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 | 哈尼夫·库雷西小说《加百列的礼物》的成长叙事与伦理建构
【作者简介】
王进，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欧美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王进 教授
哈尼夫·库雷西小说《加百列的礼物》的
成长叙事与伦理建构
原文载于《英语研究》2022年第2期，经编辑部与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哈尼夫·库雷西移民书写的（反）成长叙事及其文学伦理研究”（21YJA752010）的研究成果之一。期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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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当代英国新生代移民作家的杰出代表，哈尼夫·库雷西的移民书写重点关注南亚移民群体的族裔经验与社会（心理）问题。库雷西小说《加百列的礼物》围绕少年加百列的成长烦恼，以家庭危机作为叙事焦点，叙述其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成长经历与伦理困惑。现阶段库雷西批评主要关注移民书写的族裔经验与身份政治，对其成长叙事的伦理话语缺少探讨。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家庭代际关系是困惑叙事的伦理线，社会意识形态则是成长叙事的伦理结，两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作为伦理事件的家庭危机、作为伦理动因的阶级意识以及作为伦理悖论的身份政治。
关键词：哈尼夫·库雷西；《加百列的礼物》；成长叙事；伦理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
0. 引言
哈尼夫·库雷西 (Hanif Kureishi) 是晚近以来活跃在当代英国文坛上的巴基斯坦裔小说家，2008年被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库雷西对当代英国移民的族裔经验与社会（心理）问题充满社会洞察力与文学同情心，欧美评论界普遍视其为第二代英国南亚移民作家的杰出代表。作为库雷西文学生涯中为数不多的 “去族裔身份化书写” 代表作品，小说《加百列的礼物》(Gabrief's Gift, 2001) 采用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以家庭危机为叙事主线，围绕15岁英国白人少年加百列的成长烦恼，讲述其挽救父母婚姻关系的成长过程与伦理困惑。然而，以往围绕库雷西移民书写与族裔经验的身份政治及其社会阐释先入为主地牵制了这部小说的叙事分析。在叙事主题层面，有学者认为，《加百列的礼物》通过对加百列父母婚姻危机的聚焦叙事呈现当代英国劳工阶层家庭在撒切尔执政时期的生活境遇与历史遭遇，批判该小说只是在形式上重返青少年成长的叙事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时背离了库雷西通常采用南亚小说人物与少数族裔叙事主体的书写传统 (Budzynski, 2002：235)；在叙事阐释层面，又有学者强调这部小说明显缺乏 “库雷西社会小说的深度、广度和宽度”，批评库雷西采用 “从孩童的视角来审视成年人的世界”，对社会主题的处理 “过于套路化和程式化” (Thomas, 2005：156)。现阶段英美学界的批评视角过度集中在库雷西社会小说的族裔经验与身份政治，反而遮蔽和忽视了《加百列的礼物》这部小说本身的成长叙事与伦理建构。
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分析视角，本文重点围绕这部小说作为成长小说的伦理空间，在家庭代际关系层面梳理加百列困惑叙事的伦理线，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考察其成长叙事的伦理结，进而从成长伦理的叙事话语分别探讨作为伦理事件的家庭危机、作为伦理动因的阶级意识以及作为伦理悖论的身份政治。
1. 家庭危机：
成长叙事的伦理事件
围绕当代英国南亚移民的族裔经验与社会（心理）问题，库雷西小说大多采用成长小说和家庭小说的叙事模式，在成长小说方面他关注考察南亚移民作为成长主体的族裔经验及其叙事建构，在家庭小说方面他则重视探讨其家庭生活作为成长语境的社会意识及其叙事阐释。因此，作为人性本质的族裔经验往往构成了库雷西成长小说的叙事内容，作为自我意识的成长小说则自然成为族裔经验的叙事模式。库雷西为此自诩，加百列的成长小说具有 “三位一体” 的叙事话语，呈现出 “父亲和儿子的关系问题” “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分离故事” 以及 “关于人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故事” (Kureishi, 2001：25)。针对库雷西对《加百列的礼物》这部小说的自我评价，英国后殖民文学评论家卢万尼（Ranasina Ruvani）强调：在加百列作为成长主体的叙事话语问题上，“库雷西通过父母与子女角色的反转提供了新颖的小说叙事”。但是在库雷西作为作家主体的叙事介入问题上，加百列的 “青少年的视角叙事” 和 “超越其年龄的成熟” 更加值得关注 (Ruvani, 2002：118)。因此，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库雷西对加百列的 “角色反转” 更多地反映出其成长叙事的文学伦理问题。加百列的成长困惑直接表现为家庭危机的伦理事件及其叙事建构，其早熟问题则呈现自我意识的叙事话语及其伦理建构。要探讨加百列及其叙事视角的早熟问题，就必须首先回溯到作为成长环境的家庭生活，围绕父母婚姻关系的叙事主线，考察加百列对家庭成员——父亲雷克斯、母亲克里斯汀与东欧保姆汉娜——的自我意识与叙事话语，探讨和反思作为伦理问题的家庭危机及其叙事建构。
一般来说，针对文学伦理问题的叙事阐释，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首先回到文学语境作为伦理现场的叙事关系及其社会空间，采用历史阐释与叙事分析的伦理研究方法，考察和阐释文学文本对伦理主体、伦理问题和伦理关系的叙事建构，分析和探讨文学主体对伦理活动、伦理事件与伦理经验等叙事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和剖析文学伦理的叙事话语及其意识形态问题。对库雷西的成长小说来说，加百列的成长困惑产生于作为伦理现场的家庭生活，其早熟问题源自作为伦理事件的家庭危机。对传统成长小说的家庭叙事来说，“未成年的孩童在婚姻的纷争中通常是更加容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 (Moore-Gilbert, 2001：154)。然而，在加百列的成长叙事中，他早就习惯了 “那对聒噪而喜欢争吵的父母” (4)，并且形成了对于婚姻和家庭的认知结论和价值判断。母亲克莉丝汀的 “寻找” 与父亲雷克斯的 “迷失” 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在价值观方面，母亲积极顺应撒切尔时代的社会转型，父亲终日沉溺于早已过气的音乐梦；在工作方面，母亲为挣钱养家做过服装助理、酒吧女招待等底层工作，父亲的全部生活则是在酒馆喝酒、消磨度日和接送孩子上下学；在教育方面，母亲重视孩子的务实教育，不惜雇佣保姆专司照料，期盼孩子成为中产阶级，父亲则排斥公立学校的正统教育，竭力培养孩子的艺术天赋。在毫无家庭地位的 “寄生虫” 父亲与咄咄逼人的 “工作狂” 母亲之间，婚姻关系的家庭危机不可避免，父亲最终离家出走，或言被扫地出门，更多体现了两种不同成长模式的优胜劣汰。面对失败的音乐家父亲和劳碌的底层劳工母亲，加百列的成长道路缺少称职的父母引路人，其成长叙事呈现出他本人作为家庭同路人的早熟视角。回到家庭危机的伦理现场，加百列对早熟视角的叙事建构，在叙事形式上反映为对家庭危机的焦虑、对性别角色的困惑以及对破碎家庭的恐惧心理，在叙事内容上则表现出叙事者本人对家庭观念的认知发展以及对自我意识的伦理建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认知发展对于成长小说，不仅具有内容上的建构性，同时还具有结构上的建构性。”（芮渝萍 等，2012：279）作为成长小说的叙事范式，认知发展在内容上的建构性表现为围绕成长经验的叙事内容，在结构上的建构性则体现为针对成长模式的叙事话语。就认知发展的双重属性而言，加百列的成长叙事不仅包括家庭危机作为伦理事件的叙事内容，而且蕴涵早熟叙事作为成长模式的叙事话语。在叙事内容层面，加百列的认知发展具体表现为其本人对婚姻关系、父母角色、家庭责任与生活态度等成长问题的叙事建构；在叙事话语层面，其成长叙事则不断呈现其本人以家庭危机作为伦理事件的叙事主线以及以早熟叙事作为成长模式的伦理主线；在成长观念层面，其早熟叙事在家庭生活中表现为缺少成长引路人的困惑叙事以及在父母两种不同（反）成长模式之间的伦理选择。加百列在认知发展方面的早熟叙事，始终交织在伦理选择方面的成长困惑，以至于在反成长型父亲不负责任地离家出走之后，其本人焦虑不安地感到 “如果说这世界还没有到天翻地覆的地步的话，那它至少也处在一个不寻常的、不稳定的危险角度” (4)。实际上，作为伦理事件的家庭危机构成了加百列成长叙事的伦理线，围绕伦理选择的成长困惑则造成了其早熟叙事的伦理困境。对此，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家聂珍钊先生所强调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只有同伦理线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文学作品叙事的伦理结构。”（聂珍钊，2014：259）回到作为文学作品叙事空间的伦理现场来看，在家庭危机的叙事线上，加百列的早熟叙事在伦理选择问题上构成了身份政治的伦理结，二者共同构成其本人成长叙事的伦理结构；在困惑叙事的伦理线上，伦理困境问题得到延伸，即社会语境及其意识形态作为伦理现场，社会关系成为成长引路人的启蒙作用以及阶级意识作为伦理动因的成长叙事。
2. 阶级意识：
成长叙事的伦理动因
针对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美国成长小说理论家科斯特 (Gunilla Theander Kester) (1997：8) 指出，“成长蕴含的是内部发展和外部塑造的双重过程”，在个体层面关注考察 “个体的力量与才能如何呈现，即个体的发展”；在群体层面注重探讨 “个体所处的社会如何使用个体已知的力量与才能，即对个体的社会塑造”。对加百列在家庭生活中的成长模式而言，其本人作为未成年人在颓废父亲、强势母亲和失语保姆的家庭关系之间无法获得有效的引路人及其外部塑造，在家庭危机的伦理现场也明显缺乏有意义的个体价值及内部发展。正如英语成长小说学者艾尔登 (Patricia Alden) (1986：1) 所强调的：“（成长）的中心环节在于通过成长和作为构成（有时解构）其自我意识的社会经验而获取的个体自我，这一过程的预计结果就是对社会的某种调整适应。” 父亲被迫离家出走的家庭危机反而为加百列打开了全新的成长空间，改变了他以往从学校到家两点一线的生活环境，将其成长问题延伸到了父亲在外独居的社会空间与关系网络，呈现出其成长叙事在个体发展与社会形塑两个层面的双重进程。针对成长叙事的模式问题，一般认为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主要围绕自我、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等场域的多个叙事语境，呈现为三个方面： ① 内心成长、外部塑造等方面的不同叙事进程；② 认知发展、情感增益、群体意识等方面的不同叙事维度；③ 顿悟、觉醒、受挫、幻灭等方面的不同叙事话语。因此，只有加百列（被动）走出作为成长环境的家庭生活，走进父亲（被迫）栖身的贫民窟公寓及其社会空间，才有可能从认识发展的多个维度合理地把握作为伦理事件的家庭危机及其社会根源，从个体发展与社会形塑的双重进程推动自我意识的叙事话语及其伦理建构。换句话说，以家庭危机的困惑叙事作为伦理线，加百列的成长叙事随着父亲的社会生活空间已经延伸到作为阶级意识的伦理动因。
从认知发展的成长模式来看，“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 (Marcus, 1969：32)。也就是说，成长主体通常需要经历作为成长事件的人生危机，经由（自我）成长引路人的启蒙过程，通过顿悟或觉醒的成长形式，推动自我意识对成长语境的认知转型以及自我价值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构，最终达到适应外部世界或实现内心成熟的成长效果。沿着家庭危机的叙事主线，加百列的成长叙事随着父亲的离家事件延伸到以往家庭生活之外的社会空间，在其困惑叙事的伦理线上相继出现了数位成长引路人的启蒙话语，不断推动作为伦理动因的阶级意识及其叙事建构。加百列的成长引路人大致分为三类： 其一，作为朋辈引路人，出身中产阶级的同学萨克帮助他理解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观念和意识形态，存活在假想中的夭折兄弟亚奇为其提供了他者视角的对话空间与可然叙事；其二，作为精神引路人，流行音乐家莱斯特为加百列提供上流社会精神偶像的启蒙话语，鼓励他坚持艺术理想的人生道路和自我意识的发展成长；其三，作为物质引路人，汉堡餐厅老板 “老快” 同情并资助加百列的绘画特长和摄影兴趣，同时为其父亲介绍音乐家教和富商阶层的客户源。从家庭生活的成长环境进入社会关系的形塑空间，加百列的认知发展更加突出阶级意识作为伦理动因的成长话语，其觉醒叙事呈现的则是意识形态作为启蒙话语的伦理建构。颇为吊诡的是，在加百列的成长叙事中，相对于作为劳工阶层的餐厅女招待且始终处在 “寻找” 状态的母亲，原本 “迷失” 的父亲借助为富人家庭提供音乐家教，实现了向中产阶级的阶层跨越，父母婚姻的家庭危机在阶级意识层面就此迎刃而解。
围绕成长叙事的本体阐释，有学者指出：“个体成长的本体意旨在于直指个性的理性超越，成长者能从容地找到自我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即完成个体 ‘社会化‘……从 ‘自然之我’ 走向 ‘自为之我’，从 ‘自然状态’ 向 ‘社会状态’ 升华。”（张国龙，2013：4）就加百列的成长话语而言，作为 “自然状态” 的家庭关系造就了围绕 “自然之我” 的自我意识及其早熟叙事，作为 “社会体系” 的阶级意识则催生出针对 “自为之我” 的认知发展及其启蒙叙事。换句话说，通过困惑叙事的伦理线，加百列的自我意识逐渐被家庭生活之外的社会体系重新塑造和建构，其对家庭危机的早熟叙事则不断被消解在围绕阶级意识的启蒙叙事。对此，卢万尼认为：“库雷西对家庭关系中各种张力与期望冲突的戏剧化书写，创造出一个引人入胜的社会世界，使得小说的主题既有具体的家庭生活，又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Ruvani，2002：118）实际上，加百列的成长叙事大致可分为 “贫贱夫妻百事哀” 的家庭危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的逆袭成长，以及 “严母慈父出孝子” 的圆满结局三个阶段，围绕阶级意识和阶层跨越的认知发展显然构成了贯穿始终的叙事主线和伦理动因。重新回到家庭危机的伦理现场，加百列的成长话语过度依赖其父亲实现阶层跨越的男性意识及其叙事介入，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母亲作为劳工阶层的女性经验及其叙事视角，库雷西的这种 “戏剧化书写” 将加百列成长问题的伦理动因简单地归结于家庭成员的阶级意识问题，不可避免地在困惑叙事的伦理线上不断形成身份政治的伦理结以及成长叙事的伦理悖论。
3. 身份政治：
成长叙事的伦理悖论
当代英国文学评论家尼克·赖里德（Nick Laird）指出，《加百列的礼物》的成长叙事及其叙述模式是 “成问题的”： 在认知发展的叙事进程方面，“加百列的叙述视角贯穿整部小说，却经常出现叙述者的叙事介入现象”；在自我意识的伦理建构方面，“库雷西显然不愿意任由一个普通少年叙述整部小说，而是试图加入自己的视角观点以增加思想的厚重度，然而却又造成小说当中各种文化指涉问题的临时拼凑之感” (Laird, 2001：22)。在困惑叙事的伦理线上，加百列对自我意识的伦理建构围绕家庭危机的不同主体意识与叙事话语，主要表现为其本人作为成长主体的叙事视角，隐含作者作为叙述主体的叙事介入以及库雷西作为作家主体的叙事干预。然而，不同主体意识对成长问题的叙事建构，不断形成的是围绕认知发展的伦理动因与身份政治以及针对成长叙事的伦理话语与意识形态。对此，后殖民批评家居斯瓦兰德（Feroza Jussawalla）认为 “库雷西的作品叙述的都是年轻主人公与其族裔、性别和政治身份斗争的经历”，阐明他们的成长叙事，“提出关于歧视和边缘化的问题，探讨与多元文化社会的相处之道以及归属其家庭或同辈的斗争”，强调他们的伦理困境 “有时针对父母，有时针对社会环境，有时是对整个社会的愤怒情绪” (Jussawalla, 2008：58)。加百列的成长问题在于社会关系对自我意识的伦理建构及其启蒙叙事，他的伦理困境在于将家庭危机的伦理事件归结为阶级意识的伦理动因。究其原因，“在库雷西等后移民作家的作品中，多元文化的英国面临更加广泛的问题：如何容纳文化和政治层面上的多样化生活经验带来的文化差异” (Ruvani, 2007：5)。然而，库雷西对加百列成长话语的叙事干预，在困惑叙事的伦理线上体现为多元文化的身份政治，在社会启蒙的叙事线上呈现出意识形态的伦理悖论。
当代英国后殖民文学批评家布查楠（Bradley Buchanan）指出，“《加百列的礼物》或许是库雷西最不明显的一部政治小说，但是它同样承载了某些熟悉（如果不是说太明显的话）的政治与文化观点”，并基于加百列成长问题的意识形态及其隐性叙事不断指向 “撒切尔运动” “左派激进主义” 以及 “种族、性别、国家主义与民族问题” (Buchanan, 2007：27)。对加百列的认知发展来说，他自己生活在曾为世界中心的国际化大都市伦敦，但随着第三世界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伦敦成了不同种族聚居的破败社区，“制造着与奇怪生活相互交织的梦境和故事” (23)。除了父亲雷克斯作为左派激进主义者的阶级跨越问题、母亲克莉丝汀作为撒切尔主义者的女性和劳工形象以及快餐厅老板 “老快” 的同性恋身份之外，最具争议的就是保姆汉娜作为东欧移民的种族身份。身为白人劳工阶层的母亲为加百列雇佣廉价保姆专司照料，她竭力维系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残缺梦想。然而，加百列对保姆汉娜的认知方式和叙事建构显然是刻意地充满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身份嘲讽与政治戏谑。在出生地方面，加百列杜撰难民汉娜来自 “遥远的 ‘痰’ 山区，或是 ‘疝气’ 附近的小镇 ‘支气管炎’ ” (89)；在个人形象方面，他叙述中的汉娜 “一身寡妇黑” “长得圆滚滚的” “走路像一个壁橱” “怪味汇集”，而且 “总是一脸苦相，皱眉蹙额” (2)；在行为举止方面，他眼中的汉娜最擅长的是 “像秃鹰一样监视” (15)，打扫家庭卫生就像 “处理一堆核废料” (156)，吃饭的时候却 “两眼放电，嘴唇湿润，胸脯不停起伏” (13)；在移民身份方面，加百列描述 “她大多数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断定 “她迷失在一场噩梦中” (47)。应该说，随着库雷西的叙事干预，加百列的认知发展皆大欢喜地解决了作为成长困惑的家庭危机： 其一，围绕自我意识的成长叙事转变为阶级意识的启蒙话语；其二，针对社会关系的伦理建构进而转向身份政治的意识形态。
4. 结语
以往的库雷西批评仅关注作为家庭小说的《加百列的礼物》及其成长主题，皆大欢喜的团圆结局在很大程度上遮蔽和掩盖了围绕种族与性别的伦理话语及其隐性叙事。对此，布查楠直接挑明，“库雷西的叙事幽默之后遮盖的是反移民的刻板倾向与仇恨情绪” (Buchanan, 2007：93-94)。作为作家主体的库雷西介入加百列的成长叙事，将其自我意识的伦理建构转向围绕阶级意识与种族身份的启蒙话语，造成其对家庭危机的困惑叙事呈现聚焦身份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伦理悖论。针对这种他者伦理的阐释问题，有国内学者指出：“对新的伦理批评而言，与这种他者讨论相连的另一问题是他者如何与文学研究发生关联……一是我们阅读文本是为了获取如何伦理地对待他者的经验；二是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地对待他者的经历。”（杨革新，2016：40-41）围绕加百列成长问题的伦理批评，在文学文本层面关注对成长话语的本体阐释，表现为加百列作为成长主体对家庭危机、阶级意识与身份政治的成长叙事；在叙事话语层面重视对成长模式的范式分析，体现为隐含作者作为叙事主体对自我的意识、启蒙话语与意识形态的伦理建构；在阐释话语层面，强调对伦理结构的叙事研究，呈现出库雷西作为作家主体对伦理事件、伦理动因与伦理悖论的叙事结构。换句话说，对加百列成长叙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家庭危机的叙事线上，探讨加百列、隐含作者与库雷西聚焦成长问题的不同叙事话语；在困惑叙事的伦理线上，分析围绕成长模式的不同叙事进程；在意识形态的伦理结上，揭示针对身份政治的隐性叙事及其伦理结构。只有如此，在库雷西自诩的 “三位一体” 家庭小说及其成长叙事之外，才能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加百列 “三位一体” 的成长话语及其伦理结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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