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中的“曹氏画院”风格
五代时期敦煌在曹氏政权相对稳定的统治之下，经济、文化得以繁荣发展。曹氏时期官方设立了“画院”，民间也有“画行”组织，大量佛教艺术专业工匠的涌现，致使敦煌佛教艺术带有了一定的院派特色。
五代壁画造作虽然沿袭了前代形式与风格，但画幅变大，内容增多，现实气息更浓。这一时期流行的经变题材有十七种，并出现一些新的内容，如“新样文殊”、五台山图、窟顶四角天王、榆林窟龙王礼佛图像等，成为五代石窟佛教艺术的一个特点。同时曹元忠时期雕版佛像画的大量制作为敦煌佛教艺术的繁荣注入新的血液。
中国是历史上最早设立绘画机构的国家，早在汉朝，宫廷就置有“少府”“画室”“鸿都门学”等从事画艺的部门，专业画家称为“画工”“黄门画者”“画室署长”等。唐朝时随着宫廷绘画的发展，翰林院添设待诏一职，是为艺术机构之职。至五代，后蜀、南唐先后正式设立了绘画机构“画院”，成为我国画院之滥觞。西陲敦煌或受内地之影响，亦于五代时出现官方组织的“都勾当画院”，从而遥相辉映于后蜀和南唐。
关于曹氏开设官方画院并没有直接、详细的史料记载，学界借助一些石窟题记、遗书抄录中相关的蛛丝马迹，推断出五代之时敦煌既有民间自发组织的“画行”，也有曹氏官方设立的“画院”。
能够透露出敦煌五代时期设有“画行”及“画院”的零散记录有S.3929V卷《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董保德等建造兰若功德记》，共有两份，一前一后抄写，内容大同小异，记载了敦煌曹氏时期一位著名画家董保德的事迹。
文中提及“画行”，董保德为“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都料”是工匠中主管开料、筹划工程的高级技师，其下尚有“博士”、学徒等一般工匠。
董保德是一位画艺绝妙、粗晓经文的画师，文中对其评价极高——“手迹及于僧瑶（张僧繇），笔势邻于曹氏（曹不兴）”。因为技艺超群，故董保德颇受各阶层功德主青睐，常被延请作画。
敦煌画行的组织状况是画行由“行侣”组成，“行侣”间因技艺、地位等因素之差，从而有着类似于“都料”“博士”“学徒”等大小、尊卑之别。其实说简单一点，画行行侣就是一群有着不同分工、级别、年龄等的同业师徒组织。
莫高窟、榆林窟二窟若干洞窟绘有画师供养像，榜题中显示“都勾当画院使”“节度押衙知左右厢绘画手”“衙前正兵使兼绘画手”“画副兼使”“左厢都画匠作”等。
画院不仅有以画壁、雕塑为主的匠人，还有一部分专营凿窟、建修事务的人员。如莫高窟第370窟甬道南、北壁分别有供养人题记：“社官知打窟都□（计）料银青……”“押衙知打窟……使□青□禄大夫检校……”P.2641卷《丁未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呈设宴账目》中亦提及“支打窟人”等。说明曹氏时期敦煌画院应该配备了开窟所需各类工匠，人员结构比较合理。从有限史料分析，当时画院掌事者为“都勾当画院使”，下置“都料”“绘画手”“都画匠”“都塑匠”等，莫高窟、榆林窟等大多五代宋初的石窟是由这些都勾当画院画师、工匠完成的。
曹氏画院是五代之际中国最早的画院之一，与后蜀、南唐所设画院不同的是，曹氏画院诞生于沙州佛教圣地，其功能主要是肩负着敦煌地区石窟、寺院的营建事务，因而画院内各色画艺人士基本以从事佛教艺术为其专职。
画院画师依赖于敦煌佛教而存在，为官方或是民间不同阶层的功德主所“驱策”“招携”，其服务充满了浓郁的宗教色彩。后蜀、南唐二地画院则完全不同了，由于五代中原长期的战乱，北方诸多画家纷纷迁徙至局势相对稳定的江南和四川，绘画重心由中原转移至西蜀及南方。在这些地区汇聚的画家多为文人出身，更多是以描绘世俗人物、花卉、山水为业的宫廷画师，因此作画多在绢纸上，旨在为皇家贵族、文人雅士之赏玩。如当时涌现出的杰出画家有南唐的周文矩、顾闳中、董源等，后蜀有黄筌父子、高道兴、高文进等，后蜀黄筌与南唐徐熙均以花鸟出名，但风格迥异，被誉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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