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ulius Krein
转载：房车独行
前言
作为1986年出生的新锐和期刊《美国事务》的创始人，作者尤里乌斯·克莱因认为，美国无疑正滑向老人统治(Gerontocracy)。美国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但其政治、科研等领域的老龄化现象却愈发严重。从生于1946年的川普到生于1942年的拜登，再到生于1940年的众议长佩洛西，美国政治人物的年龄一路上扬；而主导科研领域的老一辈专家对年轻学者的限制也十分明显。
作者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基本上由1946年之前出生的人领导，这种老人统治往往会导致既得利益固化、代际分化、代际矛盾等问题，正在耽误美国年轻一代的发展，并且影响了国家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他主张在各岗位制定“日落条款”，即强迫超过退休年龄的人群退出美国的重要岗位。
正文
美国无疑正滑向老人统治。从川普到拜登，到桑德斯，到佩洛西，再到参议院大部分议员，人们可能会误认为，圣经中的七十岁（注：《圣经》中曾写道“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已成为在这个国家担任公职的法定最低年龄。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基本上由1946年之前出生的人领导。
老人统治固然在政界最为凸显，但在当下美国人的生活中已无处不在。一段时间以来，大学教授和管理人员、银行业高管和企业首席执行官，以及其他很多行业领军人物的平均年龄都在稳步上升。或许硅谷之所以相当成功，恰恰是因为它是美国唯一一个人们不在衰老边缘但仍能得到晋升机会或筹集到资金的地方。相反，或许制药业游说团体之所以相当成功，是因为制药商不只是国会这个辅助生活设施的最大捐赠者，而且可能是最大的供应商。COVID-19新冠病毒无情地暴露了老人统治的脆弱。这场危机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适合接受长期照顾的老人群体把持重要且要求极为严苛的岗位的统治阶级，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老人统治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全球新冠疫情应对最令人惊讶的面向之一，是完全拒绝依据与年龄有关的风险对人群进行分类和治疗。
目前公认，新冠病毒对老年人群极为致命，而对五十岁以下人群的风险相当小。对三十岁以下人群来说，与实施封锁有关的风险，如家庭暴力、自杀、抑郁、吸毒的增加，以及经济上的窘境加剧，几乎肯定比疾病本身更严重。但显然，设定政策的那些老人操盘手甚至没有能力去考虑这些因素。与其对每个人都实行地毯式封锁，更为明智的做法是隔离老年人，同时允许那些五十岁以下的人工作，上餐馆，度假，参加聚会，正常生活，而不是强制执行封锁的要求。这肯定比对每个人关闭整个国家要好得多。但从没有人考虑过这一点。政策制定者假装一个三十岁的人和七十岁的人没有区别。为保护现在和过去几十年间婴儿潮一代的宝贵自尊和财产，有多少年轻人的生活被扼杀或摧毁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学：许多大学拒绝开放，或将在即将到来的学期转向线上学习。学生人群面对的风险非常低，但七十多岁的教授们说，他们不想在疫情威胁下教书。成千上万年轻学子将因此面对未来多年黯淡的职业前景，而我们的老人统治制度宁愿牺牲每个人的教育，为的是增加本应在几年前就退休了的七十多岁老人的收入。这些反常的世代动态在科学领域，尤其在病毒科学领域，影响最为显著。引用以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命名的原理: “科学进步总在葬礼之后。”正如普朗克本人所言：“一个新的科学真理能胜出，并不是因为它说服了反对者，让他们看到了光明，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死去，同时熟悉它的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这样的剧目每天都在美国的大学里上演。尤其是在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领域，同行评议不受任何更广泛的审查。只要资深人士依旧在岗，挑战他们理论的文章就不大可能通过同行评议。不难认为，近几十年来科学进步的放缓至少部分是由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学者拒绝退休——虽然他们早就过了鼎盛时期。诚然，婴儿潮一代的老去并非当代科学面临的唯一问题。以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为例，他不过52岁。尽管其职业生涯中充斥着失败，且他对自己职业生涯中每一种主要流行病的预测都极不准确，但他依旧是英国顶级传染病专家。此外，尽管多年来他的建模依赖错误的代码，严重高估了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并且在这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违反了自己的健康建议，但在主要媒体中，他的看法依旧被视作专家意见而得到援引。弗格森之类人士的热度持续不减，这迫切需要一种研究科学界建制派的社会学加以解释。但有关美国科学界中老人统治的具体问题，或许最好的缩影是七十九岁的安东尼·福奇博士，他不可思议地成了一位媒体英雄。在最容易控制新冠病毒的最初几个月里，福奇完全没有意识到病毒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且不可原谅的职业失误。迟至1月21日，福奇对病毒的严重性及对美国人构成的风险仍轻描淡写。到这时候，亚洲国家甚至美国的非专业评论员都已认识到了病毒的严重性。甚至迟至5月，他仍对积极扩大检测范围以遏制疫情犹豫不决。另一方面，他一开始就积极推广瑞德西韦(Remdesivir)，尽管相对来说没有多少证据证明这种药物的有效性。令人称奇的是，这与他职业生涯的前一阶段相映成趣，当时他积极推广另一种昂贵的抗病毒药物AZT，该药物用于治疗艾滋病，但其疗效后来被证明极具争议，且被吹捧过头了。显而易见，福奇没有能力摆脱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没有能力看到表层数字背后的深层问题，也没有能力鉴别风险。事实上，福奇在公开声明中，大多只是重复新闻标题，模糊地呼吁实施封锁：对一位八十岁的高风险人士来说，这是明智的做法，但对大多数其他人来说可能不是。透过光鲜的媒体形象，你看到的是一位判断力迟缓、精疲力竭的老人，他不适合占据一个要求苛刻的关键岗位，本应数年前就从这一岗位退休。相当可悲的是，这个国家找不到一位低于法定退休年龄的合格的疾病专家！
▍日落条款
美国老人统治的其他领域，在政界、商界、学术界，一样如此。由年轻人，也就是正常工作年龄的人，接管这些岗位，现在是时候了。新冠病毒危机甚至已经表明，让最容易被一场大流行病冲击的人群占据几乎所有重要公共岗位，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除根据年龄调整封锁和隔离措施外，还应制定强制退休政策。对六十五岁以后仍全职工作或者占据“具有系统性重要意义”岗位的人，应提高税率；那些超过七十岁的人，理当自动被迫在他们所属的地方退休。老人依旧可以担任兼职顾问、自由撰稿人等等，但不应占据重要岗位。当前，七十岁以上的政治官员理当具有良好的辞职意识，宪法也应修订，在最低年龄之外，加上最高年龄。在婴儿潮一代还年轻时，他们造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不要相信任何超过三十岁的人。”就像很多婴儿潮时期的思考那样，这一说法无比莫名其妙。但有一种主张值得一提：危机时代，任何年纪太大而不能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人，大致都不应获得信任，去管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机构。最终，婴儿潮一代将因为出生在一个处于新政中段、战后巅峰时期的国家，并留下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烂摊子而被铭记。在他们生命的黄金时期，他们继承了一个单极霸权，并将这个霸权变成了一个日渐衰落的国家。那么，他们宁愿主导对未来每代人的冲击，也不愿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谢幕，或许就见怪不怪了。原载《美国事务》网站，原题为America's Unhealthy Gerontocracy。
作者：[美]尤里乌斯·克莱因(Julius Krein)；翻译：听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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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lius Krein，转载：房车独行。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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