，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它确乎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媒介生态学”②（Media Ecology）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首先在北美兴起的理论思潮，它将媒介作为环境进行研究，旨在考察“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林文刚：1）按照尼尔 · 波兹曼 (Neil Postman, 1931-2003）的说法，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所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或者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含义结合起来，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Postman, 2000: 10）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生态学不仅成为传播学界与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比肩而立的重要学派，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媒介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媒介何以“生态”也成为了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命题。
综述
北美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发源地，但早在波兹曼把媒介生态学学科化之前，其基本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发展。这个学派的 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相对论原理，甚至19世纪的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③。媒介生态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阵地，一是加拿大的多伦多，以伊尼斯 (Harold Innis, 1984-1952）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为主要代表人物，尤其是麦克卢汉，被誉为媒介“先知”；另一个是美国的纽约，以芒福德（Lewis Mumford, 1985-1990）和波兹曼为代表。“媒介生态学”的概念首先是由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媒介理论家波兹曼在1968年提出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波兹曼开始在纽约大学创办“媒介生态学研究”（Media Ecology Program）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1988年，“媒介生态学会” 在纽约成立。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探讨媒介环境的结构、内容及其对人的影响，目的在于建立媒介环境和人之间的整体的“生态”（和谐）关系，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特别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关怀如何研究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林文刚：３)，波兹曼把自己在媒介生态学会成立 大会上的主题报告旗帜鲜明地命名为“媒介生态学的人文关怀”，他明确指出，我们对媒介的思考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理性思维 的应用和发展；第二，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的进程；第三，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第四，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或削弱了我们的道德感和向善的能力。（Postman: 2000: 14）综其四点，无不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考量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洞见、情感以及价值观。
媒介生态学所谓之媒介对象并非仅指以书籍、报纸为代表的印刷媒介，或是以电话、电视、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电子媒介，而是一个大媒介的概念，凡是能够负载信息的都是媒介，口语、货币、法律、数字，甚至高楼大厦都可被视为媒介。这些媒介大大 延伸了人类的感觉能力和范围：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等等。媒介生态学非常注重对媒介自身的研究，麦克卢汉曾批评以往的传播研究只关注内容而忽视媒介，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和转移看门狗的注意力，这是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因此麦克卢汉倡议一种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反对媒介—内容的两相对立，并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论断“媒介即信息”。（155-62）本文将从媒介与技术、媒介与文化、以及媒介与符号三个方面来考察媒介生态学的概念历史 和理论目标。
媒介生态学
作为人类心灵和外界事物交互作用的场所，媒介为观念的生活世界提供给养和资源，这一切乃是在技术的推动下实现的。正如伊尼斯所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都对知识的扩散发挥着某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只有深入考察媒介的技术特性，方能对媒介的文化功能作出准确的评估。”（Innis: 33）研究媒介倘若忽视了其背后的技术因素，就难以抓住媒介的复杂内涵。因为技术并非外在于我们的中立存在，并非仅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中介，而是构成了我们的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使用的技术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庄子，这是“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在麦克卢汉就是“媒介是人的延伸”。技术与人之间绝非简单的主客对立的二元关系。我们不仅创造技术，也被技术所构造，因为技术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我们行为的方式。每一种技术都在一定程度上重组了人类的感性空间和结构，从而改变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以来，技术的影响愈发广泛和深刻，作为“一种革命动因”的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一切制度之中，唯有改变社会解构自身才能适应技术的新形式。然而，在媒介生态学诞生之前，传统的传播研究鲜有对媒介自身的技术特性而开展的研究。媒介生态学从创立之初就十分关注技术在传播活动的压倒性作用，麦克卢汉、波兹曼、伊 尼斯、芒福德等都曾对技术主题进行过研究。
伊尼斯是多伦多媒介学派的开创者，也是北美20世纪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最富有原创性、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伊尼斯从政治经济学领域进入传播研究，早期曾关注加拿大铁路史、大宗商品的贸易等。20世纪40年代，伊尼斯开始关注木材这一大宗物品，在对造纸工业的研究中，伊尼斯看到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变成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他意识到与经济力量相比，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化的变迁、特别是公众思想观念的改变有着更加根本的影响。此后，伊尼斯转向了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在《帝国与传播》（1950）与《传播的偏向》（1951）中，伊尼斯明确指出，媒介的改变导致了社会变革，技术形式的变化也改变着人类的意识结构。受他的经济史研究模式的影响，伊尼斯把传播的研究也放置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通过考察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及英、法的兴衰史，提出了“媒介—行动者—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伊尼斯发现，文化的变迁来自技术的变迁，因为技术通过改变物质条件，通过 改变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习惯而产生制度后果。在为《传播的偏向》所写的序言中，麦克卢汉指出，伊尼斯把历史环境当作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他把注意力指向技术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显示如何去理解文化”。（Innis: 4） 通过这些研究，伊尼斯发现传播媒介具有偏向性，提出了媒介的“时空偏向”说，将媒介根据技术特征区分为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在伊尼斯看来，媒介是人类思维的延伸，传播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媒介和传播偏向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特征，媒介的形态对社会形态、心理和结构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Innis: 63）
麦克卢汉本是文学教授，剑桥大学的博士，他借用了伊尼斯的“偏向性”来发展自己的媒介理论，只不过他的重点不在传播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上，而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介通过“通感”④ （synesthesia）对人的感觉的影响之上，这与他在剑桥所受的“新批评”的浸染不无关系。正是“新批评”所主张的“形式即内容”的观念直接启迪了他对媒介与信息关系的理解：媒介即信息。在《理解媒介》中，他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每一个延伸都会使人的感官均衡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环境。与伊尼斯对技术民主前景的悲观相比，麦克卢汉相信技术将带来非集中化的民主社会与万物和谐的文明理想。除了伊尼斯以外，麦克卢汉还从刘易斯·芒福德的技术与社会理论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刘易斯·芒福德1895年生在纽约，亲眼目睹、经历了建筑、运输和传播形式的发展如何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和文化结构。芒福德于1934年发表的《技艺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被誉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之作。在《技艺与文明》中，芒福德提出文明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机器产生的结果，其中技术的形态是产生结果的原因。芒福德把人类历史视为“一整套技术复合体”，并按照技术的发展阶段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前技术阶段”（约公元1000年到1750）、“旧技术阶段”（1750 年之后） 和“新技术阶段”（20世纪至今），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标准是他们特有的能量、原材料和生产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环境 和人类生态，其中，“前技术阶段”为水木复合体阶段，“旧技术阶段”为煤铁复合体阶 段，“新技术阶段”为电力与合金复合体阶段。这个时期的芒福德对机器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也因此人们把他与“技术决定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芒福德的技术观点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技艺与文明》中，芒福德认为到了新技术阶段，新的技术可以造福于人类，特别是电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乐观态度。在其随后的著作《机器之谜（Ⅰ)：技艺与人类发展》（The Myth of the Machine (Ⅰ):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67） 中，芒福德明确指出技术是有机现象的一部分，（5）并且，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对立也并非自然而是人为制造的：
可见，芒福德并不主张技术决定论，而是倡导一种技术与文化的和谐生态。技术与审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势不两立，他所描述的正是“有机力量、审美力量和技术力量之间的平衡”。（林文刚：61）媒介的发展和传播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但技术绝不仅仅是媒介发展的催化剂，那样，我们就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圈套，事实上，在媒介生态学的芒福德、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传统中，他们都经历了一个对技术之于媒介本质的认识变化过程，即从乐观到悲观和批判的过程。对于技术与媒介的关系，波兹曼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技术之于媒介，就像头脑之于思维。”（a technology is to a medium what the brain is to the mind）就像思维一样，媒介乃是技术的应 用，而如何应用，则是媒介生态学深深关切的话题。
媒介与文化
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入侵和渗透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的媒介化，我们几乎很难想象今天有哪一种文化能够与媒介无关。其实，从口传文化开始，特别是从历史进入印刷时代开始，文化与文化的传播就再也不是孤立于媒介而能够实现的了， 特别是在电子传媒无所不在的今天，媒介的文化化更直接导致了文化对媒介的直接依赖。虽然对于电子媒介的全部后果我们还不能完全清楚，但毋庸置疑的是，自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以来，印刷术广泛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发展，促进了文化的普及⑤。印刷技术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包括诸如学校教育的普及、民族主义的出现、宗教改革的兴起、现代科学的发展、个人主义哲学的诞生、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壮大，以及童年观念的形成，等等。这些变化首先发生在欧洲，随后在北美得到充分发展。（阿什克罗夫特，见林文刚：281-96）
然而，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正在威胁着印刷文化所带来的这些变革，对此，媒介生态学家表现出了深刻的关切和忧虑。尼尔·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就是捍卫印刷文化的成就。波兹曼创立了媒介生态学，但他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小学教师），是献身语言、文学和印刷文化素养的教育家。他认为“印刷文化是现代教育制度的试金石，而且是文明世界和现代世界许多最光辉成就的试金石”。（金卡雷利，见林文刚：188）波兹曼早期的教育学著作《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1969)、《软性的革命》(The Soft Revolution: A Student Handbook For Turning Schools Around, 1971）和《教材：抱怨解读》（School Book: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now the Hollering is About, 1973）表面上看与媒介生态学无甚关系，但在这些著作中，波兹曼清晰地提出了面对电子革命的挑战时，读写文化所遭遇的挑战：“即使没有米歇尔· 麦克卢汉这个人，电器插头还是存在的。你未必是媒介决定论者、传道的使徒或者诸如此类的人，但你能够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印刷品在我们今天生活中的重要性远不如过去了。” （Postman and Weingartner, 1973: 83）因此，他要捍卫印刷文化给人类经验所带来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还要捍卫印刷文化容许我们所做的一切。（金卡雷利，见林文刚：161-66）
从《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1979) 开始，波兹 曼接连发表了媒介生态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著作《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1982）、《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1985)、以及《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Technolog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1992）等。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波兹曼旗帜显明地表达了对电子媒介大规模扩张所造成的印刷文化以及印刷文化所带给人们的所有美好愿景的忧虑。在《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中，波兹曼提出了教育的“恒温器观点”，认为教育在它所服务的社会和文化中要保持平衡，要成为拯救并维持在主导潮流影响之下失去的东西。他警示人们说，“一种文明、文化里的媒介偏向失去平衡时，平衡不可挽回地被扰乱之后，文明毁灭的种子就要发芽了。”（金卡雷利，见林文刚：170）在《童年的消逝》中，波兹曼指出现有的童年阶段并非一个生理范畴（biological category），而是社会的构建物（social artifact）， 确切地说，童年阶段是读写能力的产物 (outgrowth of literacy），是由印刷文化实现的，因为“在十六、十七世纪，童年的定义是通过进学校上学来实现的。”（1985: 203） 而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造成了童年阶段的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童年的现代观念和经验。波兹曼非常忧虑当代电子媒介文化对童年的影响，因为童年作为必不可少的阶段继承了代代相传的文化模式，即每一代人都要成长起来进入成人的世界去发扬文明的遗产和印刷文化的文明成果。“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儿童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已经快要忘记儿童需要童年了。那些坚持记住童年的人将完成一个崇高的使命。”（1985: 301）
电子媒介的发展不仅导致了童年的消失，其传播方式也改变了公共领域的内容呈现：
其后果就是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 式表现出来，娱乐成为了“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1985: 77）不论是政治、教育还是宗教的严肃问题都可以在电视上以 “娱乐”的形式表现出来，波兹曼对此极感痛心，“不是一切都可以用电视表达（加粗部分原是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把某种实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也可能被保留下来。” (1985: 77）如果说《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是印刷时代的衰败和电子媒介的入侵的现象描述的话，《技术垄断》则是对这些现象所产生的本质原因的思考。在《技术垄断》中，波兹曼通过分析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提出我们所经历的三个文化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制造工具的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工具是服务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它们不会侵害它们即将进入的文化的尊严和完整；第二个阶段是技术统治（technocracy）的文化阶段，机械钟表、活字印刷和望远镜的发明是造成技术统治的主要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变革动因是望远镜，因为他摧毁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观点。在这个阶段“工具没有整合进文化……它们企图变成文化”；(1992: 28）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垄断（technopoly）阶段，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技术垄断是技术统治失控的产物，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48）这是一个生命的世界，它把“宏大的还原主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在这个还原的过程中，人的生命必然要到机器和技术里寻找意义”，其结果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屈从于技术的王权”。(52）
与波兹曼的批判情绪并不一样，詹姆斯·凯利（James W. Carey）的媒介研究因其寻求文化平衡的主旨而成为媒介生态学 中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凯利坚持主张传播学界应该把传播当作文化来研究。长期以来，在以经验研究为取向的美国传播学界，“意义”并非传播研究的主导性问题，是凯利把传播的“意义”问题放到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地位，甚至是本体的地位。他认为，传播的本质是“意义”的传输，这是凯利对美国经验学派的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取向的片面性和机械性方法的批判。通过分析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凯利概括指出了美国传播学发展的两大主导倾向，这就是传播研究的 “传递观” (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 “仪式观”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凯利主张传播不仅是传递信息的行为，也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因而传播的仪式功能具有核心地位。他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媒介，认为，传播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凯利：7）凯利在对伊尼斯的研究中认识到媒介的偏向所造成的伤害。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的发展造成了空间的偏向，使得少数群体能够公开操作媒介，就会产生知识垄断。但凯利坚决反对把传播简化为意识形态的传输， 相反他把媒介问题放在美国民主仪式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凯利明确将传播重新 定位成文化，这与传播的经济学定位截然不同，在凯利看来，“经济和传播构成矛盾的框架……经济是分配稀缺资源的实践。信息传播是生产意义的过程，是绝对不会短缺的资源，实际上它是极端丰富而免费的商品。”（Carey: 63-64）但是，凯利也认识到，传播的日益技术化使得它成为能够拥有最新技术的阶层获得私利的资源，而不是共享的公共领域，这就背离了意义的公共性质。而且，全球化加剧了媒体不平衡的问题，摧毁了长远的历史观，因为全球运作的公司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营，这种潮流把民族文化撕裂为地方文化和跨国实体。
毋庸置疑，媒介是文化发展的环境。媒介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媒介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影响着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它或许“未必改变我们文化中的一切，但它们必定改变有关我们文化的一切”。（金卡雷利，见林文刚：193）媒介生态学警示我们必须理解媒介传播中的偏向，并找到与之抗衡并达到文化 平衡的方法。
媒介与符号
介生态学的创始人波兹曼喜欢对学生说媒介生态学学位点的使命之一是探索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Postman, 1976: 114) 媒介能够成为信息并影响我们的认识和判断是因为媒介在技术的推动、文化的包装之下以表征符号的形式对我们的感知经验和情感结构发生影响。符号与媒介的关系是媒介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林文刚就把媒介划分为“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林文刚：27-28）我们对媒介环境的感知是通过媒介符号而实现的，因此，符号之于媒介可谓其根本所在，没有符号，就没有媒介，因为不借助于符号，媒介不可能成为信息，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感觉的延伸，从而改变我们的经验和情感结构。媒介生态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就是传播不是中性的和价值中立的，媒介的符号形式塑造着信息的编码和传输，因此每一种媒介都会在不论思想情感、时间空间、及认识论上等产生偏向。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媒介符号的复杂性。
相较技术与文化一维，媒介生态学对于符号之于媒介似乎并没有直接的研究成果。在目前关于媒介生态学最为全面的介绍和总结一书《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中，有两章分别论到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和沃尔夫 （Benjamin Lee Whrof, 1897-1941）的语言相对论及朗格（Susanne Katherine Langer, 1895-1982）的心灵哲学对媒介生态学 的理论贡献。沃尔夫指出，语言以及一切表征经验的符号系统都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构建：
正是由于沃尔夫所持的语言决定我们对现实的认识的看法，他被视为媒介环境学的先驱。但我们不能将沃尔夫误认为是 “语言决定论者”——尽管很多人对他有此误解，倘若他真是“语言决定论”者，沃尔夫就不能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因为媒介生态学在其理论预设里是相信了一个“生态的”理想媒介环境的可能性的。正如如沃尔夫所言，
语言塑造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并非中性的容器或传送带，但是，人们不仅生活在语言 建构的现实之中，思想和文化的象征环境也构成了人们的客观世界，这些因素会再反过来改变语言。沃尔夫虽然没有直接论及媒介符号（在他的有生之年，广播都还相当新鲜）对现实的重组和塑造是否与语言的机制一样，但他的语言观为媒介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媒介符号，如同语言一样，可以塑造我们的现实，而我们也并非没有抵抗这种塑造的可能性。
苏珊·朗格最早意识到了沃尔夫著作背后的宏观问题的重要意义，在沃尔夫的语言观及其深层意识过程的启迪下，朗格着手研究符号表征的本质、以及符号表征在各种变化形式里、在人的思想和回应的构建过程中起何作用的问题，这些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她的《哲学新解》(Philosophy in a New Key, 1942) 及其续篇《情感与形式》（Feeling and Form, 1953）中。沃尔夫虽然提出了在浅表的语言刺绣之下还有深层的意识过程，但他并没有给出更加深入的论证。在他的基础之上，朗格提出了无论是语言还是仪式或者舞蹈等形式都不是人类心灵的区别性特征，真正把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是表征性符号（symbol)，这些符号抽象经验、表征经验， 能够唤起头脑中的观念从而把经验转化为表征性符号。动物只是使用一般性符号（sign)，一般性符号是功能性的，用来表示某种状况的存在，动物只有使用一般性符号的能力，而没有使用表征性符号的能力。比如，黑猩猩高叫的信号在黑猩猩就是向同伴提醒入侵者的来临，而人类听到黑猩猩的高叫则还可以联想到人类的祖先、以及野生动物所面临的恶化了的自然环境等等，这叫声对于黑猩猩而言就是一般性符号，而对于人类就是表征性符号，人类可以用表征性符号对一般性符号做出回应。朗格认为“语言起源时并不是使用信号的产 物，语言是人类心灵把经验转换为表征符号的体现。”（尼斯特罗姆，见林文刚，226） 在朗格看来，语言并非人类构建现实的唯一途径，符号转化的不同系统对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进行编码。符号意义总是指向某事物、事件或状况的存在，因此，符号是“可以感知到的表示另一事物、事件、过程 或状况的人造物或行为”。（鲍威尔斯，见 林文刚：246）
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以及和朗格的符号学理论让我们看到了语言和符号的复杂性，而语言和符号正是媒介发生作用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二者的理论被视为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除此以外，由阿尔弗莱德·柯日布斯基 (Alfred Korzybski) 所创办的普通语义学(general semantics) 也是媒介生态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波兹曼生前一直担任《等等：普通语义学杂志》（ETC: The Journal of General Semantics）的编辑，这个杂志也是早期媒介生态学者的重要发表阵地。现在媒介生态学界最为重要的学者兰斯·斯缀特（Lance Strate）教授也在致力于发掘柯日布斯基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贡献。柯日布斯基认为人类是“时间联系者”（time binders)，使得我们能够把时间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符号。符号化的能力依赖于抽象化的能力。在抽象化的过程中我们对现实的细节进行选择、筛除和组织，这样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就是模式化和连贯的。比如我们对事物的命名就是一种高级的抽象活动，通过对事件或事物的命名，我们创造出一个生动的、甚至是永恒的世界的图景。然而，我们用来勾勒时间的语言，比如“杯子”、“爱情”等，常常是远离世界自身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把他们视为理所当然之物，就像柯日布斯基所说，“无论我们所谓何物，事实并非如此。”（转引自Postman, 1992: 141）由此可见，普通语义学所研究的语词世界与非语词世界之间的关系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启迪是毋庸置疑的。
结语
在我们试图为媒介生态学绘制的理论谱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媒介生态学仍然缺乏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因此也没有系统的方法论。林文刚在《媒介生态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中试图把媒介生态学所研究的媒介环境分为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他的这种分法也被不少国内学者所借鉴引用，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对环境之符号、感知和社会维度的有效分析，而且符号、感知和社会本身也并不能成为同级的逻辑项目。不过，波兹曼在一篇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文章《作为道德神学的社会科学》中曾经指出，社会科学家与小说家一样都是讲故事的人，只有在没有故事可讲的时候人们才会拘泥于方法。而且，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某一领域的贡献，而是要为人类的理解和尊严做出贡献。就像小说家的写作不是为了丰富小说写作一样，社会学家，包括媒介生态学家所关切的也不是提升学术自身，而是为了改良社会生活。因而，媒介生态学家工作主要是出于“教育和道德”的目标。波兹曼特别指出，“媒介生态学的目标就是讲述技术后果的故事；讲述媒介环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思考和社会生活组织的方式。”（Postman, 1992: 18）波兹曼可能没有意识到，“讲故事”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是本雅明眼中前现代一种重要的经验传达方式，只不过是一种正在消亡的方式，在这一点上， 媒介生态学家们与本雅明是心有灵犀的。
注释：
① 国际媒介生态学会奠基人之一林文刚 (Casey Lum) 教授通读了本文并给出重要建议，特此致谢。
② 关于 "media ecology" 的译法，国内早些时候多据字面将其译为“媒介生态学”，后来多按何道宽教授的解释译为“媒介环境学”，旨在表明 media ecology把媒介当作环境来研究。本文以为，何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媒介生态学”可能仍是更加贴切的译法。抛开“媒介环境学”译法中对“生态”一词所包含的整体性、动态性及互动性等维度的遮蔽，从它 的 英 文 定 义 来 看，"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 ，（Postman, 1970: 161) “媒介环境学”之译也有语意重复之嫌，因为按照中文的解释就成为“媒介环境学就是把媒介作为环境进行研究”，毕竟一个概念的界定是要依赖另一个概念来完成的，或许只有上帝才能说 "I am I am"。因此，本文采用“媒介生态学”译法。此外，中国传播学界在1996年首次提出“媒介生态学”之说，本 文 主 要 以 北 美媒介生态学为中心进行讨论。
③ 海克尔是首先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生态”一词的德国动物学家，他用“生态”表示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 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格迪斯是芒福德的老师，20世纪初著名的城市研究专家，最早研究了自然环境、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生物学类推的方法考察城市有机体的发展和衰退，提出了人类生态的理念。
④ 所谓“通感”指感官之间的自由互动，“大脑把一种感知转换成另一种感知的正常机制就是通感的机制”。（莫理逊，见林文刚：133）
⑤ 虽然在欧洲印刷机发明前六百多年中国就有了活字印刷，但却并没有像古登堡的 印刷机在欧洲一样得到推广进而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汉字的数量太过庞大，另外的原因可能也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人缺乏商业动机，以及来自雕版印刷术的竞争等。林文刚先生则曾告诉笔者，汉语的复杂性以及政治力量在知识传播中的影响等都是可能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Carey, James W. "Communications and Economics."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Ed. E. S. Munson and C. A. Warre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7. 60-75.
2. Innis, H. A.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51.
3.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Craw-Hill, 1964.
4. Mumford, Lewis.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court, 1967.
5. Postman, N.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1. 27 Apr. <http: //www. media-ecology. org/ publications/ proceedings/ vl/ humanism_of_media_ecology. html>
6. Postman, N. "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 High school 1980: 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Ed. A. C. Eurich. New York: Pitman, 1970. 160-68.
7. —.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Viking, 1985.
8. —.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New York: Viking, 1988.
9. —. Bulletin: School of Education, 1976-1977. New York U, 1976.
10. —.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1992.
11. —.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New York: Vintage, 1994.
12. Postman, N., and C. Weingartner. The school Book: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now What all the Hollering is about. New York: Delacorte, 1973.
13. 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 詹姆斯·凯利：《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微信公众号推荐
欢迎关注
《外国文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说明：
1. 本文经授权推送，未经授权不得转推。
精彩文章回顾
蒋承勇 |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董洪川 | “日日新”：“瞬时性美学”与英美诗歌的现代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