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公平和正义是社会顶梁柱，失去了它们，社会就会倒塌（全文）
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2011年10月25日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我于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的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1〕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2〕，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得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5〕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6〕，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南开中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就从校长、老师那里了解到敬爱的周总理早年在南开的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知道马骏〔7〕等许多革命先烈的事迹，为母校曾经培育这么多的革命家和各类杰出人才而感到自豪。
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8〕。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
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的安分，走的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
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9〕，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北京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
到中央工作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们，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10〕，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11〕，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需要像南开这样的学校，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2〕，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13〕校长和杨志行〔14〕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15〕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
注释
〔1〕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事机关曾命令其军队，在对中国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及物资，其不能带走的，亦一律烧毁”。这种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被称为“三光政策”。其目的是消灭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使抗日武装失去民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
〔2〕语出《三国志·魏书·荀 传》。原文为：“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原指坚守营垒或据点，并将周围地区的粮食、牲口等重要物资转移或收藏起来，使入侵之敌不能掠夺和利用。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共产党使用这一战术，妄图使共产党即使解放了部分地区，也无法获得物资，从而无以立足。
〔3〕见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4〕见《诗经·大雅·文王》。
〔5〕买办，亦称“康白度”（葡萄牙语comprador的音译）。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自清末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买办阶层与官僚、资本家结合在一起，形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内勾结封建势力，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对外成为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帮手。
〔6〕白喉是由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发于儿童，多见于秋冬季节。该病特征是咽、喉或鼻部有灰白色假膜，伴有发热、咽痛、吞咽困难等症状，严重时会出现心肌炎等并发症。
〔7〕马骏（1895—1928），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五四”运动时任天津学联副会长兼执行部长，和周恩来发起组织觉悟社。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去东北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后被奉系军阀杀害。
〔8〕1934年，在南开学校创办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先生正式宣布“公”和“能”为南开校训。张伯苓先生讲，南开精神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对此他详细阐述道：“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主义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并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的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9〕北京地质学院，即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该校1952年创建于北京，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合并成立。1975年迁至武汉，改名武汉地质学院。1987年成立中国地质大学，在北京和武汉两地办学。
〔10〕语出南宋杨万里《壬辰轮对第一札子》。原文为：“臣闻国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民心。”
〔11〕指2010年8月8日在我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的一场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8月7日23时左右，舟曲县发生强降雨。8月8日1时左右，局部强降雨导致泥石流迅猛暴发。不久，泥石流冲进舟曲县城，截断河流形成堰塞湖，县城由北向南5000米长、500米宽的区域被夷为平地，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12〕见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13〕杨坚白（1909—1996），中国教育家。天津人。南开中学历史上第二位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南开中学第一任校长。曾任天津市教育局副局长、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民进中央常委等。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4〕杨志行（1920—2012），中国教育家。河北丰润人。南开中学原校长、终身名誉校长。自1955年起，三度担任南开中学校长，共26年。曾任天津市教育局副局长、国家教委视导员等。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办事处认定为中国普通教育专家。
〔15〕见1918年正式创制的南开校歌。歌词为：“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 ，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本文节选自《温家宝谈教育》，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10月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