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靓 | 从阿诺德·克鲁帕特的世界主义到戴尔·海姆斯的民族志诗学 ——论美国本土族裔性的语言核心与转换策略
【作者简介】
陈靓，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主任，《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CSSCI) 副主编，国际期刊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委。国际易卜生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专家。
本文原载于 《当代外国文学》2020 年第4期12-19页 。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美国本土裔文学学术史" (18CWW093) 阶段性成果。
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是对本土族裔性的定位及其与历史语境的关系问题。正是从这个核心问题出发，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批评脉络各自延伸，逐渐汇聚成形。从族裔性的视角来看，民族主义批评中的政治化倾向会将族裔性进行本质化处理，世界主义批评则会凸显其内在多元性和外部语境的复杂性。然而，在理论界定之余，更重要的问题是从跨语境和跨文本的视角审视本土族裔性的转换策略，这不仅涉及到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的创作策略，还关乎本土裔文学批评的研究走向和在现代性下的自我定位。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多元化语境下对美国本土文学的族裔性进行理论界定？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文本转换策略如何实现？本文进而依照两位本土裔文学批评家：阿诺德·克鲁帕特 (Arnold Krupat，1941—) 和戴尔·海姆斯 (Dell Hymes，1927—2009) 的批评思想，以本土族裔性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美国本土族裔性的理论内涵和文本策略，并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把握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族裔性特质。
克鲁帕特的批评理论将多元性和互动性特质渗透到对美国本土裔文化解读的方方面面，从最基本的部落主义这个基本单元入手，层层拓展到本土裔文学、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版图中。他正是从本土裔族裔性的理论解读出发，在对民族主义进行批评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了多声部的世界文学版图，同时对现代语境下的族裔性做了理论界定。
在《边缘的声音》一书中，克鲁帕特对杰克·福比斯 (Jack Forbes)《殖民主义与美国本土文学：阐释》文中的民族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在文中，福比斯强调了印第安文学的地域构建，称 " (印第安文学应该是) 由特定的印第安文化所决定，从内在视角出发，并以其文化的内在形式" 表达的文学。他进而强调，"关键因素是作品是不是为特定的读者群体创作。它是不是反映了该文化的内在特质？" (Forbes 19) 此外，福比斯对作者也进行了限定："美国本土文学作品必须应由本土身份或本土文化背景的人所创作" (19)。在克鲁帕特看来，这样的界定 "过于严苛，且问题很多" (207)。他从部落主义、印第安性这两个传统语境下的意义单元入手，以口述传统为核心媒介，阐述了族裔性内部的多元特质，进而将批评视角拓展到现代语境下的美国本土裔文学、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范畴中。
1.部落主义
在美国本土文化传统中，部落主义是某个本土部落内部的信仰、语言、神话和口述传统的文化特质的总称。而口述传统—无论作为文化层面的生活实践，还是文学层面的语言运用方式，都是美国本土文学身份构建的重要基础。它可以被视为美国本土文化中最核心的单元，也是民族主义者最为看重的部分。
在几百个美国本土部落中，部落主义的内涵以及表征方式均有差异。这种差异性也同时构建了美国本土文化的内在多元性。在后殖民主义的视野中，殖民主义者以 "美国印第安人" 这个同质化的指称抹杀了本土文化丰富的异质性，而要弘扬本土文化传统，重构文化身份，首要的任务就是仔细审视部落主义内在特质。这一点在民族主义者伊丽莎白·库克琳 (Elizabeth Cooklynn) 的理论中被充分强调。然而，在对待美国本土文化传统这个概念的问题上，库克琳将其视为同质化的存在，凸显其整体性和反抗性。她将本土民族性的整体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内涵梳理，尤为强调不同本土部落在文化上的差异，凸显了本土民族性的多样性，但是对政治性的过度强调使她忽视了本土作品的文本性。对于文学性，库克琳更是将其与历史责任做了直接关联，显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削弱了文本性的意义。
而在克鲁帕特的世界主义视野中，他首先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将部落主义的历史性和文本性分别进行阐述，将作为一种理念存在的部落主义和文本中的部落主义进行了剥离："我们不知道传统的故事叙述是什么样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录制或译文中的‘真实’叙述是什么样的……即使所面对的观众有相应的文化理解能力，叙述者也经常会调整他们讲述的内容" (Krupat226)。如此，部落主义—作为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最为稳固而核心的文化单元—被克鲁帕特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解放出来。文本性的多元特质和历史性的复杂流变就使得这个概念具有了动态特质，赋予了它更多的流动性和阐述可能。
首先，如果把本土裔口述传统作为一个 "真实" 的实体，对它的真实性的准确还原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在民族主义者的部落版图中，本土裔口述传统是作为一个理想中的概念存在。而作为实际存在的口述传统，往往要经过人类学家的翻译或录音等书面英语语言或音频来再转述，在转述的过程中，其意义和表述方式必然会有缺失或改变，更何况作为源头的口述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动态的语言表述体系。因此，如果将本土裔口述传统视为一种纯概念的存在，它仅仅可以被看作一种文化符号。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一方面会使得其族裔性本身的复杂性被同质化，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它与现代美国本土裔文学的话语重构中间横亘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换句话说，作为历史存在的本土裔口述传统的 "真实" 无法被完整重现，而现代美国本土裔作品对族裔性的再现，从族裔性的重构角度来看，必然要经历三个层面的转变：由口述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变；由本土语言向英语的转变和语言的历史语境的转变。因此，话语形式、语言载体和文本语境的差异，加上本土裔口述传统中叙述结构和文本性的动态特质，使得对本土族裔性的重构呈现出复杂的文本特征。这不仅解构了民族主义者对族裔性的同质化倾向，而且赋予当代印第安文学 (indigenous literature) 以更为丰富的表述形式和内涵。
2.印第安性
从部落主义出发，克鲁帕特进而对美国本土裔的整体文化进行了界定，并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族裔文化中的关键因素—族裔性的问题。在美国本土文化中，印第安性曾被殖民主义文化所压制和同质化，而美国本土裔批评中的民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都在努力将印第安性进行细致的还原和重新解读。民族主义者往往强调印第安性的独特性，以期重塑具有美国本土特质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批评话语，并将其与主权诉求联系起来。而世界主义者则从多元化的视角出发，注意到了印第安性内部的多声部特征，并凸显印第安性在文本层面的多元特质，而非在政治、文化层面的主权构建功能。在世界主义者看来，这种立足于口述传统的多元特质一方面真实还原了印第安文化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也足以成为构建自身主体性的基础。
在对不同部落的口述文体差异的阐述中，克鲁帕特集中展示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如果把美国本土裔族裔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衡量的话，美国本土口述传统在其内在核心元素上，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质和异质性。其次，叙述形式与内容是相关联的。本土口述传统在形式上的多元性也展示了其内容及主题上的多元性，以及独特的本土裔特质。进而，将这个因素纳入到当代以英语语言创作的本土裔作品中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何以将印第安叙述的特定主题与特定的 (西方叙述) 形式相关联？" (Krupat 226)
在此，克鲁帕特指出了当代本土裔文学创作及批评中的关键问题：美国本土裔文学传统的叙述内容与西方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之间有一道鸿沟。这个距离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两个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特质差异，还有在文本表达策略、文本形式 (口述文学与书面)、主题特质等方面的差异。严格来说，如果以对族裔性的展示为标准来看，以英语语言进行书面创作的作品无法完整还原民族主义者坚守的族裔性的全部内涵。这不仅涉及到族裔性的历史性问题，也涉及到在当代多元化语境下语言的文本性重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这种形式与内容的距离存在，使得当代美国本土裔的文本创作有了更为多元和动态的空间，在文本策略、思想内涵和批评模式上都呈现出新颖的文本策略和理论视角。
3.世界文学
从传统的印第安性出发，克鲁帕特进而对当代语境中 "本土裔文学" 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本土裔文学" 是一种具有杂糅特质的文学体裁，正如上文提及，" (本土裔文学) 文本内部具有地域性、内部性、传统的、部落的或印第安模式的文学表达，而在外在形式上符合西方的 '小说'、'诗歌' 和 '短篇故事' 等类型" (Krupat 214)。而这种杂糅性的文学体裁中，则包含了具有印第安本体性的文学内容与西方文学现代性的文学形式的互动。从概念的范畴上来说，克鲁帕特也赋予了本土裔文学以现代性的流动特质，这不仅丰富了其中的文本性，而且也开拓了诸多的批评视角和理论介入的可能性。
在对本土裔文学的性质描述上，克鲁帕特延续了对印第安性的多元化特质阐释。如果把印第安性视为美国本土裔文化的传统存在的话，克鲁帕特视域下的本土裔文学则是本土裔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在经历了语言载体和历史语境的变迁后，必然也具有鲜明的异质性特质。"一些本土裔文本，以及一些对地域性的印第安文学的文本化成果应该被纳入到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中，以便它们可以同主流的欧美文化衍生而出的作品交相辉映、互动交流，以产生出一种真正的异质性国别文学经典" (Krupat 216)。
在此基础上，克鲁帕特对国别文学 (national literature) 和世界文学 (cosmopolitan literature) 的界定都凸显了它们的异质化结构和多声部特质。从范畴上来说，" '国别文学' 这个概念应该包含了在某个国家领域范围内具有地域性 (如传统的 '印第安' 性)、本土性 (或具有混杂的 '族裔性' ) 以及主流的文学成果在内的文学总和" (Krupat 216)。在克鲁帕特的国别文学版图中，国别文学 (national literature) 是传统的地方 (local) 文学、杂糅性的本土 (indigenous) 文学以及主流 (dominant) 文学的集合体，具有异质性和多声部的特征。美国本土裔文学应该被纳入美国文学的经典，与其他少数族裔文学一起与主流文学互动交融，以构建具有流动性的异质性国别文学 (Krupat 233)。
从结构上来看，国别文学的特质与巴赫金理论中多声部特质有相似之处，对国别文学的界定，不仅可以从内涵上更细致地揭示族裔文学的地域性及不同族裔文学之间的主体间性；也以其自身的异质性为世界文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提供了延展性的框架。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本土裔文化传统与西方批评话语在对多声部的结构肌理和文本构建的理解上均有差异，这不仅会影响到对美国本土裔文学作品的文本理解，也会影响到文学理论的运用和阐述方式。如果不加以明确辨析，套用西方理论或阐述逻辑，将会导致对印第安性的误读或过度阐释。
而世界文学正是这些国别文学的集合体。它不仅仅是不同国别文学的叠加，而且不同国别文学的互动和互相影响使得它具有鲜明的对话特质 (Krupat 216)。在对世界文学的界定上，克鲁帕特强调，不应把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实体，而应理解为一种关系性存在。"世界文学不应仅仅是不同国家文学的简单集合，而应是不同国家文学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当然，它目前还不存在，除非有一个这样的世界秩序" (Krupat 217)。克鲁帕特认为，世界文学以其对话与异质性，可以被视为是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多维的网状关系，一种在发生、建构的文学关系。要理解作为关系的世界文学，就要关注其生成性、过程性。
总之，克鲁帕特的本土裔批评尝试从现代性的语境出发，探讨美国本土裔文学中印第安性的文本重构策略及批评范式。从理论的构建出发点来说，它一方面凸显了族裔性中的文本多元化特质，并以文本性的多声部构建最为核心的族裔性，从而赋予当代本土裔文学作品创作以更大的叙述策略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性及后现代性批评理论的介入更为活跃。同时，对口述传统的内在肌理和跨文化的转换研究无论从微观的文本层面还是宏观的文化层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以异质性和流动性为特征的批评话语构建不仅可以更深入地展示本土裔话语的深层次文本特质，也更贴近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创作的真实特征。但克鲁帕特在理论范畴提出的问题，即本土口述传统的叙述肌理与西方叙述形式的差距问题也为相关批评视角的构建提出了挑战。它可以被理解为本土族裔性在现代语境下的语言转换和批评解读策略。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在文本实践中寻找到具体方法，能够通过西方话语的形式，寻找到文本深层结构中的族裔性叙述肌理？
面对动态的叙述形式，作为阐释方式的民族志诗学 (ethnopoetics) 应运而生。它从内在的诗学单元来阐述本土口述文化的精髓，以期更贴近口述传统的文本本质。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杰罗姆·罗森博格 (Jerome Rothenberg) 于1968年发表的《圣者的技师：非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诗歌》 (Technicians ofthe Sacred: A Range of Poetries from Africa, America, Asia and Oceania) 一书中，主要探讨土著部落口头诗歌的翻译问题。随后，经刊发本土裔诗歌作品的《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 (Alcheringa: Ethnopoetics) 期刊的宣传，影响逐渐扩大。其 "核心思想是要把文本置于其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并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诗歌" (杨利慧 49)，希望 "在世界范围内探讨文化传统，尤其是无文字文化传统中的诗学" (巴莫曲布嫫 90)。
对美国本土口述传统的民族志诗学分析源起于民俗故事的语境，它以诗节模式 (verse pattern) 为分析单元，以功能对等的方式展示口述传统中的修辞或诗歌结构，并以这种方式还原或重现本土的声音。"这些概念中的核心概念是 '话语'、'叙述'、'结构'、'构建'、'诗学'、'修辞' 和 '口头艺术'" (Sherzer 8)。戴尔·海姆斯把民族志诗学的探讨范畴从民俗故事拓展到整个本土口述传统，并重点关注口述传统中的诗学结构，从修辞学和诗学的结构探讨美国本土口述传统中的叙述肌理，探讨不同语境中的转换策略。他强调了口头文学本身的阐释多元性，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会引发的文本不确定性。"我们唯一可以接受的现实就是：简而言之，只有被恰当记录的本土文本本身才是客观的。这个文本在母文化中也会引发不同的阐释。同其它学术行为一样，翻译是从属于特定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学术行为，在质量和特征上都有诸多变量。在文字学中，新的角度和方法就很可能带来新的解读" (Hymes，"Some" 334—35)。
从叙述层面来看，虽然口述传统具有多元特质。但从语言结构和表述单元上看，它依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规律。而这种规律性也正是对美国本土口述文学的关键特征。海姆斯认为，从诗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口头叙述有助于了解其语言所传递的最稳定的文化核心。"我们可以了解那些无形的意义的艺术性和微妙之处。这对于记录人类言语艺术的能力至关重要" (In Vain 96)。这种研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人类语言的深层生成机制，及其在不同语境下表述形式的转换及意义差异的精妙之处。它不仅可以深入到对本土传统文本的深层解读，同样可以审视当代本土文学作品中族裔性的表达和建构策略，即具有西方文体特征的英语小说如何传载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叙述策略的美国本土口述传统。更重要的是，现代主义潮流下，以多元化和去中心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小说如何展示弘扬整体性、和谐观的本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海姆斯的民族志诗学是在尝试发掘本土口述传统中的修辞结构或诗学结构，并以此为出发点还原本土文化的叙述方式和核心内涵，进而阐释其文化意义。
以切奴克族 (Chinookan) 语言为例，海姆斯认为口述传统大致由 "行动、场景、诗节、词句和句子组成" (acts, scenes, stanzas, verses and lines) (In Vain 151)，按照一定模式将语句进行排序，便形成了民俗故事这个体裁。具体而言，海姆斯从韵律学、句法特征、词法特征、语音特征、词汇学的角度来探寻语言单元，并以此构建更大的词句、诗节、场景和行动。海姆斯把叙述中的语句组织视为营造叙述效果的潜在模式。他分析了切奴克族叙事的修辞和审美特征。就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语言转换机制而言，海姆斯认为单词的重复、短语或语法结构可以取得对等效果。不仅如此，海姆斯认为对语言的认知就是对特定言说方式的认知，将对叙述分析的语言视角拓展到文化层面，认为叙述结构与特定文化叙述的形式和意义相关联。对本土叙述传统的研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可以揭示文本如何构建文化传统中的意义核心，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进行重建。
更重要的是，叙述结构与族裔身份的关联。语言表述的形式也是特定族群的文化身份构建的语言实践行为。从宏观层面来看，海姆斯把语言结构视为叙述核心肌理的基本单元，并以此为抓手，探讨叙述肌理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语境中的转换策略以及身份重构策略。在实践中，"民族志诗学可以研究文化及不同文化理解现实的独特方式。它也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方知识" (De Fina 2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志诗学是一种回归，"它不仅仅意识到了之前被忽略的文学，也实际上是尝试回归到一种被原始文学所滋养的部落意识" (Easy 98)。这一点对于族裔文学，尤其是当代语境下的族裔文学发展尤具借鉴价值。然而，戴尔·海姆斯的民族志诗学也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即分析的对象需要是原生态本土语言，而不是翻译版本。本土语言中的结构特征和精妙之处很难通过翻译完整再现。因此，需要非常熟悉特定本土部落的语言结构和语体特征，这也对民族志诗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戴尔·海姆斯的民族志诗学从本土的语境出发，为分析美国本土神话、故事和歌谣提供了一个更接近本土特质的认知框架。他尝试找到本土传统叙述中的隐性结构，并以此反观其本土文化语境。从基本的语言层面来审视本土口述艺术中的诗学内涵，可以有效把握本土传统口述文学中的语言运用策略和美学特质，并可以有效跨越语言的界限和文化语境的界限。对叙述结构的深入分析可以揭示形式与意义在文化上的独特关系，找到不同文化语境和语言载体中相似的文本构建手法和文学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志诗学的策略有效揭示了美国本土裔文学乃至整个少数族裔文学中最本质的语言核心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说，阿诺德·克鲁帕特所指出的形式与内容的鸿沟在戴尔·海姆斯这里恰恰成为一种动态的阐释性空间，在文化和语言的距离中，以持续的张力不断生成新的族裔性内涵。与此同时，以民族志诗学为基础的批评话语模式，也可以从本土文化的内部挑战以西方文化的 "后" 理论话语，以传统本土裔文化的知识谱系对既有文学批评进行修正，建立更为符合美国本土裔历史和现实语境的批评话语，推动当代族裔文学批评朝更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两个批评话语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一脉相承，在对美国本土裔文学族裔性的阐释中发掘出了更动态的多元特质，极大丰富了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创作实践及文学批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