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任君：建国总理二三事——李光耀百岁冥诞拾遗
今年是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百岁冥诞，各界人士为纪念这位将一生奉献给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唤回对他的记忆，并通过重温他生前的言行和奋斗历程，反思过去，瞻望未来。
李光耀为新加坡立下了不朽功业，在国际上也曾做出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备受尊崇，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他并非完人，不可能没有过失，他的历史功过，史家将来自有定论，但这不是百岁冥诞纪念的重点。综观这些活动，重点多放在他的政治洞见、高瞻远瞩、务实果断、敢于担当等超凡品质，如何对新加坡的生存发展以至国际社会的沟通合作，发挥不可磨灭的影响，以及如何传承并发扬他的政治和精神遗产。
他生前的演讲音频及视频片段、对国人语重心长的反复劝导、铿锵有力的“警世恒言”经典名句……不断在活动会场和网络空间回荡，引起不少反响，让人怀念不已，抚今思昔。
由于曾经和李光耀有过交集，我也受邀参与其中一些活动，包括《联合早报》为纪念他的百岁冥诞而做的播客访谈、在早报为纪念本身百年大庆而做的口述历史中回忆他与早报的互动、在《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这本为纪念他而出版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座谈等。
为纪念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百岁冥诞，新加坡智慧文创出版新书《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
这些我直接参与的活动，以及我以观众身份出席的其他活动，让我有机会回顾与他的交流，唤回一些记忆片段。这些片鳞半爪的回忆点滴，与这几个月来关于他的铺天盖地的宏观叙事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或许还有一点“拾遗补漏”的价值，可能有助于增加对他的了解。且摘选三两件，与读者分享。
“阿裕尼选民有五年的时间忏悔”背后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8月31日出版了总结其政治经历和人生感悟的《凝思集》第三辑，书中提到2011年大选期间，人民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面对工人党的严重挑战，李光耀发出（若行动党败选）“阿裕尼选民有五年的时间忏悔”的警告。他说，李资政的这番言论激怒了阿裕尼原已不满的选民，对选情造成了冲击。他披露，李光耀在竞选期间曾发电邮向他道歉，并说会发表声明，但声明最后没有发出来，他对此感到失望。
杨荣文的这番话，让我想起12年前的一件事。
那年的大选在4月27日提名，5月7日投票，提名之后激烈的选战立刻开打。阿裕尼集选区更是短兵相接，刘程强领导的工人党队伍来势汹汹、攻势凌厉，杨荣文领导的行动党团队虽处于下风，也不甘示弱，大力反击，形势非常紧张，媒体当然也紧跟报道。
在建国总理李光耀庆祝90岁生日之前，前外交部长杨荣文与夫人到李光耀的办公室向他祝贺。
大选期间，报馆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高级编辑也无法周休。我只能在5月1日那个星期天下午“偷得浮生半日闲”，抓紧时间跑到不久前刚开放的淡滨尼生态园去健行。正沿着湿地旁的小径前行时，手机响了起来，竟然是李资政通过手下打来的电话。他平日很少打电话给我，在星期天的荒郊野外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错愕不已。电话一接通，他劈头就问：“杨荣文发表了那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报纸没有刊登？”原来是问这个！这样的问题让我更感意外，我定了神，理直气壮回答：“早报有登啊！”“那《海峡时报》呢，为什么没有？”我回应：“我记得他们也有登的。”“是吗？”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显然发觉是自己看漏了，但紧接着又语带微愠地问道：“为什么英文报的年轻记者总是支持反对党？”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不想搭腔，只能静静听他“抱怨”，不久电话就收线了。
当晚我回到报馆，翻阅过去几天的中英文报章，都有报道杨荣文的谈话，5月1日那天的早报还刊登在封面版，而且是两则新闻并排，主文的标题是“杨荣文：选战无关我和刘程强，而是20万居民生活和前途”，副文的标题是“杨荣文：利用阿裕尼作跳板，工人党想倾全力夺权”。相信这就是李资政所指的那篇杨荣文的“重要讲话”。
这么显著的报道，李资政竟然会“视而不见”，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猜想是因为刘程强在提名日出其不意走出后港，破釜沉舟攻打阿裕尼，又祭出一个“皇牌”新人陈硕茂，已经先声夺人，抢到了宣传先机，发挥了轰动性的新闻效应，因此抢占了媒体大量空间。这可能给了李资政先入为主的印象，觉得报章给予工人党太多宣传，冷落了杨荣文，而为他打抱不平。
这也反映了他对行动党势将失去阿裕尼集选区、损失杨荣文等几员大将的局面忧心忡忡。
今天回忆起12年前的这通电话，犹声声在耳，还能感受到李光耀对杨荣文的关心。
陪部长读书
1991年的大选，行动党一口气输掉四个议席，是独立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除了保住当时反对党唯一议席的詹时中之外，另三位首次当选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蒋才正和林孝谆都被认为是较“草根性”的人物，前两者还是南洋大学毕业生。记得当时看到的一项选后分析认为，大选结果反映了华社的不满，因为政府“长时期漠视华社的感受”。
刚在一年前卸下总理职务的李资政因此认为，年轻部长必须加强与华社的接触，建立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必须多注意华文报，从中听取华社的心声，掌握华社脉搏。他要他们与华文报的高级编辑定期见面，讨论时事课题，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必须全程用华语。
2011年11月21日晚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在新达新加坡宴会厅举办了一场感谢宴，向多年来对国家、华社作出重大贡献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和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表示感激
具体的做法，是由吴作栋总理的政治秘书陈原生安排饭局，每次邀约几位年轻部长和几位华文报高级编辑，到总统府共进午餐，一面吃饭一面用华语交谈。饭局都安排在星期六，李资政和吴总理都会列席，部长则轮流上阵，每次三四位，包括李玉全、杨荣文、李文献、马宝山、林文兴、林勋强等，有一次连胡赐道和简丽中也出席了。
这些部长我们经常接触，全用英语沟通，现在却突然改为“华语对白”，大家都觉得很不自然，感觉很别扭。部长们不习惯用华语讨论时政问题，往往力不从心，无法从容应对，因此常常出现冷场。
我们戏称这是在“陪部长读书”，周末加班，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吧？还好只是三几个月一次，到1992年年中就结束了。
“肯定会有人头落地！”
1990年8月，李光耀发表了总理任内最后一次国庆群众大会演讲。在华语演讲部分，他不无感慨地说，假如可以回到1965年、重新来过，他一定会保留华文小学，让华族学生以学习华文为主，英文为第二语文，打好华文基础，同时灌输传统价值。小六后再用一年的时间强化英文，过渡到英文中学。
2007年的国庆典礼上。
回头路当然是不可能走了，25年的宝贵光阴已经流失，狂澜再也挽不回，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犹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他不断重提华文水准问题，到了晚年更对年轻一代缺乏中英双语双文化的能力忧心忡忡，不断推动母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他认为政府过去的双语政策走错了方向，因为错误地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他一再强调每个人只能真正掌握好一种主要语文（master language），对母语程度的要求不可能太高，但却又必须维持起码的水平，因此必须改革教学方式，以富有创意的教学法维持学生对华文的兴趣。
他不断公开重复这类言论，但他的论调并不被一部分学者和华文教育工作者认同。他们认为双语政策的确“走错了方向”，但那个“错误的方向”却和李资政所指的正好相反——不应该一再强调“华文难学”“一般学生无法掌握好中英两种语文”，而不断降低要求，以迎合讲英语学生的心理，只希望他们肯继续学华文。
2009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年轻学者王昌伟，就写了一篇题为《我国华文教育失败的症结》的文章，投到早报，毫不含糊地批评李资政对双语政策和华文教学的一些观点，直言不讳。
文中有些话是相当不客气的，例如其中一段就这么写：“李资政经常以他学习华文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那我也想谈谈自己学习双语的经历。我的华文程度和李资政的英文程度一样，都达到母语（native language）的水平，但我相信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比李资政的华文程度高。虽然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的英文还存在瑕疵，但在日常的沟通之外，我还能用英语授课，能用英语发表演讲和与西方学者讨论高深的学问，也能用英文出版学术专著。”
接着，他说“这绝不是因为我比李资政聪明”，而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华校生被残酷的现实所逼，为了在教育体制下生存，不得不学好英文，过程是艰难痛苦的，但现在当学生学华文遇到困难时，政府却一直要为他们“着想”，一再降低要求，而且是一步步退让。
他认为“这正是我们的语文政策的最大错误”。
这可不是一般批评政府政策或施政方式的文章，而是直接批评李资政的，因此交到总编室，要我定夺。
我仔细阅读了两遍，觉得这位年轻人用这种语气批评李资政确是有点唐突，但他的论点扎实，有理有据，思辨缜密，文笔锐利但还不失庄重，也没有诉诸情绪或人身攻击。这么一篇掷地有声的好文章，为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的双语政策讨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有助提高讨论的格局，不刊登实在说不过去。
既然王昌伟都敢写了，早报怎么可以不登呢？于是拍板放行。
不出所料，文章一见报，马上引起热烈的反应，报馆内外议论纷纷：早报怎么敢登这样的文章？更有人断然预言：肯定会有人头落地！那一天，很多人都在为早报和作者捏冷汗。
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批评
基于过往经验，这样的反应并不出奇。
李资政对这篇文章当然不会没有反应。他的确感到很不悦。他向报馆和大学的领导层表达了不悦，而两边的管理层也分别向当事人传达了他的不悦。
但也只是“传达”而已，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几天下来，两边都没有人头落地，颇让那些等着看戏的人失望。不只是几天，接下来的日子当事人都安然无恙，王昌伟日后还步步高升，升任教授，还当了系主任。
李光耀总理于1989年12月26日在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开幕礼上演讲。
可见李光耀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怕”，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批评的。也许是时代不同了，那个与华文教育势力及华文报关系恶劣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本人也比以前“温和”多了。
更重要的是，也许当局觉得那篇文章是一种“诚实的批评”，因此他的反应也恰如其分，不少也不多。
事隔多年，我和昌伟提起这件事时调侃他：“现在李资政走了，你少了一个批评的对象，会不会感到若有所失？”两人相视淡然一笑。
李光耀离开我们已经八年，感到若有所失的岂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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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任君（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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