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的前世今生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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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是中国古代传说的四大巾帼英雄之一，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一个传说色彩极浓的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也是一支悲壮的英雄史诗。

花木兰最早出现于南北朝一首叙事诗《木兰辞》中，该诗约作于南北朝的北魏，最初收录于南朝陈的《古今乐录》。僧人智匠在《古今乐录》称：“木兰不知名。”长300余字，后经隋唐文人润色。

花木兰的姓氏、籍贯等，史书无确载，因此，木兰之争历代有之。她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历史上曾经争论不休。直到1993年，虞城县举办了中国第一届木兰文化节。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聚集在商丘，一起分析了《木兰辞》内容和尚存的元碑记载。一致认为，花木兰的故乡在虞城，已确凿无疑。

花木兰的事迹传至今，主要应归功于《木兰辞》这一方民歌的绝唱，是这篇长篇叙事诗歌颂了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千百年来，花木兰一直是受中国人尊敬的一位女性，因为她又勇敢又纯朴。1998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将花木兰的故事改编成了动画片，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木兰诗》被列入中学课本，被千千万万的人世代诵颂。木兰的事迹和形象被搬上舞台，长演不衰。花木兰作为历史人物是否真实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但她的精神却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保卫国家，可歌可泣。

时至今日，花木兰再次成为焦点却是因为在《欢乐喜剧人》中，由孙集斌编剧、由女喜剧演员贾玲演绎的《木兰从军》的小品，被一个花木兰研究中心的组织提出抗议，且在形势逼迫下让贾玲公开道歉事件。

说实话，对于《欢乐喜剧人》的节目真是没怎么看过，这次倒是因为这场官司，让俺特意找来了视频看了看。编剧预设一个“吃亏是福”的高大上主题，然后荒诞的安排了情节。从艺术角度上来说，这个小品是拙劣的。而令人莫名惊诧的是，贾玲团队这次道歉并非是因为小品本身艺术质量的拙劣，却是因为一个常设机构——花木兰研究中心声讨其诋毁了另外一个文学色彩浓重的艺术形象，而此声讨也并非是从艺术角度出发，反而更多的是从这个研究中心自我价值角度上的挞伐。

恶搞历史人物由来已久，贾玲演绎的花木兰并非是始作俑者，但她确实赶上了人们对于恶搞容忍度的零界点。这次贾玲对于恶搞的道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它引起了人们对于恶搞现象的反思。我们这个时代确实缺乏对于崇高精神的一种敬畏和敬仰。崇高，因为难以企及所以让世人产生了质疑，市侩因为是人类所共有的缺陷反而成为了人们自我放任的挡箭牌。君不见同样是精神重于肉体的雷锋，也被人们质疑否定吗？当一个人物的思想被提升浓缩为一个时代精神符号的时候，我们是否用放大镜去寻找他的血肉中存在的斑点呢？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我想也并非生活中的圣人，但他们能在民族大义上舍生取义，这精神已经超越了个体而被历史赋予了崇高意义。而我们呢，更愿意推崇与女奴生育六子私德不佳的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却不愿相信自己国家里有舍身炸碉堡、烈火炼金刚、以胸堵抢眼的革命烈士。这怎能不叫人痛心疾首呀。话题似乎过于沉重，但它却真实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对于贾玲演绎的《木兰从军》，我们并非从艺术角度予以批评，反而从一个研究中心的自我存在感上予以挞伐，这同时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文艺批评的孱弱和畸形。艺术史上，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互动激荡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当下文艺与批评沆瀣一气互相吹捧却成为了主流。严肃认真的文艺批评被漠视忽视乃至打入冷宫，才催生了种种类似“抗日神剧”的怪胎。低俗幼稚的感官刺激顶着高大上的帽子喧嚣尘上，泡沫剧恶搞剧在腐蚀麻痹着人们的神经。人们懒于动脑筋去填补艺术品为我们提供的广阔想象空间，乐于被低俗幼稚所侵染。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之花必然凋谢，恶俗必将似罂粟之花而盛开。如何把握冲破底线的恶搞和对艺术虚构以及重新对经典的诠释的课题，已经非常紧迫的摆在了人们面前。

作为喜剧戏说正面人物，传统相声《吃元宵》也是对至圣先师孔夫子的调侃，但却把握住了分寸。在相声中，狡黠市侩的孔夫子并非恶，而是丑，才引起了受众轻松愉悦的感觉从而被接受。而相声中对圣人经典语录的歪解、圣人一字上添一竖的恶作剧所要表现的是艺人的机智与诙谐，结尾“十字头上添一撇，吃你一千”的意料之外更是神来之笔，因此达到了解颐之效果。而贾玲所演绎的《木兰从军》生硬拼凑从艺术含金量上无法与《吃元宵》同日而语。但其是否就彻底颠覆了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的精神实质，就另当别论了。研究中心之气急败坏，不得不让人猜测其用心何在。在网络上铺天盖地质疑诋毁革命烈士之际黯然消声的研究中心，未见其义愤填膺，爱屋及乌。而只在一个女喜剧演员恶搞花木兰之时，本位的跳出来呵斥，这不得不令人总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下子。

贾玲恶搞花木兰事件，确实有其深远的意义。它同时暴露了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乃至意识形态中的种种畸形，值得引起人们深思。

原文发表于2015年7月19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