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剑译 | 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

【作者简介】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2021)，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学者、解构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主要代表作有：《理论今昔》《小说与重复》《他者》等。

J. 希利斯·米勒 教授

【译者简介】郭英剑，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 “杰出学者” 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历任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
郭英剑 教授

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

选自J. 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011年重印）。

不久以前，保罗·德曼还能高兴地说 (当然，其中含有多少讽刺的意味就不得而知了)，在未来的几年里，文学批评的任务，会以人们经常冠以 “解构” 之名的修辞阅读的方式，对所有的文学领域构成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占有。德曼说：“但是，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这里所建议的分析普鲁斯特的方法，在技巧上经过适当修改后，就不能适宜于弥尔顿、但丁或是荷尔德林。事实上，在未来的几年里，它将成为文学批评的试金石。” 人们很难说，这项任务自1979年以来已经得到了系统有力的推广和实施。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 “解构” 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出版了许许多多关于它的论著，受到德曼影响的许多年轻的批评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更多有关解构的论述，无论是把它当作 “理论” 还是当作 “方法”，都仅仅是企图褒贬它，而不是运用它借以证明它 “适宜于” 弥尔顿、但丁、荷尔德林，或是 “适宜于” 安东尼·特罗洛普与弗吉尼亚·伍尔夫。

事实上，自1979 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 “内在的” 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 “外在的” 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换言之，这种转移从对 “阅读” 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由于其兴趣产生了位移 (或许难以理解，但这种位移肯定是 “决定性的”)，因此，文学的心理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如拉康式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主义等，就具有了一种空前的号召力。与此同时，一些早于新批评、已经过时了的注重传记、主题、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开始大规模地回潮。基于此类研究方法的论著横空出世，仿佛新批评方法——更不要提更新的理论方法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种类似地域性的滑动或流动，在 “左” 与 “右” 两方面都显而易见。一位名叫沃尔特·杰克逊·贝特的人怀念着新批评之前的时代，因为在他看来，新批评方法是毁灭性地限制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福柯主义者则认为文学研究掐断了 (他们如此断言) 与历史和政治的联系。在贝特的怀旧情绪与后者的傲慢与浮躁之中，这种滑动或流动同样存在着。大地好像在渐渐冒出巨大的哀叹之声：“解构” 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它曾经如日中天，而如今，我们要有意识地回到那种更温暖、更有人情味的作品中去，看看文学研究的力量、历史、意识形态以及它的 “体制”，研究阶级斗争、妇女如何受压迫、社会中男人和女人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以及在文学中的 “反映”。我们可以再次提出实用主义的问题：文学在人类生活与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何在。也就是说，我们在质询：一旦脱离了对 (作为语言形式的) 文学特性的严肃思考，文学研究还能成为什么。无论是保罗·德曼还是雅克·德里达，他们对阅读一首诗、一部小说或是一部哲学著作这种单一的行为提出了太过分的要求，使人们哪怕是想想都会感到厌倦。阅读当然不能变得如此艰难！也不该要求这样那样的自我意识与踌躇不决。毫无疑问，不可能指望每个人都熟练地把握阅读的解构主义方法的内在本质，然后再自然而然地加以运用。但我们需要它。认真看待解构称之为文学语言或是有关语言的论述，或许能够无限期地延长或延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文学与历史、社会、自我之间关系的欲望，在此领域业已成为经典之作的《抵制理论》中，保罗·德曼分析了这些原因：人们的浮躁和集体性的欲望，抑制与逃避难点，不愿清晰地看待文学，没有把文学看成是语言的具体运用从而缜密地思虑其本质。事实证明了德曼文章中的论点，因为这篇文章被排斥在一部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著作之外，而这本著作恰恰是由美国现代语言学会资助出版的。显而易见，德曼抵制理论的理论遭到了处心积虑的抵制。

文学脱离修辞研究的转向，经常和一个虚假的缘由相提并论，这里指的是德曼、德里达或是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倡的文学的外在联系。据说，这些批评家只关心语言，因此割断了语言与真实的历史世界、与活生生的男人、女人的世界的联系。人们将解构同其他过时的、“枯燥的”、“精英的” 各种 “形式主义” 混为一谈。还说解构反对全新的社会学的各种方法，因为后者实际上更关切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人们将所有的荣誉归功于这种转向后面的动机：人们怀有寻求社会公正、谋求改善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处境、力争明白无误地理解无形中操纵我们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等等这样一些崇高的愿望。我这里所描述的信仰的转向，实际上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而且，所有的荣誉还归于人们已厌倦了在阅读上下功夫，归于人们认为阅读可能会导致脱离现实生活责任的烦恼意识，归于人们渴望文学研究能够起点什么作用，并且能在社会和历史上产生影响力的强烈愿望。很难设想人们会倾慕那些对社会公正没有热情而又准备去付诸实施的人们。

问题在于：这同文学研究究竟有什么关系。正是在界定它们之间关系的时候产生了争论和异议。我的论点是：文学研究虽然同历史、社会、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题反映，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正如它能对德曼所称的 “历史的实质性” 有所影响一样。就此而言，“阅读”，在其最警觉与耐心的、具有多重含义的修辞分析的意义上，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又怎样才能判断一个特定的文本是什么和说什么？它又能做什么呢？这些问题，事先不可能是想当然的，哪怕几代人对该文本的评论已数不胜数，也不可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在这个意义上，既然 “阅读” 对任何真正关切文学与文学之外联系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假若解构批评、新批评以及诸如威廉·燕卜荪、肯尼思·伯克这些批评家的洞见被人们遗忘，或是遗落在某些想象的、已经消失了的历史 “发展” 阶段，再也不被认真运用于当今实际的文学研究之中，对文学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个灾难。我想进一步指出，(引用德曼的说法) “在未来的几年里，文学批评的任务” 将会是调和文学的修辞研究 (就目前而言，“解构” 是最严谨的批评) 与现在颇具吸引力的文学的外部研究之间的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既然调和一词 (托马斯·基恩提醒我) 是属于辩证思维的词汇，而且常常意味着某种综合或提高的可能性——通常是以牺牲某一方为代价的——那么，还是用 “对抗”、“遭遇” 或是 “无法妥协的妥协” 比较好，因为，很有可能，一旦被当作一个文本来看待，任何片断语言中的文学或是 “文学性” 的修辞研究，就要遭遇语言之中所明确表达的东西，而这完全不能用历史的、社会学的或者心理学的阐释方法来替代或是加以解释。即便 “遭遇” 或是 “对抗” 使人产生误解，我所说的东西也永远不会面对面相同，而只能是间接地接触，就像泡沫室中的一个宇宙粒子的那些运行轨迹一般。无论如何，文学一旦丢失了修辞研究，仅只重点研究语言及其规律，研究它是什么和它能做什么，特别是仅仅研究与语法和逻辑明确的功用纠缠在一起 (就像寄生的病毒与寄主细胞的功用密不可分一般) 的象征语言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文学在社会、历史以及个人生活中的作用。

我们急欲寻求文学研究的理由时，往往处于危险的境地：误置文学研究的角色，对文学的要求太多。比如，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政治的或是历史的力量，或者认为文学教学本身便是明白无误的政治。没有人会怀疑文学是表述行为的，它引发事端，以文字海纳百川；也没有人会怀疑，文学教学往往就有政治的成分在内，其至为明显之际，或许就是我对它的政治含义保持沉默、一无所知或者是淡然处之之时。与其说文学的表述行为的效果 (无论是好是坏) 被过高估计了，不如说它们常常被放错了位置。文学的社会学理论将文学降低到仅仅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一种 “反映”，这事实上将文学的角色限制在了被动的反射地位，仅仅成了现实权势的一种无意识的失真的写照。如此一来，文学研究告诉读者的，将会是那些他们或许在别的地方可以更好地学到的知识，比如直接去研究历史档案等。另一方面，德曼进一步论述说，“在修辞的复杂性这个意义上 (他指的是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文本的寓言生成历史”。为了能够理解某种语言是如何形成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这种情况，首先有必要搞清楚，就一个现成的文本而言，将它称之为具有高水平的修辞复杂性的文本，其寓意何在。也就是说，在充满信心去研究那些外部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去阅读《社会契约论》或是任何我们感兴趣的文本。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大可能随心所欲。换句话说，那些外部关系本身对文本而言就是内在的。所谓内在与外部的区分，极像二元对立，终归是不可靠的、引人误入歧途的。而且，那些明显的 “外部的” 关系本身需要一种修辞分析，例如，要求对各种形式中必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有贴切的理解，进而探讨一部文学作品与 “语境” 的关系：“反映” 是隐喻；“语境” 是换喻；“意识形态” 是失真的形象，等等。

实际上，德曼或是德里达的作品并非全是 “内在的” 研究，也并非只关注语言本身、完全脱离超语言学的范畴、使语言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之中。事实上他们对文学与历史、心理学、伦理学的关系，已经有了详尽阐述的理论，德曼的《阅读的语言》即是一例。在他生命最后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其著述日益集中在这些问题上。毫无疑问，这又多了一个例证，足以说明趋向政治性、历史性、社会性这种近乎普遍性的转向，构成了当今文学研究的特征。我这篇文章自然是另一个例证。在我前面提到的《抵制理论》一文中，德曼对文学的修辞研究之于社会、政治、历史理解的贡献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

比如，混淆了能指的实质性与所指的实质性会是不幸的。在视觉与声音的层面上，这可能再明显不过了，但就更普遍的现象 (如空间、时间，尤其是自我) 而言，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头脑正常的人绝对不会因为看到 “白天” 这个词就去种葡萄，但这毫不妨碍人会联想起他的过去和未来的经历，因为它同现时的、存在于空间的系统相关联，而这个系统又是属于虚构的叙事而不是属于现时的世界。这并不是说，虚构的叙事就不是世界和现实的组成部分了；实际上，它们对世界的影响力大得足以令人不安。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简言之，就是语言的现实与自然的现实、参照物与现象论的混淆。其结果是，文学性的语言学，超越了其他探究的形态，包括经济学的，在揭示意识形态脱离常规方面，成了强有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在解释发生的原因时，它也是个决定性因素。那些指责文学理论忘却社会与历史 (也就是意识形态的) 现实的人，只不过道出了他们的恐惧，担心自己意识形态的神秘性被他们所怀疑的工具所揭露。一句话，他们只是马克思《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一书蹩脚的读者而已。

对此，人们或许会提出辩驳，或者直言不讳地说：德曼把文学与语言研究同政治的关系完全搞错了。但唯有不怀善意者才会说，对于其语言理论以及他称为 “文学性” 的理论，德曼没有明确地解释它们的政治和历史性的内涵。确切地说，最好是把他的理论当作实践而非抽象的理论，因为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集中探讨某些文本的阅读的，他在《阅读的寓言》中论述卢梭多种著作的系列文章就是如此。再明确地说，他的著作，像所有优秀的文学研究成果一样，既非纯粹的理论，也非纯粹的实践 (“实践批评”)，甚至也不是两者的综合或界乎两者之间的某些东西；它是一种阐释性的语言方式，超越了虚假与误导的对立。人们可以称它为 “范例”。但这同样会引发一个问题：“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范例？” 答案必然是：阅读的每个出色的例子都是其他例子的范例，因为根据举喻法的一个奇怪的逻辑，类似文学研究的情景，其中永远不可能存在一种涵盖一切的普遍理论的综合性或是确定性。总之，假如德曼那些既具有实践性又具有理论色彩的著作，其中有一部能够严格地诠释文学具有指称的、历史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影响，那么，它同样可以用来有力地论证雅克·德里达。德里达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向注重研究体制化的、政治的与社会的意义，其中一例是在《立场》中，最近的例子是对他的一个访谈，名为 “美国的解构批评”。

反对文学修辞研究的政治左右两翼势力，继续把它歪曲为与历史无涉、厌恶政治，这或许恰恰指明了我们这里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无论对文学研究，还是对文学研究在现实社会或是未来岁月中的作用来说，它都事关重大。所谓事关重大，指的是为了我们的政治和道德生活，应该继续去发现文学修辞研究的意义。

毋庸置疑，美国社会发生了剧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剧变，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社会功用也随之发生了剧变。此时此刻产生剧变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或许是工业化研究侵袭大学所产生的新的渗透性。大学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接受私有工业的资助与合同，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接受联邦政府的资助与捐赠的基金。在我看来，这是目前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尽管它看上去离我们的人文学科研究相去甚远、甚至毫不相干，但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新兴的 “合作研究” 同各种形式对大学各个方面的渗透、侵袭息息相关。它们正从根本上改变着人文学科研究在社会中的功用。

人们对人文学科在美国生活中的功用所达成的共识，大约持续到我上大学的1944 年为止。那种共识完全是马修·阿诺德式的人文主义的产物，它就体现在美国高等院校的课程之中。这种课程基本上是培训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中产阶级男性白种人去从事各种职业：法律、医学、教学、公务、商业、新教服务，等等，以及培训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中产阶级女性，使之成为贤妻良母、家庭主妇以及社团的服务员。这其中的观念是：你要离家四年，到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地方 (当然，常常是与 “异性” 隔绝与封闭)，在那儿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罗伯特·布朗宁，吸收人文主义价值观，从而为进入社会做准备。那时，对人文学科研究的一致看法是，把它基本认定为主题与文体研究。人文学科课程的目的，是用来帮助人们吸收我们西方传统中自《圣经》与古希腊以降的最优秀的思想和见解。这样的课程同样提供了文体的形式，其大部分来自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散文。1944 年我在奥伯林学院上大学，第一学年的必修课中，我们读的是阿诺德、纽曼、米尔、赫胥黎，还有安德鲁·朗、瓦尔特·利夫与厄尼斯特·迈耶斯翻译的《伊利亚特》。那时，对一个学文学的学生应该读什么经典之作，人们有一种共识。基本上都是英国文学方面的：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蒲柏、华兹华斯、丁尼生、阿诺德、T. S. 艾略特，没有一个妇女作家，其中外国的作品都是英译本，这种情景，现在在美国各地的 “西方文学经典” 之类的课程里依然存在。这其中实际蕴含着一种普遍的假想，即那些巧用拉丁文、希腊文或是意大利文写作的经典之作都具有可译性。尽管人们说得很好听，应该关注 “语言要求”，应该要求人们有能力阅读法文、德文或是拉丁文，但我在这里所说的这种共识，完全依赖于这样的假想：任何语言中的伟大作品，都能够而且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了，其意义并没有丝毫的损失。难怪那些所谓的 “语言要求” 后来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因为阅读荷马、但丁、陀斯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尼采的 “原文” 的必要性已经不再被普遍地认可了。

然而，恰巧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这种共识开始分化了，尽管我对此一无所知。在奥伯林学院的一些高年级，已经开始尝试着教授类似《理解诗歌》的课程，并且渐渐成为了时尚。同样的变化也在全国展开了。正如沃尔特·杰克逊·贝特在前文提及的那篇文章中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新批评是对这种共识的沉重打击。一旦你开始假定任何人都能阅读一首诗歌，无需是某个特殊阶层的人，也无需任何特殊的知识、特殊的教育；或者一旦你有所转变 (无论这种转变多么温和)，从注重说的是什么（注：黑体字在原文中加着重号）、主题内容，到它是怎么（注：黑体字在原文中加着重号）说的，再到语调、修辞、再现的方式，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那种共识结束之时。师生们迟早会看到：这个 “怎么” 污染并损害了 “什么”。也就是说，新批评长期的影响已经与其创立者的原意相去甚远，甚至已是南辕北辙。美国解构批评的诞生源于保罗·德曼加入哈佛大学鲁本·布劳尔的 “人文第6号” 课程，也许，这可以被视为那个过程的一个寓言。

对此共识的第二个打击，是比较文学学科被引入美国高等院校的课程之中。无论比较文学的愿望多么温和、目标多么保守，但它的移入最终却导致了一种认识，即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具有不可翻译性。如贝特所洞见的，这实际上意味着英文系的权威与主宰地位的崩溃，同时也意味着对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外国语言有了一种共识：那是因为你无需从原文再回到英文，而是应该居留其中，人们可以说，是进入母语之中。就过时的阿诺德式的有关人文学科的共识而言，新批评与比较文学的发展都是颠覆性的，它们是寄主生物体内滋生的一种破坏性的寄生物，最终都具有致命的攻击性。

除了内部滋生的这两种打击之外，还应该加上大学之外种种的社会变革：人们提出了新的设想，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接受高等教育；兴办公立大学；观念发生转变，认为妇女同样应该接受职业教育 (这一转变具有重大意义)；逐渐认识到，美国是一个多语言的而非单一语言的国家；类似电视这样的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喷气式飞机可以把欧洲学者在几个小时内载到美国；欧洲的 “理论性” 著作在美国迅速翻译出版，甚至有些常常是首先用英文出版——一句话，人文学科研究普遍国际化了。

上述所有跨越与交叉边界的结果，导致了旧有共识的崩溃或者消亡。我认为，这不是通过法令就可以重建的。最多，或者说是最坏，一种欺骗性的但却是绝对抑制性的假的替代物能被重新强加于它的位置，从而取而代之，就像现在某些地方试图做的那样。事实上，这或许是目前对人文学科最大的威胁。我所说的 “抑制性”，举例来说，是指强迫在洛杉矶的拉丁美洲人或是泰国人，纽约的波多黎各人，或是洛杉矶与纽约两个市的任何一位城里的黑人，仅仅只去看《李尔王》《远大前程》等旧有的经典之作，而且阅读的目的就是寻求它们的 “内涵”，并且要根据先期定好了的神学的规则去阅读。这就是约瑟夫·康拉德所说的 “抑制原始风俗”，大家都知道，它最终变成了 “根除所有野蛮人” 的东西。无论拉丁美洲人、泰国人、黑人还是波多黎各人，都被假想为 “野蛮人”，除非她或他能够尽可能变为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而这正是经典著作的预期目的。关于人文学科这种共识的消亡（它是上述内在与外在因素两者结合的消亡)，事实上意味着经典无可挽回的崩溃，可翻译性这一假想的崩溃，以及人文教育是最基本的审美 (与愉悦有关) 和具有主题性 (与价值观相连) 这一假想的崩溃。

我希望自己这里所指的经典的动摇不被人们所误解。我并不是说，从此不必再读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等等。毋庸置疑，阅读他们自然是大有益处的，但应该看到，人们现在完全以不同的方式在阅读他们。部分的原因在于，这是阅读的新形式带来的结果，它显示出经典作家要比过去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复杂得多；同时，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念，也远不像某些经典捍卫者认为的那样，是安全而又坚固的储藏地。现在，经典之作可被看成是语言普遍特征的浓缩形式，象征语言的旨趣，例如说，在于直接颠覆语法或逻辑的意义。另外，说经典之作现在是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的，还因为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阅读的，而且是被那些随着电视、电影、流行音乐成长起来的学生们放在不同的语境中来阅读的，例如，在课程中经典之作与非经典之作是并置的。传统的经典意识不仅包含排斥非经典之作的思想，而且含有强烈的先决条件：经典之作应该如何阅读。对这两种界定形式的拒斥，完全动摇了经典的地位和思想意识。

那么，人文学科研究的什么基本原理可以置于旧有共识的地位呢？我以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储存、对话、存留档案、回忆、铭记与纪念这一整套工作。是的，这仍是人文研究责无旁货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历史，现在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回忆，而一些不同的事情，现在又进入人们的记忆中，如黑人文学与历史，妇女的历史与妇女写作史等等。如今，回忆、应该记忆什么、对应该记忆的东西如何加以阐释，这些都已不是被动行为，而是有生气的、充满强烈情感的行为。这种行为每个时代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时代对历史的把握都有自己的目的。新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要重新界定应该铭记哪些值得记忆的东西；在确信了我们应该记忆我们想要记忆的东西之后，应该有什么样的复原与重新阐释的程序。

然而，与上述人文研究永恒的任务相并行，人文学科的研究，在当前我们多语言的、多民族社会 (这样的社会，它的文化传统无论如何基本上都是由大众传媒所形成的) 的语境里，必须再将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另外一个传统的任务上：教授阅读。文学系的课程，应该是对阅读与写作的基本训练，应该阅读文学的鸿篇巨制。当然，经典的概念应当更加宽泛，而且，在训练阅读的同时，也应该训练阅读各种符号：油画、电影、电视、报纸、历史资料、物质文化的资料，等等。今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位有知识的选民，应该是一位会阅读的人，应该具有阅读所有符号的能力。这并非易事。

我们最基本的任务，也就是人文学科新的原理，是要教授阅读与有效的写作，而这只能来自于或伴随着一种精于阅读的能力。人文学科教师们的任务发生的这种变迁，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社会自身产生了剧烈变化，由于高等院校这些社会主要公共机构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科内部发生了变革。后者最引人注目之处，特别表现在文学研究上，使理论重新居于了中心地位。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远大 (引用马修·阿诺德的话)，因为它是我所界定的、在未来岁月中人文研究的两大任务的工具：档案记忆工作的一个基本工具，教授批评性阅读工作的一个基本工具，而批评性阅读的工作完全可以充当抗争语言现实与物质现实这种灾难性混淆 (其名称之一是 “意识形态”) 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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