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概念的历史考察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概念的历史考察
刘建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过程中，比较频繁地使用了“信仰”概念。在不同时期和特定语境下，这一概念有不同含义和用法。大体说来主要有一般与特殊两类用法。当其在一般性含义上使用时，是一个综合性抽象概念，并无特定所指。多数情况下则是在特殊意义上具体地使用这一概念，有时指宗教信仰，有时指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威信，有时指社会政治信仰。这一多义性概念经过长期演化，逐步淘汰了社会威信意义上的用法，淡化了宗教信奉意义上的用法，增强了其理性理论的特征，而越来越集中于指称科学的信仰即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概念；历史考察
一、一般意义上的
“信仰”概念
所谓在一般性含义上使用“信仰”概念，就是把“信仰”作为一个一般性概念，抽象地、笼统地谈论信仰而并无特定所指。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仰”带有一定的哲学含义，并为持有不同信奉的人都共同接受和使用。
毛泽东曾多次在一般性含义上使用“信仰”概念。他在早年阅读德国学者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写下的批语中，就谈论了“知识”“信仰”与“行为”的关系，强调“教可无，而信不可少”。这里的“信仰”无疑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概念。1936年9月，毛泽东致信蔡元培谈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民族国家存亡”问题时说：“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1]443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号召“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2]901940年2月，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强调：“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3]723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4]1070在这里“信仰”包括又不限于宗教信仰，而具有普遍性。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一般意义上谈到过“信仰”。周恩来明确地在一般性含义上使用“信仰”概念，指出：“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5]267还说，宗教属于“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5]267这些表述本身十分重要，为我们形成一种更加概括的“信仰”概念提供了依据。“思想信仰”是党的文献中时有出现的提法，甚至在党和国家有关宗教的文件中也会出现。这个概念凸显的是信仰现象的宽泛性，可以说就是一个广义的“信仰”概念。尽管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一般性“信仰”概念并不多见，但在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中却得到大量使用和理论阐发。特别是由于信仰研究在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一般意义上的“信仰”概念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并得到了理论阐释。
二、宗教信奉意义上的
“信仰”概念
宗教信仰是人类信仰的重要形式，是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信仰形态。正因为如此，“信仰”一词在许多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的语言中，多数情况下特指宗教信仰。由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也有宗教信仰及其影响，特别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信仰”概念传入中国并得以流行，因而尽管近现代中国人使用的“信仰”概念较为泛化，但也始终保有一种用法是特指宗教信奉或鬼神信仰的。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中也有其反映，特别是在谈到党的宗教政策时得到集中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宗教信奉意义上的“信仰”一词是受限定的，一是限定于宗教工作领域，二是限定于“宗教信仰”这一概念。因此，尽管这种含义的“信仰”有时也单独出现，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包含于“宗教信仰”这一概念中。
1941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2]337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对于少数民族，“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4]1084 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谈话中说：“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6]41959年5月，毛泽东在《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中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7]56 刘少奇认为，“我们一方面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另一方面惩办那些形式上披着宗教外衣而实际上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叛国分子”。因为“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保障反革命活动自由，是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8]161
周恩来也多次使用“宗教信仰”和“信仰宗教”的说法。他在亚非会议上说：“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5]155 “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在中国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5]270他还谈到：“一个民族不一定都信仰一种宗教。有很多民族是信仰多种宗教的，也有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5]270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奉含义上的“信仰”概念依然存在，并没有改变。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多次召开宗教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们在此语境下使用“信仰”或“宗教信仰”的概念。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和话语表达，而且党的宗教理论和政策更加系统化，形成规范性文件。比如1982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该文件中共出现“信仰”一词33次，总的来说，“宗教信仰”是在中国通用的概念，党的领导人讲话和国家规范性文件中，都规范性地使用“宗教信仰”这一概念。
三、社会威信意义上的
“信仰”概念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概念用法中，“信仰”曾长期用来指“威信”“威望”。有时指组织的威信，有时指个人的威信。这种用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十分普遍，在党的领导人对“信仰”概念的使用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这种“信仰”用法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应该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体现了中国人的信仰特点和对信仰现象的独特认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变化，“信仰”一词的这种用法就消失了，而直接代之以“威信”“威望”这样更加准确的词汇。
（一）关于组织的威信
第一，对红军的信仰。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谈到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仰。他说：“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1]101
第二，对共产党及其组织机关的信仰。这样的用法在共产党人话语中出现最多，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对于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问题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道：“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3]612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加概括性地提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3]674
周恩来谈到防止破坏党员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托洛茨基反对派抛开原则，专门利用些小的问题小的纠纷，进行非事实的毁谤与有意的造谣污蔑，企图用这些卑劣无耻的手段以破坏同志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9]47他还论述了政治机关的威信问题，认为政治工作机关“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的领导下而坚决奋斗。”[9]100
陈云多次在此含义上使用“信仰”一词。他说：“党的影响越是扩大，党的威信越是提高，则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对于我们党员的要求越多越严。因为是共产党员，是群众所信仰的先进队伍中的一分子，群众就有特别的要求。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10]141他还说：“群众有许多实际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群众会更加信仰我们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越来越高。”[10]172他还谈到，我们党“开办了有益于民众的学校，取得了民众的信仰。”[10]210还说：“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正迅速增加，苏联在全世界人民中的信仰正迅速高涨。”[11]272
第三，对民主政府的信仰。毛泽东强调在革命根据地要树立人民政府机构的威信，指出：“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1]114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1]298刘少奇谈到根据地民主政府时说：“这种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并争取胜利。……这种政府如果能够最好地完成上述任务，就能取得群众最高的信仰，发动群众以最高的积极性去参加战争中的一切工作。”[12]89
第四，对群众组织的信仰。刘少奇谈到过工会和工会中的党员要取得工人们的“信仰”。他要求共产党员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要努力“取得工人们对工会和对自己的信仰。只有使工会和工会中的共产党员与先进分子取得了工人群众的日益高涨的信仰，并团结了日益广大的工人在自己的周围和领导之下，工会才能成为共产党先锋队与工人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8]99周恩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多次谈到群众组织的威信问题，指出：“红军到一地区不要只是找地方党部，应该与地方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开联席会，发生密切联系。……提高群众对于自己组织的信仰与效能。”[9]36还提出：“要提高对农会的信仰，一切问题都拿到农会去解决，做成转变为苏维埃的基础。例如一切政治布告要等与农会共同联名发出，增加群众组织的威信，使群众相信自己的政权的力量。”[9]36还要求政治工作机关“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的领导下而坚决奋斗。”[9]100陈云也谈到党和工会要取得工人的信仰：“党和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指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10]11
（二）关于个人的威信
这里所说的个人，既包含领袖人物，也包括普通个人，而且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普通个人，比如干部、工作人员或群众领袖。只要他们在周围人群中具有威信或威望，那么就可以说他们得到了人们的“信仰”。比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引用一位湖南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3]441当然，在党的文献中大量出现的，往往是组织中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刘少奇多次谈到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威信，并使用“信仰”一词。他说：“各地方的领导干部还要特别注意那些中心支部，中心的群众团体和有能力、有信仰、有发展前途的个别同志，给他们以更多帮助和训练，爱护与提拔他们。”[12]44这里的“有信仰”其实指的是在群众中有威信。在同样的意思上，他还多次谈到“取得群众最高的信仰”[12]89并要求“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12]103以及“不致因为某种变动与挫折而动摇群众对我们的信仰。”[12]228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写道：“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12]103
邓小平也谈到过对普通群众领袖的信仰。他说：“政府人员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13]75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谈到对藏族群众进行平叛教育的时候提出：“为了使这一工作做得更有效，还可动员藏族人民中有信仰的人物多做宣传工作。”[14]293
陈云较多地在此含义上使用了信仰概念。他说：“要保证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或支部干事）必须是政治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有工作能力并为大家所信仰的党员。”[10]147还说：“支部的任务，就在领导民众来管理政权，领导群众参加选举，选出群众自己信仰的领袖到乡政府的领导机关。”[10]152他认为，新干部也能得到群众的信仰：“他们吃苦精神并不下于边区老干部，能与老干部团结，能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可以取得很好的信仰。”[10]257他在谈到发展党员时说：“南方长处在于能够从建党与群运过程中培养出群众有信仰与独立工作之干部。”[11]110他在谈到党在大后方的秘密工作时，说：“巩固在中上层社会职业中的党员的地位，并使每个党员找到可靠的真正的职业，并且广交朋友，建立无数社会联系，以社会人士的面目去取得周围的信仰，使党在社会中打下牢固的基础。”[10]237
四、社会政治信仰意义上的
“信仰”概念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概念，有时是在社会政治信仰的含义上使用的。这种用法更加符合“信仰”一词的现代含义。
（一）关于对“三民主义”的信仰
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因而国民党人很早就在此含义上使用了“信仰”一词。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有许多历史交集，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有过合作，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也会谈到对“三民主义”的信仰问题，谈到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信仰的态度。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中提到共产党人早期曾“信仰三民主义”。他说：“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1]4911937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信仰的关系时说：“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1]492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论述了“三民主义”在人民中曾得到人民“信仰”而后来又失去人民“信仰”的过程。他指出：“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15]259 1937年9月，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谈到两党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和实行问题。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3]369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提纲《反投降提纲》中提出：“凡国民党员因特务工作或武装向我进攻而被逮捕或俘获时，一般以不杀不降为原则（不降，谓不强迫其写自首书，不强迫其声明放弃自己信仰），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2]2251940年2月，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认为由于在一些国民党人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3]725 总之，不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最初是否一度信仰过“三民主义”，以及后来是否还承认这一点，也不论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认为“三民主义”值得或得到了人们的信仰，都不能取消在此含义上使用“信仰”概念这个事实。
（二）关于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在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时使用“信仰”一词。早在1925年11月，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16]140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谈到有三本书帮助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说：“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6]57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3]523-524新中国成立后，他也说过：“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6]176但他许多情况下是用“相信”。
周恩来明确谈到，“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9]140陈云在延安时曾任中组部部长，多次谈到党员的信仰。他曾谈到，在发展党员时不要惧怕和排斥那些背景复杂的人。他说：“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10]111他还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演讲中说，一个共产党应该有革命觉悟和马克思主义修养，“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10]138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还谈到过一种新情况：有些国民党员要求加入共产党。陈云曾为中央起草文件，专门来解决这一问题。他肯定“在过去的反共分子与中间分子中，也有由于经验和思想的进步，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者。”同时要求“考察那些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是否确实信仰共产主义，及真正要求加入共产党。”[11]345
新中国成立后也有过这样的提法。比如邓小平谈到：“我国的资产阶级、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不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大学教授也不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17]264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还说：“我们是信仰马列主义的。”[18]315 真正在这种含义上的“信仰”概念的凸显和流行，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越来越在正面含义上使用“信仰”概念。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9]63江泽民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20]361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我们的思想政治信仰。”[21]49胡锦涛指出：“不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就不可能建立在科学理解的基础上，因而也不可能是牢固的。”[22]182有些干部之所以腐化堕落，“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了主观世界改造，丧失了共产党人的起码信仰和基本原则 。”[22]388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党的理想信念建设和教育，也更多地在正面含义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含义上使用“信仰”概念。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是在谈论共产党人信仰问题时使用的。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3]15 “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24]78并说“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否则就会出大问题。”[24]90同时，他还在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相信和拥护的含义上使用“信仰”概念，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25]42至此，“信仰”概念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中已经有了明确而特定的用法，并在全社会流行起来。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 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陈云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2]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7]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8]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1]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2] 胡锦涛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2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通过本地邮局订阅。
本刊邮发代码：80-476
2.与编辑部联系订阅。
电话：010-62332831、62334268
（1）邮局汇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思想教育研究》编辑部（收）
邮编：100083
（2）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户名：北京科技大学
账号：0200006209014432650
银行行号：10210000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