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叶永烈于2020年5月15日上午去世，享年79岁。叶永烈，笔名萧勇、久远、叶杨、叶艇。1940年8月30日生，一级作家、教授、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浙江温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以儿童文学、科幻、科普文学及纪实文学为主要创作内容。曾任中国科学协会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1950年，11岁的叶永烈开始发表诗作，1957年开始发表科学小品。1959年，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第一部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1960年，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编写，并于1960年秋完成《小灵通漫游未来》。
1976年春，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十年动乱后期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中国科幻在大陆掀起第二次高潮；1979年3月，被文化部和中国科协联合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1981年，叶永烈任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1983年之后，开始由科普和科幻作品创作转向纪实文学的创作。他共出版文学著作150余部，包括长篇纪实文学《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叶永烈采访手记》《星条旗下的中国人》《胡乔木传》《马思聪传》《傅雷与傅聪》《梁实秋的黄昏恋》等。叶永烈曾对自己的创作做过一次数字总结：“前段时间我整理了我的科普作品，叫作《叶永烈科普全集》，有28卷，1400万字；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是1500万字；还有行走文学，《叶永烈看世界》21本，现在已经全部出版，500万字。”惊闻叶永烈老师今天上午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作为70后，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着他的书长大，他的作品曾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回想起2015年他来北京，我曾独家专访叶老师，他对写作的热爱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叶永烈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他简直是个“多面人”：他曾是个爱好科学和写作的北大学生，他是个迷恋数码产品的“技术宅男”，他是“私家档案馆”的馆长，他是个锲而不舍的采访狂人，他是个刨根究底的“细节控”，他还曾被人误以为是便衣警察……他拥有特别精彩的人生。几年前的那次专访的情景，叶永烈老师说话的神态和语气，似乎还历历在目。叶永烈20岁写了《十万个为什么》，21岁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22岁写了《科普掠影》、《生活科学》、《四季简史》、《知识之花》……叶永烈回忆，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于校园，那时他是一名北大学生。很多人大概没想到，写出了影响一代人的作品的这位作者居然那么年轻。《十万个为什么》算是叶永烈的第一部大作，全套书900多个题目，他撰写了300个。那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了叶永烈的大名，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笔名“叶艇”，这个名字当时频繁地出现在《北京晚报》上。
“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2月7日。当时，我21岁，在写作《十万个为什么》的同时，我以笔名‘叶艇’在《北京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发表许多知识小品。”他当时笑着告诉我，自己和北京晚报还有再这样一段渊源。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叶永烈科普作品的黄金时代，文革结束后，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月出一本书，一年连出10本的记录。可是1983年之后，他的科普作家生涯戛然而止，走上了另一条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的道路，文风突变给人们留下了“双面叶永烈”之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最终，还是他自己揭开了谜底。“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呼唤，觉得科普作品难以表达我的思想；二是在1983年底我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我决心离开科普界；三是经过考核，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首批专业作家，从上海科协调往上海作协，意味着从‘科’转‘文’。”就这样，叶永烈的目光从科学转向历史，他的人生色彩也变得更为丰富起来。虽然我无缘参观叶永烈在上海的家，但是从他带来的照片中，我却可以一窥他书房的情景，书房里占据最大空间的是一个六层十二格的铁皮档案柜，里面是排列整齐分类标注的磁带、档案、书信，另一个从地板到屋顶的柜子里全是一摞一摞的手稿，甚至他家阳台上的游泳池也改成了档案室。有一张叶永烈在“游泳池”工作的照片，可以看到池中瓷砖都没有换，四面和顶上搭了玻璃棚子，原本下水的阶梯处加设了一个门，一溜齐腰高的书柜背对背在中间一字排开。“这个柜子是定做的。来安装的师傅一开始还以为我们家是卖鞋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有家鞋店也定做了一模一样的柜子。” 叶永烈笑称他的家就是一个“私家档案馆”，而他自己就是馆长，这些档案不容小觑，里面有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正是通过档案，叶永烈破解了中共一大的“密探之谜”。当时正是由于这个突然闯入的“密探”，一大才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而这个“密探”到底是谁，多年来没有查清，成为一段悬案。叶永烈为了写《红色的起点》，找到当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担任督察长的薛耕莘，他说起1921年的往事，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记得是一个叫做程子卿的人，原是青帮人员，后来被黄金荣介绍到巡捕房，正是他打探到一大的开会地址并闯了进去刺探，幸好与会人员及时撤离，才免于被捕。叶永烈后来想办法从档案中找到了程子卿的工作证，和薛耕莘1972的一份交代材料，印证了这个说法，最终获得了党史专家的认可。“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我还是一个常驻北京的上海作家，我夫人说我这些年去北京的次数比去上海南京路还多。”当叶永烈笑着说起这些的时候表情很轻松，背后却是一次次艰难的采访经历。“旧闻记者”指的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寻找写作素材，这意味着叶永烈的采访对象大多数都是名人，这些人基本都住在北京，因为采访的常常是他们不愿提及的敏感事件，吃闭门羹，遭到冷遇是常事，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跑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来北京采访，都托朋友的关系住在公安部招待所，除了我以外，那里住的全是戴大檐帽的警察，可能是我住的次数太多了，后来人家都以为我是上海来的便衣。”锲而不舍的劲头和灵活多变的技巧让叶永烈成功采访到诸多名人，他三访张耀祠将军，首次把逮捕四人帮的细节公诸于世；他在中南海和陈云夫人长谈，了解了很多家庭趣事，使《陈云传》更为生动可信；他还通过采访和梁实秋夫人韩菁菁成为朋友，韩菁菁信任地把和梁实秋的全部书信给他看……。
叶永烈一向以高产闻名，当我问起他这些年作品的总量，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科普作品1000万字，纪实文学1500万字，行走文学500万字，50多年总共写了3000万字的作品。”这是大多数作家都达不到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叶永烈对写作的热爱和激情，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将近一半的作品是他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使我能安安稳稳写作，这样，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叶永烈曾经经历过两次“危机”，险些无法写作，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他被迫封笔8年，饱受煎熬，当终于有编辑找他约稿，虽然没有一分钱稿费，他仍然狂喜不已。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一家人吃完饭，妻子杨惠芬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支开，叶永烈就趴在矮矮的小饭桌上写字，写好的稿子放在菜篮子里吊起来，一摞一摞的。就是这么拼命地写，攒了一大批稿子，他文革后才能创造一个月出一本新书的奇迹。第二次危机则是失明。叶永烈的“视力衰竭”早在1991年就发作了，医院当时确诊是视网膜脱落，已经很严重了，他当即在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眼睛被纱布蒙起来了，医生嘱咐他说，一个月以内不准看书看报、不准写作，这对叶永烈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于是他就“盲写”。妻子杨惠芬解释什么叫盲写：“他眼睛不看，我拿一个木头的板子给他，上面有一张白纸，他拿着笔在上面写，写出的字，歪歪扭扭的，有时候是重重叠叠的，然后我再帮他抄。”然而，手术效果并不好，叶永烈的左眼从此就一点视力也没有了，而他的右眼又是800度的近视。视网膜脱落往往会两眼相继发作，所以医生劝叶永烈换个少用眼睛的职业，要他尽量不要再写东西了，因为发展下去别说工作，就是日常生活都将难以自理。他却说，不能换。叶永烈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电脑代笔。1992年，他就买了一台当时最新的“286”，使自己成了首批换笔的中国作家之一。“用电脑不像手写那样累，字可以放得很大，眼睛就轻松多了。用了电脑以后我就一直是50万字50万字的在写。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没有手稿了”。这次危机的一个意外结局是，叶永烈从此走上了“技术宅男”之路，叶永烈的家，常常让去过的朋友大吃一惊，除了电脑和数码相机，体积庞大的商务用复印机、一般家庭很少见的碎纸机、还有各种各样的最新电子产品让人叫不出名字。“就连我那在美国工作了多年的儿子，也称我是‘高科技老爸’。”叶永烈得意地说。由于视力问题，叶永烈曾经打算在2000年，也就是他60岁那年封笔，然而最终还是封不住，或者说舍不得封，花甲之后反而笔耕更勤，写出了20多本新书。最近，叶永烈关于上海的35万字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即将出版。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他说：“我把作品看成凝固了的时间，凝固了的生命。我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之中。”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张鹏、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