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内容摘要：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英美诗歌主流，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因其鲜明的形式创新而赢得文学界的好评。但是，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对这一诗歌潮流进行考察还鲜有成果。其实，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完全适用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切入点。因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中包含有大量的关注社会道德与伦理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至少有两点：一是揭露和鞭笞现代社会道德沦丧和伦理失序，二是试图通过伦理重建而拯救现代世界。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聂珍钊；英美现代主义诗歌
作者简介：董洪川，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文》主编，主要从事现代英美诗歌与诗论的研究。兼任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外语界面研究会会长，重庆市英语学科学术带头人。
一
文学是本质究竟是什么？文学的功能又是什么？文学存在仅仅是为了审美吗？翻开文学批评史，我们就知道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批评家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答案。事实上，辨析上述文学的基本问题一直都是各个时代文学批评家的使命。个中理由也并不复杂，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然会受到时代环境的规约。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功能自然是多元的，不同时代环境会要求凸显其“某一元”，抑或“几元”。拿西方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四种主要思潮来看，其实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语境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规约的结果。最近几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这就是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我看来，这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其一，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理论建构上严重“失语”，几乎全是照搬或硬套西方的理论路数。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创建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通过自己的批评术语，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聂珍钊 10）。
显然，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范式或方法，具有较强的“中国性”和原创性，是对我国学界批评方法“失语”的一种反拨。其二，由于我国处于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很多人的唯一价值取向，这就造成了伦理道德的滑坡，各种有违伦理道德的“事件”不断发生。然而，当下的不少出版商和文人一味盯着码洋和排行榜，甚至不惜以感官描写和猎奇故事来取悦受众，迎合庸俗趣味，文学的伦理价值受到商业价值的严重排挤。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文学批评绝不能在由竞争法则主导的文学市场里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相反，它应该用更严格的批评维护文学市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聂珍钊 5）。显然，文学伦理学批评力图对当下的伦理道德滑坡和文学市场秩序失范进行有效干预。因此，毫无疑义，创建文学伦理学批评对当前我国的现实语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应当承认，从伦理和道德的视角考察文学作品，在西方和我国的文学批评传统中都有悠久的历史。就西方而言，从19 世纪开始就有专门学者深入探讨文学伦理批评问题。但是20 世纪之后，形式主义批评以及后来得到更为广泛应用的文化批评使得文学批评疏远了对文学与人之关系的关切，而专注于文学形式审美的探查和文学与权力关系的分析。文学伦理学批评整合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传统道德批评资源，并结合当代一些有效的文学分析方法，建构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着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先期成果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该研究不仅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而且还借助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走向了国际。这些都是这一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的价值与意义的最好说明。
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或者方法，其存在价值就在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文学现象。文学伦理学批评当然也不例外。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解读中外小说、西方古典主义诗歌等方面已显示出特殊的解释力，获得了一些确实不同于传统批评的研究结论。不过，运用这一方法来释读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成果还不多。这或许并不是疏忽。因为英美现代主义诗人反对表现论，主张诗歌“非个性化”，注重形式创新。
自从以文本细读和形式分析为主要方法的新批评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作为“试金石”以后，研究者似乎更多关注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本体”考察。这里的“本体”是从新批评理论家 J·C· 兰色姆所谓的“本体论批评”意义而言的。R·A·瑞恰慈和 T·S·艾略特的说法大致能揭示兰色姆的“本体论”内涵：“重要的不是诗歌所言，而是诗歌本身”（Richards 34）；“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歌”（Eliot,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7）。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是否具有解释力呢？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批评方法的有效性应该得到肯定。
文学伦理学批评“把文学的教诲作用看成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从理论上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设立了自我立场”；“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在于说明文学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特点以及作家创作文学的伦理学问题，而且也在于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现象”（聂珍钊 8-9）。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文学研究有责任对文艺作品进行价值评判。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完全适用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切入点。这是因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中包含有大量的关注社会道德与伦理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至少有两点：一是揭露和鞭笞现代社会道德沦丧和伦理失序，二是试图通过伦理重建而拯救现代世界。
二
由于 E·庞德、T·S·艾略特与 W·B·叶芝三人的卓越成就，英美批评界通常把他们并称为英美现代主义诗坛的三大家。在他们三人的诗作中，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否定。他们之所以否定西方现代文明，关键是现代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沦落与伦理失序。叶芝的名作“基督重临”的第一节描述了一个伦理系统已经完全崩塌的景象——“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召唤”。其中“猎鹰”喻指人类，“主人”（驯鹰人）喻指基督。“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而崩塌”则直接点名了传统伦理体系的崩塌。没有了伦理秩序，缺失了伦理规范，因而“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没有理性意志，就无所谓伦理意识和道德标准，当然就分辨不出善恶，因而恶人当道，正不压邪：“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308）。①在叶芝的哲学思想中，人类历史每两千年一个循环。在他看来，现代世界正处于旧一轮循环结束与新一轮循环开始之间，所以西方世界已经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D·哈尔德曼指出：“一战毁灭性的的后果带给欧洲大多数人深深的忧虑，‘基督重临’高度概括出这个时代的危机情绪”（Holdeman 77）。
显然，这个“危机情绪”主要的是伦理危机。1922 年艾略特出版了代表作《荒原》。评论界几乎一致认为，《荒原》是一首深刻反映西方现代文明堕落的史诗，但是鲜有评论者从伦理批评的视角来解读这首诗。其实，《荒原》批判西方文明，首先就是批判其伦理失序与道德堕落。诗歌题目就是一种伦理隐喻：大地的荒芜是由于“原罪”。在“对弈”中，艾略特“拼贴”出一大堆神话传说中的“罪”的意象：特洛亚王子抛弃了迦太基女王迪多，夏娃被撒旦引诱，翡绿眉拉被姐夫奸污……当今世界也在继续犯着伦理混乱之“罪”：一段对话讲述丽儿对出征丈夫的不忠，一个女打字员与小职员的有欲无情的性交。这些荒淫与背叛，破坏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秩序，造成了伦理混乱，使现代人陷入“罪”的深渊之中。
庞德的成名作“休·赛尔温·莫伯利”也蕴含了丰富的伦理认知价值，但往往为论者所忽视。诗中一句“无数人死了，/……/为了一个拙劣的文明”，对读者具有振聋发聩的教诲作用。该诗是一首组诗，由18 首短诗构成，分为两个部分。如果从伦理批评角度考察，整首诗歌揭示出现代文明的病灶在于国家伦理缺失和市民社会伦理缺失。国家伦理是指国家与公民发生相互关系时国家作为伦理的主体应遵循的规范。国家制定的各种制度、政策、道德规范等都是国家伦理的具体体现。
然而，“我们摆脱了比西斯特拉特斯，/ 选择了一个流氓或者太监 / 来统治我们”。如何能保证国家伦理的规范？！因此，国家成为战争机器，无数的青年被蛊惑参加惨无人道的杀戮，“为了几百个残破的铜像，/ 为了几千本磨破的书本”，“无数的人死了，/包括一些最优秀的，/ 为了一个牙齿掉光了的老娼妇，/ 为了一个拙劣的文明”。市民社会伦理的严重缺失体现在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即市场价值冲击着伦理价值，金钱腐蚀了文人的灵魂，作家丧失了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缺乏崇高的道德目标。“尼克松先生善意地向我建议，……好好‘考虑’/那些评论者……讨好那些评论者。我仅仅 18个月，/就从 50涨到 300”。写作只是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你就必须用钱收买一些所谓的“评论者”来鼓吹自己的作品。尼克松先生以自己的经历“善意”地教“我”如何向评论者贿赂：“我从不提及那些不/推销我的书的人，/对文学来说，小费是个好东西，/它从不放空炮。//而且没有人，一眼就能判断杰作，/放弃诗歌吧，朋友，/那玩意儿没意思”（48-61）。庞德通过生动的对白揭示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商品拜物教彻底埋葬了现代作家和批评家的良知。“这些人以审美的名义通过颠覆我们对文化传统的道德价值接受而取悦读者，通过出卖道德而换取金钱”（聂珍钊 5）。
三
如果说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对西方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的揭露和批判，具有深刻的警示功用和教诲意义，但这还只是其伦理价值的一个方面。而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着力强调重建人间秩序、重塑伦理意识，则给深处伦理困境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信心，这又构成了其伦理价值的另外一个方面。在庞德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最感到痛心的就是自己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因为他没能拯救这个他热爱的世界：“我与世界争斗时/失去了我的中心/ 一个个梦想被碰得粉粹/撒得到处都是 ——/而我，曾试图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
在庞德看来，一个“人间乐园”只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而建立他理想的秩序世界，就必须依靠中国的儒家思想。庞德曾撰写“亟需孔夫子”一文，强烈呼吁西方借鉴孔子的伦理思想，拯救自己的家园。1928 年，他就翻译出版了《大学》（Ta Hio, The Great Learning of Confucius）；1937 年，他翻译出版了《论语摘要》（Digest of the Analects）；1942年，他重新用意大利文翻译了《大学》和《中庸》，又于 1945、1947 年分别把这两部著作译成英文（The Unwobbling pivot and The Great Digest）；1951 年，他翻译出版了《论语》（Confucian Analects）；1954年，他翻译出版了《诗经》（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Confucius）。庞德一生孜孜不倦地翻译、研究儒家经典，就是因为它们能为“未来的世界秩序提供蓝图”（Carpenter 745），为混乱不堪的西方世界重建秩序寻找资源。
庞德心仪孔子与儒学，正是由于看重了后者对伦理秩序的强调。在孔子看来，社会秩序首先来源于个人的内在修养。修炼内心最根本的是要做到两条：秩序和仁义之心。只有人人遵守秩序，做到完全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伦理秩序，社会才会和谐有序。只有人人心怀仁义之心，社会才会和谐。庞德《诗章》的第十三章部分诗行以《大学》开头一段为核心，而“秩序”（order）则是关键词：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spread order about him;
And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is family will not act with due order;
And if the prince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put order in his dominions.（Pound 130）
1927 年秋，庞德在《流放者》杂志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由于孔子倡导的善的原则，包括了在自己内心建立秩序，这种秩序或者和谐是通过感染而不是强制来传播”（qtd. in Nodlde 49）。庞德认为翻译《大学》是他几十年里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因为《大学》提供了一种伦理秩序观，它所代表的秩序思想是医治当今西方社会的良药。
而艾略特把重建宗教伦理视为拯救西方衰落的有效路径。他在《荒原》的第三部分引用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话——“于是我到迦太基来了”，并援引佛陀的火诫文：“烧啊烧啊烧啊烧啊/主啊你把我救拔出来/主啊你救拔”（135）。在“雷霆的话”的第二节里，艾略特描写耶稣死亡之后的干旱景象，几十行没有一个标点，一气呵成，焦虑而悲怆的情怀跃然纸上：“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岩石间没有水而只有一条沙路”，“山上连静默也不存在/只有干枯的雷没有雨/山上甚至连寂寞也不存在/只有绛红阴沉的脸在冷笑咆哮/在泥干缝裂的房屋的门里出现”（136）。但在“雷霆发话了”之后，艾略特引用了佛语： “Datta,dayahvam,damyata”，即“给予。同情。克制”（140）。这里，我们看到了艾略特拯救西方之路：重建宗教伦理。
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极为关注社会道德的沦落和伦理失序，这主要是源于诗人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L. 麦克迪尔米德在《拯救文明：两战中叶芝、艾略特与奥登》中指出，这三位诗人代表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三代人，他们都怀有强烈的社会救赎思想。对他们而言，“‘拯救文明’不仅仅是对国际时局的一种回应，更是对浪漫主义诗歌分裂了艺术与社会的一种反拨”（Mcdiarmid 7）。庞德认为艺术应该对社会负责，诗人如果不担负应有的责任或者弄虚作假，就是一种反社会的罪恶。在1916 年发表的“使命”一诗中，庞德赋予诗歌沉重而伟大的责任与使命:“去吧，我的诗，到孤寂与失意的人那里，/到受着精神折磨与被习俗所奴役的人那里，……到醉生梦死、无聊至极的资产阶级那里，/到市郊贫穷的女人那里，……到那些正常欲望受到压抑的人那里，/像瘟疫一样扫尽人间愚钝； //竭力揭穿人间善恶，/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Pound 44-45）。
这首诗简直就是一篇关于文学社会责任的宣言书。在短短的 36行五节诗中，基本上都是排比句式，尤其是“Go to...”这个句式连续重复 19次，强调了诗歌神圣的使命：诗歌应该教诲社会、扬善惩恶。诗人以这种空前的语言强化方式宣布了诗歌不容置疑的社会责任。艾略特1930年发表的“波德莱尔”一文称赞波德莱尔是“现代诗的一个最伟大的典范”，“一个诗歌史上伟大的里程碑”；这不仅是因为诗人在诗歌材料和诗歌语言方面进行了“完全的改造”，更重要的是，波德莱尔始终是一个“保持真诚这一责任的人”，也就是说，波德莱尔怀有一种伦理意识，更具体地讲，是一种宗教伦理意识。因为，他在一个人道主义和革命无济于事的时代，一个人不断堕落的时代，“认识到真正重要的是罪和赎罪”；“这是他真诚的一个明证”（Eliot, “Baudelaire” 337-338）。艾略特后期撰写了大量的社会文化批评著作，包括《追寻异神》、《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等。在这些重要论著里，他不仅对文化、社会、宗教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探索，还对文学的道德意义、文学的伦理价值等问题也有深刻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与文学家的道德承担与社会责任。他的这些文献，清楚地显示出他作为一个诗人和批评家对文学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价值的清醒认识。
【Note】
①除特别加以注明的引文之外，本文引用的诗作均出自Lawrence Rainey, ed., Modernism:AnAnthology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4)。以下凡引用只随文注明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Works Cited】
Carpenter,Humphery. A Serious Character: The Lifeof Ezra Poun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8.
Eliot, T. S.“Baudelaire.” Selected Essays:1917-1932. New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50. 335-45.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SelectedEssays:1917-193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50. 3-11.
Holdeman,David.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B.Yea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6.
Mcdiarmid,Lucy. Saving Civilization:Yeats, Eliotand Auden Between the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An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Nodlde, John J. Ezra Pound and China.Orono: UP of Maine, 1996.
Pound, Ezra. Ezra Pound: Selected Poems 1908-1969.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7.
Rainey,Lawrence, ed. Modernism:An Anthology.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4.
Richards, I.A.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Routledge, 2003.
注：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更多信息，请关注《外国文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尚必武/审校：杨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