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级与新的权力结构：美国校园的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的表现
让我们暂时避开熟悉的案例：取消演讲邀请、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裁决，堆放培乐多泥胶玩具的安全区、抵制越南法式面包的运动等。更喜欢吃脑组织的政治正确食肉菌在名牌大学校园里盛行，其真正的毒性并不在于引发全民关注的某些大肆宣扬的突发事件，而在于无数个普普通通的案例，就像生活常规一样出现在全美各地的大学，很少引起人们讨论。
继续阅读之前，请允许我做一下澄清（由于故意误解本身就是本文谈及的现象所涉及的策略）。本文所说的政治准确，并不是指逐渐被右派使用的术语，即期望遵守基本的礼仪规范，如尽量不使用贬义词。本文说的是更古老的内在含义：持续不断地尝试压制自己不去发表不受欢迎的信仰和观点。
我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所名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Scripps）任教一个学期。有一个学生是美籍华人，她告诉我，她上大学时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其基督教信仰和有关婚姻的非女性主义观点保持沉默。我的另外一个自称“强女权主义者”的学生告诉我，她倾向于在任何事情上都保持沉默，因为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说些冒犯别人的话。还有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在文章中写到一个她上大学之初就认识的朋友，她刚刚发现这位朋友一到星期日就去教堂做礼拜。这位学生甚至没有意识到朋友是教徒。当她问朋友为什么隐瞒这个重要事实时，朋友回答说：“在学校，我觉得以教徒的身份出来进去感到不舒服。”
我还听说，写作中心的主任和残疾人研究专家告诉人们说，他们不能使用诸如“这是个疯狂的想法”等说法，因为这是对精神病患者的侮辱。一位年轻女士告诉我，她因为穿软皮平底鞋而遭到同学的批评，人家告诉她这种行为属于文化盗用。我还听到一位兼职讲师描述常见的教学冲突场景，当他在课堂上说了某些话，有学生声称感到“被触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场“垃圾桶大火”，引起各级官僚出动。他补充说，他现在小心翼翼，生怕说出或者讲授可能引起麻烦的内容。
我再次听到学生的心声，这些自称强女权主义者的年轻女性谈到她们不敢在同龄人中畅所欲言，她们感谢社交媒体应用程序YikYak，虽然它作为网络欺凌的平台臭名昭著，这是因为它允许人们匿名发表实名时不能讲的意见。最重要的是，我听到学生告诉我，虽然他们基本上认同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推行的规范以及心态，但他们认为它走得太远了。正如他们所说，人人都感到“政治正确警察”带来的压抑，除了那些被别人视为政治正确警察的成员之外。
就在一所大学的一个学期之内，从一门课的12个学生中我听到了所有这一切，并且还有更多东西。我没有理由相信这里的环境与其他名牌私立大学有实质上的差别，事实上有充足的理由让我相信：无论是与许多学校的师生的交谈，还是本人在高等教育界的广泛经历，或者从主流媒体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了解到的情况，某些地方的情况无疑比其他地方好些，整体上文科学院的情况毫无疑问比综合性大学更糟糕些，但总体来看，情况应该差不多。
这就是我理解的政治正确情形。名牌私立学院已成为宗教学校。这里说的宗教不是卫理公会或天主教而是自由主义精英的价值观体系的极端版本：自由主义的职业性、管理性、创造性课堂不仅供应进入大学的大部分学生，而且提供给在大学工作的教职工和管理人员。进入这样的组织机构就要被社会化，而且必然好受到这种宗教的灌输。
政治正确与成功宗教
我应该提及的是，当我去年秋天在华盛顿州一所名牌大学---怀特曼学院（Whitman College）和一组学生谈到精英私立大学是宗教机构的观点时，引起的共鸣最强烈。我还应该提到最近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写信的学生已经从位于塔尔萨的奥瑞尔·罗伯茨学院（福音派基督教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母校）。令他吃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也是宗教学校，他说，只不过其信仰是成功学而已。成功宗教与政治正确不一样，但正如前文所述，两者是手拉手的。
说这些大学是宗教学校意味着什么？首先，他们拥有一套虽然没有明文写出来但人人都明白的教条：一整套“正确”的观点和信念，充其量会允许在一个狭窄范围内的争议。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谈话方式，还有一整套思考和谈论的正确事情。世俗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环境保护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身份认同问题---主要是种族、性别和性倾向的三位一体占据了注意力的中心。主导性的人物是米歇尔·福柯及其有关权力、话语和自我的社会建构的理论，他在左派中扮演了马克思曾经扮演的角色。大学教育应该提出的根本问题---如个人和集体美德问题或好人和好社会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被普遍认为已经得到解决。名牌大学校园里的假设是，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道德真理。这是一种宗教态度，当然不是学术或思想态度。
教条及教条的实施促成意识形态共识。在课堂上，学生很少表达不同意见，在一所又一所大学里都是如此。原因是什么？至少在怀特曼学院，有学生告诉我主要因为他们的确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另一个学生补充说，当他们在课堂上讨论问题时，假设我们谈论问题X，我们不是在谈论X，而是谈论在X问题上为什么某个立场是正确的。当我的学生写到她的经常上教堂的朋友时，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在斯克里普斯这样多样化的地方竟然有人觉得教徒的身份令人感觉不舒服。当然，斯克里普斯学院及其他名牌大学只是在身份认同方面有多样性。就意识形态而言，它们都是同质性的。在校园里没有“不同声音”，虽然这些大学如此吹嘘；你们虽然身体各异，但说出的话完全相同。
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文科学生（以及自由派人士）如此不善于捍卫自己的立场的原因。他们从来不需要也从来没有学习如何捍卫自己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保守派的攻击往往使他们愤怒异常，却张口结舌难以还击。没有什么比论辩时被驳得哑口无言更令人愤怒得了。但是，倾听不同意见的理由并不是让你学会反驳他们。原因是你可能错了。事实上，你真的错了：在某些事情上，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每个人都百分之百正确的几率是零。因此才需要言论自由，其中就包括说和听的权利，为什么要取消对演讲者的邀请呢？这是剥夺了演讲者说的权利和学生听的权利。
精英私立学院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出现同质性就是因为其社会成份构成出现了同质性或接近同质性。学生群体主要来自自由派上层和中产阶级上层，虽然种族多样，但以白人为主，偶尔有些来自贫困社区的有色人种学生，但是这两个群体的政治信仰大致相同，其证据就是他们共同构成民主党的基地这个事实。至于教工和管理者，无论社会背景还是现在的社会地位，他们都比学生更具同质性，因为这些人往往是自由派职业人士，即便不是，也往往是自由派学者。与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示威者不同，今天的学生积极分子并不表达反文化观点。他们表达的文化观点恰恰就是自身所处的主流观点（这也是为什么管理者很愿意接受学生的要求）。如果你想在当今名牌大学校园寻找反文化，你就需要寻找保守派学生。
这让我们看到与教条有关的另外一件事：异端。异端是指破坏正统共识的观念，因此必须彻底根除：通过教育，通过再教育，必要时通过审查制度。名牌私立大学里有语言规范或者渴望拥有语言规范是完全有道理的，也是乏味无聊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保守派其实并不在乎进步人士是不是反对，结果造成政治正确通常导致左派自相残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批判其他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说“阴道”而不是“前孔”，“学生谴责《男孩别哭》的导演是患上变性人恐惧症的“白人婊子”（如最近里德学院发生的情况）等。
当然，最有效的审查是自我审查，在住宿式学院的亲密环境中，年轻人很快就能学会。怀特曼学院的一名学生提到，在质疑共同信念时，他非常小心地描述自己的观点，如“请向我解释我为什么错了”的话。其他如巴德学院和克里蒙特学院联盟的学生则解释说，对身份认同政治的霸权的任何挑战都会让你赢得种族主义者的骂名（例如，“不要跟那个家伙讲话，他是种族主义者”）。校园抗议者不是被噤声的人，尽管他们的言辞经常对立：毕竟，他们不再沉默。他们在校园里说出了他们的想法。被噤声的是那些人，如我在斯克里普斯学院和怀特曼学院的学生或其他地方的许多学生，他们毫无疑问都不再发言。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最近写道，“人道主义宗教可能像所有其他宗教一样危险。”
名牌大学校园的假设不仅是我们完全掌握了真理，而且是我们完全拥有了美德。我们不只是知道善与完美的智慧，而且完美无辜地体现了智慧。但是，美德统治往往吞噬自己的孩子。想想塞勒姆。他们会把枪口转向自己身上，因为人人都想成为最圣洁之人。想想法国大革命。赌注永远被不断放大。政治正确的军需供应令我想起美国步枪协会（NRA）。人人都害怕挑战美国步枪协会（至少在禁枪问题上，人人都意见一致），所以它可以漫天要价。但是，因为有能力，它就想出了新要求，游乐场的枪和酒吧的枪等。
政治正确也是如此。正如学生所理解的那样，总有新的东西是你不应该说的。最糟糕的是，往往是你话说出来之后才发现有些话不该说。政治正确这个术语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本来是进步学生之间的一种自嘲，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故意嘲讽。但是现在，反讽的味道已经丧失，斯大林主义却保存下来。斯大林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你可能被判有罪，虽然你还没有采取行动。只要你总是有罪，或者可能被判有罪，那就说明你总是可控的。
你也总是处在简·奥斯丁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所说的“自愿间谍”和学生所说的政治正确警察的监督之下。美德统治往往制造线人（这是社会凝聚力创造的奇迹）。他们还制造权威，往往自封权威，就像斯克里普斯学院的写作中心主任命令你不准使用“疯狂”这个词。每当我听到有人说你不该说什么时，我就想知道这种禁令来自何处。是谁决定的，是谁给了他们决定权？每当我听到某一群学生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时，我就想问，我们到底在说谁：他们所有人还是其中的几个人？这个群体选举了领袖，还是领袖自己选了自己？
请让我说得更清楚一点。我认识到，政治正确的文化和最近校园骚动的形式都是对巨大的、棘手的国民问题做出的回应。美国出现了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个人偏见，大学校园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社会上出现了系统性的性别歧视和性侵犯，大学校园也不例外。因而有人呼吁安全空间和触发警告，渴望消除微不足道的攻击，要求清除攻击性的标志和限制冒犯性的言论：无论这些若作为政策依据可能有多么愚蠢（尤其是前两个），若真的付诸实施会多么荒谬，其动机都不乏合理性。
政治正确与校园权力斗争
但是，政治正确的很大一部分与正义或创造安全的环境无关；而是权力斗争。当今大学里发生的很多事反映了当今高等教育中权力关系的重新洗牌。校园积极分子正在利用学生现在比从前拥有更多权力的事实（我怀疑他们中的许多人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明确知道的话）。这个权力关系变化就是学界中客户服务意识的崛起和教师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学生的权力上升，教师的权力下降。从前学校管理者与教师结为联盟，实际上他们很多本来就是教师；如今管理者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与学生结为联盟反对教师，相比于教师的福祉，他们对客户的满意度更感兴趣。
在学生与教师之间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中，学生赢得了支配地位。当今的大部分教师是兼职教师，或者短期签约，上一门课拿几千美元，或者是没有长期安全保障的合同制雇员，或者地位仍然不牢靠的未获终身教职的教授。随着2011颁布的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法的扩展，现行法律仍然规定课堂讲授内容受到监督，即便终身教授的头顶上也悬着一把利剑。由于临时用工制的推行和博士长期供过于求（如果借用马克思的用语就是学界储备大军），学界劳动力价格低廉，他们往往胆怯和脆弱。学生如果和教师有了冲突，除了可能成绩比较低一些（在目前的环境中，意味着B +）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教师可能因此被解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教师像斯克里普斯学院的兼职教师那样夹着尾巴做人的原因。他们也被噤声了。学生积极分子（以及所有学生）无论知道与否，正在利用越来越贫困的学界劳动力大军的不安全感。社会正义就先谈到这里。
但是，政治正确的权力运用不仅针对教师，而且针对学生中的其他族群，即那些不属于意识形态特权或不支持主流观点的人群：保守派学生；有宗教信仰的学生，特别是基督徒；认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学生，包括很多犹太学生；“运动员”学生，意味着白人男性运动员；来自红色州的白人学生；任何地方的异性恋的无性别困扰的白人学生（依据学校不同，这个群体的比例占所有学生的1/5和1/3。（顺便说一下，本人是无神论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认定大学本来就不应该拥有运动队的人。现在说来应该算作自由派精英的一份子。）我没有听到很多人谈论为基督徒创造安全空间，或者防止保守派的微小攻击，或者禁止针对运动员的仇恨言论，或取消社会主义者的演讲邀请。
只要在学术界打交道，我经常听到的就是对那些群体及其成员公开表达的蔑视或偏见或敌意。如果你是白人，通常你被视为有罪，除非你能自证清白。最糟糕的可能性构建就是考察你的语言，在敏感问题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带着质疑来审视。我去年在密苏里大学参加了一个微型侵略研讨会。领导说，微侵略的问题是他们“创造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空间，”他们说，“那是不属于你的空间；你与人不同，这是不合适的。”那些论述恰好准确地描述了我在精英私立大学遇到的那些群体，唯一的差别是不大可能有那种微型侵略，即故意的冒犯。种族主义的确是个体系，但偏执和偏见只是个人态度问题，它们在整个政治光谱中是自由分布的。
我完全意识到男性、白人、异性恋者和无性别困扰者仍然是社会整体的主流群体。但平等不是报复。相比较而言，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和跨性别恐惧症更加强大，更加根深蒂固，但是这并不能使其少受谴责，尤其是在大学生中实施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刚刚过了青春期的孩子，理应得到保护，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之前，姑且相信他没有恶意。
我与斯克里普斯学院的写作中心主任谈论触发警告问题。我告诉她，我教的学生中对课程材料感到不舒服以至于必须离开教室的只有一个，那是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后来知道是亚裔美国人）。在课堂讨论露骨性描写的女同性恋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之前，他选择离开教室。我天真地认为写作中心主任会同情学生的处境，没想到她轻蔑地哼了一声。（为准确起见，我自己对他的举动很难说到高兴，但是，我并不相信触发警告有什么作用）。名牌私立大学的进步师生常常说，他们想拆除社会上存在的权力等级体系，但是他们的行动往往表明，他们事实上想颠覆权力体系。所有的群体都是平等的，但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加平等。
政治正确造就了我们与他们的心态。“他们”是白人或无性别困扰白人男性，换句话说，“父权制”。（即左派非常喜欢的用词“死去的白人男性”就没有多大威力了，如果后两个词已经不再被觉得是贬义词的话。）“我们”是其他所有人，是美德的联合体（当然是因为出生的偶然性而具有的美德）。这意味着政治正确不仅把“他们”当作整体，不仅消除了白人的差异，如犹太人和摩门教徒，或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而且消除其历史特殊性，有时候甚至现有经验的特殊性，也就是抹杀经验的特殊性。
政治正确期望我们将体验置于身份认同网络坐标内，就用有限数量的认可范畴的交叉点位置解释我们的经验。如果你是拉丁裔女同性恋者，你必须感受到X坐标，如果你是跨性别白人男性，你必须思考Y坐标，但是身份认同不应该先于经验；而应该从经验中产生。经验更多是由旁大的变量组成的颗粒状，远比政治正确哲学梦想到的情况复杂得多。我本人是家中的老幺，我在郊区正统犹太家庭长大，更重要的是，我的意识和存在方式是由无穷的经验细节塑造而成，其中大部分是不可还原为简单的范畴的。
顺便说一下，这正是读文学并将文学置于大学教育核心的原因：因为文学能抓住生活体验及身份认同感受的复杂性，这是政治化的任何社会科学类别都根本无法企及的。
有一个范畴是自由主义精英宗教所不承认的---人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其目的是隐瞒阶级。阶级在名牌大学就像在美国社会一样一直是个说不出口的词汇，是最大的禁忌。名牌大学校园里排除阶级这个词就使得阶级排斥成为可能。左派话语和政治正确话语长期以来令我感到困惑，“白人”与“富裕”频繁糅合在一起，似乎“白人都很富有，有钱人都是白人。”但事实上，超过40%的贫穷美国人是白人。大约60%的工薪阶层美国人是白人。几乎2/3的美国白人是穷人或工薪阶层。总之，低收入的白人约占全国人口的40%，但是在精英大学校园几乎看不见他们的影子，在那里他们的数量唯一代表性不足的群体，至多是百分之几，有明显的差距。
我们不承认阶级，因此很少有针对阶级的平权运动。并非巧合的是，低收入白人超大比例地恰恰属于学院宗教觉得可以接受的甚至值得向往的妖魔化群体：保守派、基督教徒和红色州的人。名牌私立大学由自由精英创办的，反过来在培养自由派精英。如果需要用选举灾难来提醒他们白人工薪阶级的存在（人们希望，最终意识到自己的人性），这个事实的到来应该不足为奇。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因此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在自由派精英的心里，白人工人阶级是被压迫者。最近的总统竞选或许被理解为被压迫者的回归，当被压迫者真的杀回来时，总是凶猛可怕的。
排斥阶级也使得名牌大学在延续阶级划分中扮演的角色被隐藏起来，他们通过所谓的精英管理系统假装实现相反的目标---选拔英才。通常情况下，学生有很多家长可购买的美德（例如，SAT成绩与其家庭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高校招生过程中，正如米切尔史蒂文森（Mitchell L. Stevens）在《创造一个阶级》中写道，大学招生录取是一种“洗特权”之法。
但是，它不仅仅是招生录取过程。政治正确的文化和名牌私立大学宗教为富裕白人和亚洲学生提供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和用以抹去其特权的意识形态资源，他们构成了学生的大部分，而富裕白人和亚裔专业人士构成了大学终身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的大多数。录取过程使他们能够告诉自己，他们带来希望的人，是社会弊病的部分解决方案，而不是造成社会问题的帮凶。他们或许口口声声说要打破精英垄断，但其真正的目的是讨好它。
政治正确与理性话语
在此，我们找出成功宗教与政治正确宗教之间的关系。政治正确是崇尚精英管理的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的遮羞布。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成功为本科生毫无顾虑地从事投机性项目披上了一层道德外衣。学生的存在可以被理解为两个基本分开互不交流的领域：一是校园社交生活（包括课堂被理解为集体空间），实施政治正确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情绪不受威胁的环境；一是个人发展进步的个体追求，真正的事业。对前者的道德承诺（无论如何都往往是短暂的）与对后者的承诺是分开的，两者之间有安全的距离。
介于两者之间的是自由教育的核心目的：通过理性话语探究人类的基本问题。理性话语意味着理性论证：不是我们谈论的政治正确共识，这不是论证，也不是他们谈论的谩骂（社交媒体上这种谩骂无处不在），它是非理性的。但是，探索人类的基本问题，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却威胁到当今校园的两大信条：政治正确和成功宗教，因为它既质疑了前者的确定性又质疑了后者的价值观。这样的探索提出了存在不同思维方式和不同生活目标的可能性。
政治正确与理性话语是格格不入的理想。忘记学院院长和大学校长不可避免地提出的用来“平衡”自由表达的“文明”素质吧。呼吁文明无非就是神经高度紧张的官僚的管理工具而已，是挑出每一种差别并把将其混合成平庸乏味之物的方法。自由表达是绝对必须的，而搞平衡只会导致破坏。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久经尝试和考验的自由表达规则，一种专门设计出来促成理性话语的规则，那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法学不承认“攻击性”言论甚至仇恨言论应该受到合法的限制。一方面，仇恨不违法，冒犯也不违法。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是仇恨，对你来说未必是仇恨，对你的冒犯可能是我根深蒂固的信仰。概念是相对的和主观性的。当我在巴德学院发表此文话题的演讲时，学生的第一个评论是巴勒斯坦年轻妇女做出的，她说，“保守派叙述”如犹太复国主义应该被审查，因为“他们需要把另外一个族群他者化，即便不是异化的话。”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会对持巴勒斯坦立场者说出同样的话。一旦你开始禁止攻击性的言论，依照逻辑来说，就没有可停止的地方，或者说在何处停止将取决于该共同体内竞争性族群哪个更强势。
换句话说，再次由权力决定。就拿大学校园内有关言论自由问题争论最突出的话题来说，取消校外嘉宾的演讲邀请总是反映了某个群体的更大权力。当某个嘉宾应邀发表演讲时，这意味着学校内的某些人如某个院系、中心、委员会或学生组织想听到嘉宾会说些什么。当演讲邀请被取消，嘉宾被拒之门外，这意味着另外一个群体的权力更大。
当后者被指控违反言论自由时，他们往往不约而同地回答，“我们怎么反对言论自由呢？我们现在就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啊！“但是，人人都支持自己的言论自由。作为一般原则，检验你对言论自由承诺的标准就是你是否愿意容忍别人尤其是你最反对的人的言论。如果你使用你的言语让别人沉默，那就说明你不支持言论自由。你只支持你自己的自由。
我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理由不应该作为私立学院和大学（至少自称非宗教的大学）的指导准则，作为公共机构，这是必须的。但是，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在很多时候，学生更加多样化，经济状况更是千差万别，这意味着公立大学不必对付大批富裕的、受到特别呵护的白人和亚裔学生，他们不知道如何同黑色和褐色学生交谈，需要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在场来“教育”他们到“意识”人家的存在（这些学生被期待成为各自族群的“代表”）。当不同种类的人一起成长，而不是在青年时期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相互介绍，他们能够学会更真诚且更自然地说话、游玩和学习，这就意味着，对于青年人来说，他们可以更加真实地不拘小节地生活，无需过多关注情景本身产生的敏感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可能相互真诚对待。名牌私立学院的学生很少能够“真实。”）的确，与一代人之前相比，当今的邻近社区和公立学校更加孤立，但是与富裕的私立大学相比，公立学院和大学的学生更不大可能来自富裕的白人和亚裔人群。
真正的多样化意味着真正的不同意见。公共机构存在政治正确，但它并不占主导地位。我的一个朋友去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现在任教于亨特学院（纽约城市大学的一部分）。她告诉我，“当你在亨特学院遇到一个人，你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的世界观与你一样。”我能想象到那是对名牌私立学院言论表达问题的简练总结。当你在哥伦比亚大学或耶鲁大学或斯克里普斯学院或怀特曼学院或任何其他几十个大学遇到一个人，你绝对可以假设他们的世界观与你一样。任何可能破坏这个舒适状况的人都必须被取消演讲邀请，接受再教育或者被噤声。大部分引起轩然大波的荒谬政治正确案例发生在像埃默里学院或奥伯林学院或西北大学这种名牌私立大学并不令人吃惊。
大胆假设你周围的人的世界观与你相同，这当然并不仅仅出现在名牌私立大学。在自由派精英中如在曼哈顿的晚宴上，在硅谷的创业公司，在西雅图的咖啡馆，在布鲁克林家长教师协会（PTA)同样如此。（同样真实的还存在于社会的其他领域，无论非自由派和/或非精英群体中。尤其是对自认为开明的人士来说，这也不是借口。）这并不是偶然的。名牌私立学院是自由派精英的培训基地，这个培训不仅涉及促成专业成功的正规教育，而且还有挤身这一小圈子的入会习俗。
这意味着名牌私立大学有公立大学没有的一个使命。公立大学的学生来自社会各界，毕业后各奔东西，就业范围依然宽广。大学的使命是教育学生，然后送入就业市场，而不是将其塑造为特定种类的人。但名牌私立大学（也包括很少小型公立大学）则在创造一个社群甚至一个阶级。正如我的一个学生所说，“耶鲁大学大一新生课程的多样性无论有多大，到了高年级，多样性就大幅减少了。”
我相信，这是在名牌私立学院和大学中有色人种学生新反叛的根源之一。这些大学的期待一直是他们肯屈尊招收的幸运儿新来者，无论是1950年代的犹太人或者当今的美国黑人最终都会被同化成被保佑的精英。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言谈举止会更像“白人”。这种交易虽然一直令人不舒服，但是在过去更容易被接受。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似乎行不通了。有色人种学生告诉身边的白人，不，我们不像你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想与你们一样。虽然他们的世界观与白人工人阶级有很大差别，但他们对自由派精英的拒绝与白人工人阶级并非没有任何相似性。
名牌私立大学需要决定它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地方。是想成为上层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机器和进步教条的意识形态执行者？还是想成为真正重要的教育机构：自由、坦率和无所畏惧的探索之所？当我们谈论政治正确及其许多花哨表现时，最近的新闻报道中已经有很多，我们谈论的不仅是种族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系统性压迫，或者特权阶层青年人受到的溺爱，虽然二者肯定都发挥了作用。我们其实也在谈论或者故意回避美国阶级体系的病态。这些也是亟需我们处理的难题。
作者：威廉•德莱塞维茨。本文首发于爱思想网站，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8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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