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相声的前世今生

如今小剧场相声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如火如荼。但实事求是的说，其中节目质量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分析小剧场相声现状，可以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当今相声的发展脉络，以及需要努力的方向。

小剧场相声的复兴

何谓小剧场相声呢？是指演出于茶馆、小剧场，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性强的相声，它是对相声早年表演形式的一种回归。天津在全国是最早恢复民营茶馆相声演出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宝林、冯宝华两位先生带领尹笑声、佟守本等老相声演员演出于南市燕乐茶园的“老艺人”相声队。后来，分别成立了“众友相声团”和“哈哈笑相声团”。此后，北京郭德纲“德云社”的相声影响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小剧场相声的演出形式逐渐遍及全国。这其中包含如下几个原因：

一、剧场演出自身原因

有的朋友会说：“相声就是属于剧场的，就应该在剧场内火爆。”其实这个火爆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人们由对电视节目的好奇、喜爱而慢慢产生了“审美疲劳”，那些近乎于完美无缺的电视节目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了。电视节目与电视观众产生了距离感，而观众特别想切身加入到节目中进行互动，或者现场观看节目是怎样出炉的要求，促使观众从家中走出进入现场表演的剧场。在这里，现场观看舞台艺术，有如在影院观看电影大片一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切身感受着剧场内随时变化的气氛，演员表演的全过程尽收眼底。这里没有特写镜头，没有闪回，没有剪辑，没有重复录制，舞台上的表演都具有不可重复性，哪怕是微小变化也逃不出观众的视线。观众在剧场内相对于在电视机前，是全知的，掌握主动的，是剧场效果的一部分。他们的一颦一笑都直接影响到舞台上演员的发挥，整场演出是演员与观众共同互动完成的。这种快感是坐在家里看电视所不能感受到的。

而剧场相声表演就需要这种互动的效果，演员根据听众的不同感受调整自己的表演，观众反过来又根据演员不同的表演产生不同的反应，或全神贯注、哈哈大笑，或漫不经心、嗤之以鼻。演员表演——观众回馈反映——演员根据观众反映回馈调整表演——观众对于演员表演的调整再做出反映……循环反复的过程，在演员与观众之间交替作用。刘梓钰先生在其著作《相声艺术的奥秘》中早就进行过科学分析，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相声相对于其他艺术表演形式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相声的节目内容、具体台词、表演尺度的掌握可以根据观众反映随时变化，这种变化并非随意，而是演员驾驭表演功力的展现。很多朋友已经将很多经典段子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但还是想去剧场里面看现场表演，就是为了看演员的“现挂”。就算是同一个演员在表演同一个节目的时候，由于不同时间，对节目不同的理解，现场不同气氛的感受，都会有不同的发挥。再如听京剧和鼓曲表演，很多观众闭着眼睛，拍着板眼，默默地跟着演员哼唱经典唱段，欣赏的就是那不可重复的时刻。可见“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所言不假。

二、观众自身原因

由于电视的出现，使得很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从小就习惯于在家看电视，没怎么接触过剧场演出。他们对于剧场是陌生的，年轻人的对事物的好奇天性使得他们越来越多地涌到剧场。同时，将观看歌星现场演唱会的情绪体验，转移到了看剧场现场演出上。在这里，他们可以叫好，鼓掌，尽情表达自己对演员表演的欢迎与肯定，也可以通过叫倒好表达排斥和否定。他们利用课余或业余时间到剧场里尽情地欣赏着他们喜爱的节目，享受着这对于他们来说有些新奇的事物，乐在其中。

而目前咱们的文化市场内，零距离的剧场演出少之又少，不能满足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需求，所以使得他们更多地还是去剧场观看相声。

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深入

随着国人在世界面前展示唐装文化，吸引了很多朋友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的觉醒，我国各界人士正在大力挖掘、保护、宣传介绍古老的传统文化精粹。当这一个个精美的艺术展现在国人眼前，那璀璨夺目的光芒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连外国人都争相学习京剧相声等传统表演艺术，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咱们家还有这么多好东西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大受欢迎就是一个例证。那古老悠扬的曲调着实让追求新奇的年轻人如醉如痴，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认识、学习传统文化艺术。昆曲、京剧、曲艺的票房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是延续我国古老文明国粹的传承者，生力军，也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希望。

上述三个因素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也是通过漫长曲折的过程，集聚了极强的动力，它需要一个爆发点，而相声恰恰在这个时候成为了“幸运儿”。

茶馆相声的演出形式虽然遍地开花，在相声演出的“量”上确实多了起来，但是就其“质”来说，却不容乐观。其整体趋势呈现逐渐滑坡的态势，其演变过程是这样的：

一、“众友时期”

于宝林先生倡导相声回归茶馆并于1998年9月13日在燕乐茶馆首演，在此基础上由尹笑声，黄铁良，冯宝华，佟守本，杨威，刘春晖等人发起组建众友相声艺术团。其特点是：

1、演员都受到过专业相声训练

由于演员都受到过专业相声训练，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很多人从小跟随相声老艺人学习相声表演，所以能够比较严格要求自己，遵循相声传统，具有一定的职业操守。

2、所表演的节目多是传统相声

以挖掘整理传统相声为主，有传统相声糟粕但基本上无伤大雅。

3、观众大部分是曲艺老观众，具有一定的相声欣赏水平

当初的众友观众群，多是铁杆相声迷，或者老曲艺听众，他们具有一定的相声欣赏水平，对相声中“皮厚”的包袱能够领会，能够细细品味相声中的滋味。

虽然，演出的节目多是传统相声，但节目质量较高。

二、“哈哈笑时期”

哈哈笑艺术团建于1999年4月，是隶属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的集体文艺团体，与众友相声团几乎同时，争奇斗艳。

其特点是：

1、演员大都出身业余爱好者身份

由于演员大都出身业余爱好者身份，半路出家，很少受到相声传统的限制，能对旧框架有所突破，但也存在着盲目性、无序性、功利性。他们开始利用网络宣传自己的相声，扩大自己在全国的影响。

2、所表演的节目传统与创编并存

上演传统经典节目并增加了新鲜元素，所添加的内容良莠不齐，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创编的新相声比较能够遵循相声传统，但其中有“洒狗血”、低级庸俗的内容。

3、观众以青年曲艺爱好者为主

由于在传统中添加的新元素，所以吸引了很多青年相声爱好者的关注，茶馆演员出身业余，也让年轻的相声爱好者们跃跃欲试，利用业余时间票演传统相声经典相声。票友参与相声演出，一方面给相声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方面也隐藏着日后粗制滥造的相声泛滥的病毒。

三、“郭德纲时期”

大约从2005年年底，德云社来天津举办郭德纲专场，继而媒体铺天盖地以“草根相声”宣传，凤凰电视台全程播放德云社专场演出开始。

1、基本上都是相声业余爱好者，未经过专业的相声训练

郭德纲虽然从小接受很多天津相声名家的指点，自己又得天独厚的观看了很多老艺人的舞台演出，阅历丰富。但以他为中心的“德云社”主力，基本上都是业余爱好者出身的青年人（何云伟、李菁、曹云金、徐德亮等）。他们所表演的相声，大都是通过收听相声录音模仿而来的，对于传统相声认识模糊。这样的演员，一方面不受传统窠臼限制，能够天马行空有所创见。另一方面，由于先天不足，也使其具有盲目性，相声传统遭到破坏冲击。演员个人素质良莠不齐。

2、所表演的节目多是利用传统框架自由发挥

这个时期的演员多是在传统相声框架下，自由发挥。传统相声的精华已经不复存在，只是保留着一个躯壳而已，其相声内容是在传统相声主干情节上，生发了很多无厘头的笑料。内容上打着“反说教相声”出现了“为搞笑而搞笑的相声”最终滑向低级庸俗的“三俗相声”。

3、观众组成复杂

这一时期的观众组成十分复杂，总体来说，失去了高水平的观众。充斥着寻求低级趣味、超刺激的观众。他们没有传统相声的欣赏习惯，没接触过传统相声，或者排斥传统相声铺平垫稳的固定模式。喜欢“皮薄”、刺激的包袱。

观众和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下降，造成相声质量出现滑坡。这一时期茶馆相声虽然表面上呈现出繁花似锦，但也正是回光返照的假象使然。

小剧场相声的前世今生

艺人自身由寄人篱下讨生活的欢喜冲逐渐觉醒，自尊自爱提高相声品位，自觉摒弃自轻自贱和低俗，继而将眼光投向社会，以喜剧方式讽刺世态针砭时弊，具有了文学性。拙作《相声的自白书》中有过阐发，在此不再赘述。

艺人由跪地匍匐到直立做人再到肩担道义。这里有艺人自尊自爱的觉醒，也有当时社会艺术审美评价标准的促使。

旧社会艺人被称为下九流，身份地位甚至不如妓女，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他们成为了被侮辱被损害者。即便是名气再大、艺术再好的艺人，在那个社会的人们眼里也是下贱的“玩意儿”。

而相对于对艺人社会地位的否定，却并行着另一条艺术审美评价标准。这里既有我国文艺文以载道的传统意识；也有士大夫和遗老遗少们在封建礼教虚伪的面纱笼罩下，保持一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面目的需要；更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全社会的震荡作用。文艺评价也是在这样的多种因素作用下，往往能区分快感和美感。即便有人对低俗也有所艳羡，也始终不敢公开宣扬，甚至还要假惺惺的表现为不屑与鄙夷。所以，当时文艺批评更趋同对含蓄典雅的推崇。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艺人之中有自暴自弃者的软骨，更有命运抗争者倔强的脊梁。他们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朴素思想，努力去接近文化界人士，希望在自己的表演中能有些文化味儿，而叫人看得起。同时，由于社会审美评价的原因，他们努力提高自身艺术性才能走进茶园（小剧场），告别“刮风减半，下雨全无”的撂地生活，而相对安逸的扩大观众群从而增加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艺人从欢喜虫变成了文艺工作者，主观和客观上都要求他们说新演新，相声改进小组也就应运而生。那时候，也出现了一大批反映新时代新内容的佳作经典。

“文革”期间，万马齐暗，相声险些一命呜呼，幸有天津王佩元、常宝霆表演的《挖宝》（由朱学颖、常宝霆、王佩元创作）保留下了火种。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那些我们以前被灌输的极左思想，均告破灭，取而代之的则是新思潮的涌动。“艺术为政治服务”是文革期间极左思想的反映。那个时候，一切艺术形式都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而“政治”又往往被阴谋家挟持，也造就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内畸形的艺术，畸形的相声。空洞无味的“歌颂型相声”此起彼伏，铺天盖地。虽然其中也许有上乘之作，但在政治高压下的歌颂泛滥，也使这些段子凤毛麟角十分少见。

物极必反，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讽刺型相声”，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应运而生。那时候的讽刺批判，一针见血，大快人心，涤荡着每一个曾经饱尝压抑痛苦人们的心灵。人们对讽刺批判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热烈欢迎，大有供不应求的势头。甚至是艺术上不很成功的作品，只要是讽刺批判非人时期的丑恶，人们都抱以宽容的态度，近乎于溺爱。大量讽刺批判型相声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人们在拨乱反正“歌颂型相声”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唯讽刺是相声”。其根本原因还是对艺术的极左思想的“否定性放大”。

面对改革开放，小平同志提出来“不管是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事求是的观点。从而使我们从桎梏多年的极左思想中解放出来。不再去讨论相声到底是姓“歌颂”还是姓“讽刺”，而更多地关注相声本身是否能带给人们更多的欢笑。作为对于一味鼓吹歌颂或讽刺观点的反拨，人们选择了纯玩笑性质的相声。人们厌倦了“肉麻地奉迎”、“打打杀杀”，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只想放松身心。

对于这种极左思潮的反思，就产生了以后的“无是非冲突或淡化是非冲突”的纯喜剧性相声。

对于“唯歌颂或讽刺是相声”观点的反思甚至批判，都是一种进步。但在这种进步的同时，我们又陷入了另外一个误区——“唯纯找乐是相声”显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温饱思淫欲”使得有的相声滑入了“荤段子”的泥塘。以“两性”或者“人体性器官”为噱头的段子，正在悄然滋生蔓延。

如今的茶馆相声，正是延续上述相声发展的脉络，形成了“恶搞相声”。其幽默的份量少，幸灾乐祸的含量严重超标。是一种“当别人要坐下，从旁撤掉椅子，使其摔倒”的恶作剧式的“坏”，其效果视其对“被摔人”造成的伤害程度而定，大体遵循摔得越狠现场效果越强的原则。传统相声中的咸淡见义、顺势而攻、谑而不虐的软幽默的文化内涵荡然无存，相声似乎沦落为俩人在舞台上对无聊恶作剧情景充满艳羡甚至是自豪的描述夸口。

假如，这些恶作剧是针对强大的恶势力，或者丑恶的现象，那么，这将是一种反抗精神的体现。而事实恰恰相反，如今舞台上的这些恶作剧，与阿Q摸小尼姑的脑袋如出一辙，其无力反抗“老太爷”的奴役剥削，而以欺负凌辱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作为精神的慰藉。而本应当在悲剧或正剧中，观众观看“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时，所产生的对恶的批判控诉的集体抒情，被当下很多人认为的互动性强、贴近老百姓的相声中，观众和演员在恶作剧的情景之中如醉如痴，达到了物我两忘的状态的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体抒情所代替。这里面缺少道德的评判，是非的标准，有的只是把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把回避矛盾当作了一种精神超越，其本质是一种退缩。

  社会的风云变化让我们有些迷茫，而很多人认为金钱才是硬道理，除了金钱一切都是虚幻不切合实际的。传统价值观被颠覆，造成在相声舞台上就开始比拼谁更善于恶搞。为了现场火爆，你撤掉他的椅子，我就敢烧掉他的房子，你敢抽他个嘴巴，我就敢杀他的全家。在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体抒情的恶作剧中折射出了当今人们精神世界的扭曲畸形。

如今茶馆充斥着“恶搞相声”，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时代、社会整体的文化意识的缺失造成的。

      当初，公众媒体不顾自己引导向上文化的责任，单纯为了吸引眼球，大肆鼓吹草根的恶搞相声。铺天盖地的报纸、网页充斥着我们这个社会，而再来看看那文字吧，到处抄袭网友评论、任意胡编莫须有的事实、不负责任的一味吹捧奉承，娱乐记者们确实利用这个契机赚取了大量稿费，而恶搞相声也在双赢中走向自己的梦想。在媒体与恶搞相声的合谋下，文化和文化意识被排挤到社会的角落，无人问津。在媒体的巨大裹挟力的怂恿下，我们这个社会逐渐走向文化的反面。

      在媒体早期鼓吹的恶搞相声中已经隐藏着报复社会的潜意识，《我要上春晚》中，反映了一个小演员为了上春晚不择手段的过程，表面上看似对春晚黑幕进行辛辣的嘲讽，而实际上鼓吹了为达目的不惜把其他演员从高处推下来摔死的不良情绪。《西征梦》中，为了飞机能够刹车，不惜让驾驶员用肉腿蹭地，最后磨到大胯的血腥；在改编传统相声《大保镖》的结尾“把他哥哥宰了”；《怪治病》中，轧道车反复碾压捧哏人物，以及捧哏老父亲对于捧哏死亡的冷漠；《口吐莲花》中鼓吹恐怖分子头母拉登有“仙气儿”等等，这点滴的信息从未曾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面反映的心态不是偶然的，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内心都存在过的，不公正的待遇，同行的倾轧，上司的盘剥，让很多人透不过气。人们在这类相声编制的“恶搞”中宣泄、发泄、排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这就是很多人只问恶搞相声是否让人笑了，而不去分析为什么人会笑的原因。恶搞相声已经远离对“丑”的讽刺揭露，而是接近对“恶”的鼓吹信奉。恶搞相声中塑造的小人物每每是采取“恶”的手段取得了胜利，对这种“恶”的手段充满了艳羡，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并且使这种情绪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这才有了越是在恶搞的相声中骂人损人，越是有拥趸站脚助威摇旗呐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主流社会对于文化意识的缺失，才造成恶搞相声的趁虚而入。主流文化界一度成为政治传声筒，远远脱离老百姓的生活，他们媚上的嘴脸，让老百姓深恶痛绝，而在这时，本应该担负起社会良心的舆论平台——大众媒体也默不作声，在这时，恶搞相声正是利用了这个空隙，采取主流社会极端叛逆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老百姓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替自己申冤的救命稻草，似乎找到了可以宣泄、发泄胸中愤懑的救世主。那时，恶搞的相声演员的草根身份，使他博得了草根阶级的认同与力捧。随着票房收入、家资积累，恶搞相声演员已经从草根进入了富人阶层，有了实力、势力，此时的他不再是草根而是金根阶层了。本来文化意识可以让恶搞相声的演员找准自己的位置、指引他在金根阶层中发挥他社会的责任，而其恰恰就是缺少了文化意识，他不知道自己有了钱以后要做什么，要怎么做。于是，暴发户的一面出现在公众面前。其前后表现似乎在告诉我们——没钱时，要在人前装孙子；等有了钱，别人都是孙子。市侩的准则被缺少文化意识的恶搞相声的演员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当初的帮凶——媒体，现在被恶搞相声骂成——孙子。

茶馆相声现状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态人心。

当然，对于茶馆相声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其中还是有始终坚持职业操守的优秀演员，在坚守着相声的一方净土。希望这不是相声的沦落，而是一次相声的涅槃。

希望通过对恶搞相声的理性反思，能让我们全社会、全民族深刻反省一下眼下的文化状态，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同步。让我们没有钱的时候，知道如何去正当的赚钱；当我们有了钱以后，知道如何去正确的消费。对于文艺界，急需建立起批评机制，正确的文艺批评，是促进文艺发展的动力。我们目前太轻视文艺批评了，作者轻视，谩骂文艺批评者，自己不会下蛋，还穷叫唤；读者轻视，讽刺文艺批评者，靠给人家作品挑刺活着。当下的文艺批评者呢？自己也不争气，除了胡说八道以外，就剩下装深沉了。

凤凰网上有一篇文章——《传统相声遭遇“暗算”危机听众：不少段子太黄了》，列举了传统相声遭遇“暗算”的现象，而未能指出这次“暗算”行动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是演员？是观众？还是我们这个社会？指责某个演员、某个观众或者某个团体，我觉得都是西医快速治疗的手段，甚至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上边有病下面吃药”的嫁祸于人的伎俩。那么，幕后黑手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社会吗？笔者觉得这样的指责虽然抓住了根子，但却很泛泛，没有说到要害。

    笔者个人觉得，这组织“暗算”的幕后黑手，正是当今的弄权者。他们大权在手，脑中只有政治过敏，没有个人修养。对于政治词汇似乎天生有一种洁癖，不允许有关政治、言论自由的零星微生物，因为这个关乎他的个人升迁、私家利益，一旦疏忽将有灭顶之灾。相反，在这种高度紧张的反面，畸形的出现了三俗艳羡意淫综合症，君不见很多在主席台上高谈阔论反腐倡廉，俨然与贪污分子不共戴天的“反腐英雄们”，其生活堕落的情况骇人听闻。即便一时没有机会堕落，但其迷恋三俗、艳羡色情的意淫之心也够得上国际水准了。这样的领导一方面在言论上有意删除、打压民众呼声，一方面在私生活中为了宣泄自己而放纵情欲。往往刚刚开完正经八摆的党政要会，马上在酒席上就黄色笑话不断，大有比拼谁会的黄段子多、谁的段子更黄的竞赛精神。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他们的下属，投其所好、变本加厉可想而知。正是有了滋生的土壤，黄段子才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它反映了世态人心。相声中的黄段子也许是某个演员始作俑者最先贸然在舞台上突破防线胡说八道的，而对其不加治理、任其泛滥扩散的行为就是弄权者的责任了。黄段子可以任意泛滥，而针砭时弊的节目总是胎死腹中。很多想说针砭时弊节目的演员都被弄权者逼到只能用黄段子维持生计的地步了。日久天长，也就是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现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浸染其中的原先有良知的演员渐渐适应了恶劣环境，并乐此不疲了。恶搞相声和黄色段子与弄权者是同谋的关系，他们麻醉百姓、愚弄人民，妄图使我们这个社会丧失正义感、责任感，在举国一片愚乐当中，继续充当他们私利的行尸走肉般的奴役，其险恶用心令人发指。最可悲的是，奴隶当中真有一部分真心为愚乐摇旗呐喊、陶陶然乐不思蜀。呜呼！民以愚乐为生命，又奈何以觉醒开导之？说黄段子的人，作为个体永远是被开刀的对象；而幕后的黑手永远是“伸张正义”的刽子手，悲哀呀！悲哀！

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遭遇“暗算”的不仅仅是相声，而是我们的整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