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卡里尔·菲利普斯《外国人》中的种族伦理内涵
作者简介：徐彬（1976-），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农业大学兼职教授（2017年9月-2020年8月）、国家社科匿名评审专家。先后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以国家留学基金委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约克大学文学院从事学术研究一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著作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完成1项、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博士后面上资助、博士后特别资助、辽宁省优秀人才等项目各1项。
（《外国人》）
(卡里尔·菲利普斯)
内容摘要：在其传记故事集《外国人》中，卡里尔•菲利普斯提出并解答了一个具有种族伦理内涵的问题，即：英国黑人土生子特平和来自英国前殖民地尼日利亚拉各斯的黑人移民奥利瓦里为何身为英国公民却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外国人”并因此而遭受种族歧视和迫害？通过对特平和奥利瓦里悲惨命运的文学化再现，菲利普斯谴责了隐含于战后英国社会中狭隘的种族部落意识，藉此警醒英国民众并希望英国终有一日能成为生活其中以英国黑人为代表的有色公民名符其实的家园。
关键词：卡里尔•菲利普斯；《外国人》；种族伦理内涵；种族部落意识；家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
原文刊载于《国外文学》2016年第4期，责任编辑：刘锋。
恰如英国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在其游记《回家》（Going Home 1957）中所写“新闻记者是收集事实和信息的人，而小说家则是深入其中探究真实的人”，[1]在其传记故事集《外国人》（Foreigners 2007）中的两个短篇故事《威尔士制造》（“Made in Wales”）和《北方的灯光》（“Northern Lights”）的创作过程中，著名英国当代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兼具新闻记者与小说家双重身份，选取典型案例文学化地再现了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英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事件。菲利普斯提出并解答了一个具有种族伦理内涵的问题，即：英国黑人土生子特平（Randolph Turpin 1928-1966）和来自英国殖民地尼日利亚拉各斯的黑人移民奥利瓦里（David Oluwale 1930-1969）为何身为英国公民却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外国人”并因此而遭受种族歧视和迫害？
美国西北大学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W．Mills）教授在其专著《种族契约》（The Racial Contract 1997）中指出：种族契约（racial contract）是欧洲部落（the tribes of Europe）成员主张、促进和维持其凌驾于世界其他部落（other tribes of the world）之上的白人优越性的协议；“当白人说‘正义’（justice）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只是我们’（just us）”[2]。米尔斯的种族契约论阐释了白人优于其它有色人种的尊卑、贵贱的隐形契约关系，这一关系成为定义有色人种低人一等的身份和规约有色人种言行的种族伦理的核心。此种由欧洲白人制定，有色人种被迫接受的种族伦理关系即是英国种族主义者他者化、妖魔化以黑人为代表的有色公民，并对其施以种族歧视和暴力的“法律依据”。
菲利普斯在其作品中阐释了“种族契约论”在战后英国社会文化、政治与法律等层面的具体表现及其后果。《威尔士制造》中，黑人拳王特平被英国媒体分别符号化为“国家英雄”和“丛林野兽”。对上述身份的定义以是否满足英国国民的伦理消费欲为前提。特平之死可被视为英国社会所患的以“阶级失明症”（class blindness）和“有色人种失明症”（color blindness）为表征的伦理道德疾病的恶果。从法律角度出发，本文力图阐释《北方的灯光》中菲利普斯以“奥利瓦里谋杀案”为核心的叙事中20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伦理的延拓与种族歧视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通过小说，菲利普斯意在指出部分政客的言论已成为以诺丁山暴力事件为代表的英国种族歧视运动的导火索，以警察局、监狱和精神病院为代表的执法机构甚至直接参与种族歧视与迫害行动之中；政治层面上貌似合理的立法与执法，却伴随着伦理层面上违背人性的知法犯法。
一、作为伦理消费品的英国黑人拳王特平
（1951年7月23日特平和雷·罗宾逊比赛海报）
《威尔士制造》中，菲利普斯提出并回答了特平的身份是什么？以及他的身份由谁定义？等问题。特平的身份随叙事视角的切换而变化，从“国家英雄”到“丛林野兽”再到“守法公民、好丈夫与好父亲”。以史实为依据，菲利普斯如实阐释了特平的公共形象与家庭角色之间的巨大反差。菲利普斯意在指出：特平的身份不由其本人决定而取决于英国白人观众的好恶，其公共形象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流通于英国社会的伦理消费品。以特平的悲剧人生为例，菲利普斯映射并批判了当代英国社会对有色工人阶级在种族与阶级两个层面上的歧视与压迫。
英国杂志《伦理消费者》（Ethical Consumer 1989）上最早广泛使用了“伦理消费”和“伦理消费者”等术语，伦理消费概念的核心在于商品所具有的伦理道德价值，即：商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对消费者伦理道德欲求满足程度的高低。[3]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市场学家马库斯·吉斯勒（Markus Giesler）认为：伦理消费主义（Ethical consumerism）是基于“美元投票”（dollar voting）概念上的消费行为主义，“有责任消费”和“作为道德主体的消费者”是贯穿这一理论探讨之中的核心词。[4]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克莱夫·巴奈特（Clive Barnett）教授指出：“[当今社会]主流消费的选择越来越多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团结与集体忧虑（collective concern）’等问题”[5]；从本质上讲，吉斯勒和巴奈特教授虽表述不同但均探讨了消费责任的问题，即：消费活动的目的并非仅在于对个人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在于是否实现了集体伦理道德欲的抒发。
195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6个年头，在英国经济停滞、工业不景气、失业率激增、人民生活艰辛和信心不足等诸多“集体忧虑”的社会大背景下，英国黑人拳手特平击败美国世界级拳王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 1921-1989）的消息无疑给英国国民打了一针提升士气的强心剂。来自前英属圭亚那殖民地乔治城的黑人移民莱昂内尔（Lionel Fitzherbert Turpin）与英国本地白人女子碧翠斯（Beatrice Whitehouse）所生的小儿子特平因此被英国人视为“国家英雄”，是英国人顽强的斗牛犬精神的化身和英国人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伦理道德情操的缩影。特平迅速成为英国流行一时的伦理消费品。
实际上，菲利普斯对特平“产品”身份的描述不仅体现在“威尔士制造”这一短篇故事题目中，还明确出现于作品第一页：“特平是镇[利明顿温泉镇]上不太惹人注意的居住区[工人阶级聚居的飞地working-class enclave]里的产品”[6]。特平的出生地——位于英格兰境内的利明顿温泉镇和他的训练地——位于威尔士的格里赫城堡（Gwrych Castle）皆是特平的“产地”，而消费这一拳击“产品”的市场则是以白人为主导的整个英国社会。
“威尔士制造”取名于特平在格里赫城堡里的训练经历。为了筹集城堡维护费，城堡主人莱斯利·萨尔茨（Leslie Salts）为特平等拳手建立了训练营，将其命名为“威尔士胜地”（the showplace of Wales）。“普通英国人仍在使用配给本（ration book）和为了节省每个便士而精打细算的时候，格里赫城堡一日游却赢得英国人的喜爱，观看特平等拳手们的实地训练让每个人的生活为之一振”（73页）。由此可见，与罗宾逊比赛之前，特平已经具备了供英国人消费的伦理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一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特平1万2千英镑的高额出场费，还表现为英国社会为战胜罗宾逊后的特平所塑造的神化了的英雄形象。特平这一“威尔士制造”的地方产品享誉全国，其获胜的消息立刻成为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谙习英国人此时伦理消费心理的犹太裔拳击比赛承办者杰克·所罗门斯（Jack Solomons）和特平的经纪人乔治·米德尔顿（George Middleton）抓住商机、在利益驱使下，“不惜将英国的羔羊[特平]抛给了屠夫[罗宾逊]”（70页），[7]因为他们深知：从解除英国人“集体忧虑”的角度出发英国观众其实并不在乎罗宾逊与特平之战谁赢谁输，因为花钱观摩强壮健美的拳手们的日常训练、现场观看拳击比赛已成为当时英国人振奋精神的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手段。
英国德蒙特福德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首席讲师西蒙·费瑟斯通（Simon Featherstone）指出：“英国记者们所报道的特平比赛中一反常规的‘恶棍风格’（ruffian style）却成为特平内在英国性（Turpin’s essential Englishness）的最好证明”[8]。费瑟斯通认为特平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人引以为荣的英国性的生动诠释，恰如菲利普斯所写：
特平艰难地打满了15个回合，在场的英国观众齐声高唱赞美歌“他真是个好小伙!”（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英国民众庆祝特平胜利的喜悦程度不亚于6年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的庆祝。然而，特平仿佛未被这兴高采烈的场面所打动，仅是淡淡一笑，并未发现自己实际上刚刚释放了压抑许久的英国的灵魂（the soul of the British nation）。（83页）
成名之前，特平家乡利明顿温泉镇（Leamington Spa）的居民将其视为有损城市形象的危险的异类，对其避犹不及；特平成名后，利明顿温泉镇的镇长和市民将特平视为该镇的骄傲并举行隆重庆祝仪式欢迎他回“家”。正如菲利普斯所写“兰道夫·特平在‘家’仅呆了几天”（109页）。菲利普斯刻意将“家”（home）字放在引号之中，以此凸显“家园”概念对以特平为代表的英国有色移民后代所具有的相对性。
《威尔士制造》中，菲利普斯指出英国媒体塑造的特平形象经历了从“国家英雄”到“丛林野兽”的非黑即白的戏剧性转变；此后隐藏着的是特平英雄身份的贬值与变异和英国白人观众对特平始乱终弃的不道德行为。
英国社会对特平先神化后妖魔化的态度转变是英国人伦理消费选择变化的结果。回顾历史，菲利普斯指出黑人作为英国白人消费品的历史可追朔到16世纪，来自非洲和美洲的黑奴起到了点缀贵族绅士们的宫殿与庄园的作用，然而“1601年当有色人种在英国的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伊丽莎白一世下令驱逐黑人（blackamoors）”（95页）；从某种程度上讲，特平不过是英国人此种沾染了“黑人种族猎奇欲”的贵族消费习惯的延续，特平对英国人爱国主义伦理消费欲的满足是其“国家英雄”这一身份成立的前提条件。
《威尔士制造》中，菲利普斯简要介绍了1953年初发生于英国社会的两大重要历史事件：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和英国登山队在新西兰登山家的带领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126-127）。这一插入信息貌似旁生侧枝与特平的生平叙事无关，其实不然，上述事件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是特平伦理消费价值贬值的转折点。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历史系戈登·斯图尔特（Gordon T. Stewart）教授评论说：
1953年英国登山队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对当代英国文化而言，这一胜利具有象征性的历史意义，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经验和英国在现代世界中国家身份的重塑过程紧密相关。登顶的消息于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当天早上传到伦敦。凭借时间上的巧合，评论员们将英国人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视为始于伊丽莎白一世殖民北美的大英帝国[再现]最辉煌时刻的象征。[9]
斯图尔特的言外之意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与英国人登顶珠峰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同时发生起到了振奋帝国人心[10]的作用。菲利普斯认为就这两个事件的社会、国际影响力和提升英国人士气的功效而言，它们已远超特平昔日的拳坛神话。相比之下，特平作为“国家英雄”的伦理消费价值自然消失。
特平的正面形象失效之后，英国人将注意力转向媒体对特平的负面报道上。“野蛮、家暴和性虐”成为英美媒体妖魔化特平的关键词。曾与特平热恋的美国小姐阿黛尔·丹尼尔斯（Adele Daniels）的律师在法庭上将特平描述为：“以人形出现的丛林野兽，一个危险的杀手”（137页）。究其本质，特平前妻玛丽之所以指控特平家暴是因为特平过分专注于拳击训练而忽视了家庭生活；丹尼尔斯指控特平性虐既是出于对特平拒绝娶其为妻的报复又是对他的敲诈勒索。令人遗憾的是曾视特平英雄的英国民众却乐于接受媒体的报道，将“邪恶”的特平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特平因此被打回了低等、野蛮的黑人原形。
菲利普斯并不满足于对英美媒体塑造且被英国观众消费了的特平的公共形象（“国家英雄”与“丛林野兽”）之生成原因的探究。通过特平母亲和与其共患难的妻子格温的讲述，菲利普斯为读者呈现了特平鲜为人知的守法公民、好丈夫与好父亲的真实身份，与媒体描述的丛林野兽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1958年9月在与特立尼达拳手约兰德·庞培（Yolande Pompey）的比赛中，特平在第二轮便被对手轻松击倒，《伦敦标准晚报》通信员将这一失败视为特平拳击生涯的终结。特平在饱受职业伤痛（视力与听力急剧下降）之苦的同时还面临投资失败、丧失稳定收入来源和缴纳高额个人所得税等经济压力；“特平的贫困生活与其骄人的职业战绩（64胜、8负、1平）形成鲜明对比”（141页）。菲利普斯指出：特平窘困生活的根源在于高达十几万英镑的个人所得税，而该所得税本应由特平比赛的组织者和经纪人支付。英国国税局认定的特平的个人收入与他实际所得相差甚远。（146页）言外之意，杰克·所罗门斯和乔治·米德尔顿故意虚报了特平的收入，并侵占了用来支付特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为支付个人所得税和养家糊口，特平曾在他先前的经纪人乔治·米德尔顿开的废品厂里作收废品的工作，一周所得仅有2至4镑。为了赚钱，特平不顾病痛参加了一系列摔跤比赛，直至彻底丧失劳动力。
特平兼具守法的英国纳税人与好丈夫的双重伦理身份，而这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杀死自己2岁女儿之后的自杀成为特平消除伦理身份危机的最佳途径。通过对这一伦理悲剧的描述，菲利普斯指出：特平虽犯下了逃税罪和杀婴罪，但特平逃税与杀婴之伦理犯罪的根源不在特平本人而在于麻木不仁的英国社会。失去经济来源的特平无法继续承担本不应由其支付的高额个人所得税。特平深知个人所得税将因自己的死而一笔勾销，自杀便成为他合理逃税和为家庭成员谋福利的唯一选择；为了不让自己的小女儿给妻子和另外三个女儿的生活增加负担，特平决定将其一并杀死。
借尤金·哈瑟登（Eugene Haselden）牧师的葬礼悼词，菲利普斯控诉了英国社会对已故黑人拳王特平的不公正对待：
在其事业巅峰之际，伦道夫[特平]被那些自认为是其朋友和支持者的人所包围；然而，当他失去地位与钱财的时候，却遭人遗弃。朋友们的变化无常和无用的建议必定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最终使其身陷绝望境地。伦道夫是个天真、单纯的人，需要朋友保护他免受寄食者们的危害。然而，让我们自感羞耻的是我们辜负了他。这一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整个[英国]社会的失败。（152页）
菲利普斯对特平葬礼的描述颇具伟大的盖茨比葬礼般的悲剧讽刺效果。英国新闻报道说出席特平葬礼的人数是2000人，而实际出席葬礼的人数却只有500人，且其中大多数并非特平生前挚友而是冒雨慕名前来悼念的陌生人。杰克·所罗门斯不仅没有发来唁电，甚至连不能出席葬礼的致歉信都没写。令人吃惊的是位于伦敦的英国拳击委员会竟没派人出席朗斯代尔奖带（Lonsdale prize）拥有者，前英国、欧洲和世界拳王的葬礼。
布鲁奈尔大学（Brunel University）文学院教授菲利普·图（Philip Tew）指出：“阶级失明症（class blindness）困扰着当代英国小说以及与此有关的学术阐释”[11]。言外之意，当代英国小说及其评论缺乏对阶级压迫与阶级矛盾等问题的阐释。就《威尔士制造》而言，工人阶级出身的英国黑人作家菲利普斯[12]因对特平悲剧人生的深入探讨可被视为批判英国社会阶级失明症的典范。
以拳击运动为例，菲利普斯控诉了“有色工人阶级”（colored working class）在英国所遭受的种族与阶级的双重歧视，特平则是英国社会以“阶级失明症”和“有色人种失明症”为表征的伦理道德疾病的受害者。菲利普斯意在指出，英国社会对有色工人阶级出身的特平利用与漠视是导致特平成名前与落魄后均是英国白人眼中低人一等的“外国人”的原因之所在。回顾历史，菲利普斯阐明了英国拳击运动中隐含着的阶级与种族特征：
拳击运动将英国社会阶层的[高低]两端集合在一起。职业拳手因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被英国人尊重。拳手多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在中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人士的资助和监督下训练和比赛。对上层阶级的人来说，拳击是他们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社交技巧。参加职业拳击比赛的皆是社会底层人士。（76页）
20世纪初，特平出生地利明顿温泉镇的工人聚居区里只有特平5兄妹是黑人与白人通婚后所生的混血儿；当地白人不仅无法容忍他们的存在，还将他们视为尚未准备好应对的社会问题。受种族歧视氛围的影响，14岁的特平已成为当地白人眼中横行街头、无法无天的“讨厌鬼”（Licker）。中途辍学的特平很可能从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充满暴力的拳击运动自然而然地成为特平和两位哥哥发泄种族歧视焦虑、获得财富和在英国出人头地的有效途径[13]。菲利普斯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接一批的移民拳手（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为在美国立足而战。然而，拳王争霸赛中[白人]刻意将他们安排在参赛者名单的末尾”（77页）。通过类比，菲利普斯意在指出特平对拳击运动的职业选择与美国移民拳手的选择相似，即：旨在以此取得英国社会的认可与接受。
虽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 1932-2000）认为不同于狄更斯小说生成的时代背景，战后英国小说产生于一个没有阶级、等级和主仆顺从观念的时代，等级制度已被新的无阶级性（new classlessness）所取代[14]，然而有别于布雷德伯里的判断，菲利普斯以英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内黑人拳王特平作为伦理消费品的形成、神化、贬值和妖魔化的过程为例意在指出：“新的无阶级性”的英国社会表象之后隐藏着的是对“有色工人阶级”的歧视与压迫。作为“有色工人阶级”一员的特平已成为英国社会中阶级与种族双重矛盾焦虑的发泄对象与替罪羊，是被战后英国社会伦理消费之后又被再度边缘化了的有家难回的“外国人”。
二、殖民伦理的延拓与奥利瓦里谋杀案
（1969年5月4日奥利瓦里尸体在利兹河上被发现，图为英国月食剧场制作、2009年1月31日至2月21日在英国利兹西约克郡剧院公演的戏剧《追捕大卫·奥利瓦里》剧照）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埃文·史密斯（Evan Smith）和弗林德斯大学犯罪学副教授马里内拉·马尔默（Marinella Marmo）认为：英国移民控制系统（the UK immigration control system）是英国人与移民之间接触区域的前线，白人“自我”与有色“他者”之间的优劣差异在此得到明确体现。上述两位学者撰文论述了英国移民控制系统中种族歧视思想的成因：
尽管因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的考虑该系统多有缓和、有所收敛，但移民控制系统的最终目的仍是保护英国人的“白人性”（whiteness），并借此阻止大量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进入这个国家[英国]。英国移民控制系统在实际操作中起到了确保“白皮肤”的本土英国人（“white” domestic Britain）与殖民他者（colonial “other”）之间区别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移民控制不仅显现出对“秩序的欲望”（desire for order），还展示出在后殖民时期英国重申其过去殖民统治的意图。[15]
英国移民控制系统意欲保持的界线明显带有帝国种族主义（imperial racism）特征。有色移民的下等公民身份在经过英国边检的那一刻便确定下来了。
1948年429名牙买加旅客到达英国，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有色移民的历史。[16]而所谓有色移民主要指的是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移民。[17]随着大量有色移民的到来，此前殖民者与被殖民他者之间的接触区域由英国海外殖民地转移至英国本土；在后殖民语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我尊你卑”的殖民伦理[18]关系随之发生迁移，进而成为英国境内英国白人与有色移民之间关系的核心。发生于1969年英国利兹的奥利瓦里谋杀案即是上述殖民伦理关系时空延拓的具体表现。
聚焦奥利瓦里谋杀案，菲利普斯谴责了20世纪40至60年代之间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思想和体系化种族迫害现象。菲利普斯指出奥利瓦里谋杀案并非偶然，而是以“警局——监狱——精神病院”为基本结构的“圆形监狱”权力控制与迫害下的必然结果。菲利普斯勾勒出一条奥利瓦里从“来自拉各斯（Lagos尼日利亚首都）的年轻非洲雄狮”、“满怀希望、不畏艰难的移民”到“惨死街头的流浪汉”的生活轨迹。将奥利瓦里毒打致死的英国利兹警官基钦（Kitching）和埃勒克（Ellerker）则扮演了种族歧视“执法者”的角色，是英国种族歧视思想和相关政治、法律体制的代言人。
1968年，时任英国保守党议会议员的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 1912-1998）是因来自新联邦（New Commonwealth）的有色移民而引发的英国道德恐慌的官方发言人。在“血河”演讲（the Rivers of Blood speech）[19]中，鲍威尔巧妙地以讲故事的方式借“他人”之口指出：“在这个国家[英国]15至20年的时间里黑人将手拿皮鞭统治白人”[20]。鲍威尔毫不避讳地将移民视为“异国元素”（alien element）和“恶魔”（evils），英国政府应该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将现有移民遣返回国（repatriation）。
伦敦大学英文系比尔·施瓦兹（Bill Schwarz）教授指出：“演讲当年举行的民意调查中有74%的英国人同意鲍威尔的观点”[21]。然而英国人对鲍威尔观点的支持绝非仅停留在语言层面，1969年来自尼日利亚拉各斯的黑人移民戴维·奥利瓦里被利兹警官基钦和埃勒克蓄意杀害的事件便是英国社会中种族歧视思想行动化的体现。《北方的灯光》开篇，卡里尔·菲利普斯就主人公奥利瓦里的被害时间写道“那必定是1968年或1969年…”（168页）。不难看出菲利普斯旨在通过刻意而为的时间记忆含混映射鲍威尔“血河”演讲与奥利瓦里谋杀案之间隐秘逻辑关系的写作动机。
以对奥利瓦里真实身份的探讨为叙事主线，菲利普斯提出并解答了如下问题：奥利瓦里移民英国的动机是什么？奥利瓦里是否如利兹警方所说是非法移民、酒鬼、罪犯和精神病患者？通过对奥利瓦里移民动机合法性、合理性的阐释和对奥利瓦里遵纪守法、精神正常的有色英国人身份的描述，菲利普斯实现了对英国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移民政治和种族歧视思想的伦理道德批判。
1949年8月，19岁的奥利瓦里藏在前往英格兰东北部港口城市赫尔（Hull）的轮船中抵达英国。[22]1948年为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英国政府制定了《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law），该法律以自由入境为原则允许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移民进入英国并与英国人享受相同的公民权利。[23]由此可见，奥利瓦里不能被视为非法移民，其偷渡行为不过是没钱买船票却想搭船去英国的无奈之举。奥利瓦里英国之行的动机是希望接受英国教育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这也是他白天在西约克郡铸造厂里从事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晚上坚持去夜校上课的原因之所在。
就奥利瓦里的社会形象而言，熟悉奥利瓦里的利兹百姓和加害他的利兹警方各执一词。菲利普斯将不同观察者对奥利瓦里印象整合在一起，拼凑出两幅截然相反的奥利瓦里的身份肖像。以精神病院医生、利兹警官为代表的官方叙述和以14岁英国姑娘、奥利瓦里同乡、好心的店铺老板、精神病院病友为代表的平民叙述之间就奥利瓦里的善恶判断存在巨大差异。
奥利瓦里被官方叙述妖魔化为非法移民、酒鬼、罪犯和精神病患者；在平民叙述中奥利瓦里却是个爱微笑、爱跳舞、努力学习与工作、酒量小且从未醉酒、从不惹事生非和面对种族歧视敢于反抗的遵纪守法的市民。奥利瓦里对种族歧视行为的据理反驳是他被利兹警官妖魔化的原因之所在。奥利瓦里对英国利兹市民的身份认同被利兹警方视为精神病患者的一派胡言。面对朋友的告诫，奥利瓦里的回答是：“我来自英国殖民地，所以我是英国人。为什么他们管我叫‘黑鬼’？”（191页）由此可见，支撑奥利瓦里移民英国的力量，除经济因素外，更重要是源自他将英国视为“母亲国”而将自身视为“大英帝国”子民的身份认同。
抓捕有色人种的过程中奥利瓦里不幸被捕入狱，此后奥利瓦里又因对利兹警官种族歧视言行反唇相讥而被多次关入利兹城中的阿姆利监狱（Armley jail），并被送往西莱德贫民疯人院（The West Riding Pauper Lunatic Asylum）。菲利普斯笔下的警察局、监狱和疯人院恰如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描述的惩戒机构，这些机构“秘密构建出一套控制体系，其工作原理就像监视他人行为的显微镜”[24]；除了传统的监视功能之外，以精神病院为例福柯指出这些机构还具有“改变个人”（transform individuals）甚至置人于死地的邪恶力量。
《北方的灯光》中，菲利普斯深入剖析了利兹警官为满足个人种族歧视快感，打着“维持公共秩序”的旗号把奥利瓦里从正常人逼成疯子，并最终将奥利瓦里毒打致死、抛尸利兹河的犯罪过程。利兹警官希望借助警局、监狱和精神病院对反抗种族歧视的奥利瓦里加以惩戒，迫使其认同英国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尊卑、贵贱的种族伦理关系。西莱德贫民疯人院偏信警官基钦和埃勒克做出的奥利瓦里患有精神病的非专业判断，在未对奥利瓦里的精神状况进行有关医学检查的情况下对奥利瓦里实施了包括电击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在内的一系列精神病治疗手段，“治疗”时间竟然长达8年。
菲利普斯的伦理叙事并非仅限于第三人称的事实陈述，还表现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旁白插话。第一人称叙事者仿佛道德法庭上的原告律师，而叙事方式的切换旨在激起读者陪审团对这一体系化种族迫害事件深层次的伦理道德反思。
（我的朋友，1953年至1961年间你在这个精神病院里，做些什么？他们是如何待你的？有没有像你一样的其他人？）主建筑像一个巨大体面的家。上面有一个钟楼，无情地提醒着你在这里时间对你来说不再重要。你的时间已被剥夺。再见，时间。（他么是如何待你的？有没有像你一样的其他人？）……（戴维，你跳舞了吗？还是他们只给你吃镇定药让你屈服？）（193页）
致疯后的奥利瓦里成为失去语言表达能力、反抗与自卫能力的街头流浪汉，只能默默忍受警官基钦和埃勒克的频繁施暴，并最终被二人毒打致死。
奥利瓦里谋杀案法庭审判中为了减轻对警官基钦和埃勒克的判刑，辩护律师所提供的利兹警方、精神病院医生等政府专业机构人士的证词刻意将奥利瓦里描述为：非法移民、智障、臆想症者、暴徒等。尽管法庭获得了利兹警方逮捕、监禁奥利瓦里的详细记录和警官基钦和埃勒克对奥利瓦里长期蓄意施暴的供词，但终因关键证据不足，如：奥利瓦里在精神病院的病例不翼而飞、缺乏目击证人，法庭对杀人凶手重罪轻判。
通过对法庭成员组成情况的分析，菲利普斯对判决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法官欣奇克利夫先生已是71岁的老者； 23人的陪审团中仅有2名女性和1名有色男性。该审判由白人主导且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色彩而使其审判结果的公正性有待商榷，正如老法官在宣判词中所说：
这是我主持过的审判中最令人难过的一个。毫无疑问，戴维·奥利瓦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的肮脏、暴力和重复犯罪令文明社会感到震惊。他是那类你在大街上避犹不及的人。然而法律却赋予他受保护的权力。你们的行事不当给崇高的警察部队带来了耻辱，给那些批评警察的人提供了口实。希望你们服刑期间能对此前的所作所为加以反思。（109页）
欣奇克利夫法官的言外之意是：虽宣判警官基钦和埃勒克有罪但二人的种族歧视与种族暴力行为无可厚非；“肮脏、暴力和重复犯罪”的奥利瓦里被视为城市“垃圾”理应被“清扫”出利兹城。在此，欣奇克利夫法官挑战并否定了保护奥利瓦里人身安全的英国法律，在他看来这条法律不该适用于有色人种。欣奇克利夫法官认为警官基钦和埃勒克的过错不在清除奥利瓦里，而在于以杀人的极端方式使奥利瓦里在利兹城消失；与杀人罪相比，给利兹警察部队抹黑才是警官基钦和埃勒克真正的罪责。换言之，在欣奇克利夫法官眼中基钦和埃勒克从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利兹警官的职责，而问题仅出在“清扫”手段的使用不当上。
菲利普斯在其作品内部的道德法庭上所提供的证词还包括对利兹城内阶级压迫史的阐述：
1836年利兹城建立、加强警察部队的目的是为了专门应对工人阶层日益不满的抗议...1847年新建立的阿姆利监狱旨在关押流浪汉和不受欢迎的人，随着城市的快速增长，富有的市民很快就认识到加强对下层阶级监视的重要性。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让他们占上风。（198-199页）
通过此番插叙，菲利普斯意在说明：早在奥利瓦里谋杀案之前利兹警方已有此类犯罪前科。如今历史重演，只不过利兹警方的执法对象不再是英国工人阶级，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有色移民；有色移民已成为后殖民时期英国社会转嫁内部阶级矛盾的替罪羊，在“我尊你卑”的伦理关系规约下有色移民将代替英国工人阶级成为遭受歧视、压迫和“不占上风”的下等公民。
《外国人》中的叙述者常以事件调查人的身份出现，随着叙事进程的延拓叙述者逐渐由貌似中立、客观的调查人转变成故事中黑人受害者的控诉律师。菲利普斯旨在以此种方式建立一个文本自治的伦理道德法庭。其中叙述者/控诉律师将开展一系列“伦理问询”[25]，旨在揭露真实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着的鲜为人知或避而不谈的丑陋现实。菲利普斯将读者（或隐含读者）设定为伦理道德法庭上的陪审团或法官，在召唤读者伦理价值判断的同时，集中控诉了英国社会中白人与黑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畸形种族伦理关系所引发的种族歧视与迫害。
恰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系教授罗丝玛丽·乔治（Rosemary George）所写：“‘家园’一词内含一系列具有包容性与排他性特征的模式。家园是确立差异的一种方式”[26]，《外国人》中，菲利普斯意在指出：就特平而言英国“家园”对他所展示出的包容性的前提是特平所具有的伦理商品的价值，英国“家园”对特平与奥利瓦里排他性源自二者卑贱的黑人身份，两者因此成为有家难回的“外国人”。菲利普斯以滞后半个多世纪的“新闻报道者”身份重新梳理、审视了20世纪50、60年代英国社会中的典型种族歧视与种族迫害事件，试图以此警醒英国民众和纠正深藏于英国社会中的种族伦理意识。在阐释并谴责英国狭隘的种族部落意识之危害性的同时，菲利普斯希望英国终有一日能成为生活其中以黑人为代表的有色公民名符其实的家园。
注释
[1] Doris Lessing, Going Home (London: Panther, 1968), p. 50.
[2] Charles W. Mills, The Racial Contrac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0.
[3]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ical_consumerism
[4] Markus Giesler & Ela Veresiu, “Creating the Responsible Consumer: Moralistic Governance Regimes and Consumer Subjectivit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1 (October 2014), 840-857: 840.
[5] Clive Barnett, Nick Clarke, Paul Cloke and Alice Malpass, “The political ethics of consumerism”, Consumer Policy Review, 2005, 15 (2), pp. 45,–51, p. 45.
[6] Caryl Phillips, Foreigners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07), p. 63. （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7]菲利普斯此番论断基于对雷•罗宾逊战绩的考察之上：“截至1951年[与特平比赛之前]，30岁的雷•罗宾逊参加过133场职业拳击比赛，只输给过杰克·莫塔（Jack La Motta）；在此后的复赛中雷•罗宾逊击败杰克·莫塔。…他[雷•罗宾逊]的名气如此之大，前几天1951年6月25日，他还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菲利普斯的言外之意是：刚获得英国冠军称号的年仅23岁的特平显然与经验丰富、实力超群的雷•罗宾逊不可同日而语；从竞技水平与职业发展的角度出发，特平尚不具备与罗宾逊同台竞技的资质，这场实力差别悬殊的比赛将很有可能给特平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甚至终结其职业生涯。参见：Caryl Phillips, Foreigners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07), p. 66.
[8] Simon Featherstone, Englishness: Twentieth-Centur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Forming of English Ident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 121.
[9] Gordon T. Stewart, “Tenzing’s Two Wrist-Watches: The Conquest of Everest and Late Imperial Culture in Britain 1921-1953.” Past & Present No. 149 (Nov., 1995), pp. 170-197, p. 170.
[10] 南密苏里州立大学（Missouri Southern State University）克利夫·托利弗（Cliff Toliver）教授在书评中写道：贝叶斯（Peter L. Bayers）在其专著中阐释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登山探险活动在强化国家形象和帝国意识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参见：Cliff Toliver, “Review of Imperial Ascent: Mountaineering, Masculinity, and Empire”, Rocky Mountain Review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58, No. 2 (2004), pp. 97-100, p. 98.
[11]转自：Lawrence Driscoll, Evading Clas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2.
[12]美国圣莫尼卡学院（Santa Monica College）的劳伦斯·德里斯科尔（Lawrence Driscoll）教授将卡里尔•菲利普斯和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归类为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工人阶级作家（working-class author）。参见：Lawrence Driscoll, Evading Clas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4.
[13]20世纪50年代，英国拳坛种族歧视的限制才被消除。参见：Caryl Phillips, Foreigners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07), p. 78.
[14] 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London: Penguin, 2001), p. 519.
[15] Evan Smith and Marinella Marmo, Race, Gender and the Body in British Immigration Control: Subject to Examination (Melbourne: Palgrave Macmillan M.U.A, 2014), pp. 45-46.
[16] Ann Blake, Leela Gandhi and Sue Thomas, England through Colonial Eyes in Twentieth Century Fiction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3.
[17]20世纪50年代，涌入英国的移民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东非和亚洲——这些移民与本地人最大的差别是他们的肤色。参见：K. Sillitoe and P. H. White, “Ethnic Group and the British Census: The Search for a Ques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Vol. 155, No. 1 (1992), pp. 141-163, p. 141.
[18]殖民伦理可被归纳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他者”之间高低贵贱、主动与被动的主仆式或家长制伦理关系。参见：徐彬、汪海洪：《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殖民伦理的后殖民重写》，载《山东外语教学》2015年第5期，70页。
[19]1968年4月20日，鲍威尔就移民问题在伯明翰作了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血河”演讲（the Rivers of Blood speech）。批评家们指出这是鲍威尔一系列极具煽动性的演讲中的一场，虽然攻击了来自肯尼亚和亚洲的移民，但是该演讲却成为种族歧视运动的导火索；“血河”演讲引发了英国白人工人阶级对移民的恐惧与歧视。参见：Brian MacArthur ed., The Penguin Book of Twentieth-Century Speeches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0), p. 383.
[20] Enoch Powell, ‘I seem to see “the River Tiber foaming with much blood”. ’ The Penguin Book of Twentieth-Century Speeches. Ed. Brian MacArthur,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0), pp. 383-392, p. 384.
[21] Bill Schwarz, The White Man’s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8.
[22] Kester Aspden, The Hounding of David Oluwale. Adapted for the stage by Oladipo Agboluaje. (London: Oberon Books Ltd, 2009), p. 30.
[23]从1948年至1962年，英国殖民地公民与英国本土公民从法律层面上讲没有区分。参见：Randall Hansen,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in Post-War Britain: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a Multicultural Nation (Oxfor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
[24]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1), p. 173.
[25]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功能而言，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曾撰文指出：伦理批评与文学密切相关；有责任心的批评者可使其变为一种理性问询。有责任心的读者在阅读内涵丰富的故事时会主动探讨这些故事中所蕴含的伦理价值的问题，读者们的阅读结果因此可被贴上“知识”的标签；通过“伦理问询”（ethical enquiry）可以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知识。参见：Wayne C. Booth, “Why Ethical Criticism Can Never Be Simple.” Mapping the Ethical Turn. Ed. Todd F. Davis and Kenneth Womack.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1), p. 16。实际上，回归“历史的伦理现场，…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是对文学作品进行伦理问询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载《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19页。
[26] Rosemary George,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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