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对话——聂珍钊教授与波潟刚教授的书信往来（三）
按语
2016年，在日本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福冈大学名誉教授大嶋仁教授的影响下，波潟刚教授第一次接触到由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产生极大兴趣。 聂珍钊教授的推荐下，他阅读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经典论文《<老人与海>与丛林法则》，由此，展开了与聂珍钊教授长达一年之久的书信往来。
上期公众号推出了七封信中的第三封和第四封。信中，两位学者围绕《老人与海》中“狮子”的喻指意义继续展开争辩，在人之二重性方面达成共识，另对“性善说”“性恶说”“文学研究的疆界“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本期公众号继续推出其中的第五封、第六封、第七封，敬请阅读。
波潟刚（NAMIGATA Tsuyoshi，1969-）
文学博士，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教授，九州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项目负责人。1997年，获日本筑波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日本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受日韩文化交流基金派遣项目资助赴韩国首尔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活动。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曾在日本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书评60余篇，随笔20余篇，出版专著、合著、编著等20余部。
聂珍钊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UPenn-based）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学科评委。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代表性学术专著《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和《英语诗歌形式导论》分别获教育部首届和第五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代表性学术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聂珍钊教授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这一批评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国际权威人文杂志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LS)和多家著名学术期刊如arca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Culture（德国）、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美国）、《哲学与文化》（台湾）等，也纷纷推出专刊或发表评论文章，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评论及研究。
第五封：波潟刚教授致信聂珍钊教授
即使对话双方立场不同，但如果可以通过交流从中寻找到一些共通点或者获得一些启发的话，那么这场对话就是有意义的。
”聂教授
您好。
岁末年初，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您为我写了这么长的一封回信，我诚惶诚恐、感动万分。从第一封信到现在，已半年有余，但我仍可以从您那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源源不断的、热气腾腾的学术魄力。这种学术魄力不断地感动着我，影响着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感受下，我读了您的这封回信。
在上封信中，我曾恳请您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概念做出一些解释。对此，您进行了十分细致、耐心的讲解，我也基本理解了。但更重要的是，由此我认识到了我们之间这种依靠书信方式进行的交流的真正意义所在。在信中，您谈道：“尽管现在我仍然不赞同您对于《老人与海》中的狮子的解释，但是我特别赞赏您能够将问题解释得别开生面。”说实话，读到这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其实，我一直担心自己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对话者，在与您的对话中我的言辞是否得当。但是，您在信中说虽然“不赞同”但是“解释得别开生面”，这证明我的观点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所以，我松了一口气。
我想，如果我和您持有同样的看法且彼此十分理解、赞同的话，那么我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意义和价值恐怕就没有现在这么大了吧。再如果我和您各持己见且相互无法理解、难以沟通，又或者我主张的观点十分枯燥、无味的话，那么我认为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对话者。即使对话双方立场不同，但如果可以通过交流从中寻找到一些共通点或者获得一些启发的话，那么这场对话就是有意义的。在与您的对话中，您显然是正道、是主角，而我是丑角，但我认为即使作为丑角我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信中，您提示我去思考一下《老人与海》的主题是什么。如此说来，对于小说的主题，我几乎从未思考过。《老人与海》，如题目所示，主人公是老人，讲述了老人与大马林鱼等进行搏斗的故事，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从小说的哪一个部分读起，都不会有所改变。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十分勇猛的正值壮年的男性，当他要做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比如捕捉一只巨大的鱼，他内心中的那种动物性、野性就会因刺激而最大限度地释放，所以在梦中老人把自己想象成了一只狮子，这是合乎道理的。我认为，您的分析十分可行、有效。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
但是，我要说的是，时隔数十年再次阅读《老人与海》，我感到十分惊讶，其原因在于：我发现在我的记忆中完全找不到任何关于“少年”的痕迹。所以，在阅读时，我特别留意“少年”这个人物形象，也试图从“少年”的角度重新思考整部小说。所以，也就忽略了您所提及的诸如老人与狮子的关系，老人自身就是狮子等等，而更多地关注了狮子这一隐喻所包含的其他要素。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这样的。
我从很多方面向您提出了特别刁钻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我受过一些有关文学理论方面的训练的缘故吧。我认为，对于性别、种族、阶级问题的研究，是离不开有关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讨论的。这难道不同样适用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吗？虽然我从未考虑过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构一个文学理论体系，但我很清楚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所以特别能够理解您的艰辛。我是一个门外汉，但如果我的提问能够对您理论的完善或多或少起到一些作用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由韩国艺术家策划的项目，主题是“Did Line Murder the Circle, or the Courses Between a White Zeppelin and Butterfly”。这个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对日本前卫艺术家村山知义与韩国前卫诗人、小说家李箱之间的比较研究展开对于东亚近代性的再思考。Yen Noh是一位旅居荷兰的韩国艺术家，他的提案被作为了整个项目的开端，他主张“Assembly（集会）”式的交流。也就是说，不是采取讲座、集中授课、研讨会的形式，而是让在场的也许彼此并不熟悉的人站在各自的立场自由发表看法，通过这种方式将话题不断延续下去。就像艺术创作时采用的“Assemblage（集合艺术）”手法，其目的是构建一种立体的语言体系。
这个项目不仅邀请了像我这样的文学研究者，还邀请了一些社会历史学家、表演艺术家、歌唱艺术家等。整个过程没有特定的主持人，只是设置了许多麦克风，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话题自由交换意见。这是一个十分即兴的空间，非常具有新鲜感和刺激性。但是，说实话，如果没有与您长达半年之久的交流，我想我是不会下决心参加这么具有挑战性的项目的。
另外，在与您交流的过程中，我又重新拾起久未涉及的安部公房的作品，并计划就此认真地写一篇论文，也算是与您进行书信交流的一份总结吧。在撰写的过程中，我特别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导，请您不吝赐教，十分感谢！还有，我提出的有关《他人的脸》的那些问题，我想您会在下一封信件中详细为我解答吧，我期待着。之前也和任洁说过，我想我可以在3月底前完成论文的撰写。
波潟刚 敬上
2018年1月25日
第六封：聂珍钊教授致信波潟刚教授
《他人的脸》的伦理价值与其说在于通过他者认识自我，不如说在于通过伦理选择认识伦理身份的重要性。
无论是假面还是真面，文学还是哲学，美学还是科学，其核心都离不开伦理。因此，尽管《他人的脸》可能还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但其最本质的问题仍然是伦理的问题，仍然是身份的问题和选择的问题。
”波潟教授
您好。
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几次有关文学问题的讨论，这不仅让我感到十分愉悦，而且颇受启发，很有收获。我认为，我们之间的这些讨论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撰写一篇论文。因为论文主要凝聚了一个人的思考，而我们的讨论却融合了两个人的思想，尤其是在互相给予启发这一点上，所具有的价值不是独自撰写论文所能比拟的吧。因此，在日本文学研究方面，我要视您为知己。
在上封回信中，由于时间关系没能来得及同您讨论《他人的脸》这部小说，真是非常抱歉。现在，我想就这部小说谈谈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我很赞同您认为可以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研究这部小说的观点。安部公房的这部小说十分复杂，其涉及的问题并不是通过一篇论文或一次思考就能全部解决的。尽管我认为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问题是这部小说的核心问题，但不得不承认它们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再过几天您就要来杭州了，我向您表示诚挚欢迎并期待在杭州与您继续讨论下去。下面，请允许我仅就小说中有关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问题谈一下看法。
目前有关《他人的脸》的研究大多运用了拉康的镜像理论，把他人的脸理解为他者并据此认为小说通过他人的脸表达了寻找自我的主题，又或者把他人的脸看作是异化的结果。还有学者认为，安部公房试图通过他人的脸来解释拉康的镜像理论。对此，我并不完全否认。因为小说中的K医生与“我”讨论脸的功能时曾说过：“在幼儿心理学等当中这已成了定论，即人这种东西只能借助他人的眼睛才能确认自己。”（24）然而，作者试图用镜像理论或异化理论写作小说，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用镜像理论或异化理论来解释小说呢。拉康认为，婴儿在想象中无法区分物我，而是跟整个世界合为一体，只有通过凝视镜中自己的形象，才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也就是说，拉康认为婴儿是通过照镜子来获得自我意识的。拉康以婴儿照镜子为依据论证了婴儿确立自我意识的方法，但这存在明显漏洞。试问，在镜子发明之前又或者是那些从来不照镜子而确立了自我意识的人，是如何确立自我意识的呢。由此可见，将拉康的镜像理论用于文学研究存在先天缺陷。显然，拉康的镜像理论既不能完全解释婴儿自我意识的确立，也不能充分解释安部公房的小说《他人的脸》。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在镜像理论的牵引下往前走，而是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从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继而从伦理的角度对《他人的脸》做出新的解释。
安部公部的这部小说极富魅力，让人爱不释手。小说标题《他人的脸》就是小说的主题，不仅有趣，而且引人深思。因此，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首先要从针对他人的脸的分析入手。换言之，如何评价小说中失去的脸以及借用他人的脸为模型制作的假面，是评价这部小说的起点。首先需要对人的脸做出评价，然后才能探讨一个人失去脸意味着什么。脸是一个人外貌特征最显著的标志，是辨识一个人的最重要依据。人的脸不仅是人的重要的外在生物性特征，更是人的伦理身份特征。一张独一无二的脸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小说中提到的那样，脸是灵魂或心灵充满外延的人际关系的记号，脸上的表情是一条简捷的传达途径。所以，脸不仅能把我们同兽区别开来，从脸上还可以得到一个人的基本身份信息。
小说中的“我”在一次事故中因化学冻伤而毁容。对“我”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的身份的改变。由于失去了脸，“我”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只能用绷带把毁容的脸包裹起来，将自己“永远幽禁在了没有通道的单人牢房里”（27），失去了同人进行交流的通道，成了“蒙面怪人”（10）。当“我”解开绷带时，“一群红黑的、鼓胀着身体、带着瘢痕的水蛭从他的脸上爬出来，纠集在一起”（9），是那样的丑陋和可怕。更为严峻的是，在妻子眼中，“我”作为丈夫的身份已然发生了改变，“我”变成一个与她的丈夫无关的人，一个面目丑陋得让她感到害怕的陌生人。对妻子而言，“我”失去了脸就等于失去了作为丈夫的身份，所以她拒绝与“我”——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陌生人亲近，这是做出了符合道德的伦理选择。
这场夫妻间的伦理危机又是由于“我”的身份危机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我”决心通过制作假面来重建自己的伦理身份。因为假面不仅可以遮住脸上的瘢痕，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重新拥有一张显示自己身份的脸。最初，“我”选择制作一张与原来的脸相差无几的脸。即使在制作过程中必须借取他人的脸的一些功能，但也只是取用皮脂腺、汗腺等皮肤表层，并不是要变成别人的样子。“我”一直强调说：“无论有多少个面孔，在我就是我这一点上都不可能有任何改变。”（16）显然，“我”是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
但是，“我”又为拥有一张与原来的脸没有多大区别的脸而苦恼起来，“我”担心“再也没有办法能从自己天生的面孔中逃离半步”（32）了。这样的想法使“我”感到迷茫，因为“无论制作得多么精巧，倘若我戴上一个与自己一样一样的假面，那不也就意味特意制作的假面完全没有意义了吗？”（32）在咨询了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同学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论基础骨骼如何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制作假面。最终，“我”选择制作一张他人的脸。可见，在选择制作何种假面的过程中，“我”一步步偏离了自己的初衷，即从制作同与原来的脸相同的假面逐渐变成了制作同原来的脸不同的假面。
那么，“我”为什么不选择原来的脸而要选择一张他人的脸呢？其原因在于，在进行选择时，“我”的意志不是由理性所驱动的，而是由自然意志即性的冲动所驱动的。小说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我的思考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被性方面的妄想所占据着”。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我”内心里积聚着一种欲望，“那就是性欲”（145）。最终，我的“理性已经被接踵而至的激情彻底搅乱了”，理性的情感被“兽性的情感”（125）所取代，爱变成了恨，想要修复夫妻关系的愿望变成了复仇之心。而同“我”相比，妻子就显得比较真实、自然、理性，与平时毫无区别，还保持着原来的自己，但是原本的丈夫却永远不会归来了。
“我”应该建构的是丈夫的身份而不是他者的身份，应该制作的是一张能够让妻子接受和认同的丈夫的脸而不是一张让妻子拒绝的他者的脸。可见，在建构身份的过程中，“我”逐渐背离了建构身份的伦理准则。如果说建构丈夫的身份是为了恢复夫妻关系的话，那么不禁要问，建构他人的身份又是为了什么呢？小说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就是要用他人的身份去引诱妻子。这无疑违背了最初的道德目标，“我”制作假面的过程就变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最初的高尚动机变成了卑鄙的诡计，因而不得不以失败收场。《他人的脸》的伦理价值与其说在于通过他者认识自我，不如说在于通过伦理选择认识伦理身份的重要性。
“我”为自己制作一张假面，实际上是给自己制作了一个道具，然后利用这个道具去引诱妻子。“我”自以为用假面可以巧妙地骗过妻子，但实际上妻子第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把戏。所以，“我”的引诱计划就变成了一场戴着假面的拙劣表演，变成了一出滑稽戏。在这个滑稽演员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影子。“我”的表演越卖力，越认真，越真实，就显得越虚假，越滑稽，越可笑。另外，管理员的女儿也识破了“我”的身份，并称之为一场“秘密游戏”（192）。当“我”终于从伦理混乱中醒悟过来的时候，妻子已离家出走，一切为时已晚。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的自省是发人深思的，“假面的决断，假面的思想，与真面的搏斗，还有企图通过这手记来达成的我所有的愿望，全都成了一场微不足道的滑稽剧。谁能想到，自己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嘲笑和侮辱呢？”（204）“我”最终也无法从妻子那里获得对于丈夫身份的认同，原因在于他根本就没有选择丈夫的身份。所以，“我”选择了他者的身份又希望得到妻子的认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他人的脸》与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H.G.威尔斯的《隐身人》等是同一类型的小说，但比它们更复杂，需要讨论的问题也更多。小说通过假面和真面的选择与思考，提出了大量的伦理问题。同时，在讨论主人公的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的时候，还与哲学、伦理、科学等相关联，不仅让我们窥探到现代人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神秘莫测，还让我们意识到现代社会中伦理问题的重要性。无论是假面还是真面，文学还是哲学，美学还是科学，其核心都离不开伦理。因此，尽管《他人的脸》可能还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但其最本质的问题仍然是伦理的问题，仍然是身份的问题和选择的问题。我想，只要抓住了身份和选择这两个关键词，就可以获得解答所有问题的钥匙。
波潟教授，在您动身来杭州之前，我在匆忙之中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主要是供您来杭州之后我们继续讨论、交流。另外，27日这天，我打算和连桥、任洁一起陪同您游览西湖。我热切地期待您的来访，祝您旅途愉快！
聂珍钊
2018年3月19日
第七封：波潟刚教授致信聂珍钊教授
不论我的语言多么笨拙，我的提问多么幼稚，您都能够诚恳地、耐心地给予回复、给予解答，您对于学术的真诚态度，让我十分敬佩。从您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特质——宽容、真诚。
”聂教授
您好。
突然之间，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书信来往已长达一年之久了。首先，我要向您表达真挚的谢意。您工作如此繁忙却与我保持这么长时间的书信交流，我十分感动。还有，不论我的语言多么笨拙，我的提问多么幼稚，您都能够诚恳地、耐心地给予回复、给予解答，您对于学术的真诚态度，让我十分敬佩。从您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特质——宽容、真诚。然而，恕我坦言，在我内心中仍存有一些不安，是因为我不确定我的理解或见解对您来说究竟有多大作用、多大意义。但是，我仍然希望您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帮助或启发，因为这对我来说将是荣幸至极的事情。
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我到底把握了多少、理解了多少，说实话我丝毫没有自信。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到安部公房的《他人的脸》，我向您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使我久违地感受到了理解、体会文学的乐趣。诚如您所言，文学的本质是描写了“人”——理性与欲望共存的人。因为理性与欲望共存，所以产生了矛盾与纠葛，而作品中的主人公就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选择”自己的“身份”，及其困难程度有多大。也就是说，文学使我们开始思考所谓的“人”了。
在之前的信件中，我向您提起了安部公房及他的作品《他人的脸》，对此您谈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您指出，《他人的脸》中强调的不是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而是通过伦理选择来认识伦理身份的重要性。这真是太具启示性了。还有，您认为可以从“失去了脸以及制作假面，到底意味了什么”这一点展开对于整篇小说的讨论，这对我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就是说，脸是人向外界显示自己伦理身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身体器官，而小说中的“我”选择了怎样的一张脸、怎样的一种“身份”，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个人层面的问题，更加是一个与伦理相关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以此为线索展开论文的论述。虽然我的论文还没有全面完成，但您的观点对我来说极具启发意义，我想我可以再结合一些自己理解完成这篇论文。
在日本国内从事日本文学研究，一般的做法是要参考一些与作品发表年代同时代的研究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论述——这对日本学者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把日本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研究的话（比如，外国学者研究日本文学），那么研究者可以依赖的可能只有眼前的这部作品，所以研究的难度就会比较大。一直以来，我的研究方法是把文学作品放在与发表年代同时代的研究史料中去考察它们。但是，通过与您的书信往来，我得到了一些启发，就是我的研究不仅是面向日本学者的，还应该是面向那些把日本文学当作是外国文学的外国学者的，所以在面对这一部分学者的时候我该如何展开自己的论述呢。我在思考着。
挑战新事物，必将有新的收获，所以会我坚持下去。等论文撰写完成之后，希望您能为我提一些宝贵的建议，谢谢。最后，感谢您的邀请，期待杭州再见！
波潟刚 敬上
2018年3月25日
说明
1.本文有关《他人的脸》的中文引文均出自《安部公房文集》（安部公房著，杨炳辰、郑民钦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
2.文中波潟刚教授书信原文为日文，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任洁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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