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4日，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蔺玉清博士永远离开了我们。在短暂却又不凡的一生中，玉清人如其名，始终温婉如 “玉”，冰 “清” 玉洁，体现出高尚的人格与品德，深受学生与同事们的爱戴。她真心热爱学术，笔耕不辍，在国内非裔与亚裔美国文学、多元文化主义研究领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谨以玉清这篇发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的旧文表达我们的哀思与纪念。感谢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公众号推送。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
张磊、唐微、谢娟、刘瑞英、于中华
【作者简介】
蔺玉清，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裔与亚裔美国文学、美国后现代文学、多元文化主义。在ProjectHBW，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等英美主流学术平台或出版社出版包括《伊什梅尔·里德的 “新伏都” 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芒博琼博》在内的专著与译著多部，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山东外语教学》等国内重要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数篇，主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社科项目 “写作即斗争——伊什梅尔·里德的文化批评思想研究”。
对性别和种族本质主义的意指
——解读伊什梅尔·里德的《鲁莽的注视》
本文原载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经期刊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学术公众号推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里德与文化多元主义研究》(11BWW006) 阶段性成果。
摘 要：由于批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运动，伊什梅尔·里德的性别观点时常遭到评论家和读者的误解。围绕里德最具争议的作品《鲁莽的注视》，本文从分析黑人男性的刻板形象与女性运动中的本质主义观点出发，指出里德采取黑人恶作剧者的意指手法解构本质主义态度，进而说明里德的性别和种族政治立场。关键词：伊什梅尔·里德；《鲁莽的注视》；意指；性别；种族本质主义
伊什梅尔·里德是备受关注的美国非洲裔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扎根于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映射着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权力的复杂关系。其中，他对主流文化的批评招致不少的争议。《鲁莽的注视》（Reckless Eyeballing，1982）即为最具争议的小说之一，《纽约时报》评论员责难其 “下流、古怪” (Dick，1999：164)，甚至有评论家指控作者有“反常的厌女主义观点” (Wallace，1990：148)。而本文认为，某些女性评论家视他为 “厌女主义者” 的看法误解了里德的黑人文化意指手法。
小说《鲁莽的注视》是里德与女性主义者的一场讽刺性对话，黑人男作家伊恩 (Ian Ball) 由于 “政治不正确” 得罪了女性主义者，打算利用新剧《鲁莽的注视》讨好蓓基 (Becky French) 为首的白人女性。蓓基为了羞辱伊恩，让他的对手——黑人女作家特蒙妮莎 (Tremonisha Smarts) 来导演这部戏。在这一过程中，种族和性别矛盾交织在一起，伊恩凭着恶作剧者的精神离间了蓓基和特蒙妮莎的友谊，终于换来了商业成功。里德的讽刺对象并不是普遍的女性运动实践，而是白人中产阶级主导的女性运动中的本质主义观点。性别本质主义强化了对黑人男性的歧视，忽视社会和历史语境，抽象地谈性别二元对立，并保留了白人父权制下的种族意识，因此在实践上走向了极端。而里德主张回到历史和社会语境中看待性别和种族问题，反对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本文将从黑人男性与女性运动的复杂关系出发，分析里德的黑人民间意指手法，进而指出里德在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在《鲁莽的注视》出版之前，围绕着艾丽丝·沃克的《紫颜色》和斯皮尔伯格改编执导的同名电影，里德与女性主义者已有过多次的交锋。里德指出《紫颜色》中的黑人男性Mr._ 这一形象强化了主流社会对黑人男性的偏见，将黑人打造为令人恐惧的恶魔。尽管这场争论被评论界看作是黑人内部男女作家之间的战争，但里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沃克，而是《紫颜色》商业成功背后的推手：白人女权活动家斯特恩姆 (Gloria Steinm) 和犹太导演斯皮尔伯格。里德批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运动和主流文化霸权联手，扭曲黑人男性的形象，将他们打造成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导致其成为永远的他者。而在《鲁莽的注视》中，里德向长期扭曲黑人男性身份的主流社会宣战。标题 “鲁莽的注视” 体现了复杂的种族和性别权力关系，它是美国南方种族社会的术语，指的是一个 “鲁莽” 地注视白人女性的黑人男性将会面临私刑的命运。它一方面视黑人男性为 “身体”、“性” 的存在，是随时可能侵犯白人女性的嫌疑犯；另一方面把白人女性物化成被注视的目标，使她们对黑人男性心怀恐慌。而负责执行私刑的白人男性却是这一社会法则的制定者。非裔美国社会学家道森 (Michael Eric Dyson) 指出，针对非裔美国人尤其是男性的偏见起源于奴隶时代的历史影响——奴隶主将黑人的身体物化、商品化，抹杀黑人的人性，以实现对其绝对控制，同时奴隶制还臆造了关于黑人男性 “性能力” 的神话，进而导致 “黑人是强奸犯” 的种族偏见：“控制 (黑人) 的欲望进一步导致了对黑人性活动的严格控制，把黑人男性变成种马，女性变成生育的机器，最终目的是增加南方的农业资本。黑人男女成为性和经济财物，由于这种社会关系安排，奴隶制导致了关于黑人性能力的传说，这种传说一直持续到现在。黑人男性被想象为流动的阴茎，对自己无法得到的事物，即白人女性，怀有单方面的欲望。” (Dyson，2004：138)总之，白人社会构建的传说强化了黑人身体存在的危险性，为自己的种族主义行径开脱罪名，这种偏见已经通过种族话语的反复传播渗透到主流社会的意识中。白人父权制把黑人男性和犯罪、堕落联系在一起，导致黑人丧失了话语权和自我表现的能力，从精神上遭受种族殖民话语的阉割。小说中的摩西是被种族和性别话语双重扭曲的黑人男性形象，凝结了种族社会对黑人男性的偏见。摩西是特蒙妮莎的代表作《冥顽不灵的男人》中的男主角，“他疯狂地殴打女人，强奸、乱伦” (Reed，1982：10；以下仅标注页码)，和《紫颜色》中的Mr._一样成为黑人男性的象征，这一刻板形象是对黑人男性的 “恶劣诽谤。” (4) 种族话语的特点是不承认人的个体性，因此，摩西不是某个人，而是代表所有的黑人男性。对黑人来说，“身为 ‘摩西’ 是最危险的事情，当你生为一个黑人男性时，你把自己的生命攥在手里……身为黑人男性，生命里每一天都在徒手搏斗。” (27-28) 伊恩和黑人 “兄弟们” 每天都生活在种族话语的网络下，承受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阉割。黑人在西方社会秩序中作为被压迫的弱势一方，不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所有人 “痛打可怜的摩西，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尊严没有权力什么都没有，他是她们战争的炮灰，她们失败的替罪羊，美国社会两条腿的保险单和解压阀。” (30)当女权运动向父权制宣战时，“摩西” ——黑人男性成了父权的 “替罪羊”，承受了女性的怒火。白人中产阶级领导的女性运动以性别决定论强化男女的二元对立，并对黑人和白人男性持 “双重标准”，这引起了里德等黑人男性的不满。里德强调黑人争取独立自由、摆脱种族歧视的反抗与他的男性身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首先要解构主流文化塑造的黑人刻板印象，拆解性别和种族本质主义的观点。 凭借 “肯定性行动” 和女性集体的努力，美国女性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到一个高潮。但是女性运动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对少数族裔的女性持有种族歧视态度，很难摆脱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圈子，以及对黑人和白人男性 “双重对待”。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极端女性主义者延续本质主义排外策略和种族歧视的模式，其狭隘的意识形态造成对其他社会团体的忽视甚至敌视，限制了少数族裔男性身份的发展。哈钦 (Linda Hutcheon) 表示边缘群体声势的强大也可以创造出一种 “新的文化霸权”，即 “维护当权的统治阶级” 的新价值体系 (Hutcheon，1988：199)。如果女性主义无法摆脱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封闭性，那么她们有可能会变成另一种压迫的势力。哈钦指出，某些女性主义流派将女性中心化，可能会矫枉过正，把女性打造成和男性迥异的 “单一概念” (Hutcheon，1988：65)。里德历来强调差异性和多元性，反对单一文化主义、本质主义，他以解构中心的策略瓦解性别本质主义，提醒女性主义者不要复制父权制思想范式。如果一切都以性别为标准，认为女性只是男性性欲的牺牲品，那么女性运动就陷入了本质主义的圈套，反而将女性固定在性别受害者的位置，而片面单一的性别本质主义并不能推动女性主义事业的进步。性别本质主义指导下的女性运动重新划立了男女的角色，鼓吹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了男人是恶的，女人是善的，这种观点颠倒了传统性别观念，为了标榜女性的特殊性和价值优势，实行逆向的性别歧视，排斥和贬低男性气质，从而使性别矛盾更加尖锐化。作为一种僵化、封闭的思维方式，性别本质主义把性别生理特征视为无法改变的本质，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约成性别的本质，忽视了性别矛盾的具体语境。小说塑造了一个持有这类观点的女性领导者蓓基，蓓基的价值观处在女性/男性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她认为女性是善的，男性是恶的，女人是不可能犯错的。她排斥男性，认为 “阴茎几千年来被作为针对女性的武器，除非男人解除他们的阴茎，这个世界将永无和平。” (139) 她将性别标准超越历史和道德标准，将社会不平等简单地总结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蓓基以白人中产阶级的性别认识论控制女性运动，利用手中掌握的文化权力，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黑人女性，她帮助 “资质不足的妇女出版平庸的垃圾，” (75) 但是对黑人男性作家却持有深刻的偏见，对他们的作品多番刁难。因此，作者指出，蓓基领导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运动将性别本质主义与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通过性别问题大做文章。她操纵了特蒙妮莎等少数族裔女性，让她们成为白人女性文化价值的附庸， 试图让女性运动成为白人女性争取利益、向男性复仇的工具，在性别内部保留了种族话语控制。她压制少数族裔女性的声音，鼓励黑人女作家批评黑人内部的性别问题，斥责黑人男性而掩盖白人男性的问题，因为 “她们 (白人女性) 不会去咬给自己喂食的手。” (29) 白人男性手中握有经济和政治权力，而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男性没有相应的权力，他们成为父权制的 “替罪羊”。蓓基的性别观念与白人男性的种族主义观念如出一辙。她领导的女性运动不仅延续了白人的种族认识，还延续了白人父权制的权力话语。白人女权者和黑人女作家建立了以性别为基础的内部合作，黑人女性相当于是女性运动的 “辅助者”。加入白人女性权力阵营的特蒙妮莎只能听从蓓基的指挥，把黑人男性描述成造成黑人女性不幸、社会不安的罪魁祸首。特蒙妮莎的成功是依附蓓基的结果，她只是白人女权者操纵的黑人传声筒，在性别内部仍然被种族话语控制，她们合作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商业文化权力关系。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森在提到黑人内部所谓的性别战争时说，杂志最愿意看到黑人内部“自相残杀的斗争”，每年都有人邀请她来写黑人男女性别关系有多恶劣的话题，条件是许诺她有 “无限的时间” 可以上重要的谈话秀等好处 (Brown & Morrison，1995：457-458)。莫里森的这段话表明了主流杂志对黑人内部性别问题别有用心的商业利用。非裔女性学者胡克斯 (Bell Hooks) 等黑人女性学者也曾经表达对女性运动内部白人与黑人女性合作关系的不满。而里德却因为指出同样的问题被斥为患妄想狂的阴谋主义者或厌女主义者。里德提醒女性主义者反思理论与实践中的激进主义和本质主义倾向，也鼓励少数族裔女性反抗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霸权。实际上，他在批评性别本质主义的同时，试图从多元文化主义立场上与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开展对话，告诫她们警惕内心的自我殖民化。里德讽刺那些宁肯抛弃自己的种族文化特征模仿 “安妮” (美国白种女人) 的少数族裔女性：“90%的黑人冒着要秃头的危险拉直头发，亚洲人通过整容去掉自己吊起的眼角，犹太女人靠医生拿锤子给鼻子整形，” 人人 “ 伤害自己、毁坏自己的身体、冒着健康危险” 就是为了更像 “安妮”，“怪不得蓓基这么高傲、苛刻又自私。” (120) 他指出模仿认同 “安妮” 不仅从身体上抹杀了族裔特性， 还在文化和精神上导致了她们的精神困境和从属地位。此外，里德指出社会中确实存在对女性的歧视态度，但是白人女权者在批评男性霸权的时候却往往集中抨击少数族裔男性，而对白人男性的性别主义保持沉默，所以令人不免质疑其 “白人中心主义倾向”。因此，胡克斯尽管与里德曾有论战，但依然承认里德对女性运动做出的贡献——他让大家注意到 “女性运动对于黑人和白人男性性别主义的不同反应” (Dick & Singh，1995：xviii)。里德致力于解构女性运动中的种族双重标准，他利用黑人民间文化中恶作剧者的意指手法毫不留情地反讽女性运动中的性别和种族本质主义观点，将现实中的政治争论纳入到虚构叙事中，讽刺社会中的种族和性别矛盾。里德称《鲁莽的注视》为 “恶作剧者” 小说，他从黑人民间文化出发，以恶作剧的形式表现 “每个人心中的魔鬼” (Reed，2000：xxiii），暴露人物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恶作剧者是黑人民间文化中常见的形象，往往是兔子、猴子等弱小的动物凭借自身的智慧战胜狮子和大象等强大的敌人。除了动物之外，恶作剧者也可以是人，在奴隶制前后有许多关于黑人 “约翰” 如何依靠才智战胜奴隶主的恶作剧故事。恶作剧者被视为黑人文化中的英雄，依靠恶作剧式的搞鬼而并非恶意来取得胜利，以弱者的身份挑战强大的权威，体现了黑人民间文化中的反抗精神。在黑人民间故事中，恶作剧者往往带有男性的视角，他不是彬彬有礼的绅士，而是随时会吹嘘、骂娘、 装腔作势和含沙射影，表现出意指的修辞手法。意指是黑人口头文化中古老的形式，是一种语言的恶作剧，也是非裔美国人表达的核心。作为深受压迫的边缘群体，黑人通过意指白人的文化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在滑稽、幽默的意指中表现政治和文化上的挑战。这正是里德所谓的 “当你嘲笑我们时，我们和你一起大笑，因为被捉弄的恰恰是你” (Reed，1978：29)。非裔学者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 在《意指的猴子》一书中指出意指可以是 “语言的嬉戏胡闹”，也可以是具有侵略性的黑人斗嘴，是 “象征性、仪式化的侮辱” (Gates，1988：68)。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意指体现为风格鲜明的 “黑人幽默”，能够缓解严肃形势下的紧张，本质上是一种弱者对强权嬉闹的话语游戏。由于里德辛辣的意指，评论家称他 “得罪并逗乐所有人” (小说扉页)。《鲁莽的注视》正是利用非洲约鲁巴文化中恶作剧者的意指来反讽性别和种族本质主义。约鲁巴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发誓要永远做朋友的人正在地里劳作，神灵埃苏戴着一顶帽子从他们中间骑马过去，左边的朋友注意到他的帽子是白色的，右边的朋友却看到是黑色的，为了埃苏到底是带着什么颜色的帽子，两人吵了起来，都坚持是对方没有看清楚，这时埃苏回来告诉他们两人都对又都不对，因为每个人都只看到了一面。埃苏是十字路口之神，是代表不确定性和歧义性的 “恶作剧之神”。故事中两个朋友的友谊就这么轻易被埃苏的恶作剧拆散了，这就说明他们之间缺乏信任和了解。里德利用 “埃苏的帽子” 讽刺性别本质主义的单一视角，认为偏颇的立场导致认识的局限性，他的主人公伊恩就是一个 “埃苏式的” 恶作剧者。伊恩私下里时常尖酸地抱怨，或者含沙射影地讽刺女性，他尝尽了女性主义者的苦头，在他心目中，极端的女性主义者就像是殖民时期的清教徒一样，把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作宗教异端。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讨好蓓基，宁肯得罪黑人女性也要讨好有权力的白人女性，凭着狡猾机智的迎合获得成功。伊恩把新剧《鲁莽的注视》作为赢得女性欢心的手段，在该剧的排练中，他出人意料和特蒙妮莎变成了朋友。尽管特蒙妮莎为了捍卫伊恩的剧本不惜同蓓基闹翻，但是最后一刻，为了剧本上演，伊恩却选择放弃特蒙妮莎向掌权的蓓基投降。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伊恩的成功视为 “黑人男性” 的胜利，而是将他置于黑人民间文化中——伊恩是里德笔下带着帽子的埃苏，他的介入令蓓基和特蒙妮莎反目成仇，解构了性别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里德以恶作剧者的精神挑战女性运动中的性别本质主义观点，强调社会政治中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复杂关系，他以意指的手法对女性主义者的极端观点进行戏仿、反讽。不同于盖茨对文本内和符号间意指的强调，里德的意指突破了文本的界限，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历史所指，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进行意指，并不是简单的讽刺或者 “逗乐”。小说中伊恩的戏剧《鲁莽的注视》重写了艾米特·提尔事件，讽刺女性运动对黑人男性的不公正对待和对种族问题的漠视。这与当时的一场争论有关：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布朗米勒 (Susan Brownmiller) 在分析性别社会中的强奸问题时谈到提尔事件，她认为提尔和杀死他的白人暴徒一样有罪，提尔曾向白人妇女吹口哨， 而口哨作为 “刻意的侮辱”，“不亚于肢体侵犯”，意味着提尔想证明 “他能够得到所有的白种女人。” (1975：247) 这种观点简单地以男女性别为标准，忽视了种族社会中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忽略了种族政治因素是对黑人历史境遇的扭曲。里德认为这种做法无疑将种族仇恨的受害者提尔等同于对他施以私刑的白人暴徒，将黑人男性视为性犯罪者，罔顾真实的历史和黑人男性所受的压迫。里德采用戏中戏的方式将这一历史和学术争论放入伊恩的戏剧中，将布朗米勒的观点用最荒诞的剧情表达出来。伊恩的主人公含姆·希尔 (Ham Hill) 使读者联想到提尔事件，含姆是黑人男性的象征，因为 “鲁莽的注视” 白人妇女卡拉米 (Cora Mae) 而获罪。卡拉米认为含姆的注视是对她的强奸，认为私刑处死含姆还不够， 因此20年后她作为具有女权意识的激进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要求把含姆的遗骨挖出来继续审判。因此，通过意指布朗米勒的性别观点，里德讽刺了白人女性主义者 “最愚蠢” 的观点。意指和后现代的戏仿手法一致，是通过模仿原先的话语，指出其缺陷或者弱点。作为传统的非裔美国文化手法，意指通过 “暗示或者间接的手段” 为话语提供了新的含义，要求双方能够彼此了解原先的话语。如果对意指的先在话语本身不了解，那么幽默或者讽刺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如果读者不了解布朗米勒的性别观念，那么对于戏剧《鲁莽的注视》中的讽刺也无从深入。同样，里德如果不了解女性主义的观点也就无法有效地意指，他多次指出斯特恩姆和布朗米勒等女性运动主将的种族主义观点令人不安。所以，在对种族和性别本质主义进行意指时，里德熟悉白人的种族话语、布朗米勒和斯特恩姆的性别观点，能够通过戏仿意指对手的观点，指出其缺陷。但是如果评论家和读者缺乏对意指手法的了解，那就容易错把小说人物的话语当作作者的观点，误解里德的观点。因此，胡克斯呼吁读者要亲自阅读包括里德在内的黑人男性作家的作品，只有了解了黑人男性的观点和主张，才能进行对话。(Hooks，1990：74)
《鲁莽的注视》从黑人文化出发，以黑人民间恶作剧者的意指手法挑战种族、性别本质主义和黑人男性的刻板形象，揭示各文化政治阵营的意识形态缺陷。作者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出发，对种族和性别本质主义观念进行意指，反对把世界简单地分割为男/女、黑/白的二元对立，试图突破二元对立的局限，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性别、种族身份的复杂性。
里德敦促女性主义者反思内部的各种问题，倡导以批判态度坦诚地进行对话，“如果她们害怕讲实话的原因是觉得这有可能落到敌人手里成为把柄，那么她们的敌人已经赢了” (132)。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导的女性运动中存在的性别和种族偏见可能会制约女性运动和少数族裔运动的发展。要想实现和谐、共同促进的性别和种族关系，必须摒弃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回到历史和社会语境中看待性别及种族关系，反对本质主义对男女两性身份和种族身份的压迫，将黑人男性从话语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解构黑人男性的刻板印象。
里德通过意指女性运动中极端的观点，在 “政治正确性” 的影响下，大胆地对峙女性主义者，这是其他很多作家、评论家不敢涉足的话题，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意识。称里德为 “厌女主义者” 的评论家误解了他的意指手法和性别观念。虽然里德和女性主义者论战不断，但是他认为从思想上挑战女性运动比放任其犯错更有意义 (Dick&Singh，1995：323)，“当国王/女皇没有穿上衣服时，需要讽刺批评家指出来” (Fox，1995：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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