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的神秘面纱
在敦煌东南佛爷庙湾有一处规模较大的古墓葬群，东西长20千米，南北宽约5千米。在这个范围内，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古墓葬。其中除零散埋葬者外，有许多聚族葬。过去，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对佛爷庙—新店台墓群做过许多发掘工作。1980年5月，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在县城东南9千米，北距安敦公路7千米处的鸣沙山北麓佛爷庙湾头层台子又发掘了三座墓葬（编号为80DFM1—3）。
如下图，M1和M2在同一坟圈内，M3在另一坟圈内。M1最大。封土形成高大的沙丘，墓道堆成长形沙棱。三座墓均为沙砾岩洞室墓。
M1、M2所在坟圈东西长85、南北宽80米。坟圈壁宽约2米，南面开门。圈内依次排列墓葬七座，墓道均向西。在第三四墓之间地面上平摆着2.7×2.7米的砾石一堆，疑为祭台。
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另有铜钱、铁镜、琥珀珠、石砚和织物残片等。铜钱有五铢和货泉各一枚，分别出土于北棺内和墓室中部。陶器多集中放置在墓室西南角南棺的头前，另一些放在两棺之间靠近后壁处。朱书或墨书的陶罐都放在棺内死者的头前或足下。在南棺死者的腹部还发现一些带朱书的陶片，经复原系陶钵，可能是当时有意打碎后放入的。在北棺中也有类似的墨书陶钵碎片。
三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65件，货币6枚。包括陶罐、陶瓶、陶灶、陶釜、陶瓶、陶仓、陶钵、陶灯座、陶盘、陶果盒、陶盆、陶碗、陶碟、陶井等。
其他还包括小石板（青灰色，表面光滑，有墨迹，疑为砚）；琥珀珠（棕黄色，半透明，略呈圆形，当中有穿孔）；铁镜；铜饰（均呈长条，内有织锦残片一件，浅赭石色，织有深赭色梯形图案）；草编织物残件（中间镂空呈六边形，疑为马兰草编织）；夹苎漆多子盒（分三档，共十六格）；云母片（中有圆孔）等。
1、2. 陶直腹罐 3.陶鸡首灶 4.陶仓 5.陶罐 6、13、14、15.朱书陶罐 7.陶果盒 8.陶盘 9.陶盆 10.陶灯座 11.陶碟 12.漆多子盒残迹 16.云母片 17.五铢钱 18.陶罐残片 19.陶钵碎片
M1墓主人张辅枕前出土一件小石板，板上有墨迹；左右两手各置一颗琥珀珠，棺内还残存丝绸、织锦，其他随葬器物也不少，考古人员推测墓主人可能属于士族。
M2随葬器物较少，墓室形制也较简单。从墓葬排列来看，墓主人似为张氏第四代，即张辅的重孙。此墓即使与M1相隔百年，亦应为北朝时期墓葬。
M3的西棺的朱书陶罐（M3：13）写着次“死者〔姬〕令熊自注应之……”，疑墓主姓“姬”名“令熊”。此墓也是夫妻合葬墓。从墓葬形制结构及出土器物来分析，认为M3和M1的墓主身份相近。
从陶器上的纪年来看，M1和M3起自前凉张天锡太清十三年（375年，即咸安五年），终于北凉沮渠蒙逊玄始十年（421年），历时47年，其间虽然战争连绵，改朝换代，但葬俗并无多大变化。所出的随葬器物，如果盒、陶灯、鸡首灶、陶罐等，与这一地区晋墓出土器物基本相同。
陶文可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做某些补证。如《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义熙元年，玄盛改元为建初。”李暠改元在义熙元年的哪一月，《晋书》并未明确记载。陶器铭文有“庚子六年正月水未朔廿七日”，庚子六年即义熙元年，说明改元当在义熙元年正月以后。
M1：6墨书有“玄始十年八月丁丑朔廿六日”，说明公元421年以前北凉已灭西凉，敦煌归北凉所辖。《宋书·沮渠蒙逊传》载北凉蒙逊水淹敦煌，西凉李恂被灭，是在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年）三月。《通鉴》宋武帝永初二年三月条载此事在永初二年（421年）三月。陶罐所书的年代证明《通鉴》所载正确。
M1南棺内所出的丝织物残片，当属西凉时期。西凉丝织品在敦煌境内出土还是首次，这为研究“丝绸之路”和五凉时期敦煌地区丝织工艺提供了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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