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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不能忘记的:自我的诞生

黄堡书院
2024-09-24


张洁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改编同名电影


“自我”的诞生

——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文/黄平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内在自我”的出现

1978年春,老作家骆宾基(1917-1994)在北京突发脑溢血住院,探望的亲友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位骆宾基的忘年交,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工作的张洁女士,契诃夫小说与古典音乐的爱好者。骆宾基在住院前和张洁聊起年初中央音乐学院高考招生的一则新闻,并鼓励张洁试着以此写篇小说。张洁将这篇小说投给了《人民文学》,和绝大多数作家的第一次投稿一样,这篇小说被退稿。然而骆宾基比张洁更坚持,他出院后去小汤山疗养,再一次问起这篇作品,并把题目改定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让张洁转投《北京文艺》试一试 。果然,这篇小说最终发表于《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并大获成功,获得了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获奖的二十五部作品中名列第十一位,居于卢新华的《伤痕》之后,张承志的《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之前。










在笔者讨论过的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物质刺激”成为询唤青年工人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对于日常生活有明显改善,小说中特谓交待,除了不菲的奖金外,配套的幼儿园也拔地而起 。然而,尽管这种管理方式在“时间与数字”的“效率”层面效果显著,但还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合法性支撑。诚如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中对于“管理学”的分析,仅仅依赖物质动机——为了生活而需要工资——并不能带来劳动者的积极参与,而要依赖一种“道德动力” 。

在这个意义上,和《乔厂长上任记》相比,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构成有意味的参照。如果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管理”以“时间与数字”为核心,那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管理”在“效率”的基础上,开始聚焦于如何让沉浸在“内心世界/日常生活”的自我,在这种管理方式中感受到“意义”。

《赤橙黄绿青蓝紫》小说的开场,就鲜明地昭示着过去的管理方式在意义层面的瓦解,同时仅仅依赖“奖金”也无法解决“思想政治”问题。第五钢铁厂的青年工人刘思佳和何顺早上堵在工厂门口卖煎饼,钢厂的党委书记祝同康只能从后门进厂。祝同康面对刘思佳的挑战无能为力,“多年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向是善于知人的祝同康,越来越感到难于适应自己的工作了……职工长了工资,发了奖金,理应能够减轻思想政治工作的负担,谁知反而加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和重量” 。小说反复表现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青年人眼中不过是一套模式化的陈词滥调,不仅无法提供道德的动力,反而成为一种道德的障碍,比如当刘思佳救火归来时: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我们要好好感谢你,要到你们单位去,找你们领导,好好表扬你。”

“我们要给你发奖金!”

“你真是活雷锋,你平时一定也是先进工作者。”

“刚才你是怎么想的?”

…… ……

这些问题一下子把刘思佳打懵了,他沉了一会儿,突然暴怒了:“玩去!玩去!都给我躲开!”

他用手扒开人群冲出去,向前跑了几步又停住脚,回过头来大声说:“你们呀,嘿!咱们倒霉就倒在你们这些人身上了,冲你们这样,以后也不能办好事!”

当思想政治工作丧失了动员能力后——正如《乔厂长上任记》中党委书记石敢只有“半个舌头”——可以凭借的似乎只有“物质刺激”了。小说开场青年工人何顺恶狠狠地表示:“现在谁还管谁!就得靠钱书记做动员,蒋(奖)厂长做报告,不赚白不赚,不捞白不捞,谁挣钱多谁是好样的。” 但是仅仅依赖于“物质刺激”,何顺这群青年工人们只是被动的劳动,行尸走肉一般终日嘻嘻哈哈、吃喝玩乐。而且,对于刘思佳这样不在乎物质回报的青年工人,依靠什么予以询唤?这是党委书记最头疼的问题:

刘思佳真的就是为了多捞几个钱?难道他还会缺钱花吗?谁不知道两年前他就成了钢厂的第一个“七机部长”(家有电视机、录音机、电唱机、照像机、洗衣机、袖珍计算机、电冰箱)……在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对手面前,祝同康显得软弱和无能为力。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篇小说的突破正在于直面旧的管理体制的危机,将“范导者”形象从“政工干部”转移到“青年女性”,意义的来源从“政治”转移到“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中,“范导者”往往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之父。然而,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是刘思佳所在的运输队副队长解净充当着道路的象征,党委书记祝同康不再是指引道路的巨人了,相反,在解净眼中是一个有着“像婴儿的头发”的虚弱的老人,内心犹疑、惶惑,“越来越感到难以适应自己的工作了”。当他面对解净的时候,心头感到“压抑”,“反而不敢看她了”。他省悟到:“他在她的眼里不再是党的化身,也不是父亲式的人物了。”

解净超越于祝同康的地方在于,她正视与理解刘思佳的内心世界,而这是祝同康感到无法了解的。在小说中解净战胜刘思佳的那一刻,正在于解净刺透了刘思佳的内心世界:

刘思佳没有答腔,没有抬头。他里里外外全叫解净看透了。他的自尊心,他的故作镇静和玩世不恭,在解净的眼里全成了笑柄。平时他的那些哥们儿弟兄、酒肉朋友们全都恭维他,服从他,但都不了解他。他在心里也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和没有思想的蠢人是很难真心相处的,包括叶芳在内。她是全厂公认的美人,可就是肤浅得像一杯白开水,毫无味道;像一株塑料花,没有魅力。而现在坐在他身边的这位从哪方面来说都很不起眼的副队长,和他认识最浅,接触最少,两个人又经常闹别扭,却是真正能够了解他,能够看透他的知心朋友,和这样的人才可以痛痛快快地倾吐积愫。但是,他的自尊心妨碍他这样做。他抬起头来,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是他常有的表情。他变得这样驯服,同时又充满着内在的力量。他不敢看解净,可是她的身上又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使他情不自禁地想靠近她。

小说这一段描写非常重要,作为青年工人中的精英,刘思佳是以“内在性”来确证“自我”的存在,是否拥有“内心世界”也即刘思佳所谓的“思想”,成为人与人区分的标志。哥们弟兄没有“思想”,刘思佳因此就“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蠢人”;暗恋刘思佳的叶芳没有“思想”,因此就是肤浅的白开水与毫无魅力的塑料花。与之相反,解净由于“理解”刘思佳的内心世界,获得“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作为改革时代的“管理者”,解净所凭借的,不再是意识层面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潜意识层面的“爱”的唤起。如本文第一节所分析,在新时期起源阶段,“爱”构建了“内在自我”,而渴望“内在自我”的刘思佳——刘思佳所谓的“只想当个地地道道的人”——正是通过解净的“理解”来获得,这种“内在自我”在获得合法性的瞬间迸发出“爱”的欲求:“刘思佳望着她,眼光中怀有炽情和热力,他的全身都在轻轻地颤栗。这感情爆发得太奇特、太强烈了,他无法抗拒,甚至也掌握不住自己的理智了。这个一向冷漠、孤傲的小伙子,两年来一直有意培养对解净厌恶的感情,现在才发现自己是这样强烈的喜欢她,想对她哭,对她笑,对她说出自己心里的全部痛苦。”

“爱”由此成为一种有历史深度的机制:既标识出“自我”的内在性,同时又将“内在自我”引导到外部,重建一种“内”与“外”的关联。笔者想在此着重强调,这种询唤这所以得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内在自我”实现了人与人的区隔。以往的研究者重视刘思佳的“哥们儿义气”,讨论“哥们儿义气”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契机,是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性的集体生活 。笔者以为“哥们儿义气”在刘思佳这里并不存在,刘思佳在何顺他们的群体中是“孤独”的,与何顺、叶芳等人的关系只是虚与委蛇,这种热闹的日常关系在嘲讽与解构“组织的力量”、“集体的力量”之余,更多的是为他的内心世界提供一个保护性的外壳。

“爱”之所以为解净所代表的新的管理者赋予了合法性,在于它允诺并满足了个体化的欲求,而个体精英先天地要求“管理”的完善,个人奋斗、自由竞争这些原则在表面的平等下,实则有利于作为强者的个体精英。在运输队中刘思佳正是专业能力最强的司机,保持着十万公里无事故。解净所代表的新的管理体制完美匹配着刘思佳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线索是,解净完善了刘思佳所提出的管理学,这套管理学的核心是对于个体的有效监管与奖惩。

无疑,这套管理学将重构一种等级制,被这套体制询唤的个体将产生新的分化。有意味的是,小说用几页篇幅交待了刘思佳的成长史,作为沧县乡下长大的孩子,小学四年级来到天津后的少年刘思佳是等级制的受害者,他的衣服被同学们取笑,沧县口音被同学们模仿,“一个父亲在部队当营长的同学”狠狠地踢他。少年刘思佳铭刻着这样的精神创伤,孤僻自卑,一直到成年后还隐隐发作,只要何顺提到“乡下佬”脸色就立即变了。然而刘思佳对于城乡、阶级的不平等没有反思与觉悟,而是报复性地内化了这套歧视性的逻辑:“回到家里拼命向妈妈学习普通话,他厌恶天津话,也觉得自己的沧县话不大顺耳,就想掌握一种更高级、更文明、像广播员说话一样好听的语言。等到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说一口好听的北京话,穿的衣服干净而漂亮,比天津卫的同学更‘洋气’,同学们叫他‘小北京’” 。成年后的刘思佳顺畅地认同了等级制,成为差异结构中的一个“个人”。

对于解净而言,她尽管在表面上厌恶重新成为政工干部(解净在“文革”期间是宣传科副科长),但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了政工干部的使命,而这是落伍于改革时代的党委书记祝同康所无能为力的。她一方面以恢复奖金赢得其他司机的支持,在“物质刺激-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收拢运输队;另一方面有效进入了刘思佳的“内心世界”,正是在解净的认同中刘思佳获得了“内在自我”的确认,刘思佳也藉由对于解净的“爱”成为他所欲成为的内在的人。解净也期待着爱情,但她对于刘思佳感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凄怆”——毕竟,刘思佳被唤起的“爱”是回向自我的,“凄怆”意味着解净感觉到她与刘思佳的“爱情”无法落实于恰当的形式。

这个漫长的“自我”诞生的故事渐渐接近尾声了,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种爱的神话开始,最终走到了爱的虚空。在虚空中“内心世界/日常生活”的自我,被新的管理体制所重新结构。一种有内在感的、以日常生活为界的个人,大量地出现在改革时代。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个“美丽新世界”在缓缓展开。

2016年2月-4月

上海 二三书舍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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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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