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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与质疑：再读《蕉萍》说“山歌”／张翼
和谷（左）与蕉萍
考据与质疑：再读《蕉萍》说“山歌”
张 翼七一举国欢庆，7.2大雨如注，或许是一番迟来的“泪飞顿作倾盆雨”吧。
再读《寻找雷锋的蕉萍》，感到确实内容很值得细品深究。有些已经发表的围绕此事的文章，在细节上很多对不上，原本打算翻过去算了，稀里糊涂地过不也挺好。可是总觉得心里不得劲，“装糊涂”这门生存技艺，很难学。
一、从一则雷锋日记说起
让人民群众特别是作曲家注意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的，是出自《人民日报》这样的大报（书中也提到了）。好在网络发达，很容易能够找到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上刊载的《雷锋日记摘抄》一稿，其中关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原文是这样的：
一九六○年一月十八日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这里很明确的说了雷锋写这则日记的时间，是1960年1月18日，很明确的，是“母亲只生我的身”，“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多年后有文章说，“这一改，就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更适宜于谱曲了”。虽然不懂乐理，可觉得这一说法颇有些道理。这里也明确，有个省略号，而且基本可以肯定是雷锋同志日记“原文如此”，这个其实并不难查证，雷锋日记和部分遗物不是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吗？“托关系”去一页一页查证一番，看看到底笔迹如何，这个功夫总要下的。
从大的原则上，不管是起初叫《雷锋的歌》（1963年4月出刊的《江苏教育》杂志，刊登过一篇题为《教学〈雷锋的歌〉纪要》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九六〇年 ，有一天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首歌（教师朗诵）：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这首歌充分表达了他热爱党、感激党的心情。践耳同志把它谱了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雷锋的歌》 。”），还是之后长期定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感人肺腑的内容，代表的是千百万矿工和亿万劳动人民的心声，特别是像雷锋这样被旧社会欺压得没爹没娘“没亲人”的孩子（连雷锋日记都没有读过，根本不知道在雷锋身上有怎样悲苦残虐的命运遭际，就跳出来找“母亲只生我的身”的毛病，很不厚道），在日记里“写”出这样的一支歌，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不信，我们可以读读雷锋同志写于1960年1月的一首诗《穿上军装的时候》：
“小青年实现了美丽的理想/第一次穿上了庄严的军装/急着对照镜子/心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党分配他驾驶汽车/每日就聚精会神坚守在机旁/将机器擦得像闪光的明镜/爱护它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如果，我们再仔细在最初版本的雷锋日记里搜索“母亲”二字，联系语境品读，会有更具历史感的发现。
二、从“雷锋遗诗”到“新民歌词”再到“蕉萍词”
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的《雷锋：1940～196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第二版）一书，也确认了这首诗是雷锋摘抄的，原作者是姚筱舟，1958年6月26日发表在《总路线诗传单》第8期上，同时，还附了一张当年这首歌最初传唱的曲谱照片，显示有“雷锋遗诗，劫夫曲”字样。1963年8月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创作》活页之八《唱支山歌给党听》（混声四部合唱）封面上，有“新民歌词 践耳曲”字样，可能当时并没有找到词作者。同样的，在1963年录音、出版的任桂珍演唱的这首女高音独唱黑胶木唱片封面上，也有同样的“新民歌词 践耳曲”，还有“盛茵钢琴伴奏”。可见，这里确实有个关于词作者的追寻、确认过程。
某种程度上，说这首歌的作者蕉萍“被埋没”或者遗忘，似有夸大之嫌。因为正如书中所揭示的，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雷锋同志去世之后，随着《雷锋日记》的出版发行，随着这首歌开始走向大众，作词蕉萍、作曲践耳（践耳也是个笔名，到底是谁，业内知道，大多数群众未必知道，某种程度上也不必知道），一直在各种版本、各种式样的公开刊物、报纸、唱片等介质上出现，按当时稿费给付标准，该给的稿费都“一分不少”地给付过了。笔者手中有一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出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钢琴伴奏谱》，封面、封底都有“蕉萍词 践耳曲”。而且蕉萍本人长期念念不忘的，是矿工兄弟们、党员矿工们包括矿山的书记对他的无私关爱和信仰的启迪，包括上世纪七十年代，《霸王窑》（矿史·霸王窑，铜川矿务局政治部编写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第1版）、《矿工恨》（家史·矿工恨，铜川矿务局政治部编写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1版）两部书的参编（如果有其他几位参编人员的口述或笔录材料就更好了），这也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因祸得福”（暂借用有关报道说法）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担任政协常委、文联副主席、杂志副主编等，以及“晚年”义无反顾入党，并得到多少同龄矿工难以企及的党和政府授予的多种荣耀的动力之一。
换言之，不能选择性聚焦、掐头去尾地叙述历史。关于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蕉萍，根据《寻找雷锋的蕉萍》的叙述，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文学界、艺术界，包括陕西的文坛，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在1991年4月15日见刊的《音乐世界》第4期，摘编了刘兴俊、王正安两位同志所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创作始末——歌词作者姚筱舟一席谈”，开篇就有句话，“年过半百的姚筱舟,很高兴地接受了访问。”文中用姚先生的口吻说，“创作一支歌唱党的山歌的欲望驱使我拿起笔来，一口气写出了”截图所示的内容：
对照《寻找雷锋的蕉萍》书中有关记述，此处关于这首诗（还不叫歌）内容表述显然有很大的问题。
三、雷锋也该列入词作者之一
如果是雷锋同志抄录了这首诗，那么，依然是按照自己的体会和认识做了重新的修改和调整，其一，是把“母亲只能生我的身”（单独把这话拎出来，不知道又会被多少精英人士骂）改成了“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把“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改的多好呀，前面更简洁了，后面，叙事主体更统一了，因为是“我”在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我把党来比母亲”，突然冒出个“我们”，当然就跳跃了，就不圆润了。
而且，朱践耳同志谱曲，迄今传唱的，其实是根据雷锋日记里的内容来的，并不是根据蕉萍同志的原诗稿。那么，较个真，是不是该给永远无法自我辩护，也没有子孙后代、直系亲属来帮着说句话的雷锋同志（历史的公道，总不能都靠几千年亘古不易的血亲法则），在现有的版权理念之下，也加上一点点的基于1997年那会儿的著作权方面的保护呢？“作词蕉萍、雷锋”，咋样？说得再俗一点，曾经的曾经，是因为一个雷锋、千千万万个雷锋和千千万万个“蕉萍”，才有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现在的现在，能不能借着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给沉默的雷锋、千千万万的雷锋和千千万万的矿工，正名、扬名？！或许，这才是《寻找雷锋的蕉萍》书中那一层未曾明说的苦心孤诣。
同样，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不管是1964年胡松华版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还是才旦卓玛版本的，等等。凡是民歌里，都这样唱“母亲只生了我的身”，这个“了”字是谁加的？蕉萍原稿中没有，雷锋日记中也没有。难道是作曲家为了乐曲更动听而加的？这个“了”之的版权，该算谁的？因为时代不同了，以前讲集体创作，是文艺工作者，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大海里的一滴水，现在讲亲兄弟、明算账，是名家大腕，价值规律第一条，如果这个“了”字是朱践耳同志加的，那么作词里是不是也就得加上“践耳”了？
与之比较而言，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版本的越剧戏歌《唱支山歌给党听》，都原原本本、忠忠实实地采用了“母亲只生我的身”，并没有这个“了”字。难道是越调的“生”、“身”之间不像普通话的前后鼻音那样，需要中间来了“了”字，以做区别？这方面，我确实是外行。只是原本的“历史”是个什么样子，若要考据，总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体对待。
四、东风还是“春风”，文艺不能含糊
有文章说姚先生的3段12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被《陕西文艺》“诗传单”发表之后，被“春风文艺出版社”编汇在《新民歌三百首》中。网上（网搜“唱支山歌给党听”，总是主动蹦出些有关这首歌“真相”的半拉子消息，让人怀疑有些搜索引擎的殷勤背后藏着什么隐情）也有说是在沈阳当兵的雷锋，因为看了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的书，才抄录了这首诗。但是，据考证，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9年3月，没有出过这样一本书。
1958年7月，诗刊社编的《大跃进民歌一百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开篇是臧克家先生为该书写下的“跳进民歌的海洋里去吧（代序）”。1个月后，即当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由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诗刊社编的《新民歌百首第二集》，并在内容提要中说明，此前出版的《大跃进民歌一百首》再版时，将改名为“新民歌百首”第一集。1959年3月，诗刊社又编选了《新民歌百首》第三集。诗刊社编的《新民歌三百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6月北京第1版，后记中交待说，这三百首诗，是从去年编的“新民歌百首”一、二、三集三个选本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大加增删，而后编成的。大部分民歌是从全国各地编印出版的民歌集和报刊上发表的民歌中选出来的。似乎可以肯定，蕉萍同志的这首诗，是先被陕西的《新民歌三百首》选入，而后又由此书而被诗刊社选中。
《陕西新民歌三百首》，开篇是柯仲平同志写的一首诗：《不断地飞跃 不断地唱——为新民歌作的序》，其中提到“不管谁叫我老柯，/也不管谁叫我柯老，/一唱起革命的山歌海调，/青年人飞跃，我也飞跃起来”。曾有多篇文章介绍说，姚先生创造这首民歌是在“1959年农历腊月的一天晚上”，“1959年冬季的一个寒夜”，云云。据此推算，这本书似乎显然不可能收录《唱支山歌给党听》，因为不可能跨时空跑到1958年出版的书里去。
事实恰恰相反，笔者手边的这本1958年8月出版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分“唱歌要唱跃进歌”、“盘盘葵花向太阳”、“赶英国不用十五年”等十个部分编辑，其中第三部分“赶英国不用十五年（工矿墙头诗30首）”所收录的第一首民歌，正好是《唱支山歌给党听》，作者署名是“宜君焦坪煤矿 蕉萍”。全文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40页）在落款时间为1958.7.15的后记中，编者指出，这三百首新民歌，是从全省几万首歌谣中选出来的，“在尽量保持原作面貌的原则下，作了必要的改动和润色，题目大部分也是编者所加或另起的。”强调，“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它们是陕西新民歌中比较优秀的部分”。由此充分说明，蕉萍创造这首诗的时间最晚最晚，也就在1958年7月15日（假设当时有电子邮箱或微信传稿），不可能是1959年。
必须强调，不能忽视诗刊社编选这些新民歌的具体的时代背景，“我们还选入了一部分工人创作的民歌，也都是反映工业大跃进的刚强的声音”，这恐怕是蕉萍同志《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主题主旨所在。换言之，我们今天站在当下的视角，把唱支山歌给党听叫“诗歌”，还不准确，应该尊重历史史实，就叫“民歌”甚至是“新民歌”。
笔者手中这本诗刊社编的《新民歌三百首》第34页，即为唱支山歌给党听，作者注解是“陕西宜君焦坪煤矿 蕉萍”。巧合的是，紧接着第35页收录的也是一首陕西新民歌，作者是“李寿奇”，标题是天上无云难下雨，内容有四行，“天上无云难下雨，地下无土难有根，农民没有共产党，挣断骨头难翻身。”道理讲得太透彻了，和蕉萍、雷锋的心是相通的。至于雷锋同志所抄录的是陕版的还是国版的，那着实要细细考究，不能妄加揣测。
除此而外，以现有的检索能力，实在找不到一本辽宁版的《新民歌三百首》。更遑论收录了署名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或许存在一种可能，有好心人将陕西的东风文艺出版社，错会成了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近年来市场化路子走得很好，1959年10月出版的《读书》杂志，还专门介绍过该社出版工厂史《列车的摇篮》《海上巨龙》的消息）。东风文艺出版社1958年的位置，在西安北大街109号。
时间线索不清楚，难以自圆其说，不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献中存在，就是在2021年5月，第五期《词刊》中，任卫新先生在栏目名字十分显赫的“词海钩沉（第一百四十九篇）”《雷锋·蕉萍·朱践耳》中，依然写到“一九六二年，被辽宁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诗选《新民歌三百首》一书。这样说来，在辽宁省沈阳军区部队当兵的雷锋，或许就是从这本诗集中读到，抄录在日记中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既然是“或许”，又如何“顺理成章”，令人生疑不说，这个时间和这本书选的太蹊跷了，对照本文开头《人民日报》有关内容，这个时间差实在是太大了。如前所述，迄今为止，我们实在找不出一本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新民歌三百首》，更别说是在新民歌运动恰好处在一个“低潮”期（知网可见文献非常之少）的1962年。不知道任先生手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本书？
比任先生的文章早发出两个月，秦庚云先生在《红歌是怎样“炼”成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背后的故事》（《词刊》，2021年第三期，3月1日出刊；《心声歌刊》，2021年第二期，3月10日出刊）中说，“1958 年 6 月，诗歌先后在西安出版的《工人文艺》和《延河》杂志发表”，“1962 年，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唱支山歌给 党听》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湖南籍战士雷锋读到这本书。孤儿出身的雷锋，对这首诗一定有深切的代入感，他把诗的前两段摘抄在日记里”。这个肯定，太绝对了。难道“同是煤炭系统的作者，又是江西老乡，所以往来多封书信，还收到一张他与女儿讨论作品的黑白照片。”并且“写了一篇介绍他跌宕人生的文章，与照片一并发表在当时江西音协的《心声词报》上。”的秦庚云先生，也曾见过这本1962年由辽宁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著的《新民歌三百首》？并且有确凿证据见到雷锋同志一面看书一面摘录？“不会吧？”
笔者检索了陕西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新民歌三百首”都只有陕西的东风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和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根本没有春风文艺出版社什么事儿。笔者使劲检索实体书，也是如此。到底是谁凭空“创造”了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新民歌三百首》？
事实上，关于雷锋同志在什么情况下创作或抄录了这首诗，历史文献早就有过明确的交待。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的《雷锋的故事》中给出了大体的时间线，1960年1月8日，雷锋同志告别当地人武部的同志，乘火车赴营口光荣参军入伍，在欢迎新战士入伍大会上，作为新战士代表讲话；当晚参加第一次班务会后写下当兵第一天“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的日记；此后是新兵基础训练，团首长讲传统教育课，一天收操回来后，雷锋同志得了重感冒，不愿意为自己的一点小病去分首长和同志们的心，照常参加新兵连的各项活动，晚上被轻手轻脚来宿舍查铺的新兵营长发现了，请来了附近卫生所的医生诊治，并得到了班长和同志们的端水吃药、问寒问暖和送来热毛巾擦脸、端来热腾腾的面条……“雷锋病好以后，在日记本上深情地抄录下这样一首诗歌”（41页-50页），内容就是我们现在传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母亲只生我的身、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照此，前述《人民日报》关于这则日记的时间定在1960年1月18日，也合乎情理。
就此倒置推算，《寻找雷锋的蕉萍》一书中所说的“1958年5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借住在岳父家的姚先生，写出了这首三个小节，标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并在“第二天”一早，把诗稿塞入矿区的邮箱，寄往《陕西文艺》编辑部。1958年6月26日出版的《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第八期，刊发了这首署名蕉萍的诗作《唱支山歌给党听》。与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两首诗及另外六首诗、一首歌词刊在一起（此处似乎表明作者手中存有相关原始资料文献）。“大概是在1960年初入伍后，在辽宁营口的军营中读到了1959年6月由《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定价八角二分的《新民歌三百首》。”（《寻找雷锋的蕉萍》原文摘录）遂有抄录和修改之举……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某些报纸、刊物的报道相比，在细节上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至少能够经得起常识的验证。当然，为了延续和保存这种真实性，《寻找雷锋的蕉萍》出版纸质书时，应该会附上包括那一期至为关键的《陕西文艺》“总路线传单”第八期、《陕西新民歌三百首》等原始文献。
2011年至今的10年的历史天气记录，铜川的5月，除了2019年5月似乎没有一滴雨（记录如此）以外，其他年份的五月都有雨，分布在中下旬居多。《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诞生的那个夜晚，“焦坪地域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浸润如酥”，也许是真的。
五、山歌姚筱舟先生
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唱山歌”“唱支山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陕西铜川宜君，在焦坪煤矿，似乎并不时兴。在民间民俗文化的视角来看，秦腔、秧歌、民歌（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信天游）、陕北说书等等，都可以算作关中道上或陕北地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民俗文艺，要说山歌，可能陕南接近四川一带相对盛行，产茶名县安康紫阳，就有采茶山歌盛行不衰。1953年，广西民兵报社编印过一本《民兵山歌集》，关于“为什么要出这本山歌集”，编者解释说，农民最喜欢山歌，因为山歌就是农民唱出了的歌子，而且这些歌子唱得也普遍：生产、开会、学习，哪里都唱山歌。山歌盛行的区域，似乎并不包括姚筱舟先生长期工作生活的陕西铜川宜君焦坪煤矿。为什么偏偏要唱支“山歌”给党听呢？在一个可能连“山歌”这个词都显得陌生的生存环境中，这种表达不会事出无因。
可能的解释有两个，其一，姚筱舟先生是江西人，江西作为红色沃土和多民族聚居地，唱山歌多年来以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红军哥哥你慢慢走等闻名遐迩，兴国山歌更被列入非遗，童年记忆和生活体验，对姚筱舟先生的创作不能不有潜移默化的印象。哪怕是到了人生地不熟的陕西，还是不忘以故乡的文化曲调“唱支山歌”给党听。其二，姚筱舟先生作为一个爱好文学、写作诗歌并且也识文断字的矿工，应该有条件广泛阅读，因而可能接触到《唱个歌儿给党听（山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其中收录了署名“荒白”的一首山歌《唱个歌儿给党听》，前八句是“我是一个庄稼人，不会做诗和做文。爱唱山歌爱劳动，唱个山歌给党听：漆黑夜晚路难行，月亮不出路不明，千万农民跟着党，党不指引路不明。”从目录看，后面还有三个页面，保守估计24行的内容。姚筱舟先生是否有可能读到过这本书，并且从其中得到启发呢？这本书可能真是孤本了，网上卖得很贵。这件事，可能一时半会只能成为悬案了。
（《寻找雷锋的蕉萍》，作者：和谷，刊发在2021年第5期《延河》杂志，书稿全文即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2021年7月初作者简介：张翼，上世纪八十年代生，宁夏彭阳人，求学于各地，寄居在西安。来源：铜川文艺 黄堡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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