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打赏”网红女主播，太太能把钱要回来吗？
01
案情回顾
“滴~支付宝到账XX元~”
这边，网红主播正享受着到账的巨额打赏。
而另一边，上海的翁女士却大叫起来，“钱呢？我的钱呢？”
原来翁某的老公赵某在“XX小视屏”平台注册了5个账号，先后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形式多次向北京某公司的签约网红女主播邱某，总共打赏了77.8万余元。
翁某在知道情况后，找到法院，认为其与赵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处置，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所有权，要求确认赵某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邱某及北京某公司共同返还人民币77.8万余元！
主播邱某及其所在的北京某公司此时提出管辖权异议，因为当初赵某在网上注册账号时已确认，如果发生纠纷，将由北京某法院管辖。
02
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会涉及到赵某打赏女主播的实体审理，赵某与网络直播平台公司约定了管辖，所以，该案应移送至北京某法院管辖。
一审裁定后，翁某不服原审裁定，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虽然被告赵某与被告网络直播平台有《用户充值协议》在先，但该管辖约定只适用于形成管辖合意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第三方起诉合同无效侵犯其合法权益，其与合同双方并无管辖合意，本案也非债权转让或承继等情形，故本案不受管辖约定约束。
且因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适用一般管辖规定，而被告人之一赵某的住所地在上海市某区，故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就具有管辖权。
03
法官评析
1.赵某打赏女主播算什么行为？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赵某作为网络直播平台的用户，在观看女主播的表演之后，自愿以打赏的方式赠与女主播邱某77.8万余元以资鼓励，并未在打赏过程中向北京某公司及邱某要求履行任何义务，此系无偿的赠与行为，在网络直播平台的用户协议中也未就充值、打赏行为设定对应的约定义务，所以，赵某的打赏行为系典型单务合同类型中的赠与合同。
在打赏行为完成之时，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
2.妻子能直接告网红女主播和直播平台吗？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
（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翁某认为，其与赵某之间基于婚姻关系而共有家庭财产，赵某未经翁某同意，单方面的处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造成翁某的财产损失，赵某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翁某提起诉讼的诉求是撤销赠与合同。
3.妻子能在上海起诉吗？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翁某起诉的依据实际上是，赵某与北京某公司、邱某之间的赠与行为侵犯了翁某的财产权，翁某诉请撤销赠与行为，要求返还财产，所以，该案的诉讼实质为因为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
在该案中，被告人赵某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某区，且其侵权行为地也为上海市某区，故上海某区法院有管辖权。
04
法官说法
互联网直播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迅猛发展，广泛应用于娱乐互动、新闻报道等领域，深受广大网民的喜爱。
但是互联网直播平台的盈利模式依旧是由用户通过网上充值的方式，购买各种直播平台的虚拟物品，对互联网主播的视频表演等以虚拟物品等“礼物”进行打赏，平台与主播就打赏金额进行一定比例分成。由于存在一定法律风险，广大网民在打赏之前一定要慎重对待打赏行为，可能付出的真金白银难以追回。
互联网直播平台也应提升社会责任感，对于网民打赏行为设定一个“冷静期”或者“提醒弹窗”，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以避免涉诉风险。
来源：上海二中法院
【延伸阅读】
关于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主流观点为两个学说，一是“赠与合同”说，二是“服务合同”说。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 12月4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司法典型案例——俞彬华与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王子戎、哈尔滨兴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奇琪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来看 ，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平台服务，通过用户购买和使用虚拟货币收取服务费，两者形成网络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但用户对直播发布者的“打赏”，一般成立赠与合同，除非有证据证明直播发布者接受“打赏”前后须履行具体、明确的合同义务。
因此，对主播的“打赏”行为一般被认定为为赠与行为，适用赠与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规定。那么，除了上述案例的情况，还有哪些存在争议的“打赏”被主张过返还呢？
1. 用违法所得进行打赏
2018年的“会计门”，29岁的会计王某挪用930万公款打赏女主播的案件就是典型的用违法所得来“打赏”主播。该名会计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责令被告人退还所有侵占被害公司的款项。
目前，在经济类、财产类犯罪案件中，已经被嫌疑人处分的赃物是否要追偿，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但是，依据“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支付合理对价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则不予追缴。
本案中由于打赏行为定性为赠与，那打赏的行为就不属于购买服务，善意取得则无从说起，此时，“打赏”能否返还需要分情况讨论。首先，若主播明知是粉丝违法所得，还与嫌疑人串通，接受巨额打赏的，双方就有可能涉嫌相关的刑事犯罪，双方均应当被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主播大多不知道粉丝用于打赏的资金来源，但是根据《民法总则》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违法所得通过“打赏”进行赠与是无效的，主播需要退回。
2.未成年人打赏
以（2019）苏04民终550号民事判决书为例：未成年人吴某在快手公司的快手APP软件专用平台内购买虚拟货币快币，未成年人吴某购买快币的合同相对人是快手公司，双方形成网络购物合同。未成年人吴某在不满10岁的情况下购买近人民币10万元的快币用于打赏主播，该行为事后未能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亦非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该合同行为无效。但本案中，未成年人吴某在晚上九点以后，甚至十一、二点仍在快手APP上打赏主播，其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责任，且未能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及银行卡密码，未成年人吴某的监护人应当对吴某1购买快币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吴某1在不满10岁的情况下购买近人民币10万元的快币用于打赏主播，该行为事后未能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亦非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认定该合同行为无效。在综合考虑吴某1监护人在未能履行监护责任，且未能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及银行卡密码的责任后，酌定由快手公司返还吴某1购币款6万元。
因此，对于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案件，法院通常会按以下思路审理：首先，考虑起诉主体是否适格，即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适格监护人；其次，查明该未成年人所做的民事行为是否与其民事行为能力相匹配；最后，如最终确认合同无效，还需审查监护人是否存在过错，来确定责任分担。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信息蓬勃发展的数字时代，网络不可避免的渗透到社交、学习、娱乐等各个方面。因此，一方面，需要国家对于网络直播行业进行有效规制；另一方面，新生的商业模式、交易行为也不断提出新的法律问题，需要司法、立法不断跟上社会与技术的更新，透过现象看本质，厘清基本的法律关系与裁判规则，对社会生活给与引导与规范。
薛京律师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在公司法律业务、股权非诉与诉讼业务方面有丰富的执业经验，曾为多家大型企业提供并购、重组、融资等专项或常年法律服务，代理多起公司纠纷案件。
财富管理领域资深律师，擅长家族信托、家族企业治理与股权传承等创新法律业务，为诸多高净值人士提供私人财富顾问服务，协助家族设计传承方案，代理多起涉及私人财富股权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