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学校园，生活太过匆忙，人人事务缠身，不堪其扰
作者：斯蒂芬·科林尼，剑桥大学教授
摘自：《慢教授》前言
写作这篇前言，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明白，写作这回事通常就是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写出来的东西如此之短，且只要落笔就难以令人满意，较之于写作的成果，过程更显得旷日持久。但问题在于，若是只盯着“结果”看，我们大概也就走入了误区，犯下一种很有代表性且发人深省的错误。
写作，是一种复杂的活动，一路写下来，可能会发生相当多的状况，包括在写作中发现我们真实的思考。就以眼前这篇前言的写作为例，我自己做了些背景性的阅读，考虑了一篇前言之于一本书的功能所在，尤其是这本书已经面向读者做了很好的自我陈述，并且始终在反思教育模式在英美之间的差异，一种是“课堂讲授”（这是大学教育在北美所预设的形式），另一种则是讲座、研讨加上导修课（英国常见的主流模式）。
与此同时，我每天都在煮制咖啡，脑补同本书两位作者的对话（迄今为止，我还没机会同她们会面），并且整理我自己的研究。我承认，一位训练有素的作者很可能懂得如何摒弃上述某些动作。虽然就所谓“训练”的某些方面而言，我历来深表怀疑，它们说到底就是自我惩罚，越陷越深之后，无休止的劳作反而会变为一种扭曲的心理满足。
但我们仍可以说，上述或者其他相似的要素，构成了大多数作者写作经验的一部分；本书作者在书中给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学者作为一个行当，应当在彼此之间有更多交流，说一说我们究竟是如何安排我们的时间的，不回避在此过程中所遭遇的焦虑、迷失和失败，同时要少一些自我推销，不要把自己打扮成总能超额完成任务的写作机器，也就是大多数评价体制所意在奖励的那种学者。
之所以此类体制当道，初心在于刺激生产力，但真相却是，在当前的学术界，谈起真正的知识生产，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大多数学者发表太多了。请注意，我并不是说他们写得太多了：“写作，毋宁多一些，发表，不如少一点”，可谓一条宝贵的指令，鼓励我们在思考中更多地探索，只有在确信我们真有话要说，也值得一说时，我们才尝试发表。
在人文学科（在这里做经验之谈，我无法代表其他学科），一般而言，我们是通过写作来思考的——或者不妨说，通过努力写出来，我们发现并不真切地知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同样，重-写，也主要不是打磨文辞，精益求精，而是要让思考变得更清晰一些，更准确一些。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
我们要付出时间，要花时间慢慢来，要找回我们的时间——《慢教授》这本书如及时雨，两位作者玛吉·伯格和芭芭拉·西伯在书中提出了上述建议。诚如她们所见，在当前的大学校园里，生活变得太过匆忙，人人事务缠身，不堪其扰，我们现在可以说，那些制造出这种浮夸忙碌而狂热的过程，目前已经威胁到大学机构自身存在的目的。
我们花时间去申请做研究的项目资金，却没有时间真正做研究；我们花时间做汇报，论证某课程的效果符合指导意见的要求，却没有时间思考这门课下一年度应该怎么教；我们花时间在各种委员会内听取汇报，有多少项目申请获得成功，又有多少课程结果达到满意标准，却没有时间与同事交流，交换意见——以上所述，都是一个体制的种种症状，在这个体制内，手段压倒了目的，管理主义的指令主导一切，取代了原本它们要提供支持的学术活动。
当然，伯格和西伯并非故作惊人语，她们对大学时弊的诊断也不是独此一家，只要看看两位作者在书中大量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论述，自然就可一目了然（在这里，我也许应该解释一下，我是应允写作这篇前言在先，后来才发现她们对我此前的同主题作品竟是如此推崇，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但两位作者确有非同凡响之处，她们将关注点集中在个体教授的处境，以及如要同这一大学时弊作斗争，作为教授个体，又能做些什么。
在书中，她们发出了学界的最强音，向我们展示出，一旦商业咨询的那套把戏被没头脑地强加给学界，就会掏空当前的学术，只余自说自话。这是一种令人厌倦的自我割据，其模式完美地复制了新自由主义的经纪人模型，即在一个竞争永不休止的场景内，无休止地追求个人优势的最大化。
然而，即便当代大学就其运转而言还够不上新兵训练营，里面装满了身姿柔韧的人士，只顾追求自我增值，一种紧张仍然存在，一方面是大学日常任务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激励智识创新的条件。紧随着效率模式而来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狭隘工具主义观。
我们在真实抑或假象的任务清单上勾出待处理事项；我们做事井井有条，非常职业，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推荐信、阅读书目的修订、下学期讲座的摘要、写给出版社的报告、内部备忘录，每一次点击“发送”按钮，都会提升我们的成就感。进而，我们还各有自己的用户任务，好像西西弗斯那样，每天挣扎着，处理我们电子邮件的收件箱——这个任务，可以说是一种苦乐交织的过程，如同擦洗自家厨房的地板，只不过它转到了电子空间。（披露一下：我的电邮收件箱里目前共有1762封待处理邮件，当然，这主要证明了我是一个优柔寡断且时断时续的文档整理者，并非我对回复漠不关心或说我是超级明星。）
但是，效率模式并未有助于催生新的或有意义的思考。新思想的出现，往往要经历那些在沉闷中无所作为的阶段，至少是从表面看上去的无所作为。这是一种略带抑郁的状态，它将自我求索和自由合作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这种状态，更像是性苦闷，而不是清理自己的收件箱。伯格和西伯所呼吁的，是无所作为，或者说是看上去的不作为；她们所呼吁的，是将这种状态说给彼此听。这样的交流就构成了一种方法，将我们的资源集中起来，以学者群体之名，判定什么条件能促进良性的工作。
当然，两位作者也认识到，整个世界也同样在加速度，大学校园只是其中一环，在这个时代，无论何人，也无论何团体，都无法做到将他们自己封存起来，拒斥互联网、移动电话、24小时滚动新闻、社交媒体，以及生存在所谓“数据迷雾”（data smog）的状态——这种处境，也被称之为“自我诱发的注意力缺陷障碍”。
但是，正如“放眼全球，立足本土”（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行动主义良策，我们作为学界人士，也只能脚踏实地地做我们所能做的。但即便如此，如伯格和西伯所述，我们所能做的，也可谓相当之多。在她们所拟议的各项举措中，有许多是我称之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的例证，经历过往数十年之锻炼，学者已经习惯了在这种状态下生存。
我们都知道，审计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主义总在制造许多的苛求，它们是错误的，而且破坏力十足，但我们同样也明白，面对这些要求，我们至少要表现出某种起码的服从。所以说，即便我们已经走通各种流程，懂得如何将我们的活动压缩进一系列的表格——追究表格的设计者，则是那些对学术活动没有真正理解的管理人员，我们也还是继续着一套不同的语言，坚持一种不同的判断价值的方法［作为这一方法的基础，就是要承认学术是要被判断（judged），而不是用作统计的(measured)］。
而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按照伯格和西伯的建议，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做得更自觉、更明确——一部分正是通过我们彼此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交流，在相互交谈之时，我们应承认智识探索本质上的开放性，积极扩展智识的视野，甚至要重视一个措辞优美的句子，趁着它还没有被官僚肢解为违反语法规则的关键词要点。
不限于此，她们所敦促的改变，更多地关乎气质和品格，而不是就事论事的程序。她们总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工作中发现乐在其中——事实上，一定要记住，只有乐在其中时，我们才能做得更好。同时，她们还在规劝我们，少一些封闭和自我保护，多一些给予和付出，无论是我们的想法，还是我们的支持，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时间。
如要建立起真正的合作，而不是充满怨气地满足“公共服务”的职责，只为了让学术简历看起来更光鲜，所要付出的不只是我们的劳动，还需要精神的慷慨大度以及甘愿暴露出自我脆弱的勇气。她们合作的这本书，既可以担当起一份激进的宣言，又可以用作一本自助手册，同时还能作为一篇呼唤学者友谊的赞美诗。它始终在鼓励，而不是斥责，与此同时，这本书的存在本身也象征着对书中建议的身体力行。
自2016年春首版以来，《慢教授》一书收获了它的热情读者，自问世以来的各种评论，无论范围的广度，还是受肯定的程度，看起来都远超本书作者以及出版者的最初预期。在此也可想见，当读到“骄纵的学者正在不停抱怨，为了生存竟然不得不工作”时，无论是本书的观点，还是它所取得的成功，都必定让读者忍不住画线，激起一番嘲弄，但真要平心而论，伯格和西伯是在告诫我们要更用力地思考，在教学、学术和同事合作中，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可贵的，这种态度才代表着一种更艰苦的伦理，其所要求的，要远远超过由惯常职业指令所肯定的。（在这里，我应申明，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这篇前言在刊出后是否也会遭遇类似的互联网嘲讽，因为我很久之前就已发现，不去看诸如此类的网上评论，可以说是一种最简便的方法，既可以节约时间，又能避免走向对人类这一物种的绝望。）
《慢教授》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书，它可以任你读，但一定不要读得太快。也不要读完就了事：把这本书送给朋友，同别人讨论这本书，尝试着按照它的建议来做。时间，在你的掌控中……
2016年9月
请点击以下链接关注本号
相关阅读：
作者：斯蒂芬·科林尼，摘自：《慢教授》，转载：雅礼读书。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喜欢本文？欢迎关注/置顶/点赞/加入留学家长公益交流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