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丹 | “双重认知轨道” ： 认知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作者简介】
申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雅讲席教授，被聘为叙事研究顶级期刊Narrative（美国）的顾问，文体学研究并列顶级期刊Style期刊（美国）的顾问和Language and Literature（英国）的编委、欧洲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编委、欧美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的顾问编委。2014-2019连续上榜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申丹 教授
“双重认知轨道” ：
认知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本文原载于《英语研究》2020年第十一辑第31-40页，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英语研究》知网入口：
http://navi.cnki.net/knavi/JournalDetail?pcode=CJFD&pykm=ENYJ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认知转向以来，文学中的认知成为热门话题，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关注这样一种认知文化现象：在某种文化环境中，信息发出者有意提供两条认知轨道：第一条能达到正确理解，第二条则通向错误理解。信息发出者迫于文化力量的压力，诱导受众沿着第二条轨道走，在错误理解的掩护下，使不被文化语境所容的理论概念或文学作品能够面世和生存。就理论概念而言，布思提出的 “隐含作者” 为研究这种认知现象提供了典型例证。在排斥作者的学术氛围中，布思通过 “首因效应” 、隐喻与字面意义的并置、重解码轻编码等手段对 “隐含作者” 进行认知伪装。学者们普遍沿着布思铺设的错误认知轨道前行，在推理和关联过程中，屏蔽了通向正确理解的相关信息。在文学创作中，也有一些作者迫于文化语境的压力，有意提供两种认知可能性，在情节发展层面进行认知伪装，对读者加以认知误导。这种复杂的认知现象既对现有认知研究模式构成了挑战，又为认知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关键词：双重认知轨道；文化环境；隐含作者；认知误导；挑战和机遇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都出现了认知转向。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认知结构或认知机制与文化力量之间的关系，使认知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否考虑文化，认知研究者往往关注日常生活、口头叙事或虚构作品（包括文学、电影等），尚未有人考虑理论概念这一范畴。此外，在以往的文学认知研究中，无论是否深入挖掘作品的意义，学者们往往仅沿着一条认知轨道，探讨作者的一种信息安排，以及读者的规约性思维建构（Herman, 2002；Stockwell, 2002; Giovanelli, 2015)，即便考虑文化的作用，关注的也依然是一种文化或不同文化中单一轨道的认知（Zunshine, 2010; Dobrescu, 2012)。诚然，也有学者探讨个体差异或不同理论框架如何影响对作品的理解（Yacobi, 2005; Nünning, 1999)，这与学界广泛开展的对个体认知风格如何影响学习的研究形成呼应，但依然关注的是个体单一轨道的认知。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关注这样一种认知现象：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信息发出者有意铺设两条认知轨道：第一条能达到正确理解，第二条则通向错误理解。为了应对文化语境的压力，信息发出者刻意对信息进行认知伪装，引导受众对信息形成普遍误解。若要解释这种认知现象，我们必须超越现有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化研究的思路，重点关注信息发出者的认知误导和受众的认知选择、认知冲突和认知屏蔽。
就文学理论而言，韦恩·布思（Wayne C. Booth）提出的 “隐含作者” （implied author）和这一概念的接受为这种认知现象提供了典型例证；就文学作品而言，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黛西蕾的婴孩》（Désirée’s Baby)、《美丽的佐拉依德》（La belle Zoraïde）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启示》（Revelations)、《唱歌课》（The Singing Lesson）等作品的创作和接受也体现了这种认知现象。这种以往被忽略的认知现象对现有认知文化研究构成了挑战，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重点分析 “隐含作者” ，探讨布思如何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同时提供两种认知可能性，并通过设置阐释陷阱，导致中外学界对信息产生普遍误解。我们需要沿着两条不同的认知轨道来考察信息发出者的语言选择和信息安排，需要认识到有的语言标识同时在两条轨道上起作用，但意在表达不同的意义。
1. “隐含作者” 的第一种认知可能性
20世纪中叶，形式主义思潮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仅谈文本和叙述者而不谈作者成为学术时尚。布思是芝加哥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他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第一代的形式主义立场，聚焦于文本，不关注社会历史语境，但他将注意力从文本诗学转向了修辞学，注重小说家与读者的交流。当时，新批评大批 “意图谬误” ，关注作者的创作目的成为一种学术禁忌。然而布思从事的小说修辞学必须谈论作者如何通过各种文本选择来引导和劝服读者，以求达到自己的修辞目的。当时的学术氛围迫使不得不谈作者的布思在1961年面世的《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提出 “隐含作者” 这一概念。他通过种种伪装手法，同时提供了两种认知可能性：第一种通向对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第二种则有意引导读者进行错误理解。我们首先考察第一种可能性。
这是布思提出和界定 “隐含作者” 时写下的至关重要的第一句话。在这里获得认知凸显效果的是重复结构 “创造出 …… 创造出” 。在我们的认知图式中，只有母亲可以通过怀孕，创造出另一个人（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是如此），而没有任何一个人仅仅通过写作，就可以生产出另一个有生命的 “一般的人” 。也就是说，作者在写作过程中， “创造” 出一个 “一般的人” 只能是隐喻。布思采用了 “不仅 …… 而且” ，将这一隐喻和后面的小句并置， “而且创造出 ‘他自身’ 的一个隐含的版本” ，这种并置暗示后者也是隐喻。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一隐喻旨在表达的意义。在接下来的第二句中，布思将 “创造” 与 “发现” 并置，并在后面几句中明确了 “发现” 的意义。
在我们的认知框架中，一个人 “发现” 自己，指的是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状况——涉及的仅仅是 “自己” 本身。布思通过 “或” 这一连词使 “发现自己” 和 “创造自己” 成为同义表达，暗示所谓 “创造出自己的一个版本” 就是 “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创作状态” 。在第三句（ “只有通过写作，小说家才能发现 …… 故事的作者” ）中，布思又往前走了一步，仅提 “发现” ，不再提 “创造” ，进一步明确 “创造” 的意思就是 “发现” 。这句话初看令人费解，因为 “故事的作者” 就是小说家，但跟上文相关联，可以悟出布思意在表达的是小说家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创作状态。
因为布思用 “或” 这一连接词使 “正式作者” 与 “作者的第二自我” 成为同义表达，因此可以得出下面这一等式。
布思还通过 “写信” 这一行为，将隐含作者就是作品的写作者加以明确表述。
在我们的知识储备中，信件只能隐含写信人的形象。通过跟写信的类比，布思明确表达出所谓隐含作者就是以特定面貌进行创作的作者，其做出的文本选择会隐含其形象。通过这一系列推理和关联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布思 “隐含作者” 的本意。
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理论概念。然而，面对当时排斥作者的学术氛围，布思需要把隐含作者伪装成一个文本化的概念，与此同时，还要保留隐含作者的主体性，使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成为可能。
2. 中外学术界对 “隐含作者” 的错误认知
“隐含作者” 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在西方和中国都吸引了大量注意力，使之成为叙事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所有西方学者和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落入了布思设置的认知陷阱（见下文)，误解了这一概念。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Mieke Bal）下了这样的定义。
这完全剥夺了隐含作者的主体性，将隐含作者彻底文本化。布思最信任的学生、叙事理论界的权威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对隐含作者的阐释在西方学者中最接近布思的本意。
费伦批评了以往的批评家将隐含作者文本化的做法，恢复了隐含作者的主体性，并将隐含作者的位置从文本之内挪到了文本之外（Phelan, 2005: 40-47)，但他依然将隐含作者称为 “文本中的作者” （author in the text）或者 “文本作者” （textual author）（Phelan, 2005: 39)，因为在他眼里 “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建构物” 。而作为 “建构物” 的隐含作者又怎么能在 “文本的建构中起积极作用” 呢？这样就形成了无法避免的逻辑混乱。
除了个别例外，中国学者的阐释跟西方学者的大同小异，都认为 “隐含作者” 不是作品的写作者，而是写作过程中的创造物或建构物。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如果要赋予隐含作者主体性，就会形成无可避免的矛盾：隐含作者不是作品的写作者，却做出了所有的文本选择，负责文本的设计和结构安排；真实作者是文本的写作者，但作品隐含的作者形象却不是真实作者的，而是没有写作作品的隐含作者的。这种近乎荒唐的逻辑混乱普遍存在于西方和中国学界对隐含作者的阐发之中，而中外学界将这种逻辑混乱归于布思本人，认为他提出的概念含有内在矛盾（详见申丹，2008: 136-145；申丹，2019: 18-29)。有趣的是，尽管布思对隐含作者的界定本身合乎逻辑，但在这一概念的接受过程中却出现了逻辑混乱，事实上，这恰恰是布思通过各种伪装手法，有意误导学界造成的。
3. 学术环境压力下
对 “隐含作者” 的认知伪装
我们不妨仔细考察在排斥作者的学术氛围的压力下，布思如何通过语言选择和信息安排来诱导读者，让读者跟着他刻意铺设的另一条（错误的）认知轨道走，以便让 “隐含作者” 能够得到认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布思界定 “隐含作者” 的第一句话。
布思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作者在写作时，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创作状态，他不仅会带有文学创作中作者的共性，而且会带有他自己在创作这一作品时的特性（这一作品的隐含作者），这不同于其他作者在创作其他作品时的状态（其他作品的隐含作者)。因此，我们从这一作品中推导出来的隐含作者形象，不同于在其他人的作品中推导出来的隐含作者形象。
中外学界的普遍误解：作者在写作时，在作品中创造出隐含作者，这不同于其他人作品中的隐含作者。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在布思的论述中， “创造” 是一个隐喻，所谓作者在写作时 “创造” 出隐含作者，指的是作者本人以特定面貌进行创作，这不同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面貌。然而，所有西方学者以及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对 “创造” 加以字面理解，误认为作者在写作时 “创造” 出了另一个 “隐含作者” ，这与布思的伪装手法直接相关。请比较：
在我们的认知框架中，一个人不可能创造出另一个人，因此不会字面理解 “创造” 一词。但布思很巧妙地采用了 “创造出 ‘他自身’ 的一个隐含的版本” 这一表达。这符合现实世界中作者通过写作，创造出一个版本这样的认知图式，以此引导受众对 “创造” 加以字面理解。紧接着的小句 “这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隐含作者” 则巧妙地利用了 “作品” 和 “版本” 之间的相通性和兼容性，引导受众将隐含作者字面理解为作品中的存在。这种手法误导了所有的西方学者和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学界在阐释布思对 “隐含作者” 的界定时，完全忽略了 “作者在写作时，不仅创造出一个理想化的和非个性化的 ‘一般的人’ ” 这一令人费解的隐喻表达。可以说，布思通过让读者觉得费解，而诱导读者对之加以忽略。我们从读者的忽略也可以看到读者的认知选择性——选择性地忽略某些费解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对作者进行伪装，布思（1961: 74-75）不仅采用了 “创造” 这一隐喻，而且将日常生活中的作者称为 “真实作者” （real author)、 “真人” （real man)。
作者在写作时，会进入某种 “理想化的、文学的” 创作状态，这不同于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布思一方面有意将 “理想化的、文学的” 这一字面表达与 “创造出来的” 这一隐喻并置，诱导读者字面理解 “创造” 一词；另一方面，布思采用了 “真人” 或 “真实作者” 来指代日常生活中的作者，有意让读者误认为与之形成对照的 “隐含作者” 不是 “真人” 或者不是 “真实的” ，而是文本中的存在。此外，布思还在第（7）小句以及书中其他地方转而聚焦于读者的解码过程（读者只能从文本中推导出隐含作者的形象）。这些手法协同作用，将 “隐含作者” 伪装成作者（真人）在写作时创造出来的另一个文本化的实体。然而，在上引第（6）小句中，布思又用 “ ‘隐含作者’ 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我们会读到的东西” 来保留隐含作者的主体性，并且在第（8）小句中强调 “他是自己选择的总和” ——隐含作者在写作时，做出了所有的文本选择，我们从其文本选择中推导出其形象。
在20世纪中叶，西方批评界十分熟悉精神分析理论对人格结构的三分法（本我、自我、超我)，也完全接受对 “第一自我” 和 “第二自我” 的区分。布思也利用了大家广为接受的这一区分，将隐含作者称为 “第二自我” ，以此助力于将隐含作者文本化的认知策略。如果我们说日常生活中的作者是 “第一自我” ，而以特定面貌进行创作的作者是 “第二自我” ，这完全符合逻辑，但无法被当时排斥作者的学术氛围所容。迫于学术环境的压力，布思用隐喻将日常生活中的作者称为 “真人” “真实的” 第一自我，而受众则字面理解布思的隐喻，将与之相对照的 “隐含作者” 视为 “真人” 写作时在文本中创造出来的第二自我（ “一个版本” )。
如前所析，就布思提供的第一种认知可能性而言，他从 “创造” 隐喻开始，经过一系列推理，最后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写信，越来越明确地表达出所谓 “隐含作者” 就是以特定面貌出现的某一作品的写作者。然而，读者却没有跟着这一推理过程走，而是将思维定位于开头的这一隐喻表达： “作者在写作时 …… 创造出 ‘ 他自身 ’ 的一个隐含的版本 …… ”
在这关键的第一句中，布思很好地利用了心理学家提出的 “首因效应” （primacy effect)。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Ebbinghaus）（1913 / 1964）提出，后被广泛用于记忆的心理实验。所谓 “首因效应” ，即最初出现的信息（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不易改变，甚至会左右对后面出现的新信息的认知（Perry, 1979）。这是因为最初印象构成大脑中的核心知识或记忆图式，后面输入的信息会被整合到这一图式中去。 “隐含作者” 的接受体现出这样的认知特征：当后面出现与最初印象相冲突的信息，难以整合到最初形成的核心图示中时，读者会进行 “认知屏蔽” ，排斥这些相冲突的信息。也就是说，当我们解读对某个理论概念的界定时，定基调的第一句论述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头脑中这一概念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此外，在读者的知识结构中，理论家界定某个概念，不会对这一概念进行伪装，不会开始的时候说 “隐含作者” 是作者在写作时创造出来的一个版本，后面又说隐含作者就是写作时的作者本人（其进入了特定的创作状态)，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会先入为主地排斥后面出现的不一致的信息，认为 “隐含作者” 就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版本。
从概念合成的角度来看布思的论述，读者初步理解的 “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写作时创造出来的一个版本” 跟后面出现的 “隐含作者是以特定面貌写作作品的人” 发生了空间冲突，无法进行空间对接。在这种输入空间相互矛盾的情况下，中外学者都固守最初的理解，排斥新的无法兼容的空间信息。也就是说，受众不是根据文字结构和意义本身对心理空间进行组合、完善、拓展，而是沿着作者有意设置的错误认知轨道走，选择性接受和固化某些错误的心理空间信息，排斥与之相冲突的正确的心理空间信息。
如果说在文学理论领域，理论家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有意误导受众认知的情况并不常见的话，在文学创作领域，这种现象则屡见不鲜。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在奴隶制废除之后，创作了《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迫于当时文化环境的压力，她铺设了双重认知轨道：在情节发展层面，她诱导读者把作品理解成一个反奴隶制的作品，而在文本深层，她创造了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的 “隐性进程” ，含蓄表达出歌颂奴隶制、赞赏白人血统和抨击黑人血统的真实立场（Shen, 2014/2016: 70-92)。在《黛西蕾的婴孩》和《美丽的佐拉伊德》发表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外学界都沿着其表层的认知轨道走，忽略了另一条通向隐含作者真实立场的深层认知轨道，误认为这是反奴隶制的进步作品。这种误解也跟肖邦某些作品的隐含作者在种族立场上表现出的进步性相关，如《一件精美瓷器》（A Dresden Lady in Dixie）和《超越牛轭湖》（Beyond the Bayou）。在这些作品中，隐含作者不需要伪装创作立场，仅为读者铺设了一条认知轨道（诚然，个体读者在阐释时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偏离)。
新西兰出生的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启示》和《唱歌课》中也含有双重认知轨道。为应对20世纪初英国保守的文化氛围，这两个作品的隐含作者在作品表层的情节发展和深层的 “隐性进程” 中分别铺设两条认知轨道，表层轨道引导读者将反讽的矛头对准有性格缺陷的女主人公，深层轨道则通向完全不同的理解：女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源于父权制社会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她是社会压迫的受害者，邀请读者对其加以深切同情。在作品发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学界跟着曼斯菲尔德在作品表层的认知导向走，却忽略了作品深层对父权制社会的批判（Shen, 2014 / 2016: 111-124)。
在探讨读者对这种作品的认知时，我们需要超越以往认知研究的思路，关注隐含作者在作品中同时提供的两种相互对照的认知可能性，揭示作者如何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有意地对信息进行认知伪装，分析读者在认知过程中的认知选择、认知冲突，尤其是对与作品真实目的相关的信息的有意和无意的认知屏蔽。
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认知文化研究关注认知架构和文化力量之间的关系，但迄今为止，尚未关注在文化环境压力下出现的双重认知轨道：一是对信息的正确认知（信息发出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二是学界普遍存在的对信息的错误认知，而这种误解又是信息发出者在文化环境的压力下，有意误导受众造成的。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 “隐含作者” 这一理论概念及《黛西蕾的婴孩》和《启示》等作品产生了错误认知。这种误解不是因为受众理解能力低下或有任何生理/心理上的认知障碍，而是源于信息发出者迫于文化环境的压力，不得不对相关信息加以伪装，铺设相互对照甚或相互对立的双重认知轨道。值得注意的是，当读者逐渐发现通向作品真实目的的另一条处于作品深层的认知轨道时，会改变对语言结构和信息安排的理解和判断，不断修正自己对隐含作者的修辞目的、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和审美效果的看法，从而产生更为复杂的认知现象。
文学领域的认知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我们不能仅仅考察语言结构、信息安排和文学规约，也不能只考虑生产意义和处理意义的认知能力。文学理论概念的提出、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读者的认知过程都很可能会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以往的认知研究沿着单一轨道探讨意义的生成与理解。在概念合成研究中，学者们沿着一条认知轨道探讨受众如何通过对心理空间的组合、完善和拓展来获得新显结构。在面对 “隐含作者” 和《黛西蕾的婴孩》这样的理论概念和文学作品时，无论是采用概念合成还是采用其他认知模式，这种单轨认知研究都会严重脱离实际，无法解释信息发出者铺设的双重认知轨道，也难以解释读者对另一条认知轨道上的信息的拒绝接纳，遑论说明读者在发现作品深层的正确认知轨道后，如何重新进行推理和关联，调整认知走向，修正认知结果。这种复杂认知现象的存在，呼唤我们更新研究思路，修正和拓展研究模式。可以说， “双重认知轨道” 不仅对认知研究尤其是认知文化研究构成了严峻挑战，而且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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