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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书:《厚黑学》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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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

四 告子言性正确


  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告子的说法,任从何方面考察,都是合的。他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早用“性犹湍水也”五字把他包括尽了。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意即曰:导之以善则善,诱之以恶则恶。此等说法,即是《大学》上“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说法。孟子之驳论,乃是一种诡辩,宋儒不悟其非,力诋告子。请问《大学》数语,与告子之说有何区别?孟子书上,有“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之语,宋儒极口称道,作为他们学说的根据,但是《大学》于尧舜桀纣数语下,却续之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请问,民之天性,如果只好懿德。则桀纣率之以暴,是为反其所好,宜乎民之不从了,今既从之,岂不成了“民之秉夷,好是恶德”?宋儒力诋告子,而于《大学》之不予驳正,岂足服人?

  孟子全部学说都很精粹,独性善二字,理论未圆满。宋儒之伟大处,在把中国学术与印度学术沟通为一,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为学术上开一新纪元,是千古不磨之功绩(其详具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宋儒能建此种功绩,当然窥见了真理,告子所说,是颠扑不破之真理,何以反极口诋之呢?其病根在误信孟子。宋儒何以会误信孟子?则由韩昌黎启之。

  昌黎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本是无稽之谈。此由唐时佛教大行,有衣钵真传之说,我们阅《五灯会元》一书,即知昌黎所处之世,正是此说盛行时代,他是反抗佛教之人,因创此“想当然耳”的说法,意若曰:“我们儒家,也有一种衣钵真传。”不料宋儒信以为真,创出道统五说,自己欲上承孟子;告子、荀子之说,与孟子异,故痛诋之。曾子是得了孔子衣钵之人,传之子思,转授孟子,故《大学》之言,虽与告子相同,亦不驳正。  昌黎为文,喜欢戛戛独造。伊川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必有所见。”即曰:“非是蹈袭前人。”是为无稽之谈。既曰“必有所见”,是为“想当然耳”。昌黎之语,连伊川都寻不出来源,宋儒道统之说,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创出的学说,不少破绽。

  程明道立意要寻“孔子传之孟轲”那个东西,初读儒书,茫无所得,求之佛老几十年,仍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忽然得之。请问明道

  所得,究竟是甚么东西?我们须知:“人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相似:地心有引力,能把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能把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收来成为一个心。”明道出入儒释道三教之中,不知不觉,把这三种原素吸收胸中,融会贯通,另成一种新理。是为三教的结晶体,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明道不知为创获的至宝,反举而归诸孔子,在六经上寻出些词句,加以新解,借以发表自己所获之新理,此为宋学全部之真相。宋儒最大功绩在此,其荆棘丛生也在此。  孟子言性善,还举出许多证据,如孩提爱亲,孺子入井,不忍衅钟等等。宋儒则不另寻证据,徒在四书五经上寻出些词句来研究,满纸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等名词,闹得人目迷五色,不知所云。我辈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诸书,应当用披沙拣金的办法,把他这类名词扫荡了,单看他内容的实质,然后他们的伟大处才看得出来,谬误处也才看得出来。

  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就合乎宇宙真理了。二说相合,即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人问:孟子的学说怎能与荀子相合?我说: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二人之说,岂不是一样?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五十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睛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竟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由此知:孟荀言性之争点,只在善与恶的两个形容词上,至于人性之观察,二人并无不同。

  据宋儒的解释,孩提爱亲,是性之正,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未免流于穿凿。孩提爱亲,非爱亲也,爱其乳哺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抚养,则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慕少艾,慕妻子,心理原是一贯,无非是为我而已。为我是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类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谓性。”

  告子观察人性,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之处置,又当怎样呢?告子设喻以明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曰:“性犹杞柳也,义犹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告子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人性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口,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口,可以淹禾稼,漂房舍,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以装食物,我们制为碗盏好了。这种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性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贯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原书俱在,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谓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

  朱子注“生子谓性”章说道: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俱是一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精确,而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此朱子之失也。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

  告子不知何许人,有人说是孔门之徒,我看不错。孔子赞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朱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二人交谊之深可想。其论性之争辩,也不过朋友切磋,互相质证。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心,力诋告子为异端,而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心引告子为同调,而摈程朱于门墙之外也。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言,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以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是伪书,作伪者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之说,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老子,借孟子以排荀子,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请问:所禀既有不善,尚得谓之本善乎?既本善矣,安用矫揉乎?此等说法,真可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

  宋儒谓人心为人欲,盖指饮食男女而言,谓道心为天理,盖指爱亲敬兄而言。朱子中庸章句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无异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假如不是这样,小孩生下地即不会吸母亲身上之乳,长大来,看见井就会跳下去,世界上还有人类吗?道理本是对的,无奈已侵入荀子范围去了。并且“人生而静”数语,据后儒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文子》一书,有人说是伪书,但也是老氏学派中人所著,可见宋儒天理人欲之说,不但侵入告子荀子范围,简直是发挥老子的学说。然则宋儒错了吗?曰不惟莫有错,反是宋儒是大功绩。假使他们立意要将孔孟的学说与老荀告诸人融合为一,反看不出宇宙真理,惟其极力反对老荀告诸人,而实质上乃与诸人融合为一,才足证明老荀告诸人之学说不错,才足证明宇宙真理实是如此。

  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主者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听命者,仆人职供奔走,惟主人之命是听也。细绎朱子之语,等于说:我想为圣为贤,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我想吃饭,抑或想及“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必如此,方可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然而未免迂曲难通矣。总之,宇宙真理,人性真相,宋儒是看清楚了的,只因要想承继孟子道统,不得不拥护性善说。一方面要顾真理,一方面要顾孟子,以致触处荆棘,愈解释,愈迂曲难通。我辈厚爱宋儒,把他表面上这些渣滓扫去了,里面的精义,自然出现。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下文孟子只驳他义外二字,于食色二字,无一语及之,可见“食色性也”之说,孟子是承认了的。他对齐宣王说道:“王如好货,与民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民同之,于王何有?”并不叫他把好货好色之私除去,只叫他推己及人,使人人遂其好货好色之私。后儒则不然,王阳明传习录曰:“无事时,将好货好色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能扫除廊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律以孟子学说,未免大相径庭了。

  传习录又载:“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扫除廊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余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法。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极有涵养的人,平日讲学,任如何问难,总为勤勤恳恳的讲说,何以门人这一问,他就动气,始终未把道理说出?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烧房子者是火,煮饭者也是火,宋明诸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为截然不同之二物。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二者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就动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者,误天理为人欲,去人欲即伤及天理也。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的事,请问拿甚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此由阳明沿袭宋儒之说,力辟告子,把“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欠了体会之故。  阳明研究孟荀两家学说,也未彻底。传习录载阳明之言曰:“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我们试拿孟子所说“怵惕恻隐”四字来研究,由怵惕而生出恻隐,怵惕是“为我”之念,恻隐是“为人”之念,“为我”扩大,则为“为人”。怵惕是源,恻隐是流。荀子学说,从为我二字发出,孟子学说从为人二字发出。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是否尚有源头,我们也不必深考,惟孟子所说恻隐二字,确非源头。阳明说出这类话,也是由于读孟子书,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的原故。

  传习录是阳明早年讲学的语录,到了晚年,他的说法,又不同了。《龙溪语录》载,钱绪山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谓:“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亦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时阳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因质之。阳明曰: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傅心秘藏,颜子问道所不敢言。今既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阳明至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阳明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之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明年广西平,阳明归,卒于途中。龙溪所说,即是将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阳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因此知: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阳明正色斥之,并非说他错了,乃是恐他躐等。

  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之神秀,王龙溪极似慧能。德洪所说,即神秀“时时勤拂拭”之说也,所谓渐也。龙溪所说,即慧能“本来无一物”之说也,所谓顿也。阳明曰:“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见,止可相取,不可相病。”此顿悟渐修之说也。龙溪语灵,所讲的道理,几于六祖坛经无异。此由心性之说,惟佛氏讲得最精,故王门弟子,多归佛氏,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杨龟山诸人,后来也归入佛氏。佛家言性,亦谓之无善无恶,与告子之说同。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虽不相师,而结果是相同的。阳明虽信奉孟子性善说,卒之倡出“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语,仍走入告子途径。儒家为维持门户起见,每日“无善无恶,是为至善”。这又流于诡辩了,然则我们何尝不可说:“无善无恶,是为至恶”呢?

  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之体,何为混为一谈?我说道:性即是心之体,有阳明之言可证。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性即是心之体,这是阳明自己加的解释,所以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  吾国言性者多矣,以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以医病喻之,“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二语,是病源,杞柳湍水二喻,是治疗之方。孟荀杨墨申韩诸人,俱是实行疗病的医生,有喜用热药的,有喜用凉药的,有喜用温补的,药方虽不同,用之得宜,皆可起死回生。我们平日把病源研究清楚,各种治疗技术俱学会,看病情如何变,施以何种治疗即是了。  治国者,首先用仁义化之,这即是使用孟子的方法,把一般人可以为善那种天性诱导出来。善心生则恶心消,犹之治水者,疏导下游,自然不会有横溢之患。然人之天性,又可以为恶,万一感化之而无效,敢于破坏一切,则用申韩之法严绳之,这就等于治水者之筑堤防。治水者疏导与堤防二者并用,故治国者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孟子言性善,是劝人为善;荀子言性恶,是劝人去恶。为善去恶,原是一贯的事,我们会通观之可也。

  持性善说者,主张仁义化民;持性恶说者,主张法律绳民。孟子本是主张仁义化民的,但他又说道:“徒痒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则又是仁义与法律二者并用,可见他是研究得很彻底的,不过在讲学方面,想独树一帜,特标性善二字以示异罢了。我们读孟子书,如果除去性善二字,再除去诋杨墨为禽兽等语和告子论性数章,其全部学说,都粹然无疵。

  世界学术,分三大支,一中国,二印度,三西洋。最初印度学术,传入中国,与固有学术发生冲突,相推相荡,经过了一千多年,程明道出来,把他打通为一,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法治世,另成一种新学说,即所谓宋学。这是学术上一种大发明。不料这种学说,刚一成立,而流弊跟着发生,因为明道死后,他的学说,分为两派,一派为程(伊川)朱,一派为陆王。明道早死,伊川享高寿,宋学中许多不近人情的议论,大概属乎伊川这一派。

  中国是尊崇孔子的国家,朱子发见了一个道理,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只好就《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一番,说我这种说法,是为孔门真传。王阳明发见了一个道理,也不敢说是自己发见的,乃将《大学》“格物致知”四字加一番新解释,说道:朱子解释错了,我的说法,才是孔门真传,所以我们研究宋明诸儒的学说,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所用名词及一切术语扫荡了,单看他的内容。如果拿浅俗的话来说,宋明诸儒的意思,都是说:凡人要想为圣为贤,必须先将心地弄好,必须每一动念,即自己考察,善念即存着,恶念即克去,久而久之,心中所存者,就纯是善念了。关于这一层,宋明诸儒的说法,都是同的。惟是念头之起,是善是恶,自己怎能判别呢?在程朱这一派人说道: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每遇一事,就细细研究,把道理融会贯通了,以后任一事来,你都可以分别是非善恶了。陆王这一派说道:不需那么麻烦,你平居无事的时候,把自家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明镜一般,无纤毫渣滓,以后任一事来,自然可以分别是非善恶。这就是两派相争之点。在我们想来,一面把自家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面把外面的事研究得清清楚楚,岂不是合程朱陆王而一之?然而两派务必各执一词,各不相下。此正如孟荀性善性恶之争,于整个道理中,各截半面以立论,即成对峙之两派,是之谓门户之见。

  孙中山先生曾说:马克思信徒,进一步研究,发明了“生存为历史重心”的说法,而告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已有“生之谓性”一语,这是值得研究的。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合得到告子所说“生之谓性”。达尔文学说,本莫有错,错在因生存竞争而倡言弱肉强食,成了无界域之竞争,已经达到生存点了,还竞争不已,驯至欧洲列强,掠夺弱小民族生存的资料,以供其无厌之欲壑。尼采则由达尔文之说更推进一步,倡超人主义,谓爱他为奴隶道德,谓剿灭弱者为强者天职,因而产出德皇维廉第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军阀,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原祸始,实由达尔文对于人生欠了研究之故。假使达尔文多说一句曰:“竞争以达到生存点为止。”何至有此种流弊?

  中国之哲学家不然,告子“食色性也”的说法,孟荀都是承认了的,荀子主张限制,不用说了,孟子对于食字,只说到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为止,对于色字,只说到无怨女无旷夫为止,达到生存点,即截然止步,虽即提倡礼义,因之有“衣食足而礼义兴”的说法,这是中国一贯的主张,绝莫有西洋学说的流弊。

  欲世界文明,不能于西洋现行学说中求之,当于我国固有学说中求之。我国改革经济政治,与夫一切制度,断不能师法欧美各国。即以宪法一端而论,美国宪法,算是制得顶好的了,根本上就有问题。美国制宪之初,有说人性是善的,主张地方分权,有说人性不能完全是善,主张中央集权,两派之争执,经过许久,最终后一派战胜,定为中央集权(详见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此乃政争上之战胜,非学理上之战胜,岂足为我国师法?据我们的研究,人性乃是无善无恶的,应当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融合为一,制出来的宪法,自地主看之,则为地方分权,自中央看之,则为中央集权,等于浑然的整个人性,自孟子看之,则为性善,自荀子看之,则为性恶。

  古今中外,讨论人性者,聚讼纷如,莫衷一是,惟有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证以印度佛氏之说,是合的。他说:“生之谓性。”律以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是合的,律以马克思信徒“生存为历史重心”之说,也是合的。至于他说:“食色性也。”现在的人,正疯狂一般向这二字奔去,更证明他的观察莫有错。我们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而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我们这条臆说,也逃不出他的范围。性善性恶之争执,是我国二千多年未曾解决之悬案,我们可下一断语曰:告子之说是合理的。

五 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

  宇宙之内,由离心向心两力互相作用,才生出万有不齐之事事物物,表面上看去,似乎参差错乱,其实有一定不移之轨道。人与物,造物是用一种大力,同样鼓铸之,故人事与物理相通。离心力与向心力,二者互相为变,所以世上有许多事,我们强之使合,他反转相离,有时纵之使离,他双自行结合了。疯狂的人,想逃走的心,与禁锢的力成正比例,越禁锢得严,越是想逃走,有时不禁锢他,他反不想逃走了。父兄约束子弟,要明白这个道理,官吏约束百姓,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秦政苛虐,群盗蜂起,文景宽大,民风反转浑朴起来,其间确有规律可寻,并非无因而至。我们手搓泥丸,是增加向心力,越搓越紧,若是紧到极点,即是向心力到了极点,再用大力搓之,泥丸立即破裂,呈一种离现象。水遇冷则收缩,是向心现象,越冷越收缩,到了摄氏四度,再加冷也呈离心现象,越冷越膨胀,可知离心向心,本是一力之变。比方我们持一针向纸刺去,愈前进距纸愈近,这是向心现象,刺破了纸,仍前进不止,即愈前进距纸愈远,变为离心现象,此针进行之方向,并未改变,却会生出两种现象。因为凡物都有极限,水以摄氏四度为极限,纸以纸面为极限,过了极限,就会生反对的现象,父兄约束子弟,官吏约束百姓,须察知极限点之所在。  由上面之理推去,地球之成毁,也就可知了,地球越冷越收缩,到了极限点,呈反对现象,自行破裂,散为飞灰,迷漫太空,现在的地球,于是告终。又由引力的作用,历若干年,又生出新地球。我们身体上之物质,将业是要由现在这个地球介绍到新地球去的。人身体的物质,世世生生,随力学规律旋转,所以往古来今的人的心理,都是随力学规律旋转。

  万物有引力,万物有离力,引力胜过离力,则其物存,离力胜过引力,则其物毁。目前存在之物,都是引力胜过离力的,故有万有引力之说,其离力胜过引力之物,早已消灭,无人看见,所以万有离力一层,无人注意。

  地球是现存之物,故把地面外的东西向内部牵引,心是现存之物,故把六尘缘影向内部牵引,小儿是求生存之物,故看见外面的东西,即取来放入自己口中。人类是求生存之物,故见有利己之事,即牵引到自己身上去。天然的现象,无一不向内部牵引,地球也,心也,小儿也,人类也,将来本是要由万有离力作用,消归乌有的,但是未到消灭的时候,他那向内部牵引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除去的,宋儒去私之说,怎能办得到?  人心之私,既不能除去,我们只好承认其私,把人类画为一大圈,使之各遂其私,人人能够生存,世界才能太平。我们人类,当同心协力,把圈外之禽兽草木地球(如本书第三章丙圈)当作敌人,搜取他的宝物,与人类平分,这才是公到极点。也可以说是私到极点。如其不然,徒向人类夺取财货,世界是永不得太平的。

  心理之变化,等于水之变化,水可以为云雨,为霜露,为冰雪,为江湖,为河海,时而浪静波恬,时而崩腾澎湃,变化无方,几于不可思议,而科学家以力学规律绳之,无不一一有轨道可循。  人的心理,不外相推相引两种作用,自己觉得有利的事,就引之使近,自己觉得有害的事,就推之使远。人类因为有此心理,所以能够相亲相爱,生出种种福利;又因为有此心理,所以会相争相夺,生出种种惨祸。主持政教的人,当用治水之法,疏凿与堤防二者并用。得其法,则行船舟,灌田亩,其利无穷,不得其法,则漂房舍,杀人畜,其害也无穷。宋儒不明此理,强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创出天理人欲种种说法,无异于说,行船舟,灌田亩之水,其源出于天,出于理,漂房舍杀人畜之水,出于人,出于气。我不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中,天人理气等字,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好说他迂曲难通。

  我们细察己心,种种变化,都是依着力学规律走的,狂喜的时候,力线向外发展,恐惧的时候,力线向内收缩。遇意外事变,欲朝东,东方有阻,欲朝西,西方有碍,力线转折无定,心中就呈慌乱之状。对于某种学说,如果承认他,自必引而受之,如果否认他,自必推而去之,遇一种学说,似有理,似无理,引受不可,推去不能,就成孤疑态度。  我心推究事理,依直线进行之例,一直前进,推至甲处,理不可通,即折向乙处,又不可通,即折向丙处,此心之曲折,与流水之迂回相似。水本是以直线进行的,虽是迂回百折,仍不外力学规律。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此外尚有种种现象,细究之,终不外推之引之两种作用。有时潜心静坐,万缘寂灭,无推引者,亦无被推引者,如万顷深潭,水波不兴,即呈一种恬静空明之象。此时之心,虽不显何作用,其实千百种作用,都蕴藏在内。人之心理,与磁电相通,电气中和的时候,毫无作用,一作用起来,其变态即不可思议。我们明白磁电的理,人的心理,就可了然了。  水虽是以直线进行,但把他放在器中,它就随器异形,器方则方,器圆则圆,人的心理,也是如此。人有各种嗜欲,其所以不任意发露者,实由于有一种拘束力,把他制住。拘束力各人不同,有受法律的拘束,有受清议的拘束,有受金钱的拘束,有受父兄师长朋友的拘束,有受因果报应及圣贤学说的拘束,种种不同,只要把他心中的拘束力除去,他的嗜欲,立时呈露,如贮水之器,有了罅漏,即向外流出一般。

  贪财好色之人,身临巨祸,旁人看得清清楚楚,而本人则茫然不知。因为他的思想感情,依直线进行公例,直线在目的物上,两旁的事物,全不能见。譬如寒士想做官,做了官还嫌小,要做大官,做了大官,还是向前不止;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还想做皇帝。秦皇汉武,做了皇帝,在中国称尊,还嫌不足,要起兵征伐四夷,四夷平服了,又要想做神仙。这就是人类嗜欲依直线进行的明证。

  耶教志在救人,以博爱为主旨,其教条是:“有人批我左颊者,并以右颊献上。”乃新旧教之争,酿成血战惨祸,处置异教徒,有焚烧酷刑,竟与教旨显背,请问这是甚么道理?法国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相号召,乃竟杀人如麻,稍有反对的或形迹可疑的,即加诛戮,与所标主旨全然违反,这又是甚么道理?我们要解释这个理由,只好求之力学规律。耶稣、卢梭的信徒,只知追求他心中之目的物,热情刚烈,犹如火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走一般,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凡信各种主义的人,都可本此公例求之。  凡事即都有变例,如本书乙甲两图,是指常例而言,是指静的现象而言,是指未加外力而言,若以变例言之,则有帮助外人攻击其兄者,则有爱花,爱石,爱山水,而忘其身命者。语云:“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心中加了一个忠字、烈字,往往自甘杀身而不悔。又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者,动的现象也,从容者,静的现象也。中日战争,我国许多无名战士,身怀炸弹,见日本坦克车来,即奔卧道上,己身与敌人同尽,彼其人既不为利,复不为名,而有此等举动,其故何哉?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盖我之外,另有一物,为其视线所注也。耶稣、卢梭信徒,求达目的,忘却信条,吾国志士,求达目的,忘却己身,此其间确有一定的轨道,故老子曰:“民不畏死,奈可以死惧之。”目的可以随时转变,其表现出来者,遂有形形色色之不同,然而终不外力学规律。我们悟得此理,才可以处理事变,才可以教育民众。

  人的思想感情,本是以直线进行,便表现出来,却有许多弯弯曲曲、奇奇怪怪的状态,其原因出于人群众多,力线交互错综,相推相引,又加以境地时时变迁,各人立足点不同,观察点不同,所以明明是直线,转变成曲线。例如:我们取一块直线板,就在黑板上,用白墨顺着直线板画一线,此线当然是直线,假使画直线之时,黑板任意移动,结果所画之线,就成为曲线了。我们如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运用到人事上,就可把这个道理解释明白。

  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线,各力线俱向外发展,宜乎处处冲突,何以平常时,冲突之事不多见?因为力线有种种不同:有力与力不相交的,此人做甲事,彼人做乙事,各不相涉。有力与力相消的,例如有人起心,想害某人,旋想他的本事也大,我怕敌他不过,因而中止。有力与力相合的,例如抬轿的人,举步快慢,自然一致。有力与力相需的,例如卖布的和缝衣匠,有布无人缝,有人缝无布卖,都是不行,相需为用,自然彼此相安。又有大力制止了小力的,例如小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父母命他作某事,他心中虽是不愿,仍不能不作,是父母之力把他的反对力制服了。又如交情深厚的朋友,小有违忤,能够容忍,因为彼此间的凝结力很大,小小冲突之力,不能表现。诸如此类,我们下细考察,即知人与人相接,力线交互错综,如网一般,有许多线,不惟不冲突,反是相需相成,人类能够维系,以生存于世界,就是这个原因。

  通常的人,彼此之力相等,个个独立,大本事人,其力大,能够把他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来成一个团体,成了团体以后,由合力作用,其力更大,又向外面吸引,越吸引越大,其势力就遍于天下。东汉党人,明季党人,就是这种现象。如果同时有一人,力量也大,不受他的吸引,并且把自己前后左右几个人吸引成一团体,也是越吸引越大,就成了对峙的两党。宋朝王安石派的新党,司马光派的旧党,是这种现象,程伊川统率的洛党,苏东坡统率的蜀党,也是这种现象,现在各党之对峙,也是这种现象。两党相遇,其力线之轨道,与两人相遇一样。凡当首领的人,贵在把内部冲突之力取消,一致对外,如其不然,他那团体,就会自行解散。有些团体,越受外界压迫,越是坚固,有些一受压迫,即行解体,其原因即在那当首领的人,能否统一内部力线,不关乎外力之大小。

  有人说: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不同,个人独居的时候,常有明了的意识,正当的情感,一遇群众动作,身入其中,此种意识情感,即完全消失,随众人之动作为动作。往往有平日温良谦让的人,一入群众之中,忽变而为犷厉嚣张,横不依理的暴徒。又有平日柔懦卑鄙的人,一入群众之中,忽变而为热心公义,牺牲身命的志士。法人黎朋著《群众心理》一书,历举事实,认为群众心理,不能以个人心理解释之,其实不然,我们如果应用力学规律,就可把这个道理说明。

  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一人之力,不敌众人之力,群众动作,身入其中,我一己之力,被众人之大力相推相荡,不知不觉,随同动作,以众人的意识为意识,众人的情感为情感,自己的脑筋,就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了。因为有这个道理,所以当主帅的人,才能驱千千万万的平民效命疆场,当首领的人,才能指挥许多党徒为杀人放火的暴行。

  个人独居的时候,以自己之脑筋为脑筋,群众动作,是以首领之脑筋为脑筋。当首领的人,只要意志坚强,就可指挥如意。史称:“李光弼入军,号令一施,旌旗变色。”欲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这个道理。

  水之变化,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吾人心理之变化,也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每每会议场中,平静无事,忽有一人登台演说,慷慨激昂,激情立即奋发,酿成重大事变,此会议场中的众人,犹如深潭的水一般,堤岸一崩,水即汹涌而出,漂房舍,杀人畜,势所不免。所以我们应付群众暴动的方法,要取治水的方法,其法有三:(1)如系堰塘之水,则登高以避之,等他流干了,自然无事;(2)如系有来源之水,则设法截堵,免其横流;(3)或疏通下游,使之向下流去。水之动作,即是力之动作,我们取治水之法,应付群众,断不会错。

  两力平衡,才能稳定,万事万物以平为归,水不平则流,物不平则鸣,资本家之对于劳工,帝国主义之对于弱小民族,不平太甚,可断定他终归失败。处顺利之境,心要变危,处忧危之境,又要有一种迈往之气,使发散收缩二力保其平衡,才不失败。达而在上的人,态度要谦逊,穷而在下的人,志气要高亢,不如此则不平。倘若在上又高亢,我们必说他骄傲,在下又谦逊,我们必说他卑鄙。此由我们的心,是一种力结成的,力以平为归,所以我们的心中,藏得有一个平字,为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不过自己习而不察罢了。心中之力,与宇宙之力,是相通的,故我之一心,可以衡量万物,王阳明的学说,就是从这个地方生出的。

六 人事变化之轨道

  我们既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力之变化,可用数学来说明,故心理之变化,也可用数学来说明。力之变化,可绘出图来,寻求他的轨道。一部二十五史,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我们取历史上的事,本力学规律,把他绘出图来,即知人事纷纷扰扰,皆有一定的轨道。作图之法,例如心中念及某事,即把那作为一个物体。心中念及他,即是心中发出一根力线,与之连结。心中喜欢他,即是想把他引之使近,如不喜欢,即是想把他推之使远,从这相推相引之中,就可把轨道寻出来。

  孙子曰:“吴人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是舟将沉下水,吴人越人,都想把舟拖出水来,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所以平日的仇人都会变成患难相救的好友。凡是历史上的事,都可本此法把他绘图研究。

  韩信背水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汉兵被陈馀之兵所压迫,前面是大河,是死路,惟有转身去,把陈馀之兵推开,才有一条生路。人人如此想,即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所以乌合之众,可以团结为一。其力线之方向,与韩信相同,所以韩信就坐收成功了。

  张耳、陈馀,称为刎颈之交,算是至好的朋友。后来张耳被秦兵围了,求除馀救之,馀畏秦兵强,不肯往,二人因此结下深仇。这是张耳将秦兵向陈馀方面推去,陈馀又将秦兵向张耳方面推来,力线方向相反,所以至好的朋友,会变成仇敌,卒之张耳帮助韩信,把陈馀杀死水之上。

  嬴秦之末,天下苦秦苛政,陈涉振臂一呼,山东豪俊,一齐响应,陈涉并未派人去联合,何以会一齐响应呢?这是众人受秦的苛政久了,人人心中,都想把他推开,利害相同,心理相同,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不消联合,自然联合。

  刘邦项羽,起事之初,大家志在灭秦,目的相同,成了合力线,所以异姓之人,可以结为兄弟。后来把秦灭了,目的物已去,现出了一座江山,刘邦想把他抢过来,项羽也想把他抢过来,力线相反,异姓兄弟就血战起来了。

  再以高祖与韩彭诸人的关系言之,当项羽称霸的时候,高祖心想:只要把项羽杀死,我就好了。韩彭诸人也想:只要把项羽杀死,我就好了。思想相同,自然成为合力线,所以垓下会师,立把项羽杀死。项羽既灭,他们君臣,无合力之必要,大家的心思,就趋往权利上去了。但是权利这个东西,你占多了,我就要少占点,我占多了,你就要少占点,力线是冲突的,所以高祖就杀起功臣来了。

  唐太宗取隋,明太祖取元,起事之初,与汉朝一样,事成之后,唐则弟兄相杀,明则功臣族灭,也与汉朝无异。大凡天下平定之后,君臣力线,就生冲突,君不灭臣,臣就会灭君,看二力之大小,定彼此之存亡。李嗣源佐唐庄宗灭梁灭契丹,庄宗之力,制他不住,就把庄宗的天下夺去了。赵匡胤佐周世宗破汉破唐,嗣君之力,制他不住,也把周之天下夺去了。这就是刘邦不杀韩彭诸人的反面文字。  光武平定天下之后,邓禹、耿诸人,把兵权交出,闭门读书,这是看清了光武的路线,自己先行走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是把自己要走的路线明白说出,叫他们自家让开,究其实,汉光武、宋太祖的心理,与汉高祖的心理是一样,我们不能说汉高祖性情残忍,也不能说汉光武、宋太祖度量宽宏,中能说是一种力学公例。

  岳飞想把中原挽之使南,秦桧想把中原推之使北,岳飞想把徽钦挽之使南,高宗想把徽钦推之使北,高宗与秦桧,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其方向恰与岳飞相反,岳飞一人之力,不敌高宗、秦桧之合力,故三字冤成,岳飞不得不死。

  历史上凡有阻碍路线的人,无不遭祸,刘先帝杀张裕,诸葛亮请其罪,先帝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芳兰何罪?罪在生非其地。赵太祖伐江南,徐铉乞缓师,太祖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酣睡何罪?罪在睡非其地。古来还有件奇事:狂华士、昆弟二人,上不臣天下,下不友诸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这明明是空谷幽兰,酣睡自家榻上,宜乎可以免祸了;太公至营丘,首先诛之,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太公在那个时候,挟爵禄以驱遣豪杰,偏偏有两个不受爵禄的,横亘前面,这仍是阻了路线,如何容他得过?太公是圣人,狂华士是高士,高士阻了路线,圣人也容他不过,这可说是普通公例了。

  逢蒙杀羿,是先生阻了学生之路,吴起杀妻,是妻子阻了丈夫之路,高祖分羹,是父亲阻了儿子之路,乐羊子食羹,是儿子阻了父亲之路,周公诛管蔡,唐太宗诛建成、元吉,是兄阻弟之路、弟阻兄之路。可见力线冲突了,就是父子兄弟夫妇,都不能幸免的。王猛明白这个道理,见了桓温,改仕苻秦;殷浩不然,即遭失败。范蠡明白这个道理,破了吴国,泛舟五湖;文种不然,即被诛戮。此外如韩非囚秦,子胥伏剑,嵇康见诛,阮籍免祸,我们试把韩非诸人的事实言论考一下,又把杀韩非的李斯,杀子胥的夫差,和容忍阮籍、诛戮嵇康的司马昭各人心中注意之点寻出,考他路线之经过,即知道:或冲突,或不冲突,都有一定的公例存乎其间。

  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道理本是对的,但他在当日,因这三句话,得了重谤,我们今日读了,也觉得他盛气凌人,心中有点不舒服,假使我们生在当日,未必不与他冲突。陈宏谋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这三句话的意义,本是与王安石一样,而我们读了,就觉得这个人和蔼可亲。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王安石仿佛是横亘在咱上,凡有“天变”、“人言”、“祖宗”从路上经过,都被他拒绝转去。陈宏谋是把己字、人字、数字,列为三根平行线,彼此不相冲突。我们听了王安石的话,不知不觉,置身“人言不足恤”那个人字中,听了陈宏谋的话,不知不觉,置身“毁誉听之于人”那个人字中,我们心中的力线,也是喜欢他人相让,不喜欢他人阻拦,所以不知不觉,对于王陈二人的感情就不同了。我们如果悟得此理,应事接物,有无限受用。

  力学中有偶力一种,也值得研究。宋朝王安石维新,排斥旧党,司马光守旧,排斥新党,两党主张相反,其力又复相等。自力学言之:“两力线平行,强度相等,方向相反,是为偶力作用。”磨子之旋转不已,即是此种力之表现。宋自神宗以来,新旧两党,迭掌政权,相争至数十年之久,宋室政局遂如磨子一般,旋转不已,致令金人侵入,酿成南渡之祸。我国辛亥而后,各党各派,抗不相下,其力又不足相胜,成了偶力作用,政局也如磨子般旋转,日本即乘之而入。  人世一切事变,乃是人与人接触发生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我,我们可假定为数学上之二元,一个Y,一个X,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线:(1)二直线;(2)圆;(3)抛物线;(4)椭圆;(5)双曲线。人事千变万化,总不外人与人相接,所以任如何逃不出这五种轨道。本章前面所举诸例,皆属乎二直线,第二章甲乙两图,第三章之丙图,则属乎圆,此外还有抛物、椭圆、双曲线三种,叙述如下:

  甚么是抛物线呢?我们向外抛出一石,这是一种离心力,地心吸力,吸引此石,是一种向心力,石之离心力,冲不破地心吸力,终于下坠,此石所走之路线,即是抛物。弱小民族,对于列强所走路线,是抛物线。例如:高丽人民想独立,这是对于日本生出一种离心力,而日本用强力把它制伏下去。冲不破日本的势力范围,等于抛出之石,冲不破地心吸力,终于坠地一般。

  我们抛出之石,假定莫得地面阻挡,此石会绕过地心,仍回到我之本位,而旋绕不已,成为地球绕日状态。这种路线,名曰椭圆,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结合而成。自数学上言之,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其和恒等,此点之轨迹,名曰椭圆,其和恒等者,即其值恒等之谓也。买卖之际,顾客交出金钱,店主交出货物,二者之值相等,即可看作一物。这是顾客抛出一物,绕过店主,回到他的本位,在店主方面看来,也是抛出一物,绕过顾客,回到他的本位,成一种椭圆形,买卖二家,就心满意足了。顾客有金钱,不必定向某店购买,这是离心力,但他店中的货物,足以引动顾客,又具有引力。店主有货物,不必定卖与某客,这是离心力,但他怀中的金钱,足以引动店主,又具有引力。由引力离力的结合,顾客出金钱,店主出货物,各遂所欲,交易遂成,是为椭圆状态。

  又如自由结婚,某女不必嫁某男,而某男这爱情,足以系引他,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爱情,足以系引他,引力离力,保其平衡,也系椭圆状态。

  地球绕日,引力和离力,两相平衡,成为椭圆状态,故宇宙万古如新。社会上一切组织,必须取法这种状态,才能永久无弊。我国婚姻旧制,由父母主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缺乏了离力,所以男女两方,有时常感痛苦。外国资本家专横,工人不入工厂做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所以要社会革命。至若有离力而无引力,更是不可,上古男女杂交,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这是缺乏了引力。我国各种团体,有如散沙,也是缺乏了引力,所以政治家创一制度,不可不把离心向心二力配置均平。

  有一点至两定点之距离,其差恒等,此点之轨迹,名曰双曲线,其形状,有点像两张弓反背相向一般。凡两种学说,成两种行事,背道而驰,可称为走入双曲线轨道。例如性善说和性恶说,二者恰相反对,对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越讲得精微,相差越远,犹如双曲线越引越长,相离越远一样,究其实,无非性善恶之差,是谓其差恒等。又如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者是背道而驰的,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二者也是背道而驰的,凡此种种,皆属乎双曲线。椭圆绘出图来,有两个心,双曲线绘出图来,也有两个心,椭圆之图,是两心相向,双曲线之图,是两心相背,所以我与人走入椭圆轨道,彼此相需相成,若走入双曲线轨道,心理上就无在不背道而驰。我们把各种力线详加考察,即知我与人相安无事之路线有四:(1)不相交之线。我与人目的物不同,路线不同,各人向着目的物进行,彼此不生关系。平行线,是永远不相交,有时虽不平行,而尚未接触,亦不生关系;(2)合力线。我与人利害相同,向着同一之目的进行,如前面所说吴越人同舟共济是也;(3)圆形宇宙事事物物,天然是排得极有秩序的。详玩甲乙丙三图,即知凡事都有一定范围,我与人有一定的界限,倘能各守界线,你不侵我之范围,我不侵你之范围,彼此自然相安;(4)椭圆形。前面所说自由贸易、自由结婚等是也。凡属权利义务相等之事,皆属乎此种。

  四线中,第一、第三两种线的结果,是利己而无损于人,或利人而无损于己。第二、第四两种线的结果,是人己两利。我们每遇一事,当熟察人己力线之经过,如走此四线,人与我绝不会生冲突。

  我们把上述四种线求出,就可评判各家学说和各种政令之得失。我国古人有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者,合得到第一种线,有所谓“通功合作”者,合得到第二种线,有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合得到第三种线,有所谓“通功易事”者,合得到第四种线,西人谓:人人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限,合得到第三种线,都是对的。尼采的超人主义,其病在损人,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其病在损己,律以四种,俱不合,故俱不可不行。

  二直线也,圆也,抛物线也,椭圆也,双曲线也,五者,是人与人相遇之路线,而此五线是变动不居的,只要心理一变,其线即变。例如:吴之孙权,蜀之刘备,各以荆州为目的物,孙权把荆州向东拖,刘备把荆州向西拖,力线相反,故郎舅决裂,夫妇生离,关羽见杀,七百里之连营被烧,吴蜀二国,俨成不共戴天之仇。后来诸葛亮提出魏为目的物,约定共同伐魏,就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二国感情,立即融洽,合作到底,后来司马昭伐蜀,吴还起兵相救,听说刘禅降了,方才罢兵。这就是心理改变,力线即改变之明证。

  我国从前闭关自守,不与外国相通,是不相交之二直线,五口通商而后,受帝国主义之压迫,欲脱其势力范围而不能,是走的抛物线,一旦起而抗战,与帝国主义成一反对形势,彼此背道而驰,即为两心相背之双曲线。我们联合被侵略者,向之进攻,即成为合力线。帝国主义,经过一番重惩之后,翻然悔悟,工业国和农业国,通功易事,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就成为两心相向之椭圆状态。将来再进化,世界大同了,合全球而为一个国家,就成为一个圆心之圆形了。所以这几种线的轨道,是随时可以改易的,只看各人心理如何罢了。

  性善说、性恶说,二者背道而驰,是双曲线状态,倘知人性是浑然一体,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即成为浑然之圆形了。入世法和出世法,背道而驰,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背道而驰,这都是双曲线,倘能把他融会贯通,入世出世,原是一理,利己利人,原是一事,则又成为圆形了。

  我们做一切事,与夫国家制定法令制度,定要把路线看清楚,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平,才不至发生窒碍。我们详考世人的行事和现行的法令制度,以力学规律绳之,许多地方都不合,无怪乎纷纷扰扰,大乱不止。

  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第一句是对的,第二句就不对。我们执规以画圆,执矩以画方,聚五洲万国之人而观之,不能说不圆,不能说不方。惟圣人则不然,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皆所谓圣人也,诸圣人定下的规律,各不相同,以此圣人之规律,绳彼圣人之信徒,立生冲突,其故何哉?盖圣人之规律,乃尺也、斗也、秤也,非画圆之规,画方之矩也;诸圣人之尺斗秤,长短大小轻重,各不相同,只在本铺适用。今者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一市之中,有了几种尺斗秤,此世界文化所由冲突也。所以法令制度,如果根据圣人的学说制定出来,当然不能通行世界。力学规律,为五洲万国所公认,本章所述五种线,是从力学规律出来的,是规矩,不是尺斗秤,依以制定法令制度,一定通行五洲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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