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我宁愿你被社会打脸，也不愿你被社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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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昱鲲
转载：赵昱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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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从小为孩子塑造世界观，有助于他们长大后更好适应社会。不过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把握尺度，帮助孩子更好认识社会呢？下文中，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昱鲲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严格”、“积极”这两种方式对于孩子成长的不同影响，还别出心裁运用算法思维，分别加以论证，为家庭育娃提供新思维和新模式。
今天读完了最近大热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它是讲蛤蟆先生由于从小父母过于严厉，总是在批评他，使得他长大后也倾向于自我否定、自我批评，因此对一切都提不起劲来，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做不好，因此干脆就什么都不想做，跟朋友的交往也是习惯性地顺从、取悦，可是每次顺从、取悦之后又对朋友暗生怒火，对自己也就更加轻视、愤怒。
虽然他父母已经去世，自己成年的生活有房有车（还有游艇），吃穿不愁，但总是摆脱不了这性格的习惯，最终陷入了抑郁。还好，在朋友的鼓励下，他终于鼓起勇气去见了心理咨询师，并且通过十次谈话，进行了勇敢而又坦诚的自我剖析，最终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自信、自主地过上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这本书写得生动有趣，探讨很深刻的问题，却用了童话形式，尤其是作者非常贴心地是从蛤蟆先生的角度来写，因此让读者很容易代入，想到自己的童年、父母、生活、朋友，难怪大卖了200万册。
这本书里的蛤蟆先生，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其实也经常在生活中见到过这种人，明明在别人眼中，他们都是高智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人生赢家，可跟他们一打交道，就发现难以接近.
因为他们对社会总是怀着深深的戒心，对别人要么是怀疑、警惕，“总有刁民要害朕”，要么是嫉妒（比他优秀的）、蔑视（不如他的），甚至总莫名地带着些愤怒、敌意。
跟这样的人一聊之后，往往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是很不幸的，从小被父母过于严厉地管教，很少能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反而总是经常遭遇到来自最亲的人的打击.
那当然会在潜意识里就总觉得“有刁民要害朕”了，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被“害”过来的啊。不停的打击，造成了他们不停的防御心态。
这样的人，往往要在长大之后，遭遇到社会极大的善意，比如有一位特别体贴的老师，一些很有包容心的密友，很幸运地跟一个安全型的配偶结婚，或者找到了一个靠谱的心理咨询师，才能慢慢治愈。
但是，生活中也有另外一类人，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生活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任凭生活虐他千万遍，他却待生活仍然如初恋。
虽然屡经挫折、打击、欺骗、背叛，但却还是不改一片赤子之心，对人保持热诚，自身保持正直。
比如陶勇医生，本来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眼科医生，经常为患者开刀治疗眼科疾病，由于遭到暴徒的袭击，受到重伤，其后虽然痊愈，但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已经无法再做手术。
这对于一名青年医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他身体恢复以后，接受采访时，几乎没有多少负面情绪，反而更多地是在谈那些失明儿童：
我想，如果自己的手今后不能做手术了，就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组织这些孩子去巡演，讲一些奋发激励、与病魔勇敢做斗争的故事。用故事去卖钱，然后养活他们自己。我觉得人得病其实不可怕，怕的是失去社会属性，如果未来他们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工作，有生活来源，他们的父母就可以放心了。
受袭后还穿着病号服在康复中的陶勇医生
01
这两种人的不同心理状态
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很简单，正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里说的，是童年时形成的反应模式。
我在2021年读的最有收获的书，是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哲学、心理学和语言科学学院教授Andy Clark写的《预测算法》。
这本书内容比较硬核，此处就不展开了。简单地说，就是大脑并不是被动地对外界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做出预测，然后根据外界输入，调整或加强大脑这台贝叶斯机器的先验信念指数及其权重系统，准备做出下一次预测。
当然，你不需要读过这本书，也能理解这个底层逻辑之上的表现：大脑不会对每件事情都做分析、计算，而是大部分事情就依赖过去的经验。
如果这件事情能用经验来对付，那大脑就自行“照过去方针办”了。只有在遇到意外的时候，也就是过去方针不灵了，大脑才会根据反馈，来调整自己的预测。
但这个调整也不是凭空发生的，而只是在过去方针基础上的微调。换句话说，一般来说是改革，而不是革命。
用贝叶斯公式来解释，就是：一件事情（B）发生之前，你就对结果（A）有个大概的猜测（先验概率，P（A），P表示概率），就算后来这个事情的发展跟你的预期不符，你的新看法（后验概率，P（A|B），表示发生了B之后你对A的概率的估计）也不是完全由这个事情来决定，而仍然受过去经验（先验概率）的巨大影响。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假如有一天有人向你示好，对你很热情，对于这个事件（B），你会怎么想？简化起见，假设我们就两种想法：A – ta喜欢我；非A – ta想利用我。
那么，你有多大程度可能会认为ta是真的喜欢你呢？这不仅取决于当时这个人的热情看上去有多真诚，更取决于你对A想法（别人喜欢我）的先验概率，也就是你本来就认为别人有多喜欢你。
用依恋模式的理论，假如一个人从小就受到父母稳定的温暖回应和看顾，就会形成安全型依恋模式，也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本质看法是：“世界是安全的，别人是好的，我是被爱着的。”
换句话说，ta的P（A）——别人有多喜欢我的概率猜测——比较高，所以，当别人来对ta示好时，ta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真诚的，因为别人大部分是好的，而且我确实是值得被喜欢的，所以我要好好回应ta的好意。”
然后，由于ta也用善意来回报别人的示好，就更可能形成一段好的关系，无论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还是亲密关系。
相反，假如一个人从小并没有受到父母稳定的温暖回应和看顾，也许是一直比较冷漠的反应，父母太忙，没空管ta，或者父母太严厉、传统，认为不能对孩子表露太多的感情，这就会形成回避型依恋模式，就是对人和人之间的温暖关系不再抱指望。
也许是父母本身情绪不稳定，或者为了控制孩子，比如只有在孩子学习好的时候才对她喜笑颜开，考砸了就冷若冰霜，这就会形成焦虑型依恋模式，就是特别想要得到别人的温暖回应。
不管是哪种，他们的P（A）都比较低，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信念是：“世界比较危险，别人不可靠，我不值得被爱。”
因此，当别人对ta示好时，ta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肯定不怀好意，怎么会喜欢我呢？我又不值得被喜欢。哼哼，不是骗财就是骗色，要当心！”这就更难形成一段好的关系。
就算后来事情发展出乎ta的意料，这个人竟然既不骗财也不骗色，就是对ta真心感兴趣，觉得ta有意思，想跟ta在一起，然后ta也终于醒悟过来了，发现人间还是有真情在，那就能彻底改变ta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吗？
当然不可能。ta只是把自己的基本信念稍微往上调了一点点：“看来世界也没有那么危险，别人也没有那么坏，我也还有一点点可爱之处。”
但是，这种成年之后人为的调整，也就是把安全感可能从10分调到20分，跟童年时期就能形成的那种90分、80分的“洪荒安全感”还是没法比。
用阿德勒的话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这种幸运地得到了一个温暖、安全、幸福的童年的人，对世界、别人、自己抱有一种先天的善意，因此心里总是乐观、自信、充满爱的。
当然，他们也会经常被社会打脸，经常失望，被迫调整自己的P（A），但是，这些调整也就是让他们把90分调到70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底色，永远是温暖的。
02
我宁愿小时温暖，长大被打脸
我自己就非常幸运的是这样一个类型的人，从小得到了包括父母在内的大家庭的稳定的温暖回应。虽然家里很穷，物质条件很差，但是心里却从来都觉得非常安全，对自己能得到别人的爱、能获得好的回报非常有信心。
当然，我长大以后，也是不断地被社会打脸：
我特别好骗，刚回国的时候，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我相信别人的承诺，认为每个人在跟我说规划时，都是认真打算要实施的，结果被人忽悠了好几次，最终事情悬在半空中，只好靠我自己去收拾烂摊子。
我假设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结果发现一些人所谓的用积极心理学来使大家过得更幸福，只不过是赚钱的借口，内心根本就不相信积极心理的力量。
我对别人推心置腹，心里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结果马上就被别人拿去添油加醋，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境地……
经历了这些事情，我后不后悔？当然后悔。
在造成了这些挫折的时候，我心里每次也是如同慢火煎熬、细针钻心般难受，更不用说给自己的实际生活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至今回想起这些事情，我都是有种不堪回首的感觉，真希望当初能够更明智一些，更谨慎一些，或者说，更少安全假设，认识到“这个世界还是有危险的，别人不见得都是靠谱的，你也没有那么可爱。”
但是，我会怨恨自己的父母给了自己过于安全的童年，以致于我长大后反复陷入这个困境吗？
当然不会！我至今仍然把这个童年看成是我辈子最大的幸运。
因为第一，就算是屡遭打击，我的反弹明显比别人快。
同样的一个挫折，别人可能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大概一个星期后，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了。
第二，安全假设也并不仅仅是总在被社会打脸。
细数下来，它其实给我带来的好处，我仍然认为要远远多于坏处。
我结交了更多真心的朋友，我挑战了很多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任务（比如中年转行，放着好好的纽约金融IT程序员不做，回国来做积极心理学），甚至我的妻子，当年也是因为看中了我的“赤子之心”而非其他任何外在因素，才喜欢上我的。
所以，其实我的后验信念其实也并不是一路向下地调整，而还是经常在往上反弹的。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人生总是要被打脸的。我宁愿在小时候被温暖，长大了再被社会打脸，也不愿意小时候就被打脸，长大了才被温暖。
因为这两种人生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默认状态就是自信、乐观、好奇、开心的。
ta对别人抱有一种善意假设，除非已经有了劣迹，不然总是愿意交往看看；
ta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改造世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使世界也变得更好。
虽然长大以后，会历经各种打击，使得ta对世界的看法越来越客观，但ta一辈子的心理底色，都是明亮的。
相反，后者的默认状态是焦虑、迷茫、担忧、怨恨的。
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总在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就怕自己不能满足别人的期望，或者被别人看不起，也不太敢去探索世界。
当然，ta会慢慢地发现，其实世界没有那么可怕，别人没有那么坏，自己其实也是有能力、值得被爱的，但ta一辈子的心理底色，都是阴郁的。
这样的两种人生，最终的收获，相当于把这两条曲线做积分。从小被打脸的孩子，一辈子的幸福是蓝色的区域，而从小被温暖的孩子，一辈子的幸福是红色加蓝色的区域。显然，从小温暖孩子，要划算得多。
所以，我对自己的孩子，就是采取稳定温暖回应，第一要务是形成他们的安全依恋模式。
妻子有时候也会质疑我：“这样做会不会宠坏了他们，让他们长大之后再被社会打脸，后悔都来不及？”
我的回答是：会啊，他们长大之后肯定会被社会打脸，肯定会后悔，甚至可能在某些时间点会怨恨我们从小“宠”坏了他们，以至于他们认识不到世界有多糟糕。
03
教给孩子危险世界观，
不能让他们在现实世界更成功
但是，人一生总得被打脸，你必须得选择是现在你打孩子、将来ta被别人温暖，还是现在你温暖孩子、将来ta被别人打脸。
区别是：选择前者，孩子会爱你一辈子，长大后仍然会跟你保持紧密的联系、到你这里来寻找慰藉。
选择后者，孩子会恨你一辈子，转而到其他人那里去寻找爱。
——好吧，这么说好像太自私。但是，即使是从孩子的角度看，如前所述，小时候就被打的后果，也要比长大了才被打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因为从大脑的贝叶斯模型来看，先验信念的威力要比我们想象得大得多。
如果用数字来比喻的话，就是假设人一生总要挨100次打脸，但是越小的时候，打脸所摧残掉的幸福越多。
假设与年龄成反比（1岁时打脸负作用是100，2岁是50，100岁是1），那么你在10岁之前把ta人生之前该打的脸都打完，一年打10次，能打掉10*(H(10)-1)=19点幸福。
但如果你10岁之前保护ta，让ta10岁之后才开始被社会“自然”打脸，一年打4次吧，35岁差不多也该成熟了，那才打掉4*(H(35)-H(10))=4.8点幸福。这是4倍的差距。
况且，从我自身的例子来看，被社会打脸也没有什么，打来打去，我不还是活得挺好的嘛？
有自己喜欢的事业，组建了很好的家庭，关键是心里一直阳光积极（好吧，我承认我也有过因为童年太幸福而低估了世界的难度，因此遭遇挫折后怨恨父母的时候，但那只是短暂的，对他们的爱才是压倒性的，更何况现在已经完全想通了）。
挫折，谁没有呢？
最近一期《积极心理学报》(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上的文章也验证了我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父母以为告诉孩子世界很危险，是为孩子好——他们错了》，发现超过一半（53%）的父母会认为教给孩子危险世界观更好，因为这样孩子才能对世界做好准备，能更好地被世界打脸。
但研究者的大规模调查却发现，事实正相反，持危险世界观的人，在事业、健康、心情等各个维度上，要么比持安全世界观的人差，要么差不多。
虽然这只是一个相关研究，不能因此得出因果关系，但是它是对那些父母的信念的一个强有力的反驳，也就是说，教给孩子危险世界观，并不能让他们在现实世界更成功。
总结一下：
1. 年龄越小，事件对人的影响就越大；
2. 人一生总要经历好事和坏事，尽量把好事放在前面，坏事放在后面，对孩子更有利，效果上相当于经历了更多的好事、更少的坏事；
3. 不用担心“少壮不打脸，老大徒伤悲”，科研结果表示，没有这回事，反而是那些养成了安全世界观的人过得更好。
所以，这篇文章的主旨，估计你也听过，就是从大脑的贝叶斯模型的角度，再次诠释阿德勒的那句“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毕竟脑科学家爬上的每个山顶上都坐着一个佛洛依德或者阿德勒。不过，至少对于我来说，每次在机制上往底层再多挖掘一层，就让我对行为更加有信心了一层。
作为一个终生被社会打脸的人，我仍然坚定地希望我的孩子也被社会打脸，因为这至少说明，我没有打他们的脸。
当然，我也并不是鼓吹就无条件地宠孩子。
我是主张引导式(authoritative)抚养风格：既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也给他规范行为、建立价值观、提出高要求。
只不过这些高要求不是靠打脸来实施的，而是在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之后，言传身教、因势利导来做的。这方面网络资源、书籍论述甚多，就不用我多说了。
不过，从大脑的贝叶斯模型出发，其实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个新的视角：童年的最大任务，就是给孩子提供高级的积极体验，这样ta在长大之后，才会不假思索地寻找生活中的其他高级积极体验，而不是沉迷于低级积极体验或者各种消极体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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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昱鲲，转载：赵昱鲲，ID: zhao-yukun。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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