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之最 | 石窟最强“出资人”
石窟供养人，直白地说就是出资人或与出资人有某种联系的人，如家人、亲朋好友等，他们可以是达官贵人、高僧大德，也可以是平民百姓、仆役奴婢。
全国各地的石窟也好，造像碑也好，都有出资人。有的出资人做好事不留名，没留下只言片语，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谜团，使得后世学者研究起来绞尽脑汁，颇费心力。而莫高窟的出资人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版权意识”。
早期建窟塑像对大多数出资人来说有点“跨专业”，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业务，对佛的敬畏之心、恭敬之心比较强，所以出资人也比较谦虚、客气、低调。他们一般把自画像画在洞窟内四壁下部接近地面很不显眼的地方，像身都很小，仅20厘米左右，程式化绘制，作虔诚绕窟礼佛状，题名中也不写个人的官衔，只冠以清信士、清信女、信士、信女、弟子等称号。
隋唐以后就逐渐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出资人自画像的位置由窟室四壁下方移到甬道南、北壁或主室内东壁的显著位置；像身也逐渐增大，最大者高过两米，超过佛像；装饰繁缛，极尽奢华；题名意在显耀身价，甚至还讲排场，耍阔气，描绘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出行图。
如于阗国国王李圣天画像，是莫高窟最大的供养人画像，高约2.8米，像的前方有墨书榜题：“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窟主。”国王头戴冕旒，冠顶有北斗七星、走龙、宝珠等装饰，冠盖下盘龙缠绕，嵌以绿色宝石，与前后下垂的各六行旒珠互相辉映。身着衮袍，腰围蔽膝，衮衣两肩各绘日月，袖上各绘龙、虎、黻、黼、云纹。
在于阗国国王供养像脚下，有一位从地下涌出半身的女神承托其双脚。根据于阗国传说，于阗国国王是北方天王毗沙门的后裔，始祖从天王额上生出，故于阗国百姓特别崇拜北方天王。由于工匠们在绘塑北方天王时脚下多绘塑有从地下涌出的地神护持，于阗国国王既是毗沙门的后代，也是他的化身，故在于阗国国王的画像上也延续了这一表现形式。
于阗是产玉之国，画像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国王双手各戴宝石戒指，腰间佩玉雕拳形柄佩剑，与中原帝王画像有所不同。当然，壁画中除了绘有于阗国国王，还绘有周边地区和国家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物，这为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风俗、服饰等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再如讲排场、耍阔气的出行图。所谓出行图，就是表现供养人的功绩或者豪门贵族现实生活的真实画卷，一般只有豪门贵族的功德窟中才有出行图。莫高窟中保存比较完好的出行图有4幅，分别是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莫高窟第100窟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曹议金夫人回鹘公主出行图》。另外，莫高窟第94窟还有《张淮深夫妇出行图》，榆林窟第12窟还有《慕容归盈夫妇出行图》。一般出行图里隐藏着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可以全方位地体现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风貌。
“无心插柳柳成荫”，千年前出资人的“维权意识”给今天的莫高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是莫高窟独一无二的资本牌。且不论出资人的穿衣戴帽对中国服饰史研究有何等重要的价值，仅就题记来讲，就对莫高窟的营建史研究起了拨云见日的决定性作用。
年代是研究佛教艺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一般来说，研究石窟壁画和雕塑艺术风格的演变，从窟形、壁画、塑像等方面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类型对比，可以对石窟艺术进行大体的分期断代。而在莫高窟，大量的题记中明确记录了一个洞窟或一幅壁画的确切年代，没有明确纪年的，也常记有其姓名、官衔等内容，结合敦煌莫高窟遗书、碑刻以及史书中的有关记载，往往也可以推断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洞窟的上下年限。因此我们就有了为洞窟分期断代的标尺，用这些标尺再去推断其他没有题记的洞窟的年代，这样莫高窟的石窟断代就是准确而具体的，光凭这一点，莫高窟的优势就可见一斑。
文章摘编自《敦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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