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人在美国职场的成功看文化传统的重要影响
中国留学生和印度学生在职场上的差距或许从课堂上就能看出来。印度同学基本都是IT背景，英文又好，能言善辩，班级里最活跃的其实是他们。而且他们超级团结，找工作一个进去了就想办法拉其他同学进去，这是中国同学做不到的。所以他们拿offer的机会远远高于中国同学，从而在职场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远大于中国同学。
中印同为亚洲的人口大国，颇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近期印度裔在全球科技业中的成功已经毋庸置疑，谷歌新掌门皮查伊和去年上台的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仅仅这两家公司，印度裔高管就已经执掌了8000亿美元的市值。如果我们再往下分析这批“CEO”们，便会发现一个现象：不同于一些族裔高管都是移民二代，这一波登上硅谷权力顶端的印度裔高管，都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他们在印度顶尖的高校完成本科教育，再蜂拥至美国，进入美国名牌大学如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然后加入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再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些来自印度高等院校的学霸精英，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庞大的“CEO兵团”。
作为美国最大的两个留学生来源地，我们很自然地会提出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印度裔比华裔在美国更成功呢？印度学生除了语言上的优势还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足以使其在美国学术界和职场中脱颖而出？是否这些差异影响了各自日后的成就？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什么？我们的孩子如何扬长避短迎头赶上呢？
让我们通过诺贝尔奖得主森的著作从文化底蕴上思索一下印度裔在课程、在职场上获得的成功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印度人喜好争鸣的宝贵传统中得出一些答案。
阿玛蒂亚·森认为争鸣是印度的宝贵传统。从早期对佛经思想的争鸣，到目前对经济发展方向的争鸣，全都蕴涵着积极思考、努力求真的朴素思想，争鸣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印度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拥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信仰，判然有异的风俗和异彩纷呈的观点。《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论文选集。该书从印度由来已久的争鸣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提纲挈领地表明了了解当代印度——包括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争鸣传统不仅影响了印度文学、文化、政治、科学与数学发展的历史，而且还影响了构威其宗教多样性之基础的知识多元主义。知识多元主义包括属于印度教哲学范围之内的非正统见解，也包括印度的其他宗教经验，从佛教、耆那教和无神论在早期的盛行，到与外来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具有建设性的遭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想理解当代印度所面临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挑战，就应当充分认识其多元主义的、相互作用的和生生不息的传统。
森认为，通过互动进程，特别是在后殖民世界，外来观点也会对民族本体认知产生影响。西方往往将印度视为一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神性和无缘无故的神秘主义的地方。然而，印度具有怀疑主义和追求理性的悠久传统，除了在数学、天文学、语言学、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世俗领域的贡献之外，或许还拥有所有文明古国之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文献。森还论述了印度丰富的知识遗产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的侨底利耶与阿育王直至十六世纪的阿克巴所概述的经世治国哲学：印度在公元第一千纪与中国之密切关系的历史及其至今依然存续的重要意义：印度古老而严谨的历法：萨蒂亚吉特·拉伊的电影：具有远见卓识的诗人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与莫汉达斯·甘地之间关于印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辩论。
森认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于捍卫其世俗政治，对于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对于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事业，都是至关重要的。
来自梁文道的评论
著名学者梁文道在凤凰卫视12月2日《开卷八分钟》中也介绍了《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具体如下：
阿玛蒂亚·森，除了是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外，其实他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哲学家，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不只懂经济学、政治哲学，还有社会学，甚至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文化的一个口味，对很多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议题，甚至很时髦的理论，他都非常熟悉。他身为一个印度人，身为印度在今天国际社科领域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代表性人物。他要为自己的祖国写了这么一本书，而这本书其实是一个论文集。
说到阿玛蒂亚·森，有时候会让人感慨，比如说最近来过中国的杜赞奇、查特奇，这几位国际级的大学者，我发现今天中国跟印度起码在人文社科领域这块比较起来，就会发现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我们实在比印度是少太多了。闲话少说，回到这本《惯于争鸣的印度人》，这个论文集的名字是来自这里面其中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叫做《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在这里面，他就举了印度两大史诗集的《摩诃婆罗多》里面一个小段落来介绍他的主题。
这个小段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印度人是喜欢辩论，所以为什么老说印度人逻辑很强，喜欢讲道理，你看连史诗《摩诃婆罗多》里面都有很多的辩论。这里面的辩论是什么呢？其中一个辩论是关于种姓制度，我们了解印度的种姓制度渊远流长，在印度教里面，它是整个组织的基础之一，但是在这里面，他们的盛典《摩诃婆罗多》里面居然有人在讨论这样的问题。
倘若不同的肤色能够代表不同的种姓，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种型就是混合种姓呢，因为我们看到有混合的肤色，而且又有人提出来，我们似乎都受到欲望、愤怒、恐惧、悲伤、忧虑、饥饿和劳顿的影响，我们怎么会有种姓方面的差异呢？在另外一部古代文献《未来往事》书里边也都表现了对血统的怀疑主义，既然所有四大种姓的成员都是神的子女，他们就都属于同一个种姓，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父亲，同一个父亲的子女不能够有不同的种姓。
虽然这些对种姓制度的质疑都没有获得最终的胜利，可是从这里面，我们就了解到，在印度的传统里面，哪怕是最核心的，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都不是不可批评的，全都是可以辩论的。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印度向来男女尊卑的分别也很大，但是阿玛蒂亚·森让我们了解到印度历史上有多少了不起的女性哲学家去跟男性学者争辩，为什么阿玛蒂亚·森要特别强调印度的这种喜欢辩论，喜欢争辩，什么都谈的传统呢？
他为的要讲的就是很多人把印度奉行民主制度，简单归因于英国人影响所起的作用，但事实上要了解民主制度的根本就是要公众讲道理，就是大家说道理，而大家说道理的传统是印度本身已经就有一个很悠久的公众争鸣的传统。他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两个很容易犯的密切相关的错误。一仅将民主制度视为西方世界的一份礼物，印度只是在独立之时照单接受，二，认为在印度历史上有某种无与伦比的东西，因而让国家非同寻常的适应了民主制度。
这两种观点，非此即彼，都不对，他认为对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制度跟它密切相关的公众讲理的这个东西或者公众议事这个东西是存在于全世界，而不仅仅在于西方，也不是只在于印度一个非凡的传统。他现在谈印度是为什么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拿印度当历史看，我们印度也有，也许别的国家也有这种传统。
这里面还提到了伟大的佛教帝王阿育王，努力编纂和宣传了最早时期的公众议事规则体系，在这里面阿育王在1000多年前，2000年前就要求所有的辩论，所有的会议必须言谈有节，不得于不当场合溢美自家的教派，或者贬低其他的教派，因为当时的辩论主要是宗教辩论。即令在恰当场合延迟，议当适度，即使在辩论当中在所有场合，每一方面应当充分尊重其他的教派。后来在印度统治的穆斯林的莫卧儿王朝里面，也有一个伟大的帝王，阿克巴，他也是认为理性是指导辩论的唯一原则。
这里头就很好玩，我们看到阿玛蒂亚·森一直讲印度人尊重理性的传统，喜欢辩论的传统，而且为了辩论是什么言论都可以出来的。比方说，大家都说印度人有宗教信仰的传统，每个人都信教，但是事实上印度的无神论、怀疑论、批驳其他宗教辩论的学派，也长期存在，而且也得到大家的尊重，而且每一个学派都不能当它不存在，就是要跟它辩论。
最后这里面就说到这里头牵涉到一个问题，这些辩论的前提，就是印度有太多的宗教，而且这些宗教彼此是应该宽容的，由于国家应该宽容一切的宗教，人民应该彼此宽容，所以印度的政治应该是世俗主义的。
这时候，我们就了解这本书的名字为什么叫《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因为阿玛蒂亚·森是在针对他的祖国，我们这两集也谈到的印度越来越厉害的印度教民主主义，认为只有印度教一种宗教代表印度，它要对抗这些极右翼，提醒他们印度除了印度教也有派，也有S各种的宗教，彼此争鸣，互相宽容的传统。
关于本书
本书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论文选集。该书从印度由来已久的争鸣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提纲挈领地表明了了解当代印度——包括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全书分直言与异议、文化与交流、政治与抗争、政治与抗争、理性与身份四部分内容。
作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印度最宝贵的传统，不是印度教，不是瑜珈术，而是争鸣。扯淡永远不会出错，因为根本没人在乎它是对是错。而争鸣会产生分歧，会有是非对错之分，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这两年对印度的研究突然热起来，似乎中外学者都意识到，印度在近些年来已经悄悄崛起，再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中国是龙，印度是象，那么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的未来格局到底是“龙象之争”还是“龙象共舞”，全世界都在费力预测。
关于阿玛蒂亚.森
阿玛蒂亚.森1933年生于印度，现在仍保持着印度国籍。出生时他的外祖父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秘书，就请泰戈尔为女儿的新生儿起个名字。[1] 泰戈尔是印度的也是亚洲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为森挑了Amartya这个名字，意为“另一个世界性的（Other-Worldly）”，泰戈尔还说，“这是一个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1998年，阿玛蒂亚.森成了印度的第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森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曾在美国有名的《纽约书评》（New York Book Review）上撰文评论泰戈尔的诗歌和绘画，颇获好评。笔者写作此文过程中，正巧看到了泰戈尔的一首诗，其意境神似森在此书中的追求：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断；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还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接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
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泰戈尔《吉檀迦利》诗35
森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1959年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1957年至1963年，他是以罗宾森夫人（Joan Robinson）为首的剑桥学派的重要成员。后来他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获得诺贝尔奖时，森刚刚结束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和哲学双教授职务（1987-1998年），回到母校剑桥，任三一学院院长。
按照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授奖给森的原因是他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公告所列举的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长达26页。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选择的公理化理论、福利和贫困测度指数的定义以及对饥荒的经验研究等。其研究的命题包括:社会中每个成员对各种事物状态所赋价值（用数值表示）能否以一定方式汇总（aggregate）而构成全社会的价值评价，这种汇总方式是否能既公平又有健全的理论依据？多数票决定是否是可行的决策规则（下文将讨论这两个命题）？如何测度收入不平等？如何比较不同社会的福利分配状态？怎样能最好地判定贫困是否在下降？导致饿死人的饥荒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公告说，“通过提供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森对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新领域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公告特别提到，“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restored an ethical dimension）”。能开拓新领域供好几代研究者研究的经济学大师并不多，而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层面的人必定更具有思想家的素质和深切的道德关怀。
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层面这一说法，使人联想到近年来在中国关于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之争论。辩论中的一方宣称，经济学是不讲道德、无关道德的（不可理解为经济学鼓励不道德行为）。借用森的分析手段来说，这一论断至少是信息基础太狭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包含伦理层面，规范性研究、福利经济学从来就是经济学的一部份。在经济学发展成现代经济科学的过程中，实证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应当庆贺，但相对地规范研究却往往被忽视了，这是令人遗憾的，也因而才有“重建”一说。不过，即便如此，仍然有森及其他的一批经济学家在从事规范性研究。即使是那些不研究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Friedman），能说他们不关心社会问题、没有道德关怀吗？森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诺贝尔奖委员会对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层面的表彰，是否应该看作是对国内上述观点的否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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