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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红头巾被扭曲,新加坡人缺少文化自信吗?

联合早报 新加坡鱼尾文
2024-12-17


最近牛车水又火了,正确来说是牛车水的一幅壁画火了。沉寂在国人记忆深处的红头巾,因一个西方画家的恣意发挥而被唤醒。事件也正如她们头上的红巾般,醒目地在历史本位主义和自由创意的两级化阵营之间拉扯和发酵,比壁画本身更精彩。


作者认为,无论外人再怎么“扭曲”人物的形象,红头巾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依然坚定不移。(唐家鸿摄)


壁画在297号桥南路的受保留店屋外,画中的红头巾年轻貌美,皮肤白皙。根据美国画家肖恩·邓斯顿(Sean Dunston)的意思,他要展示的是在休憩状态下吸烟的红头巾。壁画引起热烈讨论,针对它的去留最后有了定案,市区重建局允许屋主保留壁画,无须更改,仅罚屋主2000元销案。


本周一约朋友到牛车水吃饭,无意中发现壁画就在眼前。那一刻视觉冲击还是蛮大的,不是反感,而是一种历史错位的荒谬和无奈。壁画本身是无辜的,我不懂画,即使不懂,我也真的不能说它难看或有损市容。其实它的色调也协调,甚至很大气,画中的女郎气定神闲。我无法从中联想到一些极端评论中提及的妓女和风尘女郎的说法,因为画中女郎只是红头巾的借尸还魂而已,貌似不足挂齿,其实大有文章。


核心的问题就出在红头巾的历史角色和形象,虽然沉淀在一些国人记忆的一角,但它依然有迹可循;一个外国人的任意发挥和诠释,如果不是出现在公共空间,绝不会那么快就踩到舆论的地雷。


画家在挑战国人能够接受的尺度之余,也挑战艺术空间和历史人物被异化的尺度和底线。我丝毫不惊讶在国民历史教育越来越苍白的情况下,年轻一代国人第一次看到的红头巾就是这副模样。如果他们因媒体舆论而引起对历史人物或对牛车水的兴趣,继续深挖相关历史,这样的画作引起话题性也算功德无量。


然而要正视的是我们是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惯性淡漠和边缘化对待,无意中让渡了我们自己的话语和诠释主权?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历史知识储备,国人对建国历史中应该被重视的人物、机构和事件了然于心,或至少有一定认知,我们根本无须因一个外国画家的艺术创作和再诠释而忧心。


外人再怎么“扭曲”人物的形象,红头巾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依然坚定不移;而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信心,也渐渐失去这样的自信,才会连带强烈感受牛车水被消费了一把,连牛车水的历史人物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就好像牛车水有越来越多非原居民开设餐馆和商店进驻,原来的面貌早已改变。这本来是激烈商业竞争环境下的常态,适者生存,俨然是理性的商业和族群换血。当然我们可以不计代价,只求牛车水依然热闹,资本继续进驻,人潮不绝,牛车水依然具有吸引力,旅游资本依然丰裕,轻易达到目标。


只是从流失本土特色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允许这样的趋势持续发展,还是鼓励更多本土商家站稳脚步,呈现更多面和丰富的牛车水?终究我们得自问:我们要的是一个怎样的牛车水?或者延伸来说,我们要根植国人心中的红头巾是怎样的形象?


不管是影视作品、艺术创作,我们是做了,但是还远远不够,当然痛恨外人来踩一脚,来画一笔。事实上,红头巾抽烟是当年劳动女性的真实写照。红头巾被国民历史记上一笔已经谢天谢地,还有多少微小的人物,早已掩埋在历史的暗流和冷感中,鲜少提及。


我外祖母年轻时当过“黑头巾”,俗称“廊西”。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们是一群清洗靠岸船舱的广东籍妇女,一般上了船就待上几天才能回家。外祖父因工受伤失去工作能力,外祖母当黑头巾养大六个孩子。母亲说她从小目送外祖母出门工作,总是哭着盼望满身油渍污垢的母亲平安回家。我记得外祖母爱抽卷烟,头上梳着长长但稀疏卷起成发髻的辫子。我们都乐于为她卷烟再装满整个烟盒,听她在四邑话和广东话之间无缝切换。作为劳动女性,她老来依然行动利索,语言极为丰富多彩。


话说回来,美式红头巾事件还折射另一种可能性。由于是次罚款极低,未来有艺术家再敢挑战底线,罔顾历史,代价还是很低的,借此名气还可能一飞冲天。这才是最大的荒谬之处。


对于“历史本位主义者”如年过八旬的收藏家陈来华,只能力挽狂澜以“还红头巾的本色和尊严”,靠个人力量向会馆商谈举办红头巾展览,以200多件真实反映历史的文献,向红头巾忠诚致敬。


(作者是文字工作者/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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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丽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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