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灿先生追思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举行

 2018年7月7日上午8：30，陈国灿先生追思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六会议室举行。追思会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教授主持，陈国灿先生生前友好、同仁、学生及家属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大家齐聚一堂，共同缅怀陈国灿先生，追思先生的事迹、学识与风范，纪念先生的学术业绩、治学精神、师德人品与高尚情操。

 追思会伊始，全体与会人员向陈国灿先生肃立默哀。随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安志教授对陈国灿先生的生平及业绩进行了全面介绍。 

 在观看陈国灿先生生前视频与照片后，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发言。以下节录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内容，以传扬陈先生的治学精神、思想情操与高尚品德，并致怀念与哀思。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黄惠贤教授深切回忆了陈国灿先生与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不解之缘，指出陈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成绩斐然，还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无私学术精神。在吐鲁番文书整理过程中，针对一些学者发现新材料秘不示人的现象，整理小组曾做出每周开放一日，给广大学界人士看文书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唐长孺先生提出的，而将之付诸成文的，正是陈国灿先生。陈先生做学问，不是要自己获得好处，他认为获得好处的应该是学术、是国家。这一点，他贯彻终身。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德炳教授高度评价了陈先生勤奋治学的精神与态度，认为陈先生对学问一直是咬住不松口，抓住不放手，一定要将之做好，而且是越老越有劲，在别人纷纷以年老力衰为理由、治学渐渐松懈之时，陈先生却连续不断地推出新的学术成果。陈先生在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上的造诣令人佩服，他的突然离世，让人震惊和惋惜。 

 作为曾经的武大77级学生，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员深情回忆了陈先生令人难忘的生动课堂和77级众学生对老师的深深思念。王先生指出，陈先生对《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版的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唐先生眼力不能视物的情况下，往往是陈先生提出意见，经讨论后成文。自己在那段时期，与陈先生有多封相关书信往来。陈先生还为该书的出版积极征求到了经费，并在该成果的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评奖申报过程中，不辞辛劳地提供材料、填表。最后，王先生还诵读了他代在京唐门弟子草拟的挽联：“潜心中古，情系文书，吐鲁番方称巨擘；回首卌年，谊兼师友，珞珈山下哭先生。” 

 湖北社会科学院李文澜研究员指出，陈国灿先生在唐长孺先生去世之后，在唐门薪火相传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唐先生去世后不久，一度有撤销中国三到九世纪研究所的声音，陈先生与诸位同仁，奔走呼吁，最终保住了唐先生一手开创的研究所。陈国灿先生的学术与人品，是唐门后学学习的榜样。 

 唐长孺先生哲嗣唐刚卯研究员回忆了陈先生在唐先生病重期间，为唐先生值班守护的往事，指出陈先生把学术当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唐先生去世后，继承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治学过程中，不为别的无关紧要的事所分心，甚至出现亲自接待过美国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却不知其为何人的情况。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研究员认为，在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方面，唐长孺先生是巨擘，而在唐先生之后，能把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系统化、规模化，变成一种学问，陈国灿先生功不可没！黄先生表示，我们追念陈国灿先生，应该铭记先生对我们的期望和教导。陈国灿先生一生专注于学术研究，一方面，他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关心吐鲁番学的发展，希望第三代，第四代的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学者们，能够把这项事业延续下去，并使之发扬光大！ 

 中南民族大学王延武教授表示，自己和陈国灿先生交往已久，回想起过去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他感到十分伤感。王先生回忆说，他在求学初期曾受到陈先生悉心指导，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尊师重道的思想品德，对他后来的研究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延续至今。王先生指出，陈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并且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为此他经常奔波受累。记得当年历史系很穷，为了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陈先生默默地做了很多工作，其间吃了很多苦，但从未见过他抱怨。陈国灿先生的贡献，除了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及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建设添砖加瓦外，最重要的是，他为学术，为继承唐先生的学术思想，做了许多令人永远难忘的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教授回忆道，他是武大77级本科生，上过“中国古代史”的大课，开始认识陈先生。那时候，因为“文革”十年刚结束，大学生们学习都如饥似渴。陈先生给他们上课，非常生动，留下很多典故。比如，陈先生讲安乐公主的百鸟裙时，是边讲边做动作，给大家讲所谓“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对于陈先生当时课上所讲内容，相信现在大家应该还能记得。在牟先生看来，陈先生还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学者，他是研究所最早一批使用电脑的人。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他不断转换研究课题上。陈先生知识面非常广阔，在创新的路上从未停下脚步，这是他留下的一笔重要遗产，我们作为陈先生的弟子，必须要好好继承下去。 

 中央美术学院刘涛教授发言说，陈先生仙逝后，77级各位同学在各个群里进行交流，大家深切怀念陈老师，仿佛回到了过去上学的时代。陈先生生动幽默的授课方式令他记忆尤深。记得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打了个比方，说比如我们汉族，就没有纯种的，都是杂种。仔细一想，汉族与异族通婚甚多，确实融合很深。每当听闻陈先生还在各地开展学术报告和进行实地考察的消息，大家都不禁感叹：陈老师还在工作啊！陈先生即使年逾八旬，依然辛勤奋战在学术第一线，他确实视学术如生命！ 

 河北社科院孙继民研究员回忆道，自己在读本科时，就经常向陈先生请教问题，当时陈先生给他的印象就是诲人不倦，乐于助人。1983年，他读研究生时，曾随陈先生去西北考察，这次西北考察历时两个多月，陈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让他终身受益。在这次考察中，他本人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了怎样进行实地查勘。陈先生带领他们现场考察时，对于文物，如文书和碑刻，陈先生都亲自一一查看，并仔细做好笔记，以便后来进行思考与研究。在考察结束之后，他还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写了一篇研究文章。后来他参加工作后，每到一地，都要到当地的图书馆国保、省保单位，以及各地名胜古迹去看看。这种实地考察的精神，就是受陈老师的影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孙晓林先生作为77级学生，追忆了陈先生当年给他们上课的情形，指出陈先生特别善于表达，讲课绘声绘色。每次总是先抛出问题，然后再引导大家进行深入思考。问题解决后，会让人有侦破要案的成就感。陈先生待人随和，没有架子，对学生的问题，总是耐心进行解答。孙先生表示，这次陈先生追思会的召开，让大家感到很温暖，陈先生严谨的治学风范和高尚的思想品德将对后学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方研究员深情回忆说，陈国灿先生上世纪90年代曾来到北京家中，谈及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时，当时已逾60岁的陈先生如数家珍般对部分文书进行了详细分析，其超强的记忆力令人惊叹！2008年去新疆开会时，陈先生为推进吐鲁番学发展，积极寻求各方资助，多方奔走，先生为学术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李方先生还对陈先生为自己唐代西州官吏编年研究提供的支持与鼓励表达了感激之情，并对陈先生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提携后进的崇高师德给予了高度赞扬！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鲁西奇教授介绍了海外学者对陈国灿先生学术成果的评价，指出陈先生著作《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最受美国学者关注。陈先生曾多次应邀赴台讲学，他在讲课与平时的交流中，对自己所学毫不保留，受到台湾学者的充分赞扬与肯定。 

 北京师范大学张荣强教授回忆说，陈国灿先生对自己学业帮助极大。2000年他在武大读博时，曾旁听过陈先生为本科生开设的《敦煌吐鲁番学概论》课程，课后会与其他几名同学一起送陈先生回家。有几次陈先生邀请他们上楼上家中坐坐，不厌其烦地为大家讲解吐鲁番考古和文书断代的基本方法，令他们受益匪浅。2010年，陈先生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985”特聘教授，他得以常伴陈先生左右。在此期间，陈先生曾为他有关临泽县黄家湾晋简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持和方法指导。最后，张荣强先生表达了对陈先生的感激之情，并指出，陈先生这种关爱晚辈、提携后进的无私精神，值得我们缅怀与学习！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冻国栋教授谈到，陈国灿先生的人生信条是“恭谨敬业，矢志不渝；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一生也是这么坚持的。陈先生是一个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退休后仍然钻研学术，后来身体病重，不进食了，还坚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结项工作，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同时，陈先生还是一个出色的学术组织者，先后参与组织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等编纂工作，并亲自主持“吐鲁番文书总目”“丝绸之路出土各族契约文献整理及其与汉文契约的比较研究”等国家级重大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积极与项目小组各位成员沟通交流，并做好各项协调工作，充分展现了高超的协调与领导艺术，陈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 

 最后，陈先生的女儿陈兰老师代表陈先生家属，对远道而来的唐门学子、陈先生生前好友以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各位师生表示衷心感谢。指出这次追思会，使得她了解了许多父亲生前的事迹，填补了对父亲认知上的一些空白。她回忆说，父亲治学严谨，为人忠厚，从小教导子女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常怀感恩之心回报社会。父亲的一生也是这么去做的，他的教导我们会永远铭记于心。 

陈国灿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