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关起了门，但艺术打开了那扇窗

转载：iWeekly周末画报

2020年刚过去的第一季度，对医护人员来说，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下的血与泪；对政客来说，是歇斯底里与汗流浃背；对民众来说，是茫然凝视与一片混沌…全人类异乎寻常地共有一种心情起伏，唯有低着头，紧握拳头。人们退回家中，但止不住向窗外凝望，歌唱，希翼找到希望之窗中透出的那一丝微光…

爱德华·霍普

Edward Hopper

因为新冠病毒，文化艺术都进入了漫长的沉寂，颇为小众的爱德华·霍普却莫名出圈红了起来。

大众惊讶地发现，因疫情而闭关的日子仿佛提前几十年就已被霍普用画笔呈现：寂寥的窗前，生疏的距离，孤独的自处，简直无比贴合当下心境。

那些日常场景，餐厅、酒吧、加油站，外观并无特别，但在霍普的笔下，却无一例外显现出一种荒凉。主流观点将霍普的作品与美国的经济萧条相联系，称其渲染中产的焦虑与共情。

但艺术家查尔斯·伯奇菲德却认为，霍珀的作品正逢媒体与舆论讽刺美国城市进程的时期。或许，霍普就是纯粹钟情于画窗、画瞭望窗外的女人。

她们如同《白昼美人》中的凯瑟琳·德纳芙，在都市里的公寓里望向不知何处的远方。

此刻，窗口连接着内心欲望、期待和遐想；她们是画中的主角，也是被每一位观众窥视的对象。 

扬·凡·艾克

Jan Van Eyck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记录一对夫妇在窗旁宣誓婚约的瞬间。光线从左方的窗户倾斜屋内，照耀着乔凡尼·阿尔诺芬尼与他的妻子琼尼·德· 切纳米。光每经一处，便在表面留下不同的痕迹。

轻柔的发丝、莹润的脸颊、稠密的服饰、润泽的珠宝和平滑的镜面，都在凡·艾克的笔触下精湛地保留下来。画中有窗，是西方绘画由神性走向世俗的表征。窗置于画中，不仅是自然主义的体现，也具备功能和隐喻。 

安东尼罗·德· 梅西纳

Antonello da Messina

画中的窗有不同的布局和形式。对安东尼罗·德·梅西纳来说，它是分割画面的工具——他在《书房中的圣哲罗姆》设置了远近不一的窗口，分割了画面空间。

既能更准确地显示近大远小的比例，还巧妙地产生“画中画”的效果。不同位置的窗户将作品分为前景、中景和后景。前景的窗既是艺术家对物体的写实描绘，也是作品的起点和边界，还具备画框般的效果。

约翰内斯·维米尔

Johannes Vermeer

讲到热爱画窗的艺术家，维米尔必须位列前三：他的作品大多构图相仿，视角相似。

画中左侧常设一窗，或开或掩；即便无窗，光源的方向也暗示着它的存在。

透过这扇窗，艺术家呈现了荷兰黄金时代的女性生活：写信、读信、抚琴、瞭望窗外或专注于其他事务。

此外，室内精美的地图、昂贵的乐器、干净的瓷罐和材质绵密的挂毯无不暗示当时该国在经济、贸易、疆域等方面的富足。

亨利·马蒂斯

Henri Matisse

马蒂斯追求和谐与欢快，自1905年首作《敞开的窗》后，每经一处，必留窗景—它可以是海滨小镇科利乌尔的想象之光。

可以是摩纳哥绚烂的蓝色楼房，可以是尼斯酒店窗外的安逸海岸，也可以是工作室窗外的写意幻想。

1920年代，马蒂斯创作了一系列倚窗女子，她们的肢体放松，自由而绽放。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于1822年创作了《窗边的女人》。画中人身着绿色长裙，透过窗边瞭望远处。人们无法轻易地从肢体语言判断她的情绪，进而对作品展开详尽的讨论和联想。

有人认为，这是艺术家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卡罗琳·博默，也有人坚持这只是他虚构的人物。画中的窗户被视为希望的出口，是连接彼岸的隧道；更有人从窗上的“十字”图像读取到上帝的暗喻。

大卫·霍克尼

David Hockney

正在家中自我隔离的大卫·霍克尼，在这个疫期的春天创作了一幅名为《别忘了，病毒可不能删除春天》的白色水仙，和近几年一样，用的是ipad。

和无数著名艺术家一样，82岁的霍克尼也热爱画窗，此前，就已经画了一系列的窗前作品。

从始终定格的一扇窗望出去，下着雪、深秋的落叶、春天的树芽、四季尽收在ipad的四边框中。已然是双重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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