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禚振西：耀州窑考古的巾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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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禚振西先进事迹坚守初心，与耀州窑相伴60载
忠于心，学以致业
1973年春，铜川市灯泡厂在搞基建时挖掘出了大量的陶瓷碎片。铜川文化馆把瓷片装入口袋，背到西安，找专家进行鉴定。在省文管会，专家们看到重见天光的的耀州窑瓷片赞不绝口，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禚先生，让她把这些瓷片按年代分开摆放。12年前，禚先生在资料室工作期间就对青瓷的前世今生有所了解。此时再次看到了富集先人卓越智慧的青瓷文化名片，找到了自己学以致用挖掘研究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文物活起来、让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扬起来的使命所在，可谓是满眼光芒，心情激动，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青瓷碎片排列工作。
早在1953年，在建设北京广安门火车站时出土了一批龙凤纹饰的皇家青瓷，北京考古队难以确定其窑口产品，请来中国陶瓷考古大师和奠基人陈万里、冯先铭做鉴定。专家看后认为，既不是越窑产品，亦不是龙泉窑产品。他们查阅文献发现，耀州窑曾上贡过青瓷。1954年，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三位专家专程赴耀州窑考察。在耀州窑遗址，陈万里捡到了一些瓷片仔细看后认为确实和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青瓷一样。这一重大发现，让耀州窑青瓷横空出世，蜚声国内外。耀州窑青瓷也由此铭记于后学者的心间。
与原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在窑址考察
有心人必做钟情之事。省文管会对灯泡厂出土瓷片的惊人发现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遂决定派禚先生任领队组成3人考古队到铜川黄堡进行实地挖掘研究。这一决定促成禚先生实现了夙愿已久的梦想。
当时，禚先生的爱人也在外地搞文物勘察，自己还要带着一个8岁一个3岁的两孩子，怎么办？为了自己钟爱的耀州窑陶瓷研究事业，她断然决然地将孩子托付给街道李大妈看管。第二天临走前，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小儿子，就到李大妈家去看看。李大妈将她挡在门外说“不能见”，见了孩子就哭着不让你走了，她只好站在房外，隔着窗缝偷偷看。托管孩子的李大伯是工厂的电工，为了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在孩子睡觉的床上安装了一串小灯泡。当禚先生走进窗前时，看到微弱的灯光下，躺在床上一天一夜不吃也不喝的孩子，呆呆的望着屋顶，断断续续地喃喃着“妈··妈··”！此情此景，做妈妈的心都碎了！可为了黄堡那片在地下沉睡千年的耀州窑，她不敢推开门进去抱一下自己的孩子，狠着心、哽咽着跑出院子，流着眼泪头也不回地奔向通向铜川黄堡耀州窑的车站。母亲之爱，家国情怀，天地可鉴！上世纪70年代，从西安去铜川的客车，一天只有一趟火车。7点的火车5点就要起床，中午12点坐到铜川尼古村，走到工人文化宫到文化馆报到，文化馆没有房，禚先生和一名女同志、馆长刘本奇的爱人挤在一张床上，将馆长赶到办公室去凑合，第二天陪考古队几人走到黄堡，去灯泡厂进行发掘。此时的黄堡，村庄良田，一片荒凉。加之“文革”，国家经济困难，灯泡厂是边基建边生产，住宿就是难题。厂里仅能给考古队提供工具室的半间房子，住文化馆来的男同志兼考古办公和堆放出土标本用。省上的两位女同志就挤在女工宿舍。灯泡厂一个女工宿舍三张架子床、住6个人。虽然安排了住宿，但并没有多余的空床，只能睡在三班倒上班空出来的床上。常常是先睡到中班女工的床上，到零点中班回来了，再起来让床，又到后班女工的床上去，就这样轮换不休。那段时间，简直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直到现在没有改掉夜间醒来的的习惯。由于是文革期间经济困难，经费严重不足，这次的发掘工作仅仅雇佣了四个民工，考古队的三个人全部参加发掘劳动。由于经济困难，灯泡厂职工灶伙食差，几乎吃不到青菜，杂粮比细粮多。就是这样的条件，禚先生带领的考古队白天在现场发掘，晚上动手洗瓷片、写发掘日记，直至深夜才去女工宿舍换床睡觉。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发掘成果丰硕，在113平方米遗址中：发现了一列并排3座的宋代窑炉，出土了2万多件(片)瓷片和窑具；首次找到了宋代烧瓷窑炉火膛下的落灰坑和埋在地下的通风道，确定了耀州窑鼎盛时期以煤为燃料的窑炉结构；出土了以釉裹足为特征的五代青瓷，为后来解决耀州窑五代烧瓷提供了线索；出土了唐代的茶叶末釉、白釉绿彩、黑釉剔花填白彩、低温棕彩及宋代的黑釉酱彩等瓷釉新品种，为耀州窑日后的考古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发掘工作结束后，禚先生带着出土“瓷片”向市党政领导汇报，市革委会主任张铁民看到后大惊“铜川的祖先竟能烧出这样好的瓷器！我们也要烧出来！”此次发掘的成果，一方面促成了耀州青瓷复仿烧制的开始，同时为日后大规模考古发掘和研究提出了思路和待解决的问题。文物考古研究事业是神圣而伟大的，需要超人的毅力和艰辛的付出，更需要夙夜坚守的定力和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身为耀州窑考古队的领队，禚先生走在前面，干在前面，用自己的努力践行着考古队长的使命，彰显了一代考古工作者不畏艰辛、知难而上、勇于拼搏、坚守奉献的奋斗精神。
不能忘记，1974年的盛夏。玉华村民在修农田时发现了瓷器和窑具，当地根本没有丝毫文献涉及耀州窑玉华窑场。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文物就是集结令。先生立即带领铜川文化馆工作人员奔赴玉华，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考古发掘。由于发掘遗址区域不明确，发掘工作量浩大。禚先生请求政府协调后，形成了由企业职工、农村劳力、驻铜部队组成的“亦工亦农”学习班式的考古队。这些人员是吃得了苦，出得了力，任劳任怨，但都是考古发掘工作的“白丁”。74年的玉华，交通不便，发展落后，自然环境、生活环境更可想而知。队员分别住在生产队部和农民家中，生活没有水，就要到玉华河去挑水，要去山涧里接泉水；夜间工作没有电灯，就用蜡烛和煤油灯清洗白天挖掘到的标本，记录发掘场景，撰写研究报告。这不算难，难的是一天工作结束后，还要轮流做饭，队员多是下不了厨房的、没有碰过米面油的人，做出的饭，质量确实不高，现在想来依然感到不易，也真难为了那些年轻人！要带好“亦工亦农”这支队伍谈何容易。白天，禚先生要参加高强度的发掘工作，晚上还要给队员讲授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常识。先生深知，这些队员不仅仅是玉华窑的挖掘工作者，更是铜川市各乡镇和建筑部门文物保护工作未来的基础，一定要让铜川的文物考古保护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一定要把队伍带好！不能忘记，1976年，唐山地震，很多地方都在防震减灾，而禚先生的发掘工作依然如火如荼。队员们在生产队的帮助下，搭起简易的三角形窝棚，地上铺一层麦草，两边扎两个草帘，晚上几个人挤在一个窝棚里，棚内潮湿闷热，呼吸都非常困难，只能和衣躺在窝棚里，这样一“窝”就是几个月。在这两年多的日日夜夜，考古队没有用一个民工，“工、农、兵、学、干”人人动手，精准发掘玉华窑遗址460平方米，出土了宋元时期的窑炉5个（其中一个为元代的母子炉）、瓷片和窑具2万多件(片)，找到了耀州窑的一处新窑址，搞清了玉华窑发展史及其与黄堡的耀州窑中心窑场的关系，扩大了耀州窑的范围、规模和内涵。耀州窑玉华窑场的成功发掘，受到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文化文物局拨出专款，铜川成立了玉华文管所，建成了耀州窑的第一个遗址保护厅。从此，千年玉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上了科学化道路，为玉华宫景区后来的开发建设和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百业得以兴盛。1984年夏，黄堡镇村民在漆水河岸打石灰窑时，将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窑宋代窑炉炉基打破了一个角，周围还有唐代黑釉瓷器。省文物局遂组成由禚先生任领队的考古队奔赴黄堡，为了加强领导，第二年又派来了由禚先生的爱人杜葆仁同任队长，开始了两人共同主持长达15年的耀州窑址考古发掘工作。时至夏末秋初，阴雨连绵。禚先生利用雨天，向学员们讲授唐宋窑址和瓷器知识，让学员一片片辨认各时代的耀瓷标本，结合有关耀州窑的文献记载和相关陶瓷考古文章，对大家进行陶瓷考古的培训工作。这一时断时续的考古知识培训，使大家了解了耀州窑和耀瓷，成为后来遗址发掘和室内整理中的主力军。指导耀州窑考古修复
10月下旬，发掘工作全面展开。禚先生带领经过培训的近20名队员和铜川市文管会与博物馆的6名专业人员及上百名窑址附近的民工坚持奋战在发掘现场，放弃节日，昼夜不息，白天发掘，晚上洗瓷片、做探方日记，一干就是一个多月。首战成果辉煌：一是发掘出一处保存较好的宋代晚期的家庭式作坊、窑炉、堆料场和堆煤场，尘封800年的古瓷场家庭作坊，保存的如此完整，在国内尚是首次发现。二是在不同的发掘点上，挖出了宋代早、中、晚各时期的窑炉，搞清了耀州窑鼎盛时期窑炉结构的革新和完善化。三是出土了唐、宋、金、元各时代的大批精美瓷器，发现了珍贵的唐三彩、唐代低温单彩、唐三彩作坊和3个烧制唐三彩的窑炉，使耀州窑成为我国发现的第二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场。其中，发掘出了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窑炉，此举为我国首次考古发现。四是在发掘出的唐三彩作坊中，意外地出土了唐代的绿釉和黑釉琉璃板瓦和筒瓦，以及唐三彩瓦当和建筑构件。这些瓦件的发现，进一步确认了五、六十年代大明宫和兴庆宫遗址出土的绿釉琉璃瓦为唐代制品。由于此次成功发掘，耀州窑遗址的考古工作受到了国内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和集中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受到了国家和省市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的重视。1986年《耀州窑遗址考古研究》成为国家“七五”社科基金资助的国家重点考古项目，由禚振西任项目负责人。1985年经省文物局批准，陕西考古所在遗址区征地3.6亩，建起了铜川考古工作站，由杜葆仁任站长。该考古工作站为我国第一个在瓷窑遗址上建立并长年从事陶瓷考古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铜川考古工作站
考古站的建成，为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力保障。可由于建站经费要从发掘经费中硬挤出来，住宿、办公、整理资料的条件就非常简陋。没有桌椅，大家就支起床板当桌子，堆几块砖头当凳子。没有文物架和修复案子，大家就将瓷片摊在地上，进行拼对和修复。当时水、电都不正常，往往十天半个月都没有水，几乎都是半夜才来电。禚先生就带领大家就地打了一口水窖，将院内的雨水引入窖中使用，就这样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没有电，就点蜡烛，自制煤油灯，往往早晨起来，大家鼻孔都是黑絮絮。时间久了，禚先生发明了一种特有的照明法：点上一支蜡烛，在蜡烛后面放一面镜子，镜面反射回来就成了两支烛光，既明亮又节省，大家戏称为“禚氏照明法”。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禚先生带领考古队写出了多本耀州窑考古报告和研究文章，打开了耀州窑考古发掘的大门。在耀州窑考古站，没水、没电不算难，难的是要为考古报告拍摄照片。没有办法，想办法。禚先生和她的考古队员，只能到午夜时才可以工作，摄影师、协助拍摄和编写器物记录人员就要从午夜工作到天亮。禚先生和她的团队，就是这样将数以万计的文物照片一张张的拍摄出来，拍摄一本报告的照片就是一个月时间，几本报告就是这样拍摄完成的。整夜拍摄的工作人员十分辛苦，偶尔站上还会向他们奖励两个荷包蛋，让他们补补身体。久而久之，“两个荷包蛋”就成为陕西考古界的一段佳话。不能忘记，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考古经费异常困难。极其有限的经费，往往是迟到半年才到账。就是这样，禚先生带领考古队员，白天在窑址上勘探发掘，晚上写发掘日记、清洗当天挖出的瓷片，辛苦而忙碌。没有经费，就欠下队员的工资，大家没有怨言，依然努力工作。有一年，考古站实在揭不开锅了，召集全体队员开会，征求大家意见：是停工放假，还是自力更生想办法？队员们的回答是“自力更生，继续工作”。从禚先生到临时队员，都或多或多少地从家中拿来钱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撑着耀州窑考古发掘工作，尽早整理好发掘出的资料，尽早编出耀州窑的考古报告。这些学员中，大部分仅仅只是临时性的技术人员，永远没有转成正式职工的机会，但他们不计得失，功成不必在我，为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出了了极大的奉献和牺牲，绽放出了那个时代最美的光芒！杜葆仁、禚振西伉俪在耀州窑主持发掘及研究
1984年至1998年，是耀州窑黄堡窑址考古发掘的兴盛期，也是禚先生最难忘最闪光的日子。在这15年中，禚先生夫妇以站为家，一年离开考古站的时间不足一个月，潜心聚力，夜以继日扑在耀州窑的发掘、整理、研究、展示工作之中。也是从那时起，禚先生的两个儿子开始了自理生活，他们自己上学、吃饭、洗衣服。特别是小儿子，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毕业工作，几乎都是自己管自己。没有大人管，只能多学习、多做作业。各门功课，每章节后面的作业题，不论老师布置多少，他们一定是全部都做，他们的寒暑假期也都是在考古站度过。在这里，禚先生的孩子除了学习外，还参加站上的洗瓷片和整理出土文物的工作,从小培养孩子能吃苦、爱劳动、热爱文物、喜爱中国历史文化。原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和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副局长到耀州窑考察时，曾感慨地对当时陪同前来的孙达人副省长说：“文物考古界能常年坚守工地的，别处也有。但像他们夫妇将家放下不顾，两口子都一起坚守工地，我们还没见过。”还开玩笑说道：“你们这个考古站是个夫妻店。”从此“夫妻店”的之名不胫而走。对耀州窑窑址的此次考古发掘，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成果重大。截至1997年，共布探方211个，发掘面积达12982平方米，是二十世纪中我国古瓷窑遗址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也是国内古瓷窑址中出土文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所见遗迹和遗物最能成为完整发展序列的考古发掘，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耀州窑黄堡中心窑场从唐至明800多年的发展史，不仅为耀州窑的研究提出了系统科学的资料，而且对我国古代唐以后上千年来北方瓷器的断代和鉴定提供了重要标准。在此发掘中，首次找到了我国陶瓷考古中有明确地层依据的五代和金代的瓷器产品，出土了数以十多万计的五代和金代的青瓷标本，不仅将耀州窑古代贡瓷的历史由北宋一个朝代，扩展到五代、北宋和金代三个朝代，解决了我国古代最受历朝皇室权贵所青睐的天青釉瓷的起源问题，找出了由五代耀州窑所创烧的一大批天青釉和淡天青釉瓷器的瓷片标本，为当时我国陶瓷考古中的空白区——五代和金代的断代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
由禚先生夫妇主持15年的漫长考古发掘工作，搞清了耀州窑千年名窑的根脉。耀州窑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为“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考古科研项目，获得全国首届田野考古奖，被评为二十世纪全国百项考古重大发现和陕西十大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禚先生因此荣获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禚先生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为耀州窑遗址和耀州窑历代陶瓷器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8年和2004年，终于在耀州窑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分别建起了耀州窑唐宋遗址保护厅和唐三彩窑址保护厅；1994年，位于十里窑场的耀州窑博物馆建成对外开放，如今这里已成为北方青瓷遗址保护、文物陈列展示、耀瓷文化研究的典范，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
传薪火，甘为人梯
文物考古研究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奋斗，需要业内人士、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需要集体智慧的同频闪耀。禚先生在忘我奋斗之际，时刻不忘文物考古工作亟需的考古发掘、修复、绘图、整理、研究人员和文物保护展示宣讲人员及陶瓷工艺的传承者等的培养指导工作。
早在玉华窑、黄堡耀州窑考古发掘期间，禚先生忙里偷闲，利用晚上、下雨天为“亦工亦农”和年轻的省市考古专业人员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保护、文物修复和耀州窑从唐至元各时代器物特征和制作烧成工艺的发展与区别等方面的知识讲授。通过专业知识讲座和实地教学，边学习边实践，一些缺乏文博考古知识的队员很快提高了专业理论和技能水平，较好地开展了各项文博考古工作。禚先生时刻不忘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在考古工作站和耀州窑博物馆，曾多次进行中国古陶瓷和耀瓷的鉴定教学，还担任了国家文物局咸阳培训中心和西北大学、西安交大、陕师大、西安美院等院校的陶瓷鉴定课和十多名国内外的硕士、博士的指导工作。她多年来一直精心指导省考古所和耀州窑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撰写文博研究文章，携手一道撰写考古发掘报报告，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专业论著。昔日的“学子”，已成为铜川文博事业发展的奠基者，有的走上文博工作领导岗位，有的成为文物考古研究专家，其中光省市考古专业人员获得高级职称就有十多人，为铜川文博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十年来，禚先生走出办公室，离开研究所，走进陕西科技大学、铜川陶瓷科研所，走进陈炉陶瓷厂、耀州窑文物复制厂等科研院所、耀瓷生产第一线，授业解惑，指点迷津。如今的禚先生已成为西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深圳大学艺术学院、上海金城文博学院的客座教授，频频受邀到日本、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美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国际和地区讲学传业，为国家和世界培养出了一大批陶瓷科研人才、陶瓷工艺大师、陶瓷创业能手。
为了振兴铜川市陶瓷业的发展，提高当代耀瓷的知名度，在她的宣传、推荐、力主下，铜川市的唐宋陶业公司被评选为“当代十大名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事事要躬行。禚先生为了给国家陶瓷工艺大师写篇文章，不嫌其烦，广泛查阅文献资料，深入实地查看，遍询陈炉、黄堡等制瓷企业，详细了解学生家中瓷坊的发展历程。历经了解，悉知这家制瓷已久，其祖父是民国时期的改良派，曾打破“三行不乱、四户分离”旧制，其家瓷坊还是改革开放后铜川第一家制瓷作坊。文短情长，却饱含了先生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高度负责态度。
2018年夏天，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员王芸博士慕名到耀州窑博物馆，向禚先生请教青瓷文化研究知识，一学就是20多天。回国后，王芸博士撰写了“致敬宋瓷文化的解密人”的实习感言。长篇感言由衷地写道：“感谢禚振西老师为我点明考察方向和悉心指导，并对我诚恳地提出希望，希望我坚持实地考察窑口，学习宋代各窑口独具特色的时代文化性，这一点也是对我学习方法的肯定和指导。耄耋之年，轻松之姿，榜样如炬！”短短数语，饱赞了先生独到的授业方法、高尚的师者风范，架起了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民间桥梁，不啻为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时代佳话。
来源：铜川日报 耀州窑博物馆 黄堡书院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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