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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讀後魯西奇本文原刊《絲路文明》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59-266頁。如需引用請核對原文。感謝魯西奇先生授權推送!站在嶺南地域的立場上,中古時代嶺南地區的歷史發展進程,有三條主綫索:一是地方社會的形成與演變,亦即以諸種豪强爲主體的嶺南地方勢力是如何形成、發展并控制、維護各地社會及其秩序的;二是王朝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體系的進入與逐步確立,即王朝國家的軍事、政治力量是怎樣進入嶺南區域、逐步拓展其控制區域、强化其控制力度,從而一步步地將嶺南各地區的不同人群及其經濟形態、社會組織與文化内涵納入王朝國家的控制之下,并進而加以改變的;三是區域經濟的開發、發展以及經濟體系的初步形成,亦即嶺南各地區的經濟開發是怎樣展開的、各地區的經濟聯係是如何建立的,特别是頗具嶺南特點的“外向型經濟”是如何形成的。這三條主綫索,分别對應著嶺南地方社會、王朝國家的嶺南控制制度以及環南海經濟體系三個方面,而此三方面,乃是嶺南地域歷史發展的核心要素。王承文教授關於唐代環南海區域開發及其地域社會的研究,正是立足於嶺南地域而展開的。在《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的“序説”中,作者開章明義地指出:“自秦朝開闢南越,嶺南一直就是中國的南部邊疆和海疆,是少數民族高度集中的地區。嶺南又是國際性的水陸交通要衝,是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聯係的通道和紐帶。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環境,使嶺南長期成爲古代中國疆域内一個極具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區域,并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有其重要而特殊的意義。唐朝近三百年間,嶺南既賡續了自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整體趨勢,又有重大發展和變化,并因此在嶺南兩千多年開發史上占有極爲重要而特殊的地位。”[1]顯然,作者的研究目標,就在於弄清秦漢魏晉南北朝至唐代嶺南歷史發展的總體脈絡,把握此一時期嶺南地區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揭示嶺南及其歷史發展在中華帝國整體格局及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因此,本書的研究意義,也就可以概括爲:立足於唐代的嶺南,去看唐王朝及其前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嶺南的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也去看不同時代的南中國海及其周邊地區的總體格局與歷史進程,進而給唐代的嶺南做出一個歷史定位。《唐代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書影作者首先考察嶺南地方社會的形成、結構及其特點,并將之概括爲“溪洞社會”。作者認爲,六朝至唐宋時期的“溪洞”或“洞”,主要是指中國南方山區少數民族的農耕性村落或村寨,其内部一般保留著部族社會的特徵,其部族的首領多被稱爲“首領”或“洞主”等,而“大首領”“渠帥”或“豪酋”則多爲部落聯盟的首領。因此,“溪洞豪族”就是溪洞社會的主體和控制者,而討論嶺南溪洞社會,也就必然先從溪洞豪族著手。本書第一章第一節《中古嶺南南部沿海甯氏家族淵源及其夷夏身份認同》,即主要依據碑刻資料,對嶺南南部沿海地區最著名的溪洞豪族之一——欽州甯氏,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考察,認爲雖然在《隋書》、兩《唐書》等正史記載中,欽州甯氏家族一直被視爲“俚帥”,實際上卻是具有“蠻夷化”傾向的北方家族,并且是漢文化在嶺南溪洞地區的重要傳播者。通過分析欽州甯氏南來、定居、崛起、發展歷程及其文化認同,作者認爲:北人南來後或曾普遍經歷過“染同夷化”亦即“蠻夷化”的過程,并藉此得以融入嶺南土著人群,然後憑靠其强大的社會組織能力和先進的文化水準,積累財富,團聚人群,樹立威望,結交官府,甚或經營武力,征伐異己,逐步控制地方社會,成長爲“溪洞豪族”。沿著此一研究理路,作者非常重視南來北人在嶺南地區經濟開發與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書第四、五兩章,以較大篇幅,從多方面比較系統地探討了唐代北方家族向嶺南移民的具體背景、主要方式及其對嶺南社會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作者指出:在唐代移民浪潮的推動下,嶺南一些比較封閉落後的丘陵山區得到較爲全面的開發,六朝時期的“溪洞”很多已被開闢爲比較富庶的農耕區,受到豪酋控制的“溪洞社會”基本解體,“民族融合完成,王朝國家也將這些地區完全整合成直接統治的區域”;而“唐代以後,作爲中古嶺南‘溪洞’主要居民的‘俚獠’等民族已很少見於記載。這無疑標識著嶺南社會風尚的重大改觀”。此種重大改觀的核心表現,就是嶺南地區的“儒教化”。“除了王朝國家及其地方官員以行政權力推行封建教化的不懈努力外,嶺南地方社會深層意義的‘儒教化’,亦有賴於這些地區家族結構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