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背后,是突围还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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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午5点,北京海淀黄庄的大小快餐店,是校服一族和他们“后援团”的主场。
校服颜色不一,穿校服的孩子或站或坐,或面目无情、或神采飞扬,他们身边的大人忙前忙后:忙着点餐取餐,忙着掐表叫车,很多时候,甚至忙着把食物喂到正在做卷子或看手机的孩子嘴里。
这里是北京市海淀区,被称作“中国教育的青藏高原”,海淀黄庄则被奉为“宇宙补习中心”,而海淀妈妈更以“鸡娃”的教育方法闻名——她们不停给孩子打鸡血,不断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拼搏。同时,海淀妈妈也热爱学习,热衷交流“鸡娃”秘籍,甚至,在她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不甘落后或不敢落后的家长正在走进“鸡娃”的队伍。
临近期末,“鸡娃”家长们这种焦虑的心情也达到峰值。
“鸡娃”妈妈扎堆出现
——“普通人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吗?”
专家:“鸡娃”现象是典型的专制型或权威型教养方式,超前培养、突出特长、挤进名校,是“鸡娃”的实现路径
肥肠妈妈是标准的海淀妈妈,8岁的儿子就读于海淀某重点小学,目前综合成绩在海淀同龄人当中属于前1%以内。
“这所学校挺难考上的,学校试题是保密的,每年都在变,没法刻意准备。打铁还需自身硬!”肥肠妈妈说,孩子3~6岁期间,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一段时期。
“在这段时间,我给肥肠培养了较为自主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也为他积累了比较厚实的学科基础——突破了识字关(6000字),学会了中英文自主阅读,英文读到‘典范英语9’,背完‘新概念’一、二、三册。学完小学课内六年的数学,开始学三年级奥数。钢琴过了英皇二级,跆拳道绿带。”肥肠妈妈认为自己很适合在海淀,“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家里没有矿,也没有亮眼学历。但普通人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这个路径更适合大多数普通人。”肥肠妈妈说。
(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在上语文课。新华社发)
肥肠妈妈说自己是普通本科毕业,在海淀区相当于“文盲”级别,因为“海淀的高知家庭特别多,竞争很激烈”。
尽管肥肠妈妈强调,作为普通家长没办法规划孩子的未来,但许多海淀家长却以让孩子进入清华北大为目标,网上流传着海淀父母的“鸡娃”人生规划表:1岁,一开口说话,中英双语教学;3岁,能自己看英文绘本,背100首古诗;5岁,奥数学习,思维训练……10岁,奥数比赛一等奖,英语拿到PET证书(剑桥英语考试初级水平)。而这就是进入海淀前5%、北京前1%学生的水平。
海淀妈妈几乎给全国的家长们树立了“想起来就心塞”的学习地标,成都妈妈韩莉直言,虽然也想走这条路,“但我自己空余时间很少,跟孩子玩的时候讲一些知识,他是能接受的。但买的识字、数学和英语的网课,课时太长了,孩子就会难以坚持并感到挫败。”
韩莉发现,“‘鸡娃’的妈都是扎堆出现的,大家有共同志向或者说共同价值观,走到一起就会交流起来,氛围很不一样。”韩莉直言,自己没办法做到那样。
为什么家长都很“疯狂”地抢报补习班,肥肠妈妈坦言,“因为现在小升初的政策,不像中考高考那么明晰,没有固定标准。所以大家肯定要想办法证明我娃英语很强。那拿什么证明?就是剑桥英语考试呗。当然也有一种家长觉得孩子惰性太大了,想以考助学”。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和其博士生高翔通过一项追踪调查发现,家长的教养方式可以分为专制型、权威型、宽容型和忽视型,“鸡娃”现象就是典型的专制型或权威型的教养方式。“也就是说家长特别关注孩子,把更多时间放在孩子身上,而在国外也把这种方式叫作直升机育儿或者是密集型育儿。超前培养、突出特长、挤进名校,是‘鸡娃’的实现路径”。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也认为通常有两种类型的父母容易产生“鸡娃”现象,一种是对孩子严格要求,这样的父母对学业没有很高要求,他们更希望孩子形成非常正确的行为规范,认为如果孩子不严格教育,很可能成长不好;而另一种父母不只是严格,他们也跟孩子商量,在报班之前会询问孩子意见,但实际上,即便孩子不太喜欢,他们也会用种种理由去说服孩子上很多培训班,让孩子接受现状。
多数家长的焦虑源自比较
——“孩子怎么落后了这么多!”
专家:焦虑的家长习惯用数字化、阶段化指标衡量孩子,结果是与教育本身形成冲撞,反倒影响了孩子
广东妈妈封欣在网络社区上召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家长,建立起一个“‘鸡娃’方法交流群”。大家在群里交流孩子的养育方法,讨论哪个机构的补习班更好。群里一个妈妈说:“我们家娃现在不仅语文考了第一,数学也考了一次第一,99分。请大家允许我笑一下,哈哈老母亲的心!”群里的妈妈们纷纷点赞。
封欣觉得“鸡娃”不容易,“作为一枚二宝妈,焦虑一个接一个。”回想起自己“鸡娃”的缘起,封欣说是因为疫情期间在家上课,老师要求上传作业视频。她发现其他同学都会讲故事、会数数字,“怎么感觉我家妹妹落后了这么多!”封欣一时有点慌了,马上开始研究“鸡娃”的方法。
许多家长的焦虑都源自比较。“我儿子幼儿园同班一个小女生4岁就可以很顺畅地读全英文绘本,我们家孩子6岁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水平。”韩莉认为,“以前没互联网,你只知道周围人的情况,不会知道海淀的孩子是什么水平。大家按部就班,也不知道时代的发展会让人的生存境遇产生很大变化,以前是很平缓的年代。”
(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一家培训机构里,孩子们正在练习舞蹈。光明图片)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长的焦虑是由于剧场效应,即在剧场里看戏,如果前面有一个人不遵守规则站起来看,后面的人为了看清楚也会站起来看,最后整个剧场的人都站着看戏。
但在沈奕斐看来,焦虑背后还有不同的原因,其中一种是家长自己曾有过创伤,“比如他自己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他发现成绩不好导致了很多问题,就会要求自己一定要下功夫教育孩子,才能使孩子将来不走自己的老路。”
“我也看到过一些成功人士曾经家境贫寒,他就很担心如果孩子不努力,会回到自己原来的起点。”沈奕斐说。
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现实中,焦虑的家长总是习惯用一些数字化的、阶段化的指标作为衡量孩子的标准,比如奥数一等奖、剑桥英语从入门水平KET证书到熟练应用CPE证书。之所以家长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沈奕斐认为,更普遍的原因是“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变动、现代性的时代。社会变化太快了,面临很多不可控的风险。对未知的不确定会导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努力地抓那些确定性的要素”。弹钢琴就一定要考级,否则没办法证明弹得好,所以家长就要帮助孩子拿到应该有的成就体系。学习成绩量化,家长才能确定,孩子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才能对孩子的未来感到安心。
“但家庭教育本质上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这些东西都不太能量化。当家长去抓那些变化的东西,就会形成跟教育本身的一种冲撞,孩子也会反抗,结果反倒影响孩子。所以父母应该看到,现在‘鸡娃’,未来未必好。家长本身其实是处在一个时代的困境里,他们也有他们所不能解决的自身问题。”沈奕斐说。
养娃过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教育不光是让孩子坐在那里打卡”
专家:增强对孩子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安全感,是父母要努力做的事情
周末爬10公里远程山、去良渚公园画画、做手工扎染……这是眼下杭州妈妈于纯带着4岁的儿子常做的事情。
“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养娃的过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自己从什么都不知道,到慢慢地对养娃有点想法再反思,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于纯有段时间也沉醉于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一岁多开始磨耳朵听音频,看了一年多英语绘本。但到两岁半之后,孩子就不太愿意听音频了,就放弃了。”
“其实孩子最重要的是他内在的精神,对周围的世界保持一种探索的欲望。如果他有这些精神,从现在到20岁、30多岁,他永远都处于一个探索过程,不用父母去指挥现在该学英语了、该学数学了,他会有自己的想法。”于纯说。
“教育大有可为,并不是让孩子坐在那里打卡。”遵循孩子的发展过程、把教育融入生活是于纯选择的教育方式。
(在天津博物馆,小朋友在老师和家长的注视下裁剪布料。新华社发)
科学养育,沈奕斐给出了“密切关注,谨慎出手,优势累积,快乐为首”的16字方针。
“观察孩子、了解孩子,不要以你的想法强烈地去干涉他,因为你越焦虑,情绪越不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孩子需要学会自己去面对不确定性,去学习自己怎么做决策。80%的问题,孩子可以自己解决,他好像效率慢一点点,但实际上能力起来了以后,很多后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沈奕斐认为,“父母也得学会拥抱不确定性,要相信社会是越来越好的,未来的孩子有能力去适应,有能力让自己过得很好。后喻时代,更多的时候是孩子在带领我们成长,孩子成了这个时代的先锋。增强对孩子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安全感,这是父母自己要努力做的事情。”
为什么会存在“鸡娃”现象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薛海平
“鸡娃”现象,不仅在中国有,在日本、韩国等东亚社会也是常见现象。这个父母群体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受教育水平一般较高,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也较高,并且他们还有一定时间能经常参与到孩子的教育活动中。
这样的现象在各个阶层都有,在中产阶层更多一些。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儒家文化一直比较重视教育,所以希望通过读书来实现阶层固化或阶层流动。
另外一个跟教育体制的特点有关。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进入普及化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对很多人来说,获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要上好大学、高水平大学。因此,竞争仍很激烈。
从基础教育来看,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更好的均衡,更大的公平。就近入学、防止择校,就是在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公平。这就导致中产阶层的焦虑。一方面中产阶层子女获得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的机会越来越不确定。另一方面,好大学毕竟有限,通过上大学获得未来竞争优势的把握并不是很大。
与此同时,条件一般的家庭也焦虑。基础教育阶段推行减负政策,但学校的质量差异还是客观存在。孩子校外补习参与力度和质量的差异,导致学习成绩差异的可能被不断放大。而很多家庭对孩子发展结果所持的标准比较单一,就是单看孩子能不能上好学校。
家长的教育焦虑也反映了家长对孩子学习活动的参与不断加深。而过度关注或者是关注的方式不对,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比如,造成孩子的主观学习负担非常重,抵消减负政策效果,造成过度的教育竞争,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过重的家庭负担。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文君
教育焦虑实际上不是一个新问题,最近十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一般来说,中产阶级家庭培养孩子成才的概率比条件一般的家庭培养孩子成才的概率要大,因为教育分层与家庭条件之间的确存在较大的关联性,这一特征在中国表现得更加突出且具有独特性。
除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着望子成龙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外,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影响着“鸡娃”现象和教育焦虑的产生。因为二孩政策刚刚放开,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一个小孩两个父母再加上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124”的家庭结构使得不止一代人,而是两到三代人把关注力都放在一个孩子身上。另外,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日趋上升,家长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所持有的社会资本也会产生差距,家长之间相互交流和攀比的磁体效应会进一步加剧焦虑。
在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大的变化之下,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在一朝一夕。要缓解社会上的教育焦虑,我们首先要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放平心态,在重视社会资本的同时避免相互比较,家长不要简单地追求分数、成绩、考级这样量化的、单一的标准;同时,在制度上也要积极拓展人才未来的成长空间,拓宽人才未来的发展渠道,改变人才的单一化评价导向,多元化定义成功的意义和价值;大学也需要注重学生培养方式的多元化,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施展才华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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