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卷》《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首发仪式暨座谈会在第31届全国书博会成功举办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8册）隆重出版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敦煌通史》（7卷）新书首发仪式在兰州大学举行2023年8月17日，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西北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协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的“传承与创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隆重开幕，来自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甘肃教育出版社在会上隆重举行了《敦煌通史》（7卷）的新书首发仪式。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郝春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薛英昭，安徽美术出版社社长王训海共同为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通史》（7卷）和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瓜州东千佛洞》（4卷）的新书首发仪式揭幕。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敦煌通史》（7卷），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担任主编，魏迎春、李军担任副主编。七卷分别为《敦煌通史·两汉卷》（郑炳林、司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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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7月28日下午，由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甘肃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承办，读者（上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协办的《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首发仪式暨座谈会在第31届全国图书博览会山东国际会展中心4号馆甘肃展厅成功举办。集团党委委员、总编辑李树军，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西北大学史学部主任王子今，丛书主编、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培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沙武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彩云，《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王洪波等领导和嘉宾参加了本次活动，并围绕此套丛书多角度作了交流分享。集团党委委员、总编辑李树军在致辞中，对《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的学术价值作了充分肯定，并要求集团下属各出版社，要一如既往，为学术出版提供优质的服务，为繁荣学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丛书主编刘进宝对丛书的总体编纂情况作了介绍。他指出，《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从编纂之初就是向着“引领”学术潮流的目标去努力的，所以参与的作者或是刘迎胜、王子今、荣新江、荒川正晴等著名的丝绸之路研究专家，或是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新锐中青年学者，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丛书的质量；他还向读者分享了自己与甘肃教育出版社几代出版人的友谊和交往的故事。王子今教授在分享中介绍了自己的治学领域以及主要的研究方向。他指出，《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重点考察丝绸之路交通对于汉代文明面貌、汉代文明特质、汉代文明风格以及汉代文明之历史影响的意义。书中所述都是自己关于相关问题研究的点滴心得，当有益于从不同侧面推进丝绸之路史的总体研究，有益于以新的考察视角深化对丝绸之路文化意义的全面认识。冯培红教授在分享中说道，丝路民族史是个迷人的学术领域。活跃在欧亚大路上的诸民族是丝绸之路的灵魂。追寻他们的足迹、探索他们的秘密，有助于解开尘封的历史。冯教授还向听众分享了《鱼国之谜》的写作经历，以及为此去各地考察调研和与鱼氏后人交往的有趣故事。沙武田老师分享了自己拜读《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的几点感想：一是丛书作者阵容强大，老中青三代梯队合理，学术传承有序；二是丛书内容广博，涵盖多学科背景下的丝路文明研究诸多方向；三是丛书立足中古史的史学传统，把握前沿问题，视野开阔；四是丛书为构建新时代的丝路研究学术新动向开启新模式；五是丛书装帧朴素，简约大方，标示甘肃教育出版社学术出版新方向。陈彩云教授则对丛书中的每一本书作了精要点评，认为丛书以中亚、丝路文明为中心，视野放之世界，多学科多角度勾勒了历史上中亚、丝绸之路的面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知识图景，堪称当代丝路文明研究的里程碑成果。《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刘进宝先生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王子今《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荣新江《唐宋于阗史探研》、刘迎胜《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荒川正晴《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冯培红、王蕾

图书简介本书系央视纪录片《在河之州》的同名图书，共分为触摸岁月、追问祖先、叩问远古、回望烽烟、日月经天、筑梦家园等六个篇章。作者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和精美的人文插图，为读者揭示了临夏大地上亿万年的地质演化谜团，梳理临夏数千年来的历史演化脉络，从而展现区域内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缤纷多彩的文化风俗和新时代发展建设的成果。为直观、立体地呈现临夏的历史文化特点，书中还特别植入视频二维码，读者通过手机扫描即可观看《在河之州》全六集的视频影像资料，从而获得更丰富的阅读体验。在河之州ZAIHEZHIZHOU第一集

从古至今，这都是一片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土地。旧日王都的印迹虽已经变得斑驳模糊，但它雍容的气度和博大的胸襟，依然清晰可感。这是一座凝固了诸多古老时光的历史之城，一座千年不衰、不断传承的文化之城，一座正在续写“丝路”传奇的商贸之城，也是一座平凡与传奇、厚重与轻盈、笃定与积淀，反复交织的梦幻之城。这里有流淌的诗意，有飞扬的雄心，更有务实的创造，和不懈的奋斗。这，就是武威。这，就是凉州。图书简介本书系央视纪录片《梦幻凉州》的同名图书。全书按时间的先后的顺序分为都会、文脉、通道、融合、家园、梦想等六个章节，配以精美的插图，生动讲述了武威独特而厚重的历史文化，展现出千年武威的历史沧桑和文化魅力。为给读者立体呈现武威的历史文化，书中特别植入了60多个二维码，读者可通过移动智能终端扫描观看《梦幻凉州》纪录片全六集的视频影像。目

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近日由甘肃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丛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亚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进程，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进程，多民族、多文明交汇融合、共同繁荣的进程，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认识中亚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社会生态，及其在东西方文明交流过程中的历史面貌和历史地位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包括《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刘进宝著）、《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王子今著）、《唐宋于阗史探研》（荣新江著）、《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刘迎胜著）、《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日﹞荒川正晴著，冯培红、王蕾译）、《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余欣著）、《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冯培红著）、《丝绸之路南道的历史变迁——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史地考索》（罗帅著）等8部著作。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主编刘进宝介绍，该丛书研究的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既有对国内新成果、新资料的继承和利用，又有对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鉴；既注意将中亚与丝绸之路研究置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视角之下，对各种考古发现和文献文本材料进行精细解读、微观探讨，又注意将其置于国际学术视野中，从更大的时空维度来探讨“丝路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充分吸收国内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注重对中亚与丝路文明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对中亚与丝绸之路多民族、多文明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厘清古代中亚与丝绸之路的历史，丝路沿线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交融与联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涌泉认为，该丛书能够为正确认识我国与中亚的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宗教等问题，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实践，提供学术支撑和历史借鉴。同时，对于我国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特别是在相关研究领域掌握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进一步提升中国文明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将有力地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特别是中亚与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发展。在此基础上，也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历史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说。文章来源

《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8册）总序浙江是我国名闻遐迩的丝绸故乡，敦煌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自唐代开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1900年，敦煌学兴起后，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籍的学者罗振玉与王国维，随后几代浙江学人奋随其后，为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贡献。浙江大学关于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研究起步较早。1939年初，向达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从事西域历史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1942年8月，方豪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主讲“中西交通史”和“元史”课程，后来出版的史学名著《中西交通史》，就是在浙江大学历年讲义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20世纪80年代，黄时鉴先生在历史系带领团队成员从事中西关系史研究，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培养了一批中外关系史方向的研究生。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浙江大学充分发挥自身在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优势，于2015年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编出版了《“一带一路”读本》和《“一带一路”一百问》。经过几年的建设，形成了丝路文明研究的核心学术团队，于2016年组建成立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丝路文明研究团队的成员承担了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团队的集体成果“敦煌学与丝路文明”还入选浙江大学“十大学术进展”。此外，丝路文明研究团队编辑出版的《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全套计划出版40种，目前已经出版25种，且有多种重印。其中5种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将以11个语种出版），1种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整体向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输出了繁体字版权，已在台湾出版中文繁体字版13种。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从2016年开始创办《丝路文明》学刊，每年一辑，已经出版7辑，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和好评。同时还以学术研究反哺教学，主持承担“敦煌学与‘一带一路’”通识核心课程群，在全校开设通识核心课程和专业课程。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基础上，2020年8月，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成功入选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名单。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成立后，我们在继续编辑出版《丝路文明》学刊和《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的基础上，还主办了“敦煌学与丝路文明”系列讲座，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前来切磋学术，加强本团队成员对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的把握。《丝路文明》学刊的编辑出版和“敦煌学与丝路文明”系列讲座的开办，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大力支持，也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与国内外学界的联系与交流。为了感谢海内外学者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我们编辑了《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8册）本套丛书的作者，既有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成员的成果，如冯培红《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余欣《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罗帅《丝绸之路南道的历史变迁——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史地考索》、刘进宝《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更有海内外知名学者的论著，如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的《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的《汉代丝绸之路文化史》、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唐宋于阗史探研》、日本大阪大学荒川正晴教授的《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刘迎胜先生、王子今先生、荣新江先生和荒川正晴先生，都是海内外最著名的丝绸之路研究专家，浙江大学的诸位中青年学者，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好的影响和地位，从而保证了丛书的质量。《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研究的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亚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多民族、多文明的交汇融合和共同繁荣，为读者进一步了解、认识中亚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社会生态及其在东西方文明交流过程中的历史面貌和历史地位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丛书既有对国内新成果、新资料的继承和利用，又有对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鉴；既注意将中亚与丝绸之路研究置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视角之下，对各种考古发现和文献文本材料进行精细解读、微观探讨，又注意将其置于国际学术视野中，从更长更大的时空维度来探讨“丝路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在本丛书即将出版之际，对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感谢刘迎胜先生、王子今先生、荣新江先生和荒川正晴先生对我们的信任，同意将其大著收入本丛书出版！感谢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大力支持！感谢甘肃教育出版社一如既往的倾力支持。刘进宝2022年12月18日刘迎胜

|《马圈湾汉简整理与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丝绸之路南道的历史变迁——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史地考索》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鱼国之谜——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唐宋于阗史探研》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马蹄寺石窟群汉传佛教图像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麦积山石窟第4窟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麦积山石窟第4窟研究》敦煌彩塑之美：塑工的绝技与女性化审美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978-7-5423-5581-2定价：98.00元《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共8册）《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刘迎胜

石窟最强“出资人”疏勒河，中国石窟艺术的运河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石窟最强“出资人”疏勒河，中国石窟艺术的运河恬静淡泊，唐代后期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甘肃教育出版社发行部0931-87730560931-8435009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书城☟

在莫高窟，除了四座大佛像是石胎泥塑，其余都是木胎泥塑，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敦煌泥巴，赋予了敦煌彩塑千年不朽的生命。敦煌塑工们就是用这些最普通的泥巴，塑造出一个留存在大地上的中国佛像博物馆。敦煌彩塑被称为立体的绘画，坊间有“三分塑七分画”的说法，说明画比塑还重要。初唐第328窟西龛的塑像就是塑绘一体的精品佳作。莫高窟第328窟

石窟供养人，直白地说就是出资人或与出资人有某种联系的人，如家人、亲朋好友等，他们可以是达官贵人、高僧大德，也可以是平民百姓、仆役奴婢。全国各地的石窟也好，造像碑也好，都有出资人。有的出资人做好事不留名，没留下只言片语，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谜团，使得后世学者研究起来绞尽脑汁，颇费心力。而莫高窟的出资人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版权意识”。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供养人像早期建窟塑像对大多数出资人来说有点“跨专业”，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业务，对佛的敬畏之心、恭敬之心比较强，所以出资人也比较谦虚、客气、低调。他们一般把自画像画在洞窟内四壁下部接近地面很不显眼的地方，像身都很小，仅20厘米左右，程式化绘制，作虔诚绕窟礼佛状，题名中也不写个人的官衔，只冠以清信士、清信女、信士、信女、弟子等称号。隋唐以后就逐渐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出资人自画像的位置由窟室四壁下方移到甬道南、北壁或主室内东壁的显著位置；像身也逐渐增大，最大者高过两米，超过佛像；装饰繁缛，极尽奢华；题名意在显耀身价，甚至还讲排场，耍阔气，描绘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出行图。如于阗国国王李圣天画像，是莫高窟最大的供养人画像，高约2.8米，像的前方有墨书榜题：“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窟主。”国王头戴冕旒，冠顶有北斗七星、走龙、宝珠等装饰，冠盖下盘龙缠绕，嵌以绿色宝石，与前后下垂的各六行旒珠互相辉映。身着衮袍，腰围蔽膝，衮衣两肩各绘日月，袖上各绘龙、虎、黻、黼、云纹。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人像在于阗国国王供养像脚下，有一位从地下涌出半身的女神承托其双脚。根据于阗国传说，于阗国国王是北方天王毗沙门的后裔，始祖从天王额上生出，故于阗国百姓特别崇拜北方天王。由于工匠们在绘塑北方天王时脚下多绘塑有从地下涌出的地神护持，于阗国国王既是毗沙门的后代，也是他的化身，故在于阗国国王的画像上也延续了这一表现形式。于阗是产玉之国，画像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国王双手各戴宝石戒指，腰间佩玉雕拳形柄佩剑，与中原帝王画像有所不同。当然，壁画中除了绘有于阗国国王，还绘有周边地区和国家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物，这为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风俗、服饰等提供了形象的资料。莫高窟第156窟《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莫高窟第100窟《曹议金夫人回鹘公主出行图》再如讲排场、耍阔气的出行图。所谓出行图，就是表现供养人的功绩或者豪门贵族现实生活的真实画卷，一般只有豪门贵族的功德窟中才有出行图。莫高窟中保存比较完好的出行图有4幅，分别是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莫高窟第100窟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曹议金夫人回鹘公主出行图》。另外，莫高窟第94窟还有《张淮深夫妇出行图》，榆林窟第12窟还有《慕容归盈夫妇出行图》。一般出行图里隐藏着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可以全方位地体现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风貌。莫高窟第409窟回鹘王莫高窟第409窟回鹘王妃“无心插柳柳成荫”，千年前出资人的“维权意识”给今天的莫高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是莫高窟独一无二的资本牌。且不论出资人的穿衣戴帽对中国服饰史研究有何等重要的价值，仅就题记来讲，就对莫高窟的营建史研究起了拨云见日的决定性作用。年代是研究佛教艺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一般来说，研究石窟壁画和雕塑艺术风格的演变，从窟形、壁画、塑像等方面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类型对比，可以对石窟艺术进行大体的分期断代。而在莫高窟，大量的题记中明确记录了一个洞窟或一幅壁画的确切年代，没有明确纪年的，也常记有其姓名、官衔等内容，结合敦煌莫高窟遗书、碑刻以及史书中的有关记载，往往也可以推断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洞窟的上下年限。因此我们就有了为洞窟分期断代的标尺，用这些标尺再去推断其他没有题记的洞窟的年代，这样莫高窟的石窟断代就是准确而具体的，光凭这一点，莫高窟的优势就可见一斑。文章摘编自《敦煌之最》今日推荐图书《敦煌之最》王慧慧

一条大河从群山之间奔涌而出，它就是疏勒河。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脉西段的疏勒南山之间，全长540多公里。疏勒河冲出昌马峡谷后分为两支，主河道向北流经玉门镇，再调头向西流入瓜州、敦煌；另一支直接向西漫流，古人用水渠把它引流到瓜州锁阳城一带，形成了古代都河流域。1都河又叫“冥水”。冥水流域的祁连山河谷，散布着众多石窟群。瓜州东千佛洞

在敦煌石窟壁画中，除了有丰富的佛像画、经变画、故事画及装饰图案以外，还保存有绚丽多姿的山水画。这些数量可观的山水画，展示出一部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系统的中国山水画史。经过盛唐的发展和完善，山水画在中唐以后更加丰富了，这个时代的每个洞窟几乎都画有山水景物，能够表现山水的地方画家都尽量画出相应的山水。尽管山水仍然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在佛教石窟里始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但这一时期山水画大量普及，已经成为壁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盛唐时期取得很高成就的全景式青绿山水画，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水墨画技法传入了敦煌，给壁画中的山水画艺术带来了新的气息。这些具有水墨画特征的山水画为我们探索唐代水墨山水画技法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唐代后期山水画描绘较多，且有特色的洞窟有第112窟、第154窟、第468窟、第361窟、第369窟、第85窟、第9窟等。莫高窟第468窟

《旧唐书·地理志》中有“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的记载。敦煌文献S.2832中说：“初入三春，新逢十五，灯笼火树，争燃九陌；舞席歌筵，大启千灯之夜。”此寥寥数语反映了火树银花合、九陌连灯影的盛况。自初唐开始，莫高窟出现通壁式《药师经变》，内容为并列七佛、长幡、燃七层灯、鼓乐歌赞。莫高窟第220窟盛唐时期所绘的大幅经变画中，北壁药师经变图下端绘有场面辉煌的胡旋舞图。莫高窟第220窟

古代建筑中的藻井，在中国人看来，那不单单是一个天花板，更像是日夜以对的苍穹，能纳日月星河。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结构，防火是第一要紧的事，所以必须得有水。水能克火，而井中有水，古人就发挥想象力，把井搬上了天花板，连带水中的莲花、水草和动物。藻井凝聚了巧夺天工的匠心，寄托着欲与天知的祈愿。莫高窟第397窟窟顶

《河西走廊》纪录片，以其丰富的人文素材与独到的美学视角，一经问世，即成为国产纪录片之经典佳作。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纪录片同名图书《河西走廊》，以图文的形式于纸上重现该片，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与美感享受。本书章节安排与纪录片一致，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各章主题各有侧重——从帝国的策马扬鞭，到石窟的静谧佛面；从儒生的经卷诵读，到商贾的驼铃嗡鸣。以不同维度，撰写出河西走廊这一文明交汇之地的史诗。《河西走廊》纪录片原声音乐对于陌生的读者而言，河西走廊，或许意味着沙鸣阵阵、荒凉遍地，本书的价值在于为读者拂去历史弥蒙的尘埃，让读者充分感受中华文明在西北生根发芽后的熠熠光芒。谁能想到，河西走廊竟一度是中国的儒学中心，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永嘉之乱”（公元311年）带来的纷飞战火下保护了无数孺子，为日后儒学反哺中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谁又能想到，河西走廊竟一度是中国的经贸中心，凭借其开放包容的经商环境，隋炀帝在此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贸易盛会”。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总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刻板认知，而本书及其纪录片无疑有助于转变读者与观众对河西走廊乃至西北的刻板印象。点击放大阅读此书，您仿佛穿行于河西山谷之中，忽见悬崖斑点粼粼，或许那并非佛窟，而是先贤为避乱而在此讲学之所；您仿佛漫步于河西沙漠之中，忽见天地之际微隆，或许那并非沙丘，而是被风沙侵蚀但仍屹立于此的断垣……《河西走廊》通过一张张精美的图片展示，为读者创造了身临其境的视觉观感；又通过一段段精妙的语言文字安排，带领读者感受超越视觉的幻想体验。值得一提的是，《河西走廊》还是一本“互联网+”和“纪录片+”的图书。书中植入了与章节和内容相匹配的二维码，当看到同章节内容时扫描二维码，便可以在手机上观看相关视频。艺术形式的不同不仅影响客体的美感表达，也会让主体产生不同的美感体验。相较纪录片，《河西走廊》图书或许能为读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在阅读与联想中，您可以在络绎不绝的集市中把玩西域奇珍，在金戈铁马中感受铁蹄阵阵；您也可以在洞窟中伴着跳动的烛光观摩画师作画，在戈壁上遥看晚霞映照的西域古城……此外，相较于纪录片，《河西走廊》在内容上增添了对历史背景与人物背景的解读，亦在每章结尾处附以诗歌。此种形式的增容不仅毫无冗赘之感，反而让读者在了解历史人文知识的过程中感受美的洗礼。在中国美学史的视角下，中国艺术更为讲究意境。相较于纪录片，《河西走廊》一书虽天然囿于图文的表达形式，但其构成了恰当的留白，反而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意境。在这里，没有主持人的讲解与配乐，只有一个人的静静品读。听觉感受的缺失恰好激发了读者丰富的想象力，以想象力探寻心灵的幽情壮采，这正是语言文字的魅力。用无声的语言文字描写壮阔的史诗，犹如在狂涛汹涌的海洋中寻找其深处的静穆。这种语言文字的美感，一定会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今日推荐图书《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摄制组

说来有愧，认真阅读《东京往事》这本书居然已经是入职两年之后的事情了。期间断断续续地看过一部分，但总的来说是走马观花，如浮光掠影。甚至第一次见到书名的时候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本讲述东京汴梁的历史书。现在想来确实可笑，但也不禁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自去尝一尝，站在树下猜测会显得十分可笑。如此简单的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但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这本书的作者赵声良先生，就是一个坚实的行动派。1984年，刚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赵声良怀揣着“到敦煌做一点研究”的单纯想法进入了敦煌研究院工作。由于他在敦煌的努力调查和刻苦研究，在此期间的十几年内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但随即便遇到了瓶颈，尤其是参加过几次国际学术会议之后，这种感觉变得愈发强烈。对于一个研究人员，尤其是敦煌学这种博大精深的学科研究来说，本科的学习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他研究的需要了，他极度渴望一个深造的机会。“苦心人，天不负”，1996年，赵声良迎来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被委派到东京艺术大学做访问学者。而他也明智地、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期盼已久的机会。他访学期间努力学习日语，并在访学结束后顺利考进了成城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美术史专业。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决定，但对于当时的赵声良来说，要走出这一步却是十分艰难的。由于那时的社会环境比较敏感，人们对于出国访问结束后留在国外的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理解，好在当时同样作为一名学者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先生十分理解这个年轻人的拳拳求学之心，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作者与东山健吾先生考察河西石窟（2000年，左起：东山健吾先生、作者、八木春生先生）在课堂上的东山健吾先生这本书讲述的，便是赵声良先生在日本求学七年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及对日本文化艺术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全书共有19万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讲的是作者在求学期间与恩师、友人交往的点点滴滴，包括自己的学习经历、人生感悟以及世界观、人生观逐渐丰满的历程。其中大量的篇幅用来描写自己与恩师东山健吾的交往，作者将内心的感受化作笔端的流云，情感真挚地在字里行间流露，读者能从中充分感受到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中，恩师对作者的帮助是无私的、巨大的，对作者学术成长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相信每个人在自己的求学或者工作中都遇到过让自己心怀感激的老师，他们或严厉或温和，往往一句温馨的话语，一个鼓励的眼神，甚至一声急切的责备，都足以触动我们的内心，也足见作者和恩师及朋友之间浓浓的、弥足珍贵的情谊。其中《龙谷大学与读书班》《东山健吾先生》《佐野先生的课堂》等，这些佳作读来令人动容！东山健吾先生带领学生考察奈良寺院（1998年）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东山健吾先生》这一短篇，作者与东山健吾先生相识在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上，会上作者就东山健吾关于北朝的故事画受到印度和中亚的影响这一论点进行了反驳，认为早期故事画受到汉画影响更大。彼时作者在学界还默默无闻，而东山健吾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学者。面对一个“无名小卒”的“挑衅”，东山健吾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当众表达了对作者观点的认可，甚至在会后找到作者，鼓励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读到这里难免令我触动，一个学术大家能如此大度、如此虚怀若谷，耐心听一个年轻人的观点，这种精神属实令人肃然起敬。而另外一个让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作者赵声良那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学术工作者，面对学界权威的观点仍然不卑不亢，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想法，这份勇气、这份对学术的纯粹追求，不禁让人深感敬佩。透过文字，我们看到作者的恩师是那样严肃，又如此和蔼，如此可亲！他们之间亦师亦友，这份师生情谊让多少读者渴望和羡慕。2004年11月，作者与荒木由美子在杭州另外一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感悟之人生》，讲了夏瑛女士邀请作者翻译20世纪风靡亚洲的影视剧《排球女将》的主演荒木由美子的自传《觉悟之护理》的故事，这本自传中讲述了荒木由美子在演艺事业蒸蒸日上的年纪毅然决然地选择结婚并退出影坛做了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二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婆婆，并在婆婆过世之后把这些护理经验编写成书，希望可以帮到正在从事护理或者即将从事护理工作的人。从中不难看出荒木由美子在平凡而低调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人性的升华。在影视剧《排球女将》中她扮演的是顽强拼搏的小鹿纯子，在生活中她也是一名敢作敢为、不惧艰辛的人。是时作者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在大同的一家医院治疗，于是正好静下心来为这本书做翻译，身体的不适加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常常让他无法长时间工作，但当他忍着伤痛折磨翻译完这本“渗透着作者艰难的历程和人生感悟的著作”后，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完全的洗礼”。荒木由美子在逆境中迸发出的这种蓬勃的生命力感染了作者，也在心灵上拯救了那个处在低谷中的青年。东京千鸟之渊的樱花池坊的插花下篇则主要从赏樱文化、插花艺术、庭院设计、沐浴文化等方面对日本文化进行个性化的探究和解读。客观来说日本是一个十分善于学习的国家，它能博采众长，将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进行吸收并变成带有自身特点的文化。日本与中国有一千多年的交往历史，因此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时至今日，日本的衣食住行无一不显露着几分古老中国的模样。然而日本文化又不同于中国文化，它的每一种文化艺术，都结合了自身的特点和需求，而我们长期以来都关注的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性，往往忽视了它的个性特征。与我国相同的是，日本也有着把人工建筑与自然风景相结合的园林艺术，也同样十分注重“庭园”的设计，事实上，日本的“庭园”最初就是学习了我国唐宋时期的园林布局。只不过后来，也许是受到佛教禅修关照思想的影响，再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的民族特性，使得他们更注重“以小见大”，希望在有限的空间中展现出大千世界。远眺金阁寺西源院的方丈龙安寺庭园《庭园的天地》一篇，在日本40座著名庭园中着重介绍了京都庭园、鹿苑寺庭园、龙安寺庭园、西芳寺庭园、桂离宫、大德寺大仙院庭园以及东京的六义园和小石川后乐园8座有代表性的庭园的建造历史及景观布局。其中最独特的是龙安寺庭园，在日本的庭园中，对石和沙有特别的布置，形成了“枯山水”的风景，虽说是受到中国宋代以来文人山水画的影响而产生，但与我国的园林相比却风格迥异。庭园本来多见对自然山水的模仿，大到山石，小到盆景，以期达到“一粒沙中观世界”的境地。而“枯山水”则将山与石按照一定的想象布置于庭园中，这样的景观在自然界中并不一定存在，而更像是一种抽象山水画，象征意义居多，其中包含更多的是哲学的理念。桂离宫一角这本书不仅仅是作者的求学经历回顾，也是他成长过程的记录。从本书的细微处，我还读到了作者的勤奋、坚韧和乐观豁达，感受到他对学问的执著、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更高的追求，其中细节，值得品味。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作者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在逆境中不轻言放弃的精神，都在无形中给了我力量。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阅读到这本好书，也许你的诸多的彷徨与疑惑，都将在读完此书后，烟消云散。今日推荐图书《东京往事》赵声良

绿洲，是一个地理名词，指在大尺度荒漠背景基质上，以小尺度范围，但具有相当规模的生物群落为基础，构成能够相对稳定维持的、具有明显小气候效应的异质生态景观。简单地理解，绿洲是指在广袤的沙漠中一块有水、有植被的孤立的地区。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就与绿洲有关——《神圣的绿洲——1948，艾琳·文森特的敦煌之旅》，但此绿洲非彼绿洲，那么，作者心中的绿洲是敦煌吗？提到敦煌，有人会脱口而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有人会想到，其位于中国西北部，干旱少雨，气候干燥，沙漠广布；有人会沉思，这里曾金戈铁马、气象万千；当然也有人会想到莫高窟、月牙泉……总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敦煌，如果作者心中的绿洲是敦煌，那么她将敦煌誉为绿洲，是一个怎样的原因呢？作者自拍像《神圣的绿洲》一书的作者艾琳·文森特，是一位美国人，但她与中国、与敦煌有着极深的渊源，其一生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是敦煌文化，在这本书里，相信你能感受到她对敦煌、对敦煌文化最真挚的爱。在书的第一篇，作者探究了佛教及佛教艺术的起源、发展以及东传中国的历史，她将中亚或被称为“西域”地区的许多绿洲城市比作沙漠中的花园，盛开着各种各样漂亮的、有趣的混合型文明之花。而位于中国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绿洲是“西域”和印度的佛教徒通过陆路进入中国的交通要站，渐渐地，佛教徒在这里开窟造像、宣扬佛法，而莫高窟也成了重要的佛教圣地。莫高窟1000多个洞窟、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以及2000多尊塑像记录着政权的更迭、民族的融合，还有文化的汇聚、艺术的交融，这里是无数敦煌学研究者的学术天堂，也是作者心中的文化绿洲。作者心中的文化绿洲“几乎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世界上某个地方的名字，它或者是棕榈林立的太平洋岛屿，或者是埃及的金字塔，或者是印度的泰姬陵，或者是……这是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走一遭的地方。”我想，敦煌莫高窟便是艾琳·文森特女士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的地方。作者走近莫高窟1939年，艾琳·文森特女士因为一期关于中国艺术的鉴赏课程与莫高窟结缘，九年后，也就是1948年，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孤身前往敦煌，开始了她的敦煌之旅，在书的第二篇，作者向读者介绍了自己是如何辗转乘换多种交通工具前往莫高窟的，记录了在往返莫高窟途中经过的河西走廊的一些城市，比如武威、酒泉、嘉峪关等，描写了当时这些城市的文化建筑、人文风情以及自己的所感所想。道路艰辛，交通不便，但当作者站在莫高窟脚下时，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莫高窟博大精深的多元化艺术及其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地吸引着艾琳·文森特女士，精美绝伦的壁画和惟妙惟肖的塑像使她如痴如醉、流连忘返，她被这延续千年的人类珍贵文化遗存所震撼和折服。艾琳·文森特女士在莫高窟驻留了十天，她每天参观洞窟，用相机拍摄了一百余幅莫高窟外景及洞窟内景照片，她想尽可能多地记录一些内容，并与他人一起分享。作者所拍摄的照片▼后来，艾琳·文森特女士回到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记录下了自己的这次莫高窟之旅，向世界讲述了敦煌文化，弘扬和传播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艺术，用影像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外国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增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2013年，艾琳·文森特之女布朗恩·文森特女士为完成父亲的心愿来到中国，来到了敦煌，参观了莫高窟，她被莫高窟的文化艺术所震撼，也真正体会到了莫高窟为何被母亲誉为“神圣的绿洲”。临行前，她将母亲撰写的著作《神圣的绿洲》赠予敦煌研究院。之后，此书的中文翻译版与大家见面。有人说，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去感受他的苍凉与神秘，去发现岁月与风沙在那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未曾到过敦煌，还有些许遗憾，但在这本书里，跟着作者的脚步，我来到了宏大神秘的莫高窟，看到了惊心动魄的石窟、精美绝伦的壁画和惟妙惟肖的塑像，就如参加了一场极致的视觉盛宴。我要感谢文森特女士，就如同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先生所说，“我们这些从未去朝圣过敦煌石窟的人一定要感谢文森特女士能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伟大的探险之旅”。今日推荐图书《神圣的绿洲——1948，艾琳·文森特的敦煌之旅》[美]

五代时期敦煌在曹氏政权相对稳定的统治之下，经济、文化得以繁荣发展。曹氏时期官方设立了“画院”，民间也有“画行”组织，大量佛教艺术专业工匠的涌现，致使敦煌佛教艺术带有了一定的院派特色。五代壁画造作虽然沿袭了前代形式与风格，但画幅变大，内容增多，现实气息更浓。这一时期流行的经变题材有十七种，并出现一些新的内容，如“新样文殊”、五台山图、窟顶四角天王、榆林窟龙王礼佛图像等，成为五代石窟佛教艺术的一个特点。同时曹元忠时期雕版佛像画的大量制作为敦煌佛教艺术的繁荣注入新的血液。莫高窟第220窟

627年，玄奘只身赴险西行求法，644年玄奘回经于阗，写信给唐太宗，称自己“私往天竺”，听候发落。唐太宗“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且末）迎接”，希望玄奘早日归唐。大约在644年秋冬之际，玄奘经过敦煌，于翌年正月到达长安。榆林窟第2窟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敦煌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敦煌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有洞窟近八百余所，跨越十多个朝代的一千多年时间，莫高窟的石窟艺术是由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彩塑作为主体要素构成的。莫高窟的洞窟形制很多，如禅窟、中心柱窟、佛殿窟、中心佛坛窟、大像窟等。莫高窟的这些洞窟形制在文殊山石窟中都可以找到，如第285窟、北区第113窟与文殊山第88窟同为多室禅窟，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共同因素。莫高窟第285窟文殊山石窟中现存中心柱窟8个，而中心柱窟是敦煌北朝洞窟的主要类型，在莫高窟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特点是在主室后部凿有塔柱，也称为塔柱窟、塔庙窟。敦煌中心柱窟早期分为二到三层且四面开龛，同时在塔柱前面的窟顶凿建成人字披屋顶的形式，典型的例子有北魏第254、251、263、257等窟，西魏第288、246、248等窟，北周第428、288等窟，隋代第427、292等窟，唐代第332、9、14等窟，五代第22窟。莫高窟第251窟莫高窟中心柱在不同时期都有发展变化，如早期分上下两到三层，四面开龛，到晚期分两层，只一面开龛。受到莫高窟的影响，文殊山中心柱窟前期也分二到三层且四面开龛，后期分两层，只一面或四面开一龛。莫高窟第254窟以北魏第254窟为例，第254窟平面纵长方形，分前后两室，前部占不到二分之一，有人字披顶，为模仿木结构房屋屋顶。后部为平顶，平面近正方形，在中心凿出直通到顶的方形塔柱。塔柱四周形成可绕行的甬道。塔柱下部有塔基，上部是塔身，四面开龛造像。正面龛较大，龛楣圆券形，上塑火焰纹；龛外左右各塑有龛柱。塔柱其余三面凿上下双层龛；上层龛作阙形，模仿当时的阙形建筑；下层龛和正面的龛形一样，比正面较小。各龛内都塑佛像，龛外塑胁侍菩萨像。这与文殊山石窟中的第19窟（万佛洞）非常相似，尤其是阙形龛的绘制形式，文殊山石窟深受敦煌的影响。文殊山石窟万佛洞中心柱正面上层阙形龛及底层壁画文殊山第19窟（万佛洞）为单室中心柱窟，原应有窟前建筑，今已无存。窟内平面呈方形，券顶，中心塔柱上下收分，四面开龛，龛分上下两层，有塔基。与莫高窟第254窟形制基本相同，中心柱正面上层为双层龛门阙形龛，与莫高窟早期中心柱窟内的阙形龛相似，剥落出的底层壁画也与第254窟阙形龛上壁画相似，只是龛内塑像已毁。中心柱其余龛均为圆拱形，有莲苞束头龛梁，覆莲柱头和柱础，圆柱形龛柱，尖拱形龛楣与莫高窟北魏时期龛楣、龛柱均相似，区别是莫高窟的龛梁为浮塑龙或凤首龛梁，文殊山则没有。文殊山石窟万佛洞正面下层龛楣、龛柱文殊山第19窟（万佛洞）中心柱正面下层龛楣，其外层绘有火焰纹一圈，内层为连续忍冬纹，连续忍冬纹半圆弧内中间绘有坐佛一身，有头光和身光，左右各个半圆弧忍冬纹间各有莲花化生童子四身，均有头光，莲花颜色有白色、石青、赭石等，与莫高窟第259龛楣如出一辙，第259窟尖拱形龛楣上也绘有忍冬纹，中间有化佛，左右有化生。不同的是第259窟龛内塑像壁画较完整，而文殊山第19窟（万佛洞）龛内全毁，无法做进一步的比对。莫高窟第259窟中心柱正面龛楣除了禅窟和中心柱窟之外，佛殿窟是文殊山石窟中数量最多的窟形，文殊山早期的佛殿窟也深受敦煌佛殿窟的影响，其形制多为平面方形，有的主壁开龛，有的不开龛。由于文殊山的佛殿窟大多损毁，仅存形制，无法得知其原造像和壁画的样式，也无法判断其具体年代，只能通过残留形制与莫高窟形制的对比，得出一个与莫高窟年代相差不远的时代范围。且在河西石窟中这种相似的佛殿窟，只有在莫高窟和文殊山石窟中找到。文殊山石窟中保存早期壁画最好的洞窟为第29窟（前山千佛洞），由于自然剥落，其壁画也已残失过半。现存前壁和右壁千佛及壁画完整，正壁和左壁壁面已毁，壁画无存，据现存壁画来看，其完整的时候四壁壁画布局一样，是均衡对称的。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伎乐飞天莫高窟第260窟北壁飞天窟顶一周原绘有天宫栏墙和天宫伎乐，现存8身伎乐飞天，与莫高窟早期飞天无论在绘画技法还是服饰装扮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窟下一周有供养人近百身。以窟门为界，窟门右侧及右壁为男供养人，窟门左侧为女供养人。依稀可见男女供养人均着交领拖地袍服，可以确认女供养人有头饰。而男供养人则已脱离了北魏早中期鲜卑族窄袖短袍腰束带的胡服模式，着汉装。这种上部供养人、中间忍冬纹、下部三角垂带纹饰的绘制方式与莫高窟第275窟基本相同。不同的仅是供养人的服饰发生了变化，也可说明其时代上的前后继承关系。莫高窟第275窟南壁下层壁画

敦煌的北魏艺术带有浓郁的河西文化的气息，或者说莫高窟这批北魏石窟仍是沿着五凉艺术的传统在进行制作。首先从石窟形制、题材、色彩、造型、表现手法等处处都可以看出它和北凉石窟一脉相传的关系。人字披前室与中心塔柱相结合的支提窟是北魏8个窟的普遍形式。莫高窟第435窟

在壁画中，有一种鸟身人首的图形，身体类似仙鹤，翅膀张开，两腿细长，头为童子或戴冠之菩萨首状。这种人首鸟身的图形，在壁画中被称为迦陵频伽鸟，其中有部分持乐器或作舞者，称为迦陵鸟乐伎。迦陵鸟也有画为双首鸟身的，佛经称“共命鸟”。迦陵鸟乐伎迦陵鸟在壁画中出现的部位是：一、多数在经变画中佛的下方、乐队的两侧或前方、水池前之曲桥或平台之上。一般对称排列，与礼佛乐队相似：中间一舞，两边各一二身，手持乐器伴奏。有些大型经变，还有两层迦陵鸟乐伎的。也有的不持乐器，作舞蹈飞跃姿势。二、出现在经变说法图中佛的左右，在壁画的两侧边沿处，一般也是对称的。藻井中的迦陵频伽弹琵琶三、出现于藻井之内或佛龛之内。四、有极少数的飞天乐伎带有双翼，如第180窟与迦陵鸟同时出现。敦煌莫高窟共有迦陵鸟乐伎80余身。迦陵频伽鸟的典故来自印度佛教，古人译经，名称不统一，曾写作歌罗频伽、羯罗频伽，或加兰伽、毗伽，可见均为梵音转译之讹。迦陵频伽伎乐在印度，迦陵频伽鸟指美音鸟，《正法念经》云：“山谷旷野，其中多有迦陵频伽，出妙音声，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惟除如来言声。”传说迦陵鸟声音美妙，当年释迦牟尼在祗园精舍修行时，迦陵鸟围绕其间，且歌且舞，妙音天摩拟其声，奏“迦陵频曲”，阿难传之，成为“林邑八乐”之一。于是作为佛画的一种典故，凡绘制有佛说法及礼佛的场面，都绘有迦陵鸟乐伎，这就使壁画更加烘托出天国的欢乐和神秘之感。迦陵频伽吹横笛斯坦因发现磨朗遗迹，见到有翼的神像，他曾这样写道：“以这些壁画的构图和色调，把我引回到埃及罗马墓葬画中，所绘希腊少女及青年美丽的头部上去了……”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斯坦因认为佛画中“有翼的神像”来源是希腊、印度。根据敦煌壁画的考察分析，认为：一、迦陵鸟在敦煌壁画中出现较晚，始见于唐代，即经变画的成熟时期。二、是根据佛经的提示进行构图安排的。迦陵频伽击拍板三、现在壁画间迦陵鸟的造型，完全是中国的创造，它之所以选用了仙鹤的造型而没有仿照希腊雕刻带翼小天使的模式，是与中国道教的羽人、飞鹤、升仙有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人有双翼，可以升腾飞翔的传说和构想，决不迟于希腊和印度。在我国西南云贵地区及两广出土的，约当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的部分青铜器，其上的花纹边饰，可见头饰羽毛、羽冠，或身披羽衣，衣着羽尾，或作鸟翔状的人物图像，后来都称之为“羽人”。在广西左江流域发现的岩画中，也有羽人的形象。在甘肃酒泉丁家闸的西晋墓葬中，也有羽人飞仙的画，就更与敦煌壁画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可以说敦煌的迦陵鸟乐伎的形象，是由羽人意识，进行加工演变的结果。迦陵频伽弹琵琶唐代宫廷的乐舞，有许多关于羽人的创作和表演，如“霓裳羽衣舞”“鸟歌万岁乐”等节目，都是以鸟为主题，人来表演的艺术。敦煌壁画中的迦陵鸟乐伎，也正是唐代出现并发展的造型，也是宫廷歌舞艺术影响民间艺术的一种现实的反映。文章摘编自《敦煌壁画乐舞研究》今日推荐图书《敦煌壁画乐舞研究》郑汝中

唐代是敦煌石窟营建的辉煌阶段，也是敦煌艺术达到极盛的时期。随着全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都市佛教寺院极为发达，从而带动了壁画雕塑艺术的繁荣。而在丝绸之路畅通的时代，长安、洛阳的艺术很快就可以传入敦煌，因此，在敦煌石窟中出现风格各异的彩塑，正是长安一带流行艺术风格的反映。群塑的有机组合莫高窟第57窟

榆林窟，又名万佛峡，被称为莫高窟的“姊妹窟”，位于瓜州县西南约70千米的榆林河河谷之中，向西距离莫高窟约100千米。榆林窟现存洞窟42个，分布于河谷的东崖和西崖，东崖洞窟31个，西崖洞窟11个。其中唐代洞窟4个，五代洞窟8个，宋代洞窟13个，回鹘洞窟1个，西夏洞窟4个，元代洞窟3个，清代洞窟9个。榆林窟第14窟榆林窟第32窟榆林窟现存壁画5200平方米，彩塑200多身。由于榆林窟的洞窟形制、造像内容和风格与莫高窟比较相似，被称为莫高窟的姊妹窟。1961年，榆林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榆林窟时代最早的洞窟建造于唐朝前期，唐代榆林窟主要代表窟有第6、17、25、28窟等。第

莫高窟最早的第268窟、272窟、275窟即早期三窟，经过考证，可能建造于北凉时期，学术界常称为“北凉三窟”。从所处位置看，这三个洞窟的上下为唐代洞窟，左右为北魏、隋代洞窟，属于现存最早一组洞窟是没有问题的；但要确定它们的具体年代，还存在许多困难。究竟在这三个莫高窟最早的洞窟里藏着什么秘密？让我们走近一看。第268窟是包括4个禅室的禅窟，在狭长的主室两侧，各开两个禅室（南壁西起为第267窟、269窟，北壁西起为第271窟、270窟），正壁龛内塑交脚佛一身。第268窟

上衣下裳是人类服装的基本形制。古代把短衣称作襦。襦有单、夹之分。古代的“裙”字，与“群”相通，群就是多的意思。早期布帛幅面狭窄，一条裙子通常由多幅布帛拼合而成，故称之为“群”。裙子是一块布由前向后合围成桶形。裥裙是裙幅上折若干细裥（褶）的裙子。裙有单色的，也有多色的。以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条间隔相拼而成的裙子，色彩交错，相互映衬，被称为“间裙”或“间色裙”。汉魏时期，人们上身穿短襦，下身配长裙，形成“上襦下裙”的趋势。此时的短襦，多大襟，衣襟右掩，袖子有宽有窄。莫高窟第285窟

雕塑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紧密相联。雕塑是运用可塑性、可雕性的物质材料（如石、木、金属、石膏、树脂及黏土等），通过雕、刻、塑、铸、焊等手段制作的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审美理想的具有三维实体的造型艺术。中国古代雕塑的种类很多，按所用制作的材料可分为石雕、木雕、泥塑、陶塑、金属雕塑等，在雕塑上施以粉彩叫彩雕或彩塑。按照制作方式来划分，敦煌彩塑的制作可分为圆塑、浮塑、影塑、悬塑几种类型。圆

乐伎，是指音乐演奏者；舞伎，是指舞蹈表演者；伎乐，则是演奏乐器所产生的音乐，它包括乐器和演奏者两个方面。敦煌壁画中，根据演奏场所，大体可以将音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佛国天宫演奏的音乐，即天乐；一种是在现实生活中演奏的音乐，即俗乐。在天宫中奏乐者称为伎乐天，在俗世奏乐者称为伎乐人。在莫高窟壁画中，天宫音乐主要出现在经变画和说法图中。一般来说，伎乐天主要有天宫乐伎、飞天乐伎、化生乐伎、护法神乐伎和经变画乐伎等种类。乍一看，是不是有些眼花缭乱？其实，不同类型的乐伎，其辨识度还是很高的，下面我们就逐一来了解。天宫乐伎根据佛经，凡佛国上界一切从事乐舞活动的菩萨、神众，都可称为天宫乐伎。在早期的莫高窟洞窟中，大多在窟壁上部，围绕窟顶常绘有一圈手执乐器和舞具的音乐舞蹈形象，这些形象被置于一个个形如半圆窗的画面里。天宫乐伎

北周保定三年（563年），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主持在麦积山最高处营造七佛阁（也称“散花楼”），创造了一个中国石窟建筑史上的奇迹。麦积山现存北周洞窟39个，雕塑1000余身，壁画150平方米，相当于北周时期麦积山平均每年开凿1.5个洞窟，这也是历史上少有的造窟高潮。七佛阁开凿在离地面70米高的麦积山顶端，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七开间八柱崖阁宫殿式石窟，高15米，长31.5米，深7米。窟内一字排开7个方形大龛，龛前凿出长廊，排列着8个直径1米、高达12米的八棱石柱，拱卫着里面的7个佛龛及壁画、雕塑。悬崖外，苍茫云山伸手可及。这样一座大型宫殿式窟廊，别说在70米高的山崖上，即使建在地面上也是罕见的工程。其气魄之雄健，构造之华丽，工程之艰巨，都是任何其他地方的石窟所不能企及的。七佛阁龛楣上的几组飞天壁画也很出人意料。秦州工匠突破传统的造型方法，用浅浮雕形式表现飞天的面部、胸腹部、手臂、脚等肌肉外露部分；衣裙、飘带、乐器、流云、天花等，则用赭石、紫棕、蓝色，以接近“平涂”的方法绘出，让飞天有脱壁欲出之感。这种绘塑结合的、富有立体感的薄肉塑飞天，在中国现存古代壁画中极为罕见。正当李允信主持营造山顶上的佛国时，大文豪庾信来到秦州，在麦积山留下了一段佳话。庾信（513—581年），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南北朝时期的大文学家，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人称“庾开府”，是中国文学史上多产的作家之一。保定五年，庾信随同北周明帝到秦州，正赶上大都督李允信造七佛龛，请他作铭，于是就有了这篇辞藻华丽、文采飞扬的《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麦积山者，乃陇坻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方之鹫岛，迹遁三禅。譬彼鹤鸣，虚飞六甲。鸟道乍穷，羊肠或断。云如鹏翼，忽已垂天。树若桂华，翻能拂日。是以飞锡遥来，度怀远至。疏山凿洞，郁为净土。拜灯王于石室，乃假驭风；礼花首于山宪，方资控鹤。大都督李允信者，籍于宿植，深悟法门。乃于壁之南崖，梯云凿道，奉为王父造七佛龛。似刻浮檀，如冰水玉，从容满月，照耀青莲。影现须弥，香闻仍利。如斯尘野，还开说法之堂；犹彼香山，更对安居之佛。昔者如来追福，有报恩之经；菩萨去家，有思亲之供。敢缘斯义，乃作铭曰

服饰图案是指绘于服装上的彩绘纹饰，它生动地反映了纺织业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迁。敦煌服饰图案包括塑像服饰图案、供养人服饰图案、经变画人物服饰图案。一般来说，塑像、供养人画像形体较大，服饰图案比较细致﹔经变画人物形象较小，服饰图案比较简略。敦煌的服饰图案反映了一千多年来中国服饰、染织等装饰艺术的发展和成就，也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北

围棋，起源于中国，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弈”，史籍中将其发明者追溯到上古明君尧、舜。钟爱围棋的古人，曾经写过大量的关于围棋的文章和著作，如东汉的《弈旨》《围棋赋》、东晋的《棋品》，南北朝时期甚至出现《棋势》《棋图》《棋品》之类专著不下20种。可惜，大量的围棋著述未能流传下来。敦煌文献S.5574

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里都在演奏着色彩的交响乐。红色的炽烈、棕色的厚朴、黑色的凝重、白色的空灵……敦煌画工如同用色彩奏响音乐的大师，让冰冷的洞窟奏出佛国世界华丽的梵音。敦煌壁画的色彩，让著名翻译家、美术评论家傅雷赞叹不已：“莫高窟早期壁画色彩的鲜明大胆，取材与章法的新颖，绝非唐宋元明正统派绘画所能望其项背。……那些无名作者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活生生的，朝气蓬勃，观感和儿童一样天真朴实。但更有意思的是愈早的愈时尚，例如北魏壁画色彩以深棕色、浅棕色与黑色交错；人物之简单天真近于西洋野兽派。中唐盛唐之作，仿佛文艺复兴的威尼斯派。可是从北宋起色彩就暗淡了，线条繁琐了，生气索然了，到元代更是颓废之极。我看了一方面兴奋，一方面感慨，这样重大的再发现，在美术界中竟不曾引起丝毫波动！”让我们顺着傅雷先生的指引，来一次莫高窟壁画上的色彩巡游吧，你会发现那些无名的敦煌画工才是真正的色彩大师。从十六国晚期的北凉到南北朝时期，是敦煌莫高窟的童年期。这个时期的壁画从构图、技法到色彩都尚未脱去西域影响，带有明显的中西合璧的艺术特征。∇

丝绸之路被认为是联结亚欧大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输出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后波斯人也掌握了制造丝绸的技术，在其织物中以波斯锦最为著名。敦煌北朝的服饰大多简朴，服饰纹样都很简单，这种情况到隋代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纺织和印染技术的发展，到隋代，丝绸上已能纺织、印染出十分精美的纹样图案。此时丝绸之路畅通，中外贸易兴盛，许多西域地区的锦缎纹样和服饰样式沿丝绸之路向中原传播，使得隋代服饰出现多姿多彩的新风。特别是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为了炫耀国威，亲临张掖，接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行“万国博览会”，促进了丝路商贸的发展。受此影响，敦煌隋代洞窟人物服饰面料呈现出日趋华丽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