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就是江南大学！
宽敞马路、摩天大厦与繁华商圈之间，几乎找不到江南水乡的旧时痕迹。太湖水“包孕吴越”，在江南水乡的柔美、缠绵和强韧之外，赋予了无锡硬朗、开放的地域性格。
但无锡据太湖而特有的地域性格，与历史的巧合相互作用，孕育出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的“黄埔军校”。
于是，这座看似与名酒无关的城市，在冥冥之中成为酒业传奇出发的地方。
他于1957年考入南京工学院，才刚读了一年，学校忽然传来消息，他所在的食品工业系即将东迁无锡、独立办校。
江苏省在1958年8月18日做出这一决定。3个月后，新学校在无锡原华东艺专的旧址上建成。11月17日，正式开课。
这座看似筹办仓促的新校，实际上汇集了当时食品工业领域的顶尖人才。它被命名为无锡轻工业学院，后发展为无锡轻工大学，并于2001年经过合并成为今天的江南大学。
多年以后，身处不同领域的他们，各自走向事业巅峰：教书育人的诸葛健，成长为中国发酵工程和工业微生物学领域的著名专家。从车间干起的高景炎，成为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八代传承人，对二锅头酒的发展贡献卓著。
作为踏入无锡轻工业学院的第一批学子，他们所在的1957届发酵1班，堪称“见证历史的一代”。
1988年，无锡轻工业学院曾编过一本校友通讯录，从中可以找到这个班毕业26年后的发展情况：全班30来人，绝大多数在白酒厂、酒精厂、啤酒厂、酱菜厂、酵母厂及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等担任要职，其中包括第三、四届全国评酒会黄酒组评委施炳祖，曾任贵州省轻工业研究所所长的丁祥庆等。
那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是实打实的稀缺人才。他们构成了很多酿酒及相关企业的技术班底，推动了酿酒等传统技艺走向标准化和工业化，进而带来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
早高景炎一年毕业的邹海晏，毕生从事酒精与白酒的教学与研究，著有《酒精与白酒工艺学》《酿酒活性干酵母的生产与应用技术》等专著，为我国发酵工程人才、酿酒行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做出重要贡献。
比高景炎早两届的陈森辉，后成为江苏双沟酒厂厂长。在他的带领下，双沟大曲在第四、五届全国评酒会上入选国家名酒。
而晚高景炎两年入学的季克良，毕业后进入贵州茅台酒厂，成为开展茅台试点时周恒刚所带领的一百多名青年技术人员之一。日后又成为茅台的一代掌门和灵魂人物，引领其成长为中国最著名的一家酒企。
在季克良毕业离校当年，无锡青年华正兴考入了这所学校。5年后，他被分到重庆啤酒厂。经过生产一线和不同岗位的历练，最终成为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带领重啤走出体制窠臼。
这些在建校头10年内走出校门的技术人才，印证着无锡轻工业学院当年的办学水准。
而这一切，离不开老一辈技术专家苦心孤诣的钻研，和赤诚的育人之心。当然，背后还有政策导向、时代需求、实业家的智慧、地域性格碰撞而出的历史前提。
后来，人们将无锡轻工业学院视作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的“黄埔军校”。
实际上，早在该校创立之前，中国食品发酵学科的火种，已经埋在太湖之滨。
1947年，无锡诞生了近现代第一所综合类大学。它由著名实业家荣德生独资创办，取名“江南大学”。
荣德生创办的私立江南大学
在办学过程中，荣氏家族投入200亿老法币，据说比同期兴建的开源机器厂要高出22%。
这所仅运作5年的私立院校，堪称教育史上的惊鸿一瞥。
因为开放的治学氛围和尊师崇道的行事作风，多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在此聚集。
1949年2月，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任教的秦含章，受聘兼任江南大学农产制造系主任，并讲授土壤学课程。作为中国食品学科技术和酿造技术的拓荒者，他在任教期间编写了一套农产制造系的全部课程设置。
那时江南大学的老师们，被安顿在无锡荣家老宅中居住。秦含章住在东房，与他对门相望的，便是住在西房的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大师钱穆。
在办学理念上，荣德生主张：“教育贵在实学”。生源方面，面向全国公开招生，能否入学取决于考试分数。在网罗师资时，将学历作为硬性标准。院系设计上，设文学院、农学院、工学院——朱宝镛便在这里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食品工业系。
与秦含章一样，朱宝镛也是留洋归来的技术专家。1931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退学抗议。后赴法国著名的巴斯德学院攻读，又转入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国立发酵工业学院，获得生物化学工程师学位。
留学比利时的朱宝镛
1936年回国后，朱宝镛受聘烟台张裕公司担任工程师和厂长。可没过多久，山东在抗日战争中沦陷，离任后的朱宝镛转而投身教育，曾赴西北联大、四川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任教。1949年下旬，他受聘进入江南大学，接替赴任北京的秦含章主持江南大学农产制造系。
入校之后，朱宝镛引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和苏联食品工业学院的教学计划，并赴京向高教部、食品工业部汇报，于1950年将农产品制造系改为食品工业系——新中国第一个食品工业系就此诞生。
1952年，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浪潮中，江南大学食品工业系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有关院系合并为南京工学院，朱宝镛任发酵研究组主任。
同年，他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发酵工学专业。在讲授酿酒工艺学课程时，因为啤酒、葡萄酒酿造工艺当时还没有中文教科书，于是耗时一年，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啤酒工艺学》讲义，总计20万字。随后又编写出10万字的《葡萄酒工艺学》讲义。
1958年，南京工学院在成立六年后被拆分。主体留在南京，后发展为今天的东南大学。食品工业系则东迁无锡，组建为无锡轻工业学院，朱宝镛任教学副院长。
此后数十年，这所院校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为酿酒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贡献了科技力量。并于2001年与江南学院、无锡教育学院合并，建立新的江南大学。
从昔日的私立江南大学，到今天的江南大学，勾勒出中国食品工业发酵学科的演进路线。
在如今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一楼大厅，树立着朱宝镛先生的塑像，用以勉励莘莘学子。现任江南大学副校长徐岩，曾和科研团队成员在朱宝镛先生的塑像前合影。
一张照片，仿佛印证着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
从1980年考入无锡轻工业学院，徐岩已在这所院校度过了40年光景。
在这里，他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后又在学校任教。朱宝镛先生曾是他的研究生导师。
很多年过去了，徐岩仍记得沈怡方先生当年的一句话：你们大学搞的白酒研究，跟我们说的研究不是一码事。
最初的感受还不是那么强烈，但随着科研的深入和对产业理解的加深，徐岩愈发感觉到：高校里的研究，很多是从文献开始的，但对发酵工程学科而言，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必须从实践中来，科研成果能否有效指导实践，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难题，引领产业升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
徐岩生平中第一次见到白酒生产，是在陕西西凤酒。
那是1987年，中国白酒专家第一届理事会在西安召开会议。26岁的徐岩在会议期间参观了西凤酒厂，并在会上初识高景炎、沈怡方等老一辈技术专家。
沈怡方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徐岩的科研项目受到古井贡酒领导的信任与赏识。次年，正在攻读研究生的他，前往古井开展技术研究。
此时距第五届全国评酒会还有不到2年，名酒企业们都在快马加鞭地提升质量。在正式前往古井之前，徐岩和几位技术人员，开始了一次耗时40天的“长途旅行”，参观和调研了全国很多重要酒厂。
他仍记得当时的行程：先从无锡抵达上海，再从上海乘火车前往桂林。在参观桂林三花酒厂时，接待他们的是三花酒总工程师夏义雄。
调研期间，正好赶上桂林发大水，洪水冲毁铁路，他们只好改乘飞机。那是徐岩第一次坐飞机，目的地是贵阳。
在贵阳当地拜访了一家酒厂后，几人又乘火车前往遵义。董酒的高级工程师、国家评委贾翘彦接待了他们。
董酒之后便是茅台。徐岩仍记得，“当时在茅台待了两天，而且醉得不得了”。
在那里，徐岩一行见到了当时茅台酒厂科研室主任徐英。她是季克良的夫人，也是无锡轻工业学院的早期毕业生。
离开茅台，便沿着赤水河前往泸州，并在那里，见到了时任泸州老窖副厂长任玉茂。这位技术专家也是徐岩的同门师兄，他于1960年考入无锡轻工学院，1965届走出校门，比季克良小一届。
看完泸州老窖，又赶往宜宾参观五粮液，后辗转重庆，前往北京。最后一站是烟台，他们在那里参观了张裕白兰地酒厂。
关于这次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那些在酒厂潜心钻研的人们，徐岩至今记忆犹新。很难说具体是哪句话、哪个人影响了他，但确实有一些东西，在他的心里留下烙印。所谓传承，或许也存在于这种潜移默化的浸染中。
从1988到1990年，徐岩往返于学校与古井酒厂，还因为大部分时间在酒厂里潜心科研，躲过了期间的一场风波。
在往后的日子里，徐岩一直坚信，白酒作为一个传统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实现工业化、数字化和可控化。但因为白酒的特殊性，绝不能机械地复制国外的工业化模式，必须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向工业化的道路行进，“确保这一传统行业焕发持续生命力，两者舍弃任何一个都不行”。
也因此，对于白酒研究，徐岩认为“绝对不能光在象牙塔里搞论文”，而是要走进车间、走进白酒厂的科研所，“做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研究”。
2005年，应时任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的邀请，徐岩赴茅台酒厂进行“茅台酒风味物质解析、微生物研究”。现在来看，此举不仅对于茅台风味稳定从经验走向科学作出了突出贡献，更是在白酒行业内掀起了第一波白酒研究浪潮。
以此为基础，2005年后，中国白酒技术进入到了系统性的发展阶段，中国白酒行业的两个重要计划（169计划、158计划）浮出水面，全方位规划白酒技术的发展趋向，引导企业加快实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江南大学领衔的中国白酒研究从微量组分研究的“分析化学”层面全面提升到“风味化学”阶段，风味定向分析技术成为白酒研究的主流。
“我们研究发现，一滴白酒中含有1000多种微量成分，但这些成分只占到总量的2%左右，”徐岩解释，“过去我们的主导思想是，这么多微生物中，哪个微生物种类多哪个就重要。确立了以风味为导向指导思想后，思路就变成了哪个微生物制造风味哪个就重要，要强化风味就可以强化这一类微生物来实现，让整个过程向着可控的方向发展”。
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一个针对白酒产业的“产学研”思路正式被提上日程。
今天的江南大学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座高7层、占地2.2万平方米的大楼，名叫“江南大学协同创新中心”。
从外面看起来，它和其他的教学楼并无二致，内里却是别有乾坤。一进门，右手边一面墙上悬挂着的24个企业logo，无声地宣告着这栋楼里每一个物理模块空间的归属，茅台、五粮液都在其中。
客观来看，1980年代入学无锡轻工业学院的一代，构成了今日江南大学发酵工程和食品科学等领域的中坚力量。除了徐岩，江南大学现任校长陈卫、前任校长陈坚，均于1980年代进入江南大学攻读。
站在老一辈专家的肩膀上，这些教授和科学家们，将白酒科研推向更深的层面。很多过去以为的不可能，如今都已成为现实。
而在他们之后，更年轻的学子，也已在学界和不同领域崭露头角。比如 1991年入学的李寅，在这所院校一直读到博士，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江南大学能在这个名校扎堆的省份占据一席之地，与无锡在苏州、扬州、南京等历史名城之侧混出名堂，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作为江南大学的所在地，无锡在某种意义上却并不“江南”，至少不符合很多人印象中的江南。
第一次到无锡市区，你会发现，宽敞马路、摩天大厦与繁华商圈之间，几乎找不到江南水乡的旧时痕迹。太湖水“包孕吴越”，在江南水乡的柔美、缠绵和强韧之外，赋予了无锡硬朗、开放的地域性格。
50公里之外，苏州古城区仍保持着“街道窄窄，房屋矮矮”的古朴景象。为了保护城区的古韵，苏州在市政规划时曾出台一项规定：古城区的所有建筑，限高24米，也就是当地人口中“不超过北寺塔3层的高度”。
无锡则不然。从薛福成到荣氏兄弟，近代以来，这里便是实业家的舞台。“实用主义”，也在这里被发挥到极致。早在100多年前，无锡就开始酝酿城市改造。
1912年，荣德生提出：“要辟大街市，不可不拆墙”。这与他后来在教育上主张“要在实用门径上着想，使学有所用”，如出一辙。
1926年、1946年，无锡曾两次提出过拆城方案。1947年，西城门被拆掉。到了解放后的1950年，老城区终被彻底拆除。
而在拆城之前，那些曲折蜿蜒的河道，已经被填平。今天无锡的主干道中山路，昔日便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河流。
在古城的废墟上，无锡建立了现代城市格局，现代产业、现代商业应运而生。
发达的经济也孕育了近代教育的繁荣。钱钟书等学跨东西、被现代思想充分浸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便在这里悄然成长。
“是无锡的实业家与新一代文人一起重塑了无锡的气质”，《三联生活周刊》前任主编朱伟曾说。
他还将无锡的独特描述为：“据太湖而有的冲决江南曲巷深处的态度”。
实际上，无锡本就有着兴文重教的传统。
当年拆城时，有不少旧宅作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而被留存，虽历经沧桑，格局却依然完整。
因一副对联而天下闻名的东林书院，在无锡当地更多是被称作东林学堂。那里后来演变为东林小学，一直是在旧址，本世纪初才搬迁。少年钱钟书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小学时代。
由著名教育家创办的无锡国专，培养出钱仲联、吴其昌、蒋天枢、唐兰等一大批学问大家。从时间来看，比清华研究院还早，后期有一些学生就进了清华研究院。人们后来发现，国专和清华所培养的人才，几乎支撑起中国文史哲的天下。
很难想象，这所对中国现代大学产生重要启示的学院，诞生在即非古都也算不上历史文化名城的无锡。
一座城市的气魄，影响了教育的发展。正如今天江大对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的影响，应验了当年荣德生所倡导的“在实用门径上着想，让学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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