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初入学堂的孩子为什么要读这三本书？
当下，很多孩子在入学前都会读一些启蒙读物，古代的小朋友也不例外，今天就带大家看看古代小孩的启蒙必备书单吧~
童蒙教育以识字为先。唐以前中国童蒙诵习的识字书流传于后世的只有《急就篇》和《千字文》两种而已。以今所知敦煌童蒙教材中流传最为久远，使用最为广泛且普遍的识字教材，当首推《千字文》了。
晋代楼兰残纸《急就篇》
《千字文》相传是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5年）周兴嗣所编。
根据唐朝人李绰《尚书故实》的记载说：南朝梁武帝为了教他的儿子们写字，命令殷铁石从王羲之书法选择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单字，来供他们学习。但由于这些选出来的字，太为凌乱，毫无次序可言，梁武帝颇为不满。便招来周兴嗣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
周兴嗣奉命，就在一夜之间，将原本杂乱无章的一千个字，编成四字一句，对仗工整、音韵铿锵、文采斐然的一篇美文。内容叙述天文、地理、气候、山川、博物、社会、文化、制度、历史、德业、功绩、人伦、道德、教育、人事等方面的知识。由于全篇气势磅礴，意蕴隽永，押韵自然，易于读诵，令人赞叹不已，更让梁武帝拍案叫绝。
英藏敦煌本《千字文》
由于周兴嗣所编的《千字文》，内容丰富，包罗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历史流变、名贤事迹、修身治国、礼仪规范等，既可使学童于有限的篇幅中获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又可使学童易于朗朗上口，便于记诵。
深具阅读实用性的一千个常用字，条理系统有致，形式整齐优美，音韵格律自然，又能囊括汉字基本结构与笔画，加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迹，更可作为习字典范。因此，自编成后，很快便成为最佳的童蒙教材。内容、形式的特色与识字、习字的功能，真是相得益彰。
直到清末，《千字文》始终是我国历史上流传最为广泛的蒙学课本。不但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成为宋、元以来影响社会最为深远的通俗读物；更有蕃汉对照、满汉对照、蒙汉对照等不同本子，以供各民族儿童学习汉字之用；甚至还远播日、韩等国，成为他们学习汉文的主要识字教材。
在敦煌写本中我们又看到有一种《新合六字千文》的写本，也是将《千字文》加以扩充改编，每句各加二字，形成六字一句，两句一韵新形式的《新合六字千文》。其功能大抵与《千字文》相同，同为综合识字类的蒙书，本质上就是《千字文》的续作改编之流。
今所得见敦煌写本《新合六字千文》计有两件，均庋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编号分别是S.5467及S.5961。
除了《千字文》外，唐五代民间还普遍流行一种性质与《千字文》接近，内容比《千字文》通俗的识字类蒙书《开蒙要训》。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敦煌写本来看，《开蒙要训》的写本总数达40多件，分别收藏在英、法、中、俄、日及个别私人手中。其数量之多，在敦煌蒙书中，仅次于《千字文》。
《开蒙要训》跟《千字文》一样，都是采用四言韵语编写的，全书350句、175韵，总共1400个字。内容依次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等字词。多用俗语俗字，相较于《千字文》通俗性与实用性更强，对后世“杂字”一类字书的编纂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在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中，保存着许多唐五代期间学郎抄写使用的《开蒙要训》，使在千载之后的我们得以一窥此书的全貌。
《开蒙要训》顾名思义是为童蒙识字教育所编的。“开蒙”是指开悟启迪童蒙，“要训”指的是“重要的文字词汇”。至于它的形式，则与《千字文》相同，均是全篇采用四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形式，全篇用韵，包括了平上去入四声的转换，大体整齐，偶尔有一两处出韵的个别现象。
全篇主要内容大致是：
1. 首先，介绍天文、地理、四时景象及山岳河川等自然名物与知识。
2. 其次，介绍君臣之道、宴会欢乐和人伦关系。
3. 介绍寝处和衣饰。
4. 介绍人体器官及各种疾病。
5. 介绍珍宝、器物和稼穑。
6. 介绍券契、借贷信誉、车马交通和雕凿工具。
7. 介绍饮食器具、五谷、杂粮、调味料及烹饪方法。
8. 介绍房屋结构、农耕植物。
9. 介绍昆虫、鱼类、飞鸟走兽及家禽、家畜。
10. 最后以械斗、偷窃、赌博之害告诫儿童。
以上摘录，基本上已概括了《开蒙要训》一书的主要内容。从这些内容可见这本书在教育儿童认字的同时，也灌输各方面的知识，藉以启迪儿童的智能，确实是一种切合实际生活、符合教育原理的通俗识字类启蒙教材。
以今日的观点来看，敦煌写本《开蒙要训》无疑是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社会风俗的宝贵材料；同时也可作为历代民间识字发展之观察与现代编纂幼儿启蒙教材的借鉴。
事实上，此类识字教材，六朝隋唐以来，便已存在，只是不以“杂字”作为书名而已。近世敦煌藏经洞发现，使我们得见唐五代民间文化的珍宝。其中《开蒙要训》便是“杂字书”的一种，它的性质、内容与后世的杂字书相近相似，据此可知此类识字教材的源远流长。
此类杂字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主要原因在于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有效记忆的形式等方面，有其长处、优势，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而经由识字的教育，将此类书籍中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历史观等，灌输给民众，便形成了俗文化的主要核心，当是研究俗文化与俗语言的宝贵材料。
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二三十种敦煌蒙书中，《古贤集》是一种以七言歌行体的诗歌形式来歌咏历史人物孝友、勤学、诚信、忠贞等事迹，教示学童的通俗读物。可说是敦煌蒙书中极具特色的一种。
以历史掌故及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而编纂的蒙书，让儿童诵读、记忆，以便灌输历史知识，并透过历史人物的行为典范，以教导孩童忠孝仁义等品德。相较讲理说教的蒙书，更能吸引孩童，同时也更能丰富学童的写作题材与表达的内容。
根据现在已经公布的敦煌写卷，《古贤集》总计有9件，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及俄国。根据这些写本残卷我们有幸得以获睹这一篇完整民间通俗历史教育诗歌的全貌。
下图是法国藏编号P.3174完整的《古贤集》写本影本。
从体例上来看，《古贤集》全篇以“君不见”三字作为起句的冒头语，之后则是以七言40韵，80句，560字，集合古代诸圣贤事迹，撰成长篇歌诗。
在内容表现上，正如诗的最后两句所说：“集合古贤作聚韵，故令千代使人知。”其主要内容大抵述孝友、勤学、文章、仕宦、诚信、忠贞等事迹；是以人物为主，配合其事迹，灌输历史故实，借以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资启发。
就功能而论，盖以精简通俗的诗句，概括历史人物的经历，便于学童朗诵，快速地掌握历史故事，既可敦品励学，又可积累相关历史知识；同时还能在诗歌韵味的浸淫中，培养做诗的基础。
敦煌写本中，篇幅短小的《古贤集》，却存在着几点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第一是存有咏史诗的诗体因素。童蒙教育以识字为先。识字之后，则一方面诵读各类知识，一方面学习为文做诗。优美浅近的诗歌便于吟哦朗读，又易于记诵。既可陶冶性情，又可培养品德。敦煌写卷中的一卷本《王梵志诗》及《夫子劝世词》也都采用五言诗体。
第二是兼具蒙书与类书的双重特质。《古贤集》的产生与流行，除了存在着中晚唐咏史诗发展的文化因素外，也存在着传统类书事类取向的文化因素。将《古贤集》的内容归类后，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地把数人汇聚一处，有如类书之分类，实具类书性质。
第三是深富民间解读历史的特殊意识。《古贤集》中历史人物事迹的叙述，呈现的是庶民的历史观。这所凸显的正是雅文学、雅文化与俗文学、俗文化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古贤集》中所歌咏的内容，出现了不少正史所不载的人物事迹，有的见于稗官小说，有的则是出于民间传说，正是这种文化差异的最好例证。
《古贤集》中所歌咏的人物事迹，内容也出现在敦煌俗曲歌谣，而传唱于西北地区。例如隐逸、孝行、勤学等人物多出现在敦煌俗曲P.2564、P.2633、P.3821及S.4129的《十二时》。
总的来说，“集合古贤作聚韵，故令千代使人知”的《古贤集》，采用七言诗体，集合古代贤人的事迹加以歌咏，它的作用是普及历史知识，宛如一部通俗的历史教科书简编。它的内容通俗易懂，且契合广大民众共同的心理需求。而与流传于广大民众阅读的通俗读物、讲唱的变文、传诵俗曲歌谣意趣相近，取向相同。这些都是广大民众思想、文化的投射，共同组成小传统的民众文化意识；同时也是一般民众获取历史知识主要便捷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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