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下游，四川盆地南沿，有一县名富顺，不甚出名，却是千年古县。
公元567年该地因盐设县，名为富世县，公元976年得名富顺监，富顺县之名可追溯于此。富顺县隶属于自贡市，而在漫长的历史上，它却与宜宾、泸州两市有着不解之缘。公元582年，隋朝撤郡存县，富世县隶于泸州。到明朝，降富顺州为富顺县，辖于下川南道之叙州府，即今天的宜宾。新中国成立后，富顺县又划给了泸县专区，十年后再次并入宜宾专区。直到1983年，富顺县才划归自贡市。自贡被称为盐城，富顺也是因盐设县，但相较于富顺与宜、泸两地上千年的渊源，富顺与自贡的缘分还算不上长。到今天依然如此，只不过这次将几方联结在一起的，不再是行政归属，而是一个“酒”字。很少有人会把富顺和酒联系起来，因为这里没有知名酒企，也鲜有人知晓，在宜宾、泸州等世界上最好的白酒产区后面，还站着一个富顺。2019年，富顺县高粱种植面积达15万亩，是四川省高粱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域之一，其产的青壳子小高粱属于四川本地常规糯红高粱。这里也是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等酒企重要的优质酿酒原料生产基地。在地理位置上，富顺所在的自贡地区，是川黔两省大规模种植高粱的所有地区中，最靠北的一个。
最纯正的中国白酒香气，从川南黔北的无边茂林中升起，飘扬万里。人们看这里，看得见山、看得见水、看得见景、看得见酒，但少有人看到，遍布于丘陵、山地的那数百万亩红彤彤的高粱。目前在全国高粱种植中，约80%的高粱被用作酿酒原料，而在川黔，高粱几乎全部用来酿酒。透过高粱的种植规模，可以看到白酒行业大致的兴衰，这在四川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四川省白酒产业所需高粱与本地所产高粱基本持平。从1985年前后，中国市场经济管制逐步放松，白酒行业迎来第一次辉煌。这一年，四川省高粱种植规模达到170.4万亩，比十年前多了40.5万亩左右，亩产从1975年的100kg提升至218.3kg，产量从13万吨提升到37.2万吨。此后逐渐回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白酒行业整体负增长那几年，高粱种植快速缩小，即使2003年白酒行业就进入了“黄金十年”，但到2007年四川省高粱种植面积只剩53.7万亩，产量13.2万吨，回到30年前的水平。酿酒原料与白酒产能间的缺口越来越大，扩大高粱种植面积成为当务之急。2009年到2012年是四川省高粱种植规模的增长巅峰。2009年，按照打造“中国白酒金三角基地，建1000亿白酒产业”的规划，四川省全省开始大规模建设酿酒高粱基地。到2012年，“大种高粱”的气氛已经在全省扩散，四川省财政专项投入达到5080万元；泸州、宜宾两市投入专项资金3597万元、1614万元；泸州老窖和郎酒等20余家企业共投入1831万元，较往年大幅上涨。2012年，四川全省酿酒高粱种植面积达151.4万亩，其中泸州54万亩、宜宾40.71万亩、自贡21.78万亩。
除了酿酒需求这一变量外，四川省粮食种植面积变化也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四川高粱种植近些年的走势。
四川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四川省粮食种植面积为10215万亩。而在2020年，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下发通知称，要确保全年粮食作物面积9519万亩。再看高粱种植面积，2007年四川高粱种植面积为53.7万亩，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低水平。而《泸州市千亿白酒产业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市酿酒专用高粱种植面积要达到100万亩，宜宾市也提出今年全市酿酒专用粮种植面积要达到160万亩，其中糯红高粱50万亩。仅宜宾和泸州两地，今年计划的高粱种植面积已达150万亩，再加上自贡和其他地区，还会更多。这意味着，近十余年来，在四川省粮食种植面积总体有所减少的同时，高粱种植面积却整体呈扩大趋势。2007年，川酒以86万千升的产量，改写了此前山东连续15年保持白酒产量全国第一的历史。自此川酒稳居首座，直到今年上半年已实现中国白酒“两瓶有其一”。由于白酒在四川产业经济中的支柱地位，高粱对四川来说，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作物，而是关系到地方发展的重要经济作物。2020年，在疫情全球蔓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背景下，四川省提出将粮食种植面积同比增加100万亩。其中，高粱扩种面积为10万亩。
如果说赤水河的存在，成就了两岸的好酒。那么川南黔北的高粱，与好酒则是相互成就。
川黔自古以来就种植着适合酿酒的高粱，天然有着优质的高粱品种，先有好高粱，而后有好酒。另一层面，比如高粱种植最为密集的赤水河流域，两岸有数千家酒企依赖一河而生，又以酱酒企业居多。中国最好的酱酒企业分列两岸，对优质高粱需求量大，所以赤水河流域才大规模种植高粱。
川黔地区之于高粱，影响在于自然条件，更在于上游产业布局。
但从整个川黔来看，高粱的产量远远不能满足两省白酒产量，尤其是本地糯高粱极为稀缺。因此，各大酒厂都在争相建设自己的高粱基地。今年3月，贵州仁怀茅坝镇安良村数公里长的乡村公路，拉开了长长的高粱种植战线。“感恩茅台，聚力奋进，大战九十天，全面完成建设任务”的标语十分醒目，这是2019年8月正式启动的仁怀市茅台酒酿造用有机高粱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项目。按照贵州省委、省政府和遵义市委、市政府要求，3年时间内，仁怀市要建成30万亩高标准有机高粱基地，打造高标准的茅台集团第一车间。位于四川泸州市泸县的一处高粱基地里，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为郎酒繁育了800亩地的郎糯红19高粱种子，足够40万亩的种植规模，以备明年郎酒之需。这40万亩地也是分布在川南黔北，以富顺县居多。郎糯红19的品种选育，虽然近两年才逐渐为行业所知悉，但是其选育工作已经进行了19年左右，目前正在品种审核阶段。泸州市龙马潭区胡市镇的来寺村，以前一直种植水稻和苞谷。成为泸州老窖的原粮基地后，开始改变方式，大面积发展高粱产业。如今，这个村子的水利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村里68户贫困户，有31户在种植高粱。而他们完全不用担心高粱的销路，“泸州老窖会上门收购，我们只管好好种”。对于来寺村来说，无公害高粱基地已成为全村走上增收致富路的希望。泸州老窖是白酒行业最早选育专用高粱品种的企业之一，上世纪80年代就和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合作，2008年国窖红1号已选育成功，也是率先建设有机高粱基地的酒企。
高粱虽然只占五粮液原料的36%，但酿酒高粱基地依然是五粮液建设的重点。2018年，五粮液计划三年升级建设100万亩酿酒专用粮基地，四川占80%，以宜宾为核心，川外占20%。其中，高粱面积占整体面积的33%。宜宾市翠屏区是五粮液酿酒专用粮核心产区，有9个乡镇属于长江流域的酿酒高粱主产区，2020年共有酿酒专用粮20万亩，其中高粱基地8万亩，水稻基地12万亩。名酒厂的存在，直接决定了川黔地区高粱产业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农户的生产生活。
为深入了解川黔高粱现状，我们多次往返两地，先后采访了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糯型酒用高粱育种岗位科学家丁国祥、倪先林和该所生物中心主任唐玉明，以及贵州省仁怀市红缨子高粱协会理事长、红缨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涂佑能。
在丁国祥眼里，北方高粱产量高，是最适合种植高粱的地方，而西南，则胜在品质好。如同各名酒企要选育自己的品种，建设自己的专用高粱基地，对本地糯高粱的执着，是他们多年来不可动摇的坚持。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曾做过计算，1990年四川省高粱种植面积在110余万亩，产量为230kg，当年全省产曲酒约15万千升、粮食白酒30万千升，需要高粱原料9.8亿kg，缺口达7.3亿kg，意味着全省高粱原料约有75%需要靠省外调入。
2019年，四川省高粱种植面积按官方数字也是110万亩左右，虽然亩产量有所提高，酿酒技术也有极大改进，但是2019年四川省白酒产量为366.8万千升，占全国产量的46.7%，缺口比1990年加大了数倍。
丁国祥等专家培育出的四川杂交糯高粱，大面积生产可以达到亩产400～500kg，本地常规糯红高粱则在300kg左右。研究证明二者的品质十分接近，只是对于酱酒生产而言有所区别。在产量上接近北方高粱，在品质上接近本地常规糯红高粱。然而即便如此，优点十分明显的杂交糯高粱在四川却难以施展身手。倪先林向我们表示，名酒厂对本地高粱的执着有利有弊。利在于茅台、郎酒等酒企只要本地糯高粱，农户不愁卖，而弊也在于此。到目前，杂交糯高粱在四川的种植面积仅占10%，且多分布于德阳、南充、达州等不属于酿酒带的地方。名酒厂对于本地常规糯红高粱的推崇是一大阻碍因素，价格是另一大原因。
由于西南地区地形限制，无论本地糯高粱还是杂交高粱，都需要人工收割。相比之下，本地常规糯红高粱的收购价格为7～8元/公斤，茅台对红缨子高粱的收购价达到9.2元/公斤，而杂交糯高粱为5～6元/公斤，成本却差不多，因此农户更愿意种植利润空间大的品种。
此外，东北高粱收购价约为3元/公斤，比杂交糯高粱要低许多，二者的颗粒外观却十分接近。在政府大力推广杂交糯高粱时，曾有供应商把北方高粱当作杂交糯高粱卖给酒厂。久而久之，酒厂对购买杂交糯高粱的意愿便降低了。本地常规糯红高粱为什么能卖高价，对于酿酒而言，它又好在哪里？去年以来，泸州市针对本地常规糯红高粱、四川杂交糯高粱、东北粳高粱代表品种和四川选育北方种植的机糯高粱等4种高粱，在泸县、纳溪区开展酿造浓香型白酒比对试验，以探明不同类型高粱的酿酒特性和品质差异，实验由唐玉明主持。今年4月，酿造实验产出春酿原酒，中国食协白酒协会理事及技术顾问胡永松等7名中国著名白酒专家对酒样进行现场盲评，认为本地常规糯红高粱为本次试验酿造中最优品种。研究表明，本地常规糯红高粱的特点是糯性好，支链淀粉占总淀粉比例高，平均在94%以上；单宁含量高，平均为1.49%；蛋白质含量适中，均值为8.82% 。
对于酱酒来说，本地常规糯红高粱颗粒饱满坚实、生长均匀、粒小皮厚，耐蒸煮，耐翻糙，是最符合其“12987”生产工艺的原料。川黔名酒的这份执着，源于自然条件、历史习惯、产业布局、社会因素，以及对品质的坚守。
在产业竞争上，川黔被视为最泾渭分明的两个白酒大省，一浓一酱，被赤水河切割。而在地缘上，川黔却是最为亲密的一对好友。
从二郎镇到习酒镇，只需要经过一座短短的铁桥。站在郎酒庄园的高山上，甚至能数出习酒有多少个车间。 在这若有似无的分界线两端，人们互通有无，共享集市、学校和工作机会。“从来没有觉得对岸是另一个省份，很多学生放了学都会跑到对面吃东西。”泸州古蔺县人王瞬（化名）今年刚入职郎酒庄园。进入本地最大的企业工作，对这里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跨省工作听起来很遥远，实际上古蔺县与茅台镇只隔了100公里，而与省会成都隔了400多公里。和他们相似的人很多，两岸居民的亲戚、朋友关系多少年来相互交织。一切都表明，川南黔北的确很亲密。这种亲密并非没有缘由。早在元明两代，直到贵州建省之初，古称为“播州”的贵州北部遵义地区曾经长期隶属于四川。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播州被一分为二，“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属黔者曰平越。” 到清朝雍正年间，由于云、贵、川、广长期界址不清，“插花地”现象突出，不利于地方稳定。加上贵州作为“驿道所经”之处，位于滇、粤、蜀、陕以及两湖的中心地带，对周边省份都有制衡作用，而遵义又是黔北重镇，在资源禀赋、自然条件、经济水平和战略位置等方面都属于要地。出于地方治理考虑，当时朝廷将“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至此，遵义地区才完全归属于贵州。同时，为了补偿四川，“将永宁改归四川，隶于同城之叙永同知管辖”。如今在川南的叙永、古蔺和黔北的遵义地区还流传着一句“四川人生得憨，遵义调龙安”的顺口溜，说的就是历史上遵义与永宁互换一事，两地渊源由此可见。行政区划尚有人为因素掺杂其中，而自然界的选择则更多出于本能。我国高粱种植分为4个优势产区，包括东北酿造粳高粱优势区、华北和西北酿造粳高粱优势区、西南优质酿酒糯高粱优势区、黄河至长江流域甜高粱潜在优势区。其中，四川和贵州被划在了同一个优势区。“西南”二字，意味着外界在某种程度上将川贵看作一个整体。
2019年，四川省白酒产量366.8万千升，规上企业收入2653亿元，利润448.8亿元；贵州省白酒产量27.39万千升，规上企业产值1131亿元，酒业总利润603.66亿元，绝大部分为白酒利润。产量规模上，川酒占绝对优势。盈利能力上，黔酒压倒性胜利。高粱之于白酒产业的重要性，赤水河右岸较左岸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地的名酒企都追逐本地糯高粱，四川多青壳洋，贵州多红缨子。虽然都是酿造酱酒的优质原粮，但二者在株高、支链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等指标上都有所差别。对于高粱品种的优化升级，是川黔白酒尤其是酱酒品质竞争的重要环节。在种植面积上，2019年，贵州省公布的高粱种植面积为161.40万亩，总产量44.71万吨。2020年，全省酿酒高粱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 仅从官方数据上来看，贵州省高粱种植面积比四川高出许多。再如种植方式，西南地区多采用间套轮作，比之单纯种高粱，能有效盘活土地资源，减少病虫害发生，增加耕地肥力，实现种植的优质高效，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但这样的种植模式在不同作物生长周期上会出现一些冲突，育苗移栽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整个西南地区都以育苗移栽为主。倪先林介绍道，以四川为例，其大部分耕地种植油菜居多，尤其在川南地区，油菜收割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而3月为本地常规糯红高粱最佳播种时间，并且本地糯红高粱生育期较长，如果采取直播方式，一旦雨水不够或过多，都会影响高粱长势。育苗移栽可以提前育苗，缩短生育期，弹性较大。西南地区育苗的方式主要包括传统撒播育苗、营养球（块）育苗和相对先进的漂浮育苗。较之传统撒播育苗，漂浮育苗能减少用种量，出苗好且整齐，移栽易成活。例如，在播种期容易遇到的倒春寒、雨水少等极端天气下，漂浮育苗具有条件可控的优势。但由于需要搭建苗棚，购买基质、育苗盘等投入，漂浮育苗在四川的推广面积目前只占10%～20%，大范围的还是传统育苗，而在贵州，传统育苗只占50%，另有漂浮育苗占20%、营养球（块）育苗占30%。
从种植方式的推广程度，也能看出川黔对酿酒高粱产业发展的不同力度。
如果以上的差异都不够直观，那么走进川黔，两幅不同的高粱图景便会立即展现在眼前。
站在赤水河畔，高架于深深河谷之上的赤水河红军大桥，犹如巨龙般自古蔺直入习水。这座世界上山区同类型钢桁梁悬索桥梁中第一高塔、第二大跨的峡谷大桥，将天堑变通途，两地2小时的车程缩短为10分钟。
从这里看，川黔似乎没有什么分别，但如果从成都一路驶入仁怀，就会发现，山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越来越高，不管站在哪里，都感觉被群山包围。在四川尚有成片的耕地，贵州却鲜见。贵州向来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组成了贵州，全省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这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我们在仁怀和习水期间曾多次听当地人说起，即便是在大山深处，只要山上有一户人家居住，政府就给修出一条路来。多山少地的地貌特征也在贵州衍生出了独特的山地农业。仁怀的高粱地，类似于云南的梯田，一层一层堆到半山腰，直到坡度陡到实在不宜耕作。农户们栽秧、施肥、收割，都得反复爬上去。7月上旬，由涂佑能带领，车子沿着仁怀市坛厂镇一条机耕路盘旋而上，两侧零碎的地块全都种满了高粱。在仁怀甚至整个遵义，只要有一块能用上的地，多半就会被种上高粱。地块边缘，偶尔能看到几株玉米。这个时节，正处于高粱抽穗扬花、去杂株的关键时期，前后30天，决定着一年的丰收。红缨子农业科技公司的23名职工全都四散到各处山里去巡高粱了。丰满的穗子已经开始下垂，昭示着2020年是个丰收的年份。沿途可以看到高粱地中，每隔50亩便安装有一盏杀虫灯，以代替农药。虽然这里种植高粱是地尽其用，却并未改造林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因为生态环境始终是种植优质高粱的基础。
从山的一边到另一边，目之所及，都是绿油油的高粱，甚至有很多看不见的高粱地隐藏在树林茂密的丘陵中。若非亲眼看到，很难想象茅台和一众酱酒厂每年需要的庞大高粱数量，是从无数零碎地块中累积出来的。西南尤其是贵州的山地丘陵，在外人看来似乎是农耕的劣势，但在本地人眼中却是另一番解读。“我们这种零碎的地块恰恰是生产优质高粱的优势”，涂佑能解释道，山地地形使得土壤渗水性较好，高粱株与株之间通风顺畅，可防止虫害霉变。此外，这种地形虽然不利于机械化耕作，但也正好符合茅台酒厂的需求。因为茅台对原料的严格要求，决定了红缨子高粱需要人工收割、人工脱粒晾晒，过程中避免一切污染，而大型机械化很难做到这样的精细化操作。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今年贵州省高粱种植面积为200万亩，但是实际数据或许高出许多。因为仅遵义地区，就有125万亩之多，此外习水、金沙、铜仁、安顺等地都有规模化的高粱种植基地，绝大部分集中在黔北。在这些地区，每年都有无数农户将源源不断的优质高粱送进茅台的生产车间，以获取全家人一年的重头收入。茅台的高粱用量，占据贵州高粱产量的极大部分。8月初在红缨子高粱成熟收割期间，我们再次来到仁怀，途中遇到鲁班镇农堡村上坝组的村民组长陈兴景。75岁的陈兴景身体硬朗，作为村民组长，他最主要的职责就是监督和指导农户把高粱种好，哪家种着哪块地，长势如何，他都晓得。陈兴景告诉我们，他所管理的4个组共有1300多亩高粱地，分为5000多个丘块，总产量大约在100万斤，种植户有196户。按照9.2元/公斤计算，平均每户大概能收入23469元。这些钱都是茅台集团通过茅台农商银行直接打到农户卡上，农户只要去银行签字确认后就能领到。高粱种植已经成为贵州脱贫攻坚的重要产业。2019年，仅仁怀市就有4.42万户种植高粱，其中贫困户达7700户，覆盖2.1万人口。
而这一切都得从涂佑能说起，因为整个贵州99%的高粱种子，都是涂佑能供给的。今年58岁的涂佑能走起路来不是非常利索，三十余年来在仁怀的丘陵里走遍一片又一片高粱地，年复一年，膝盖已经被磨损。我们跟随他来到红缨子农业科技公司二楼会议室，开门进去俨然还有一道紧锁的门。这道门后，藏着红缨子农业科技公司最机要的秘密——这里有300多份来自赤水河谷野生高粱的古老品种，被称作品种资源。会议室里这道门一直上着锁，几乎不向外人敞开，因为茅台的原料安全、原料优势，就依赖于从这些品种资源中不断进行品种选育。红缨子高粱，以及红珍珠、台糯9号等红缨子系列品种就是从其中选育而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仁怀当地高粱亩产量仅75kg左右，难以满足茅台酒厂的发展需求。1987年，时任原仁怀县三合区农技站站长的涂佑能开始参与高粱品种资源的调查与筛选工作，从此便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头。每年7月前后，到了高粱抽穗扬花时期，涂佑能等人就顶着烈日高温在赤水河谷寻找品种资源，有时一天要走上30多公里，腿上的老毛病便是那时候落下的。1999年，涂佑能等人在三合镇坝上村一个“牛尾砣”高粱品种中，发现了一株优良异形单株，同年又在原仁怀县合马镇，发现了名为“小红缨子”的优良异形单株。他们将两者一同作为育种材料，进行高粱的新品种系统选育。从1987年到1999年，仅寻找优良株系就花去了10余年时间。找到优良株系后，又用了10年时间反复探索实验，终于在2008年成功选育出新品种“红缨子”，亩产可达400kg左右。从2008年开始，红缨子成为茅台酒指定的唯一酿酒高粱原料。在涂佑能看来，酱酒之所以形成独特的“12987”工艺，很大原因是受原料特性影响。也就是说，赤水河谷的原始高粱品种促使了酱酒生产工艺的进化，因此酱酒工艺也要求原料须是当初促进其进化的品种，而红缨子正是由古老的地方品种选育而来。这也是茅台每年花大力气、高价钱也要用本地红缨子高粱的原因所在。涂佑能说，赤水河谷的高粱天生就是为酿酒而存在的，而红缨子的整个研发过程，都是为了服务于茅台。为了保证品种的先进性，从2008年至今，涂佑能一直在持续加强红缨子的科研力度，在抗性、质量、株高和丰产性等方面不断优化。红缨子农业科技公司的墙上挂着几代红缨子高粱穗，从中也能看出一些明显区别。代数越新，高粱颗粒越饱满圆润。除了茅台酒专用的红缨子之外，涂佑能还选育出了红珍珠、台糯9号等红缨子系列品种，不仅推向全贵州，更在重庆、湖南、湖北、云南等地推广1000万亩以上。今年，茅台在贵州有70万亩有机高粱基地，仁怀这30万亩就是专为烤茅台酒准备的。涂佑能告诉我们，在仁怀，只要看到生长的高粱多半就是红缨子，只要是红缨子，就是茅台集团的。望着漫山遍野的高粱地，他的语气中带着十分的笃定与自豪，“整个贵州，决不允许有杂交高粱，一棵杂交的也没有。”
参考文献：
《川南黔北名酒区的历史成因和特征考》——冯健 赵微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6期
《区域视野下的明清川黔边界博弈》——吴兆庆 吴晓玲 《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3期
《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杨斌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
《四川酿酒高粱生产加工的现状及展望》 ——曾庆曦 曾富言 宁清利 丁国祥 杨乾华
《四川高粱生产趋势与对策》——李永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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