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世洪 | 语言研究的范例与范式
【作者简介】
杜世洪，四川武胜人，教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语言哲学方向博士（导师是陈嘉映先生）；现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工作站导师，美国弗里曼学者，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杜世洪 教授
语言研究的范例与范式
本文原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20 年第 3 期，转自期刊微信公众号，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从方法论上看，我国语言研究存在着四个问题值得深思：第一，处理语言与文字关系的问题；第二，认识范例与范式区别与联系的问题；第三，界定某项研究有无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问题；第四，我国语言学作为领先的生活科学的可能性问题。目前对于前两个问题的认识尚不清晰，并引发了把语言研究的重心置于文字研究，把范例当成范式，把研究模式当成研究范式等诸多现象。至于第三个问题，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用来衡量语言研究项目的理论价值以及贡献。如果说某项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势必要清楚地指出该项目的理论价值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第四个问题聚焦于未来，旨在思考我国语言学如何走自己的路，从而把语言学建设成领先的生活科学。针对上述四个问题，本文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思想指南，旨在说明语言与文字在生活形式中的区别与联系，阐明范式的四大要素，厘清范式转变的动因，尝试性地建立语言研究项目的理论价值量表，提出我国语言学研究要走自己的道路，就需要建立新的范式和新的语言观。最后指出，语言学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成为领先的生活科学。
关键词：语言研究；方法论；范式；范式转变；理论价值量表
为了讨论语言研究的范例与范式，我们不妨进行时空穿越，模拟一场对话，来聚焦范例和范式都会涉及到的具体问题。王冕从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考场出来，悒悒不欢，唉声叹气：“这场考试太难了。” 王冕的老师王艮甚是知疼着热，忙问：“说具体点，到底是语言难还是文字难？” 不知道语言和文字究竟有何区别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恐会愁城难解，不知该如何作答。王冕似乎不愿多加思考，而且从小就在无数次 “是爸爸好还是妈妈好？” 这类选择性问题中练就了圆滑。于是，王冕眨巴着乖巧的眼睛而磨盘两圆：“都难，都难！语言也难，文字也难。两难相叠，就是太难。” 王艮捋着胡须，若有所思，然后自言自语道：“王冕真是不易。七岁上死了父亲，如今长大成人，偏偏又遇到了语言和文字的难题。” 他接着顿了顿，似乎看到了数百年后的情景，掐指一算：“妙哉！妙哉！王冕死了父亲，这事不仅会记录到《儒林外史》里，而且注定要在新中国语言学界出现人言籍籍，高文宏议。” 这场时空穿越之事，直接牵扯出中国语言研究的两个问题来，一大一小。大问题是：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语言学（濮之珍 2002：3；王力 2006：1-3)？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到底是 “语言学” 还是 “语文学”（濮之珍 2002：3)？小问题是：为什么当今中国语言学界会出现 “不死的王冕永死的爹” 这一研究现象（刘探宙 2018)？具体地说，为什么说 “王冕死了父亲” 见证了新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庄会彬 2013)？对于这两个问题，语言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共识（杨炳钧 2018)。然而，从方法论上看，这两个问题牵涉着语言和文字以及范例与范式等问题。值得深思的是：如何理解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以及范例与范式的关系？如何根据范式的四大要素来衡量我们的研究到底有无理论价值？语言学会成为领先的生活科学吗？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李白的这两句诗，生动形象地昭示着一项义理：个人认识能力在达到全面成熟之前，往往依赖直觉行事；直觉问题既是哲学难题之一，也是影响普通人认识事物正确与否的重要因素；直觉往往关联着浅层认识或者错误认识。我们发现，这义理正好反映了两种情况：其一，当语言学发展处于幼年时期，语言研究者倾向于把语言和文字放在一起讨论，不会去刻意强调二者泾渭分明，就像小孩把月亮喊成白玉盘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研究者虽然能够认识到语言学和语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倾向于跨越界限而不分畛域。其二，对于普通人而言，语言和文字这两个概念枝枝蔓蔓，互相牵连。明明是文字上的事，他会理解成语言的事。对于这两种情况，从事语言研究的专业人士不可忽视。
几年前，我们在归纳钱冠连的语言研究和哲学思想时，总结出钱冠连做学问的 “明类” “知故” “晓理” 六字准则（杜世洪 2014）。我们认为，这六个字既是做学问的基本准则，又是做学问的基本逻辑。这种逻辑在《墨子》中早有论述：“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毕沅 1995：168）。想来，这六字准则的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冯友兰（2017）在谈论读书治学的基本原则时曾说过 “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他或多或少地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换一个角度看，“明类” “知故” “晓理” 这六字准则还代表着做学问的三个层次。要贯通这三个层次，就要突破直觉，就要从明类开始。
植物分类学之父林奈（Carl Linnaeus）认为：面对眼前的事物，没有分类就无法取得革命性的新知（Juniper 2019：87）。试想一下：水稻苗、凤尾竹和柳叶桉这三种植物，它们之间谁与谁更具有两两相似性呢？对此，普通人的观察与认识不会超越专家。普通人凭直觉会根据高度来归类，认为凤尾竹与柳叶桉更具有相似性，而且它们都可生长成林。然而，植物分类学家却告诉我们，水稻苗和凤尾竹二者之间相似性最大，而且都是来自一个科（family），即禾本科，而柳叶桉与它们差别最大。既然自然界的植物都是具体之物，人们凭借直觉对具体之物的认识都会出现问题，那么，作为自然之物的语言，既具体又抽象，人们在认识语言即认识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时，完全有可能因为直觉本身的局限而出现问题。
研究语言的人或者学习外语的人或许都遇到过这样的说法，“某某语太难了”，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 “英语考试太难了” 一样。这里所说的太难了，到底是语言难还是文字难呢？有的人会因为试题中生词太多而说考试太难，这里的难属于文字太难。有的人会因为试题所涉及的内容复杂而说考试太难，这种难属于语言难。外国人学汉语，感觉汉语太难，这种难多半是文字太难。读过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人，大致都有过相似的感受：《哲学研究》的行文措辞，看起来都很简单，没什么生词难词，可是，这本书太难了。不言而喻，这里说的难已经不是文字的难，而是指语言太难。
按照维特根斯坦所秉持的观念，我们可以断言，文字指称的是拼读和书写系统，而语言则是生活形式的反映，语言与世界交织为一体，语言与人共为一体（杜世洪 2020a）。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让人感觉很难，难就难在它的语言承载着关于世界和生活形式的道理。
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文字，但我们却无法理解语言要表达的意义。熟知乔姆斯基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句话，“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没有颜色的绿色观念愤怒地睡觉）”（Chomsky 1957 : 29)。当然，乔姆斯基杜撰出这个句子，目的在于表明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二者具有 “背反性（antinomy）”，以及语法形式和意义表达二者具有背反性。可是，单纯地看这个句子，我们完全能够明白其中每一个语词。毕竟，文字就是语词的统称，聚焦的当然是单词。如果我们把 “没有颜色的绿色观念愤怒地睡觉” 当成语言，我们却不知所云。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文字易懂并不等于语言易懂。反过来，语言易懂，文字就一定易懂吗？如果说 “乂二” 表达了 “风月无边” 的意思，那么，在这里语言和文字都不易懂。另外，乔姆斯基的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以及清朝小说家李汝珍的《镜花缘》中那句话，“吴郡大佬倚闾满盈”，究竟该算作文字还是语言？
这里还潜藏着另外一个问题。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问题上，英语和汉语的理解层次各有不同。英语句子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论怎样都不会让人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可是，这个英文句子经过不同的翻译，它的意味却会彰显出来。若把它译成 “没有颜色的绿色观念愤怒地睡觉”，会让人感觉味如嚼蜡，原文和译文同样没有什么意味。按照潘文国（1997：122）的想法，若把它译成 “无色青思怒火眠”，这句汉语让人觉得似乎表达了些许某种不可言状的意味。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把 “无色青思怒火眠” 置于某种韵律模式中，比如在下列语句环境中（杜世洪 2012：305-306)：
在这一语境中，原来这句话就意味深长，而且班班可考。但见：花繁锦簇本是美，春心易躁情无真；乔公若问孤言意，西施绝非一堆尘。这里的意思是说，乔公（Chomsky）杜撰的那个语句，孤立地看，难明其义。就像把西施这位大美人分解成一堆碳原子氮原子一样，如果我们孤立地观察西施那堆原子，我们就无法看到西施的美，因为西施绝不是一堆微尘。
有了韵律模式和这样的氛围，“无色青思怒火眠” 凸显的是语言而不是文字。这样的表达符合 “竹枝词” 的表达手法，这手法如同李商隐这两句竹枝词的表达法一样,“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相应地，原句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似乎就不那么荒唐了。就算没有竹枝词这种手法，“无色青思怒火眠” 在上述语句环境里具有音韵节奏的协调性。“无色青思怒火眠” 以其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契合了 “浓花淡叶春心躁” 的 “平平仄仄平平仄”。这正说明，英语句子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和汉语句子 “无色青思怒火眠” 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具有不同的描写方式。要知道，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 “文字、声韵和训诂”（王力 2006：90)。李汝珍的那句话，“吴郡大佬倚闾满盈”，属于中国古代语言学的韵书研究的内容。根据反切注音法，“吴郡大佬倚闾满盈” 表达的是 “问道于盲”，这就从文字内容转换到语言内容了。
汉语仅凭文字层面的特殊性就可转化到语言层面的普遍性。在这点上，汉语比英语灵活。仅仅依赖音韵节奏，即仅靠这本属于文字上的东西就可化为语言，汉语中不少，英语中却鲜有。大凡读过元朝曲作者乔吉的《天净沙·即事》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许建峰 2016：95)。这首曲子具有文字特征的凸显，体现为音韵特征的凸显，但同时，它并非停留在文字层面。它要表达的内容正是语言要传递的信息。这种现象虽然在英语中少见，但并非没有，美国作家Gertrude Stein的作品中不乏叠词取韵的表达，例如：
汉代文论名家桓宽在其《盐铁论·相刺》中说：“持规而非矩，执准而非绳”（乔清举 2000：124)。换成今天的话说，自己手拿着圆规而去否定他人的曲尺，自己手拿着水平仪而去否定他人的墨线。这就是见识不广、不顾大局、不知权衡的愚蠢。对于做事的愚蠢，桓宽还在《盐铁论·非鞅》中说：“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乔清举 2000：43)。意思是为了爱惜毛皮大衣的毛，而反过来穿，好像保护了毛，结果却是把皮也伤了，最后毛也保不住了。桓宽这些喻世明言，正好用来说明语言研究出现的问题：语言研究在范例和范式方面出现的错乱情况或背反现象。
3.1 范式的四大要素
我们的语言研究出现的混乱现象主要有两类：其一，误把范例当范式；其二，误把模式当范式。我们如此断言，绝非危言耸听。四川广安地区有土话说：“杀猪捅肛门，各有各的刀（道）。” 这是劝人对于他人做事的方法莫要说三道四，方为处事的明智之举。想到这话，犹豫再三，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特愿意把波普（Karl Popper）所遵从的治学态度在此做一番声明：“我可能错，你可能对，经过共同努力，我们或许会更加接近真理”（Agassi & Jarvie 2008: 1)。实际上维特根斯坦也有相关说法：“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一个人确信什么是真，光说出真理还不够，还必须找出从错误到真理的路径”（Wittgenstein 2018 : 32)。
在我国语言学研究成果中，范式作为关键词或者主题成分，并不少见，而范例却相对来讲并未受到学者的青睐。我们发现，“范式” 一词并未在其本义状态下使用。为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范式到底是什么，范式与范例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科学革命意义下的范式（paradigm)，由美国著名科学史研究专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于1962年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这个概念问世之后，成了学术界的热词。然而，库恩本人发现，人们对范式这一概念存在普遍的误解。1970年库恩借助该书再版的机会，特地在后记中对范式这个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目的是要澄清人们对范式的错误认识（Kuhn 1970 : 182-187)。根据库恩的阐述，一门成熟的学科具有规范性，而规范的学科具有自己的范式。范式可能由一个人或多人引发创立，由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发展乃至变革。一个范式具有四大要素（Kuhn 1970 : 182-187；杜世洪 2018)：
第一，范式的形上内容（the metaphysical parts of paradigms）。这是规范性学科所拥有的在哲学层次上的形上主张或者思想主张（metaphysical assumptions），是学术共同体成员进行理论概括的哲学基础，是该规范学科赖以立足的学科思想。
第二，象征性质的理论概括（symbolic generalizations）。学术共同体成员对这些理论概括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进行讨论，目的在于促进理论发展。
第三，价值标准（values）。这是用来判断学术共同体成员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规范的标准，可以用它来判断某项研究是否符合该范式的要求。
第四，实践范例（exemplar）。这是规范性学科中典型问题的解决方式及其经验总结。
范式包含这四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任何单一要素都不能代替整个范式，尤其是不能把解决问题时的具体范例当成范式本身。毕竟，规范性学科的范式对应着整体的学科构架（disciplinary matrix）。在库恩看来，范式与学科构架指代相同的内容，可以把范式理解成学科构架（杜世洪 2018）。范式的组成要素如图1所示：
图1直观地告诉我们一个范式应该具有的四个核心要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应该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范式转变如何发生。首先，要在理论上认识到，规范性学科本身具有稳固性（fixed)，同时又具有累积性（cumulative)。其次，要在实践中认识到，学科内部会不断地出现新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这就会出现学科知识累积。再有，要有解决典型问题的方法意识，因为解决方式及经验会形成范式中的范例。最后，要有反例意识，因为当反常问题或特殊问题出现时，需要对解决问题的既有范例进行修正，对范例的修正会导致范例的多样性产生。当范例的修正在数量上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势必要修正范式中的其他要素，例如，需要修正理论假设、价值标准等，这样一来，必然会发生范式转变，出现新的范式，从而发生范式转变（杜世洪 2018）。范式转变的过程如图2所示：
图2显示，范式转变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变化的是实践范例。那么，又是什么促使范例发生修正或者改变的呢？学科构架内的典型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典型问题的数量，这两方面因素对既有范例形成挑战时，即当既有范例无法满足新的问题的解决时，就需要修正范例，当范例修正到一定程度后，要修正或者修改范式的其他要素，从而导致范式转变。这说明，新问题、典型问题是推动范式转变的起点，但是并非所有的问题就会推动范式转变。这会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具有理论价值？什么样的问题只有实践价值而根本没有理论价值？
人们说，学术团体要共同营造和谐气氛。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在此不便具体指出，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哪些成果具有理论贡献，而哪些根本没有研究者所声称的理论价值。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标准可供借鉴，那就是我们可以自我提问，我们的研究问题会不会促使现有范例（解决问题的方式）发生修正或者改变呢？能够促使范例修正的问题，其研究结果可能会导致范式的某个、某几个甚至全部要素的修正，这样的问题就具有理论价值或者理论贡献。
3.2 范式之间的区别特征
科学研究的重大价值在于做出革命性贡献，在于促发范式转变，带来新的范式。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弄清：两个不同范式之间有何区别？库恩指出，“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是衡量两个不同范式的关键尺度（Kuhn 1982)。“不可通约性” 这一术语是从数学中借用而来，最早由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 1962）和库恩（Kuhn 1962）两人率先引入到科学哲学中。它最初的意思是两个科学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发生了变化，以致不能再用一个理论原来的那些术语来定义或衡量另一个理论的相关内容，这就是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也可表述为：“一个科学理论或者概念框架的语言无法被翻译成另一个理论或概念框架的语言。”（Pearce 1987 : 3）二十年后，库恩专门对 “不可通约性” 做了重新界定。他认为，严格地讲，不可通约性是两个相继范式之间局部的不可通约性（local incommensurability)，是指在新的范式内有一些术语发生了意义变化，其结果导致两个范式之间会出现意义特征不等或者属性不同（Kuhn 1982)。库恩对不可通约性做如此修改的目的，主要是回应人们对该术语最早版本的强烈批判和反对。按照该术语最早的含义，如果两个理论或者范式具有完全的不可通约性，那么这两个理论的连续关系就被斩断了，无法对它们进行相似性比较，而事实上，科学进步总是针对旧的范式推出新的范式。因此，库恩认为，在同一学科内，理论进步的很多情况都是 “局部不可通约性” 意义上的范式转变。
基于以上讨论，反观语言学界的既有研究，不难看出，总体上推动范式转变的都是国际语言学家。宏观上讲，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莱科夫（Lakoff)、兰艾克（Langacker）等人是典型的范式转变的推动者。微观上，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语言学流派内部具有不同的变体，也可以说具有不同的范式。例如，就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而言，莱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马克·特纳（Mark Turner)、科维克奇斯（K-vecses）等人代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界，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弗斯（Firth)、韩礼德（Halliday)、加地夫语法（the Cardiff Grammar）以及马丁（J. R. Martin）的评价理论等各有各的研究范式。
3.3 研究范式与理论价值贡献量表
我国语言学界需要创新，需要建立符合汉语特征的新型语言理论，其实就是需要建立具有汉语特色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范式。只有当我们对于科学革命有了清晰认识，我们才能够有序地、有目的地建立起自己的语言学范式。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语言学研究状况，尤其是外语界的研究，不少成果属于引介国外理论，或者运用国外理论来研究汉语，或者在某个可控制范围内做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这样的研究多属于理论运用研究，它们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却没有明显的理论价值。
有一种研究甚为普遍，即在既有范式之下，在 “本土化研究” 的旗帜下，用国外理论来解释汉语事实。众所周知，国外理论的产生，大多基于英语事实，自然对英语颇具解释力。当用国外理论来解释汉语事实时，势必会遇到不少特殊现象和问题。汉语的特殊性及其问题，自然就成了某个研究范式所要特别处理的范例，其数量越多，就越有可能加速对这个范式的范例进行修正，甚至导致价值标准、理论概括及形上内容的修正。当这些相关修正达到一定程度时，导致原有的关键术语的意义发生改变时，便产生了新的范式。然而，迄今为止，国内针对汉语事实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为国外一些研究范式搜集典型范例的阶段，并没有抵达显著修改国外某个研究范式的程度。在这种状态下的语言研究，还存在误把范例当范式的研究案例。
还有一类研究，就是误把模式当范式。有些学者把国外的A理论和B理论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的解释框架，用来研究具体的语言事实。研究题目多为 “汉语中XXX的AB模式研究”或者“AB模式下XXX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所谓的 “新”，只表现出两个不同理论或范式的拼接，但是这种 “新” 法并不太符合科学进步的基本要义，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只能算实践上的一种 “新” 做法。这正如在近视眼镜上添加一副太阳镜片而得到的 “近视太阳镜”，看上去是新玩意儿，但这个 “拼接物” 根本没有反映出 “近视眼镜” 和 “太阳镜” 各自的创新，即无理论突破，又无范式转变。因此，依靠这种拼接而成，用来解释某类语言现象的AB模式，也只能是一个模式，并非新的范式。当然，若能把A理论与B理论进行有机整合，而非简单拼接，并从中推导出新的C理论，这算得上范式转变，属于理论创新。
总之，如果要在语言研究中实现理论突破和创新，就要知道如何判断我们的研究是否有价值。我们可以根据如下两点进行判断：1）凡是能够导致某个既有范式的具体要素发生变化的研究，即能促使实践范例的经验知识得到有效累积，或者能导致实践范例对既有经验进行修正，或者能够促使价值标准得到修正，或者能够促使理论概括得到增补与修正，或者能够促使形上内容发生增补或者修正，这样的研究就具有确定的理论价值；2）凡是不会导致某个既有范式的具体要素发生任何变化的研究，可能有实践价值，但没有理论价值。根据第一条标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描述某项研究的理论价值贡献量表。如表1所示：
我们认为，在从事某项具体研究之前，最好先对照这两条标准，就所从事研究的理论价值到底会体现在什么方面以及如何体现进行自我反思，这样方能明白我们到底有无理论贡献，有无知识贡献。若既无理论又无知识贡献，我们需要判断是否有实践服务。在项目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利用上述 “研究项目的理论价值量表” 来衡量研究成果的理论贡献情况。当然，没有理论贡献量的研究完全有可能具有实实在在的实践价值。能把语言事实描写清楚、解释透彻的研究，至少具有实践价值。
我们的语言研究必须避免 “持规而非矩” 式的片面和狭隘，换言之，要杜绝以下认识与做法：研究语言事实的看不起研究语言理论的；研究语言本身的看不起研究语言思想的；研究A理论的看不起B理论的，等等。我们可以长期从事某一具体类别的研究，但不可以忘记我们有责任推动语言学的科学进步。
我们已经讨论了语言与文字、范例与范式等方面的话题，思考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语言研究的理论价值判断标准，设计了 “研究项目的理论价值量表”。接下来我们打算讨论语言学未来如何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即语言学会成为领先的生活科学吗？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说（游光中 2018：273)：“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大意是说：过去做错了事，现在可以改正；昨天迷失了方向，今天还可以纠正。这里指明的，既是为人处事的积极态度，又是科学求真的曲折前行。自从把语言学纳入现代科学以来，我国语言研究一直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不过，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语言学如何走具有中国语言特色的道路？
这个问题太大，每个人都可以回答。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古代语言学虽然特色鲜明，但它的语文学性质明显强于语言学性质；中国现代语言学在继承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其显著特点就是烙了国外语言学的印记。百多年前，冯桂芬和张之洞早就倡导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赵金科 2018：75)。放在语言科学的视域下，“中体西用” 这一简明方针，至今仍需贯彻。
语言学界早已认识到，“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Greenberg 1973；伍铁平 1991)。在我们看来，这里的 “领先的” 具有 “先导” 和 “优先” 两重意思。“领先的” 与科学意义上的 “先进的” 具有家族相似性，但是 “领先的” 与 “先进的” 之间有明显区别，因为领先的不一定符合科学标准，先进的必定是科学标准下的先进。概括而言，“领先的” 可以做以下两层意思的解读：其一，作为 “先导性” 学科，语言学只有在科学标准的严格要求下，才能发展成为先进的科学，否则语言学就有可能落入伪科学的泥淖；其二，作为 “优先性” 学科，语言学必须走在其他学科的前面，主动为其他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否则语言学就有可能脱离人类生活世界而落入 “无用” 之地。
回到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上来：语言学会成为领先的生活科学吗？我们认为，语言学将会成为领先的生活科学。
第一，从学科哲学看，自20世纪初到现在，语言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已经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再是简单的工具。从人的内部角度看，语言和人互为一体；从人的外部世界看，语言和世界交织为一体（杜世洪 2020a)。
第二，从学科理论的发展要求看，人们对科学本身形成了新的认识。出现了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科学研究从客观世界到人类社会活动的转变，即科学研究要与人类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脱离人类的社会活动来做纯粹的科学研究（Ziman 1980 : 35-54)。科学研究的这一转变契合的正是语言学的语言观的转变：研究一门语言就是研究该语言对应的生活形式。科学研究的第二个转变发生在关于某个理论是否科学的衡量标准方面，即从赫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提出的五项标准衡量法，转变到波普的两项标准的补充运用上来（Klemke 1980 : 11-18；Popper 1980 : 19-34)。费格尔的五项标准是：理论的他人可验证性、理论在运用上的可靠性、理论描述的确定性与精确性、理论的系统性与一致性、理论应用范围的完整性与综合性，等等。在这基础上，波普认为应该追加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和可反驳性（refutability）。对语言研究而言，这些判断标准会牵涉到某项理论或结论要接受生活形式的检验，这为语言学作为一门领先的生活科学提出了实践要求。可靠性、确定性、一致性、完整性等是对理论内在特征的要求，而可验证性、可证伪性、可反驳性等这些特征属于理论外在特征的要求。语言学以其自身的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最大量地得到验证，从这一点看它当然是领先的生活科学。
第三，从学科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与使用层面看，我们发现语言学作为生活科学，完全可以体现出另外两个特征来：简明性和普及性。如果一门科学的理论只能由专家来掌握，那么这样的理论缺乏普及性和简明性。例如尖端学科的理论，极为复杂，很难被大众所把握。然而，走向复杂并不是科学的本意。既然亚里士多德说，人类生来就有求知的欲望，那么语言学作为生活科学，是人们最需要理解的科学。语言学以其简明性和普及性最有可能、也最应该走向简单，惠及大众，以便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从语言学中直接受益。从这一点看，语言学成为领先的生活科学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这给我们从事语言研究的人提出了严格要求，语言研究应该尽量避免走上陌生化、诡异化、复杂化的道路。现在的语言研究，早已出现了一些不符合科学普及性和简明性要求的做法。就算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果不熟悉语言学某些理论的话语体系，就很难理解这样的理论在做什么。这种把语言学推向复杂化道路的做法，不符合人类的本性要求，即追求明白和省力的本性要求。
最后，我们简略回顾一下，语言研究对 “王冕死了父亲” 这句话到底做了些什么。每当一个新的理论从国外传到国内的时候，“王冕的父亲” 就要再一次 “死” 在该理论中。纵观这些研究，不乏语文学的考证研究，不乏国外理论的印证研究，不乏把它作为范例的研究。然而，有一个基本问题却被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只对 “王冕死了父亲” 倍感兴趣，而对 “王冕生了儿子” 不加注意呢？研究者可能会说，“生” 为及物，而 “死” 为不及物，所以才要用各种理论去解释 “王冕死了父亲” 的前世今生。值得反思的是，有些研究已经严重背离了普通人的语言直觉，甚至让语言学工作者都感觉到有理解的困难。难道这就是语言学或者语言研究的正道？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即几乎所有关于 “王冕死了父亲” 的研究，都在英文摘要里不把它翻译成英语，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把这句话译成英语，这就会大大限制这些研究的思路与论述。“王冕死了父亲” 作为生活形式中某个语言游戏的一个语步，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而且生与死、得与失等这样的事情，正是生活的写照。如果总是揪住 “死了” 不能直接跟宾语不放，而认为这就是怪异，很容易导致为了解释清楚而不惜将问题复杂化。在汉语文化的语言生活形式中，不仅有 “王冕死了父亲”，而且还有 “张三死了老婆” “赵麻子死了母鸡” “隔壁的吴老师死了计算机”，等等。我们的生活形式就有 “某人死了+N” 的这类自然表达，是生活形式中一项事实的微观写照。
总之，我们的语言研究不能一味照搬国外理论，不能囿于国外研究范式，不能简单地以国外理论或范式为准绳，就汉语的特殊语句进行复杂化解释，而不注意建立具有汉语文化特色的研究范式。我们不能忽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不能忽视范例与范式的区别，不能忽视从生活形式中去考察语言事实，不能忽视语言事实研究的理论贡献。语言研究应该注重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获取与衡量。我国语言研究完全可以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向世界推出领先的生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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