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陶久胜，博士，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宁波大学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与宁波市领军人才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多伦多大学访学学者。兼任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社科基金与浙江省社科项目评审专家等。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语教学》《戏剧》《社会科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5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2部，编著英语专业教材2部，荣获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江西省教育科学成果奖、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各1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各1项，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完成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等10余项，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一般与西部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10余项。研究兴趣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文学与经济、医学等跨科学研究、西方戏剧、英美文学、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等。
“然而我却是自己的行刑者”：
《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中的疾病、谣言与自杀
本文原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航路开辟时期英国文学的贸易帝国建构研究” (21AWW008)；宁波大学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世界文学视域下的外国文学课程的跨学科教学改革" (JYXMXZD2022013)。
摘要：17世纪20年代，詹姆士一世身体每况愈下，王室一直希望与西班牙联姻化解罗马教廷的威胁，查尔斯王子前往马德里向菲利普三世的女儿玛丽亚·安娜求婚，却遭到英格兰新教徒强烈反对。廉价报业刊登诋毁国王与政府的诽谤诗与花边新闻，煽动民众叛乱与扰乱国家秩序，各种谣言使查尔斯被迫取消婚约。因瘟疫频发，医学知识由一种职业化的专业术语转变为日常使用的普通语言，医学话语进入政治与生活领域，使国民在早期现代医学框架中理解政治身体议题。《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中，邓恩使用疾病指向自己的忧郁症，更隐指社会上煽动性的谣言及其引发的政治暴动，他号召臣民顺从王权，接受国王对政治身体的管理与治疗，同时提出国王应铲除政治身体中的骚乱和寻求他人治国方略的对策。言过其实的饶舌报道正如人体的过剩体液，社会疾病对王国政府的威胁类似邓恩忧郁意志对自己的慢性自杀，国民在身体理论中论证谣言作为疾病对王国的自杀式影响，这暴露出斯图亚特早期社会对政府权威的焦虑。
关键词：《对突发事件的祷告》；疾病；谣言；自杀；政府权威
1624年，一位英格兰国教会牧师对上帝说，“您允许民众自由谈论您的代理人国王”，“他们却无知、轻蔑地言说您” (Donne，1999：48)。他指出谣言对王国造成的威胁，“20只反叛鼓制造的噪音远不如几个窃窃私语者与角落里的密谋者危险” (59)。牧师晚年忧郁频发，感觉遭到一种蒸汽一样的无形物质的折磨。为描写这种危险疾病，他把它与谣言做类比，“我们体内的这种烟气，正如一个国家内的谣言；这些体内的我们认为有传染性的致命烟气或蒸汽，有似一个国家内的有感染性的谣言，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不光彩的污蔑与诋毁” (73)。忧郁缓慢地腐蚀人体健康，谣言悄无声息地危害国家安全。忧郁让他感觉到，“然而我却是自己的行刑者” (73)。正如忧郁使人体自杀，谣言必然扰乱王国秩序。谣言使国家生病，向国王进谏成为贵族朝臣的重要担当。牧师为此写道，“在怀疑、谣言与偶像崇拜的地方，您的愤怒惊醒了，您的愤慨搅动了” (149)。思考自己的病情时，牧师参与讨论王国政府面临的谣言威胁，劝诫国王（上帝）警惕谣言扩散。这位牧师就是约翰·邓恩（Jone Donne，1572-1631)，上文是他在《对突发事件的祷告》（1624）中叙述的谣言与阴谋叛乱之片段。该祷告文共23章，每章包括沉思、劝告与祈祷三部分，记录邓恩晚年遭受的忧郁疾病及他在每个发病阶段的所思所想。这是一部疾病自传，但邓恩让疾病与反叛类比，暗示人体与国家以相似方式正在自我毁灭。玛丽·帕佩兹恩（Mary Papazian，1991：242）认为，这些政治意象孤立零散出现且间接指向政治，而非持续的政治斗争与对时政的干预，类似从政治中隐退与消极冥想上帝的寂静主义信条。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1977：192）坚持认为，该文不少部分抽象讨论了政治事件，“几乎构成一张无穷的政治意象网”，展现邓恩 “作为一位意外的政治进谏者”。遗憾的是，他没注意到1623年查尔斯王子（与西班牙公主）订婚引发的灾难性不实报道与该祷告文中的忧郁、谣言、自杀之间的关联。实际上，17世纪20年代，为化解天主教威胁，英格兰王室与西班牙联姻，却遭到新教徒的强烈反对。廉价报业以各种政治丑闻吸引大量普通读者，诽谤诗与花边新闻诋毁国王与政府，煽动民众叛乱与扰乱王国秩序。因瘟疫频发，国民在早期现代医学框架中理解政治身体议题（Hillman，2015：41-57)。鉴于此，笔者从17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廉价报业繁荣这一语境出发，结合邓恩晚年多病之生平，研究《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中的疾病、谣言与自杀的医学与政治内涵，揭露斯图亚特早期社会对政府权威的焦虑。
16、17世纪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之一，宗教改革使英格兰卷入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斗争，也引起英格兰境内的天主教叛乱、清教势力崛起等系列问题。都铎王朝时期不同国王的不同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导致国家的宗教身份剧变，宗教问题成为英格兰社会最为复杂与最易触发政治叛乱的问题。为了控制政治局势，官方发布正式文件文书规范社会行为，借助戏剧演出、政论文等宣扬官方意识形态或偶尔指涉前线战事。随着活字印刷术传入不列颠岛，自16世纪后期开始，英格兰出现了匿名与半匿名的各种印刷体文本，包括小册子、抨击性文字、诽谤诗、类似现代日报的新闻报道等。在政治危机与信息高度缺乏的年代，廉价报业发展迅速。早在詹姆士一世1603年登基时，伦敦就出现了一种多趣闻、多新闻文化。廉价报业让公共话语更容易进入但也变得更加危险。那时新出现的术语 “饶舌者” 或曰 “新闻散播者”，描述那些渴望更新公共丑闻的人。一些匿名读者密切关注那些非常显著的丑闻，包括托马斯·欧文波利谋杀案、1621年多名议员入狱、沃克斯勋爵拒绝在北安普敦投降、白金汉为30块钱背叛英格兰等，狂热地想知道宫廷内究竟在发生什么。特别对17世纪20年代的新教徒来说，查尔斯王子的婚事与国家命运系在一起，他们强烈反对王子与西班牙公主订婚，因为西班牙是新教国家必须彻底消灭的最大敌人。1623年查尔斯回国前，官方封锁对这一事件的任何消息，这反过来刺激了英格兰廉价报业的对它的报道，各种秘密谣言如瘟疫般疯狂传播。
对西班牙联姻危机，伦敦出版了 “史无前例的数目巨大的小册子”，在瘟疫般的谣言作用下，到邓恩创作《对突发事件的祷告》时，王子私人婚事已完全演变成一场王国政治危机。新闻报道的出现与传播使政治话语的属性发生了巨大转变。最直接的是，一些个人或小群体因此有机会参与讨论他们以前不曾关注的时政话题。正如达格玛·弗雷斯特（Dagmar Freist，1997：178-179）所说，到17世纪40年代为止，“这个时期的男女展现出对他们当地之外的事情的积极兴趣，他们对国家政治有了一些基本 ‘知识’ ”。斯图亚特意识形态坚持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方式，故臣民对国家事务的广泛兴趣必定带给王权一种难以想象的重伤。因此，詹姆士一世告诫亨利王子，谣言是一种必须医治的国家疾病，因为 “我已经感受到，这个国家正遭受这种自然疾病［……］一种不负责任、傲慢的狂妄，他们幻想自己的伟大与力量” (1994：28)。弗雷斯特也暗示，那些对国家政治特别感兴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提供了错误信息，以致在某种程度上自以为获得了准确的一手信息。为了让自己更受欢迎甚至成为偶像，或为了让报文获得好的销量，一些小册子作者甚至毫不避讳地捏造人物轶事，取代那些可能得到充分证实的事件，每位写稿人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散播有趣的谣言轶事而已。可以说，王子（王室）的名声依赖于对公共人物的修辞构建，反之公共人物也非常容易被谣言毁坏名声。
在后期生涯中，邓恩疾病缠身却极力为王权传教，他把宗教叛乱定义为一种疾病。从天主教转为新教徒后，1615年他先后被任命为国教会牧师与皇家牧师，1621年成为圣·保罗大教堂主持牧师。随着身体素质下降，他精神上自杀与忧郁症加剧，身体上一直遭受疾病 “回归热” 的折磨。在邓恩看来，宗教叛乱类似自己所遭受的忧郁症或回归热（Lange，2002:69-97)。1621年的一篇布道文中，他谴责宗教叛乱，坚持脱离普世宗教正如患上忧郁症：“使其他人与王国分离开来是一种暴政与篡权；使你自己与王国分离开来是一种有罪的、反叛的忧郁” (Donne，1957：87)。邓恩使用忧郁来刻画对上帝普世恩典的一种基本误解：“看这个法案（永远不与上帝分离的法案）是否没有被玷污，是否受到蛇毒的玷污，是否受到绝望的苦艾的玷污，是否受到忧郁的胆汁的玷污？这些是否使该法案失效？”（Donne，1957：91）接受拯救或与上帝分离是一种宗教反叛，与人体的忧郁、自杀等疾病相似。在早期生涯中，邓恩就已使用忧郁直接再现身体疾病并隐喻表达宗教机构的反叛，只是他对待反叛的态度不同。邓恩那时还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在《暴死论》(1608）中他为反叛国教会的行为辩护，似乎相信 “基督教的最佳美德最初在于它作为集体自焚的地位”，尽管他同时认为基督徒的疯癫自杀是罗马政客与撒旦合谋以收编教会之结果（Kitzes，2006：106)。
在疾病中思考叛乱问题，恐怕还离不开当时瘟疫频发之现实与邓恩的医学家庭背景。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天花、疟疾、伤寒与黑死病和梅毒一道异常流行。自1348年传入英格兰后，黑死病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统治期间 的1563年、1578-1579年、1582年、1592-1593年、1597年和1603年多次大规模爆发。英政府大量印刷各类疾病预防手册，但医疗总体水平低下，专业医生严重匮乏，民间医生非常活跃。医学知识由一种职业化的专业术语转变为日常使用的普通语言，医学话语进入政治与生活领域（Womack，2006：75)。邓恩一生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瘟疫爆发，自然相当熟悉医学理论与实践。而作为一个博学牧师，邓恩也必定熟知阿奎那、奥古斯丁等中世纪神学家如何使用医学意象来讨论人的灵魂疾病与身体疾病（Schleiner，1970：68-85)。邓恩继父约翰·西铭斯是一名医生，也曾任皇家医学院校长，因此邓恩自幼时起完全有机会从医学谈聊中吸收知识。当他11岁时，继父把家搬到圣·巴塞洛谬医院附近，孩童时期的医学诊断与手术程序必定一直印在成年邓恩的意识中（Whitlock，1959：257-262)。所以，当1623年邓恩危险疾病 “回归热” 反复发作时，他糟糕的身体似乎越发激起了他的创作灵感（Carey，1981：136)。当廉价报业散布谣言时，他把疾病自传《对突发事件的祷告》转变成他关心王权的出口，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主持牧师对王国政治身体健康的担忧。
谣言疾病化也隐含一套邓恩时代熟知的大小宇宙对应之身体理论。身体的结构与功能知识令邓恩着迷，他熟读各类医学典籍，知晓当时最新医学研究成果（Allen，1943：322-342)。文艺复兴社会继承古典身体观，从隐喻出发描述一种类比系统， 再现相似的多重和谐体，贯通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托勒密的宇宙和盖伦的体液理论。大卫·海尔（David Hale，1971：11）提出，“比起其他任何构建 ‘伊丽莎白世界图景’ 的对应关系来说，社会和人体之间的相似性用得更多”。14世纪初，当 “疾病” 首次在英文中出现时，它指 “缺乏轻松；不安和不舒适；不方便和烦躁；不安静和受到打扰；麻烦” (Spates，2010：155-156)。这种古老的定义没提到特殊的身体病态，而指在大小宇宙层面可能发生的 “失衡”。14世纪末，疾病才开始以现在语义存在，指身体 “不健康的状态、不良和病态”（Spates，2010：155)。15世纪后期，该词开始指向特别的状况和生病：“有此种状况的任何一种；一种无序或微恙，展现特殊的症状或影响特别的器官” （Spates，2010：155-156)。16、17世纪，“疾病” 转化为一种可用于谈论人体、政治身体和天体的修辞，让早期现代人能建立横越 “人体” 小宇宙到 “政治身体” 大宇宙的直接类比关系。乔纳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相信，大小宇宙的类比关系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和话语形式（1998：141)。在自然状态中，大小宇宙遵循这种结构关系，和谐与安逸为至高状态，但当这种秩序被打破时，疾病与紊乱（叛乱）占主导。正是在这一身体语境中，邓恩把自己的自然身体疾病与廉价报业引发的政治身体疾病进行类比思考。
如果说《皇家礼物》是詹姆士开给亨利王子医治包括谣言在内的各类社会疾病的药方，那《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便是邓恩开给查尔斯王子的专治谣言疾病的单子。在祷告文开篇处，邓恩写下 “献给最杰出的王子，查尔斯王子”。邓恩在该祷告文中公开披露个人疾病，表达自己对谣言的焦虑，由此不难想象，邓恩以这种方式进谏查尔斯王子，注意谣言对斯图亚特王室名声产生的负面影响（Kitzes，2006：112-113)。即是说，通过宣传谣言是王国政治身体的一种社会疾病，邓恩有效劝诫王国医生，国王詹姆士一世或未来国王查尔斯王子（查理一世)，采取措施压制谣言。通过再现谣言在属性、特征与预防上与人体疾病的相似性，邓恩以最详尽的文本呈现谣言作为社会疾病之隐喻，以劝告国王开出治疗谣言之处方。姑且不管查尔斯王子是否有心接受邓恩建议，因他此时忙于自己与西班牙公主的订婚或挫败于失败的订婚，但他1649年被送上断头台之事，或许看出查尔斯王子可能一直就不是一个善于纳谏之人。但作为主持牧师，邓恩需向国王委婉地阐释谣言问题：谣言源自何处？为何会出现在特定时刻？谣言的持续传播对王国命运，哪怕最强大的王国，意味着什么？如果能够预防，该如何预防谣言？如果不能，国王医生如何有效管控谣言，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会伤害王国？简约为一个问题：干扰自然身体或政治身体的疾病或谣言，究竟对良好治理意味着什么？
一旦明白良好治理的定义，便能回答这些问题。在邓恩看来，良好治理首先意指铲除政治身体中的骚乱与暴动，因为它们类似于人体中必须净化的黄胆汁。该祷告文把篡位反叛隐喻为一种疾病，它让国王特别注意那些谣言散播者、政府控诉者与阴谋叛乱者，警惕他们对政治身体健康的威胁。对公开毁谤者，邓恩毫不含糊地加以谴责：“在街上我能遇到什么样的毒气、水沟、废墟、粪坑及犯下什么样的错行，能比那些家里自酿的蒸汽对我伤害更大？” (73) “毒气” “水沟” “废墟” 与 “粪坑” 指向肮脏的伦敦街道与滋生、传播瘟疫的环境，黑死病、鼠疫与天花频发的土壤与元凶。但与 “家里自酿的蒸汽” 相比，这些对身体的伤害逊色许多。这些 “自酿的蒸汽” 当然是指邓恩体内无法捕捉的由（干热）黄胆汁过剩引起的 “回归热” 与忧郁症，更指英格兰国内难以找寻源头的秘密传播的谣言与阴谋叛乱。类似詹姆士一世演说辞，邓恩深入阐述谣言叛乱对王国身体的威胁：“国家中不是一样吗？那些贵族的傲慢使人民发生骚乱。这是一场由贵族傲慢引起的、对国君构成最大危险的大病。［……］而人民的骚乱只是一个征兆，一个标志重病的偶然事件。但这个征兆变得如此暴力，不允许人有任何时间去咨询。我们精神的疾病偶然事件不都是如此吗？我们情感的疾病不也一样显著吗？” (53) 傲慢贵族纵容、唆使人民骚乱，任凭谣言、叛乱蔓延，而骚乱只是王国政治身体重病的征兆，这正如发生在邓恩身上的忧郁症，使他的精神与情感状态 “如此暴力”。正如查尔斯王子需细读《对突发事件的祷告》， 詹姆士一世需常召开议会商讨国家对策。国王需要寻求他人的治国方略，这是良好治理的第二层含义。邓恩写道：“国王从其他人那获得谏议，并不会使国王的尊严减少。上帝没有创造许多太阳，但他创造了许多接收与发出光的身体。罗马人从国王开始，尔后两执政官联合统治，最后回到独裁者的极端模式。无论一人还是多人统治，所有国家的主权是一样的。在有更多医生的国度，不是危险更多，而是上帝的意旨更多。当国家事务由更多顾问执行时，而不是由一个胸膛承受，无论胸膛有多宽厚，这个国家是更幸福的” (39)。对比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期，前者是由元老院执政，平民享受更多民主、平等与自由，后者由皇帝独裁专制，国民失去自由与其他基本权力，最终导致帝国腐败、分裂与灭亡。邓恩指向查尔斯王子订婚一事，因得不到新教议员支持，詹姆士1623年解散议会（Pauline，2003：75-81)。如果国王是政治身体的医生， 那些辅佐议员便是助理医生。邓恩建议国王抛弃个人专制统治，回归到英格兰议会传统上来，让国王 “接收” 更多 “医生” 辅佐。詹姆士父子却因宗教或财政争议解散议会，实行个人专制统治。1629至1640年，查理一世实行11年的无议会统治，英格兰处在内战前夕（Carlton，1995：153-154)。与詹姆士演说辞反问语气非常相像，祷告文选择支持詹姆士的君权神授论（Kitzes，2006：113-114)。“如果一个黄胆汁病人准备发动进攻，我必须去净化他的干热体液，还是直接阻止他殴打？” (53）邓恩使用 “黄胆汁病人” 喻指那些对国家 “发动攻击” 者。面对危害社会秩序的人，国王应召开议会商讨出一个 “净化他的干热体液” 之对策，还是暂时关闭议会 “直接阻止他殴打”，实行个人专制统治。言外之意，与谣言叛乱者不同，作为上帝代理人，哪怕实行暴政或个人统治，国王不能受到抵制，臣民必须无条件顺从。这构成良好治理的又一层含义。邓恩叙述道：“疾病们自己开咨询会， 密谋如何繁殖，相互帮助，提升彼此的力量。［……］死亡出现在老人的门口，告诉他死亡一事。死亡除潜伏在一个年轻人后面，什么也不说”（39-40)。邓恩既描述自己疾病迅猛 “繁殖”，“潜伏” 在身后阴谋伤害自己，也指那些妖言惑众的叛乱者，他们 “开咨询会” “密谋” 危害国家。面对如此巨大的 “死亡” 力量，国王似乎必须第一时间铲除叛乱而无需征求议会意见。实际上，在祷告文中，邓恩多次论及上帝、国王与百姓的关系：“一个杯子不会破碎，因为上面有国王的脸，一位国王不会脆弱，因为他身上有上帝的神性”（46)。“当我说到国王时好像说您（上帝)，当我谈到您时好像说国王。您允许民众自由谈论您的代理人国王，当然他们却无知、轻蔑地言说您” (47-48)。邓恩明确国王作为上帝代理人的地位，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因此对传播谣言的阴谋家非常愤怒。这吻合詹姆士的多次议会演说，他曾劝导朝臣贵族效忠国王，即便一个暴君坐在王位上（Shami，1995：380-412)。《对突发事件的祷告》阐明了谣言的属性、特征与治疗建议。邓恩看到谣言流动无形，犹如蒸汽瘟疫，无处不在。邓恩意识到谣言对王国权威与人体能动性的消解作用：“但我说过一种蒸汽。但如果我被问到是什么样的蒸汽，我说不出来，那是一种无影无踪、无觉无味的东西。如此接近虚无，以致把我们变成虚无” (73)。的确，谣言是一种 “无影无踪” 的 “蒸汽”，人们 “说不出来” 它源自何处，无法预知它对政治身体造成多大致命灾难，犹如瘟疫能把我们 “变成虚无”。这就是谣言的属性。由于担心忧郁反弹，他一直害怕谣言持续发酵，如他对上帝倾诉：“您多么轻易地饶恕他们犯下的其他罪恶，您多么竭力地包容他们经常反复犯下的那些罪恶。那些是他们对您、您代理人（国王）与牧师的低语抱怨。他们转向其他神灵与偶像崇拜。哦，我的神，低声私语是多么堕落，多么无可救药；他们离您这么近，却在您的代理人背后低声私语” (147)。邓恩定义谣言特征：散布谣言者 “转向其他神灵与偶像崇拜”，传播异教的、不权威的、不正确的消息，犯下 “堕落” “无可救药” 的罪行。邓恩请求上帝出手，毁灭这些散布谣言的叛乱之徒。这些人正如邓恩所患的反复发作的忧郁症，但上帝仍宽容、仁慈地对待他们，派自己的代理人国王们——王国医生——送上 “健康药方”。“神圣国王法国的圣·路易斯与我们的莫德，因为这个行为受到称颂，他们走访医院，帮助治疗那些令人呕吐的人。……大卫王深入人民中间，与人民融为一体，称他们为兄弟与骨肉” (49)。在祷告文第八章，邓恩专门叙述詹姆士一世派遣医生为自己治病一事，字面上表达他对国王的感恩之情，隐喻意义上说明国王治疗作为社会疑难之症的谣言之努力。在阐述王国治理的《皇家礼物》中，詹姆士的确把自己的白厅比作医生办公室。当诬陷、攻击王国政府的谣言四起时，政治身体处于疾病状态。詹姆士指出，百姓 “厌倦目前所处的阶层，渴望新鲜感”，倾向饶舌、散布谣言，“评价与鲁莽言说君主” （James Ⅰ，1918：27)。平民抱怨表明，他们对因社会地位低下，不能进入官方话语感到不满，身心没有获得充分的愉悦感，故患愤世嫉俗、忧郁与造谣之疾。对此， 必须严格执行惩罚不敬的说话者的法律，“这样可以正义地阻止他们的嘴巴说出那些无聊、不敬的言语，支撑你的王国，关照你的政府，他自己也就不会有怨言”（James I，1918：27)。法律与仁爱兼施，“让温柔与严厉混合，非正义的骂人者便因敬畏而被遏制住。善良的爱民就不仅生活安稳富足，而且你的友善礼仪让他们感动，开口赞美你如此温和的政权” (James I，1918：27)。每年神圣节日期间，邀请平民一起娱乐，增进普通百姓之间的友谊，彰显王室的富足与强盛。“需用更多方式吸引他们一起参与友情活动，指定一年中的某些日子，上演公共的诚信比赛与盛大军演。聚集邻居，举办诚实、开心的宴会活动，增进友谊与交流”（James I，1918：27)。作为王国医生，詹姆士一世深知谣言之疾的危害，因此提倡法治、节日娱乐与军事表演，让国民在娱乐中释放不良情绪、恢复身心健康，在观看大型比赛与军演中感受王权的力量，增强对国家的信心与对王权的敬畏感，最终归顺与效忠国王。然而，邓恩对此显得信心不足，因为谣言正如他的忧郁症，使（政治或自然）身体处于无意识的自杀过程中。自杀是《对突发事件的祷告》的主题之一，它与邓恩的忧郁症密切相关。由于国家疾病不可避免，一个有序的国家便存在自杀风险。与17世纪许多牧师、医生与作家不同，邓恩对谣言与反叛势力的描述不是局限在一般意义的疾病符号上，而是在特殊意义的自杀符号上。“在自杀符号下，这些干扰国家的问题变得最为强烈”（Kitzes，2006：114)。在第二十章中，邓恩写道，忧郁困扰着他，让他有自杀的念头：“但我做了什么，使我产生或吸入这些蒸汽？他们告诉我，那是忧郁。我的确浸渍在忧郁在中，自己喝饮在忧郁中［……］但我什么也没做，然而我却是自己的行刑者” (72-73)。邓恩拷问自己，“我做了什么”，是 “忧郁” 抑或某种罪恶，让我产生这些 “蒸汽”， 让我成为 “自己的行刑者”？他把 “蒸汽” 与谣言做类比，“这些体内的我们认为有传染性的致命烟气或蒸汽，有似一个国家内的有感染性的谣言，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不光彩的污蔑与诋毁” (73)。邓恩借用大小宇宙对应理论，让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类比，“心脏是国王，大脑是议会，把所有人粘合起来的行政官员是肌腱，所有部位的生命是荣誉、正义、尊敬与尊重，因此当蒸汽、毒液般的谣言反叛这些崇高部位时，整个身体遭难了” (73)。正如忧郁 “蒸汽” 让人自杀，“感染性的谣言” 逐渐消耗王国身体的 “崇高部位”，使王国处在自杀自虐中。然而，尽管身体倾向自杀，但从对国王医生的期盼中看出，“邓恩并没有必然地表达自己想自杀的意愿”（Kitzes，2006：115)。而这是否隐含邓恩对谣言自杀性后果的恐惧却同时期盼国王不放弃预防与医治谣言的不确定心态？邓恩强调自己无辜地受到 “无为而为” 的疾病折磨，凸显谣言对王国 “不做而做” 的自杀性后果。他自述道：“如果这种自我毁灭的场合源自我们自己的意志［……］，发烧源于不加节制的吃喝，肺痨因为不节制的淫乐，疯癫起于误置或过度使用我们的自然智力，发生于我们自己。就毁灭而言，我们自己是谋划者，我们不仅被动而且主动” (72)。邓恩提到 “发烧” “肺痨” “疯癫” 等疾病，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意志作用的结果，这些疾病与非道德、非节制等罪恶行为联系在一起。另一些自杀者既主动又被动，是行为的实施者与牺牲品，正如 “有人用有毒的笔写字，有人把头撞向监狱的墙壁” (72)。与此对照，邓恩的忧郁症与上面两类暴乱者症状有些相似， 但病因与发生机制却完全不同。邓恩反问：“我做了什么，让我产生或吸入这些蒸汽？［……］那是我的思考。我不是必须思考吗？那是我的学习。我的内心没有呼唤学习吗？” (72）他的 “学习” 与 “思考”，与他的忧郁一道，是他身体自杀的真正原因，也是他最应极力避免的行为。但是，难道 “我不是必须思考吗？” 他必须面对身体表演自己的自然功能时所导致的不幸后果或裁决。他发现自己陷入一种 “无为而为” “不做而做” 的自杀中。这种自杀的意念就像一种魔幻力量，乃是一种 “隐形的公开表演” 与“ 缺场的在场”，使两元对立的疾病模式暂时悬置起来（Kitzes，2006：118)。在谣言问题上，《对突发事件的祷告》与16、17世纪复兴的古典文学形成互文关系。谣言的自杀隐喻也出现在维吉尔诗歌中。维吉尔让 “谣言”人格化为 “珐玛”（Fama)，即英文 “fame”，意为 “传闻” 或 “散播消息”。他指出，谣言的阴险不是它传播虚假消息甚至无意义的东西，而是它不加区分地传播任何消息：“她是一个让人恐惧的/巨大怪兽，拥有许多羽毛，/每片羽毛下藏着不眠的眼睛/(让人惊奇地)，拥有许多发声的舌头/和嘴巴，竖起许多耳朵［……］ 白天/她如哨兵一样坐在陡峭的屋顶/或高高的塔尖上，恐吓着巨大的城市；/因为她坚守虚假消息与歪曲的真相，/也坚守正确的信息。” 借用代词 “她”，谣言被女性化。“她” 摧毁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区分 “真相” 与 “虚假” 的能力。“她” 只是不断地讲述、歌唱 “故事” 以 “塞满所有人的耳朵”，但这些包括 “发生过的” 与 “虚构的” 故事。“她” 摧毁了我们区分有意义叙事与无意义叙事的能力，尽管我们哪怕在语境中也总是只能部分理解文本。对邓恩最重要的是，谣言瓦解了17世纪社会区分适度的政治忠诚与阴谋篡位、反叛之间的能力。为此，祷告文暗示社会从廉价报业（谣言）转移开来，谴责作为政治疾病符号的谎言、罪恶与叛乱，倾听来自王国政府的权威正确的声音，保护国家有序与健康的政治身体。邓恩同时代政论家弗朗西斯·培根（1857-1874）强调，谣言诱发叛乱，叛乱催生谣言。在《论煽动或动乱》中， 培根（Bacon，1612：589）引用维吉尔作品写道，“当然，毁谤与放纵话语处在动乱符号之中。维吉尔给予其 ‘传闻’ 系谱，说她们是 ‘巨人’ 的妹妹。［……］好像传闻与谣言是过去反叛的遗物，但她们也并非不是即将到来的反叛的序幕。但他发现这是对的，即反叛骚乱与煽动性传闻毫无区别，只是有似男女两性之间的区别”。培根调用古典诗人维吉尔的权威，认同动乱与反叛生发传闻与谣言之看法，因为叛乱一旦被国王击败与平息，叛军必定散布谣言诋毁王权，虚构谎言与谣言为自己正身。但培根更认识到，谣言与传闻也是叛乱发生的诱因，乃是即将到来的政治动乱之序幕。1625 年，也即查尔斯王子的西班牙联姻事件爆发时，在《随笔与忠告》的修订版中，培根再次回到 “煽动与动乱” 之话题，阐述毁谤的发生机制，尤其是 “她” 对王国政治身体带来的瘟疫般灾难，“毁谤与放纵话语反叛国家，她们频繁发生、四处蔓延。类似地，虚假新闻通常上下跑动，使国家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虚假新闻］却得到百姓的匆忙拥抱。她们是国家动乱的符号之一”（Bacon，1985：43)。如果说秘密散播的谣言与凭空报道是阴柔、多变的女人，那谣言生发的武力叛乱、暴乱便是刚强、公开对决的男人。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颠覆王权、扰乱国家秩序的自杀式武器。呼应邓恩诉求，对出版社推出颠覆王权与弑君书籍，政府审判并处死了相关出版商。最著名的例子要数托马斯·布鲁斯特案。1664年，布鲁斯特与西蒙·多佛、纳桑·布鲁克斯一起受审，被指控曾经出版了一系列为弑君辩护的书籍。在位于伦敦老贝利街的中央刑事法庭，布鲁斯特受到国王陆战队士官威廉·莫顿爵士的额外指控，被控诉 “恶意地、虚假地、制造丑闻地” 编辑出版与革命派神圣联盟、1643年契约相关的图书材料。莫顿使评审团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确信，布鲁斯特意在 “使人民撤离对国王的忠诚”。莫顿这样刻画毁谤的冒犯性：“各位绅士，煽动暴乱的书籍对王国是极其危险的。作为主要的诱因，虚假的谣言能搅动人民暴动与叛乱，在人民中间煽动不满情绪，然后他们很快就会揭竿起义。煽动暴动的书籍与举旗叛乱是非常至亲的关系，他们就像是兄妹。举旗叛乱更像是男性化行为，而印刷物与煽动暴动的书籍是每一种叛乱的女性化部分”（L'Estrange，1664：50)。罪行宣判成立后，布鲁斯特、多佛等人于1664年被执行死刑，留下出版业给他们的遗孀经营（Bell，1996：39-60)。的确，因早期现代大众印刷文化的繁荣，英格兰社会各种挑战政府权威的流言、毁谤与不实报道逐渐吞噬着英格兰政治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查理一世政权的覆灭就是廉价报业无节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国民亦在身体理论中论证谣言作为疾病对王国的自杀式影响，早期现代的政府权威焦虑显现出来。17世纪初，托马斯·汤吉斯出版有关舌头与五官为优越地位而战的《舌》，把试图进入五官地位、隐喻新阶层的舌头疾病化、女巫化，服务政治身体的等级结构之意识形态。故事发生在名叫 “小宇宙” 的王国，主要人物有女王、常识、五官、舌头等。常识为女王的内阁成员，五官是贵族阶层，位于小宇宙的头部位置上。作为统治阶层，他们共同构成政治身体的理性部位。舌头是百姓中新兴阶层的化身，与统治阶层的其他成员展开舌战，为的是进入五官系列。舌头就是詹姆士一世所说的不满现状而倾向饶舌谣言的部分百姓（James Ⅰ，1918：27)。舌头感觉自己的巨大付出没有得到女王、常识与五官的感激，心生怨恨故要求成为第六感官。舌头的不公平对待源于 “常识” 从五官得到的对她不利的信息。然而，为了达到目的，舌头不择手段，在五官中挑拨离间，类似帕里斯与金苹果的故事，让五官找到一件长袍与一个金冠。金冠上面刻有 “五个感官中能证明自己最棒的那一个，头上将戴上这个受到保佑的小冠冕” 字样（Tomkis，1874-1876：359)。舌头阐释道，五官只有证明自己最棒才能带上金冠。舌头的计划是通过制造五官之间的矛盾，自己渔翁得利，让金冠落入自己手中。五官识破舌头的阴谋而向 “常识” 汇报：“常识” 做出判决：“通过语言转换，打着服务人民的幌子，她最恶毒地使神秘语言妓女化，以亵渎粗俗之人的耳朵。［……］她就是一个女巫，在召唤鬼魂中饶舌。［……］她是个普通妓女，和每个人睡觉。［……］她在各方面就是女人。鉴于这些理由，不许她接纳入感官之列” (Tomkis，1874-1876：394-397)。故事结束时，五官被授予不同荣誉，服务 “常识” 与女王——王国灵魂，而舌头回到其平民位置，服务政治身体，王国恢复健康与平静，政府权威与神圣秩序再次确认下来。为缓解外部天主教势力的威胁，詹姆士一世派查尔斯王子与白金汉秘密前往西班牙求婚，但迫于国内新教徒的强烈抗议，同时不能接受马德里要求英格兰取缔针对国内天主教徒的惩罚性法律，与西班牙联姻之事半路夭折（Lockyer，1999：160-161)。在廉价报业作用下，西班牙联姻之事引发各种谣言与饶舌报道，政府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在此历史语境中，邓恩创作《对突发事件的祷告》叙述自己的晚年疾病。忧郁让自己处在无法掌控的慢性自杀中，犹如各种谣言与廉价报业对政府的肆意毁谤；饶舌报道类似人体的过剩体液，使英格兰处于自杀进程中，急需国王医生的救治。在这个意义上，该祷告文既是个人疾病传记，又是向国王进谏的政治文本，劝说国王做好国家医生，遏制谣言文本的扩散，以建立正确的权威文本，更好树立起政府权威。然而，“邓恩对疾病的考察使他能够拷问所有权威的基础”，当他怒斥谣言而 “公开捍卫政府权威时，却无意挑战了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因为权威文本正是由政府权威所生产， 没有王权支撑的权威文本可瞬间崩塌为谣言（Kitzes，2006：121)。谣言在传播各种消息时，它并不关心正确与错误、权威与边缘、真理与反叛、忠心与篡位之间的界限。无论对自然身体抑或政治身体，试图按某些标准定义正常与疾病、新教与天主教、新教徒与清教徒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这只会落入到某些人设定的概念假设与政治陷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