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亚芸《＜论语＞视角下的工匠文化观》

《论语》散见着许多关于艺术设计、工匠制作的经典语录，是探析当时工匠文化世界的重要视角。

       器以载道﹣﹣工匠文化之哲学。“器”是工匠改造自然之物呈现的物质形态，即工匠的设计创造，而“道”则是工匠在造物设计活动中遵循的自然准则和社会规范。《论语》一书多处论及“道”，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等，孔子更是将“道”视为人行为规范、价值理想的最高准则。器以载道，“道”与“器”两者相互依存，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器”的内在本质内容，而“器”则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工匠将万物之“道”高度概括为具体的形象特征，制作器物以象征具体事物适宜的特定内涵，也就是“立象以尽意”。“器以载道”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工匠推崇遵循“制器尚象”的造物设计方法理念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孔子同时也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既是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更是一切工匠活动的根本准则。器物承载蕴含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观念，思想和方式。巧夺天工的工匠活动涉及范围广，彰显“器以载道”的工匠文化哲学。

       器以藏礼﹣﹣工匠文化之文明。礼乐文化贯穿于《论语》并成为孔子的核心思想。西汉戴圣说：“故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礼记•乐记》）工匠对礼器、服饰、青铜器、建筑、车辆等器物的制造具体体现了礼乐文化的各种仪式制度，其对工匠活动同时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工匠器物的制作必须以“礼”为准，器物的使用必须以“礼”为度。“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恒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周礼•考工记》），通过器物的使用强调等级观念和社会秩序。礼乐制度规定制器、用器的材质、装饰和纹样等，不同身份地位的使用者所用器物尺寸都有严格规定，因此工匠制作各式器物必须合乎礼仪规范，遵循礼制要求。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及的“礼”，实际源于古代的祭礼跪拜礼仪，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等，孔子提出“礼”的根本即是以祭祀礼拜时虔诚敬重的精神态度对待人事万物。

       礼制文化催生官营制度，使工匠分工更专业化和精细化，形成早期的工匠管理体制﹣﹣民间工匠和官营工匠。工匠亦俗称为“工”“百工”等，春秋战国，“百工”制度逐渐趋于成熟。秦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大修土木工程，在军工、器具制造等方面制定严苛的制作标准，因此出现专业的工匠管理机构﹣﹣将作少府。这是工匠活动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的标志。

       礼乐文化制度的不断完善，是推动工匠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工匠的劳动受到特定时期某一理论思想的指导或影响和管理制度的制约或规范，这是工匠文化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器以藏礼”使得工匠文化彰显出中华民族礼学文明崇高而神圣的独特精神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