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网络盗墓小说《鬼吹灯》中的台词，原文出自唐代风水大师杨筠松的代表作《撼龙经》。
古往今来，各类盗墓的故事不胜枚举，许多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历史上的盗墓，有些是“官盗”，即一方诸侯或军阀为了筹措兵饷公开盗取各类陵墓。 比如，汉末的董卓和三国时期的曹操，五代时期的温韬，再到民国的孙殿英。 尤其是曹操，传说为了弥补军饷不足，设立“发丘中郎将”，“金校尉”等军职，专司盗墓取财业务还有些是“私盗”，即俗称的“土夫子”，一些鸡鸣狗盗之徒靠偷挖人祖坟，盗取点陪葬品维持生计。传闻民间盗墓还有所谓四大门派：发丘、摸金、搬山和卸岭。各门派还都有一句术语，所谓：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卸岭有甲。可无论哪一派，说得又多么冠冕堂皇，盗墓始终是一桩伤天害理的行为，为历朝历代深恶痛绝，并严厉打击。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加上生活困苦，各地盗墓行为极为猖獗，文物流失严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盗墓犯罪进行了持续打击，课以重罪，鲜有再以盗墓为生的人。但盗墓带来的丰厚收益，迎合了无数人“一夜暴富”的梦想，也让某些人为了牟取暴利不惜铤而走险，盗墓行为从未真正消失。今天要说的这个盗墓团伙，被称作是“共和国涉文物第一大案”，主谋姚玉忠更是号称“盗墓界的祖师爷”、“关外盗墓第一高手”。2014年6月，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周边发现大批盗墓痕迹。
红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的历史。当地发现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因此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处处“盗洞”犹如古老文明躯体上的伤口，诉说着无言的悲伤。因为案情重大，公安部、辽宁省公安厅、朝阳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红山地区出现的特大盗掘古文化文化遗址、古墓葬案展开侦查。同年12月8日，警方抓获姚玉忠等嫌疑人，并命名为“红山大案”。 此案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盗墓案几个之最：单案控制犯罪嫌疑人数、追缴被盗文物数量最多的案件，打掉盗掘犯罪团伙12个，控制犯罪嫌疑人225名，追回文物2063件，价值逾5亿元。其中，盗墓团伙主谋姚玉忠最为重要，打掉的12个盗墓犯罪团伙中，有9个和他有着直接联系，很多头目是他昔日的“小弟”。审理查明，姚玉忠从16岁开始盗墓，在这行当经营了三十多年，盗掘各类古墓和历史文物不计其数。事后，有人将其犯下的罪行称为现代的《盗墓笔记》，更将主犯姚玉忠吹得神乎其神。祖传的“摸金校尉”，从父亲那里学得“寻龙点穴，求风问水”的绝技；会看天象，仅凭手中罗盘和一把简陋的“扎子”就可在方圆百里内精准确定古墓位置。
据说，姚玉忠在审判时还口出狂言称，“只要再给他点时间，就能打开秦始皇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姚玉忠这一生盗取了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变卖后也得到数亿元的赃款，可警方抓获之后，发现姚玉忠的账户没有一分钱。 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得从这个“巨盗”如何走上盗墓之路说起。 1962年11月26日，姚玉忠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新房村。 在这个凋敝的北方村落，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可姚家还是一口气生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不过，此地穷归穷，却是五千多年前华夏农业文明的代表——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 红山在当地俗称“九女山”，传说是因为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触怒西王母，不小心打翻手中胭脂盒，胭脂散落人间，自此出现了九座红色山峰。其实，当地的红山山体为紫色砂砾岩构成，岩石矿物含有大量铁元素，长时间的日晒雨淋，铁元素又以红色氧化铁的形式存在，因此使得山体呈现出红色。距今五六千年前，当地辽河流域逐渐出现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被专家誉为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红山玉猪龙”，就是1971年出土于此处
根据当地出土的大量玉器，历史学家推测，这里很可能属于商代始祖聚集的区域，也是东北游牧民族的摇篮。 但这不重要，因为无论古代文化多么悠久，姚家人还是吃不饱饭。
由于家里太穷，姚家母亲身体虚弱，一点奶水都没有，几兄弟都是吃着高粱面长大。与网络传言的“姚玉忠盗墓技术是祖传的”不同，姚玉忠的父亲并不懂风水和墓葬，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平时靠做点篾匠活维持家用。篾匠就是“织席贩履”，简单说就是编竹筐和草鞋的手艺人。 七个男孩中，姚玉忠学得最快，也最有生意头脑，经常骑自行车到其他村镇贩卖家中编织的竹筐，还倒腾过服饰，是个典型的“乡村能人”。 姚玉忠从小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很喜欢看书，而且不挑，只要有字就爱读。 偏僻的乡村也没啥正经的课外书，多的就是很多祖辈留下的旧书，尤其爱看风水术类书籍。
看完村里的书，他又趁“跑单帮”（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人）机会，从各地买回一堆历史书，没事就看。 住在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区域，当地人没见过文物恐怕都是一件难事。 这里只要下场暴雨，隔天就能在附近捡到陶片、石器，运气好的还能捡到完整的器皿，甚至是玉器。 这其实与红山文化的墓葬特点有关，喜欢将墓地设在高山，但墓葬埋藏很浅，只有一两米深，表面堆积点石头就是一座墓穴。随着千年的历史推移，表土层的石头早没了。墓室内的土壤经过风化、开垦或水土流失，里面陪葬物品很容易就被雨水冲刷到山脚。起初，当地村民只是将随手捡到的文物卖给走街串巷的文物贩子，换点钱买点米面油就很开心，可随着红山文化逐渐出名，文物贩子来得越来越勤，价也开得越来越高。
于是，一心想赚大钱的姚玉忠意识到了一种比当篾匠来钱快百倍千倍的办法——盗墓。为了不被文物贩子诓骗，也为了能卖出更多的价格，姚玉忠决定“学以致用”，一边不断买专业的文物书阅读，另一边不断去各地博物馆和陵寝遗址考察，详细了解历朝历代的墓葬文化。不仅如此，越来越“好学”的姚玉忠还多次前往潘家园等文物交易市场“走访”，谦虚地向很多摊主进行请教。更多时候，他养成了“爬山”爱好，无论去哪都会到附近有名的山上转悠，看似是欣赏风景，其实他是暗暗将风水书中讲述的地形与布局进行实地验证。
真是“盗贼不可怕，就怕盗贼有文化”，依据天赋和自身的努力，姚玉忠对于中国的墓葬文化研究越来越深入，名气也越来越大。 不过，姚玉忠早年间在乡亲眼里可不是什么“盗墓贼”，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风水先生”。听说姚玉忠精通易经后，当地很多人请他帮忙去看风水。乡村中，风水先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职业，无论婚丧嫁娶，还是盖房种地，都需要其指点。
在文物价格还不高的80年代，已经换上干净衣服，戴上眼镜的姚玉忠是靠看风水维持着生计。当时，赤峰一户家庭多年之前举家搬迁到外地，家中后来有人做生意发达，想回来祭奠祖先，无奈只有大概印象，怎么都找不到祖坟位置。有人向他们推荐了姚玉忠，他二话没说，带着罗盘就到了当地。 察看过现场地势和植被后，姚玉忠最后指着脚下一块地说：“就在这下面”。 对方按照姚玉忠指点的位置挖了一会，果然找到了自家祖坟。 此事让姚玉忠声名大振，也更加深了人们对其“风水先生”身份的信任。 进入90年代，文物市场逐渐繁荣了起来，赤峰的文物贩子听说姚玉忠有“寻龙点穴”的本事后，悄悄上门希望合作。姚玉忠一拍即合，他早就等着这个机会。毕竟，自己是有找墓地的本事，可一直缺少变卖渠道。 最开始，姚玉忠只是配合“看山”（找古墓），并不直接参与挖墓、倒运和贩卖等行为。
他只需气定神闲往高处一站，靠手中罗盘随即就能看出哪里有古墓，而且是哪个朝代的，大致墓葬情况如何。 在姚玉忠指点下，文物贩子伙同招募的盗墓贼从不空手而归，他也总能在事后获得一笔不菲的报酬。传说盗墓分南、北两派，南派擅长“洛阳铲”探土，仅凭土质就能判断墓穴有无和所属朝代；北派不用工具，但善于运用风水学，能精准判断陵墓位置和结构，也就是所谓的“寻龙点穴”。 不过，除了懂风水，姚玉忠能快速找到墓穴，靠的既是手中的罗盘，还有一柄自制的 “扎子”。这玩意由多段钢筋拼接，携带方便，可以现场组装，性能比“洛阳铲”高出不少。 姚玉忠用“扎子”扎土后拔出，通过观察扎尖的颜色变化，可以判断地下是否有墓葬、墓葬的年代和规模。这里得说明下，有人说姚玉忠“扎子”比常见的“洛阳铲”先进，而且是其“独家研发”，这就是胡说了。其实，“扎子”才是真正的盗墓利器，历史比“洛阳铲”还要悠久。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江北四省》中有这样记述：“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
这就是说，至少在明朝时，盗墓贼就是用“扎子”一般的铁锥进行地面探索，寻找古墓。 到了近代，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由于水深土厚，当地考古工作者为了探测土层结构，才发明了U字半圆形的“洛阳铲”。
此铲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再往上一提，便把卡在半圆口内的泥土带上来，再根据铲子带上来的各种气味和金属碎屑，选好方位，便能判明墓穴情况。比如陪葬有大量的青铜器的墓穴，由于青铜器长期埋在地下，遭遇水汽侵蚀，逐渐锈浊，导致附近土质发生变化，形成一种被称为“铜路”的痕迹。盗墓贼只要看到“铜路”，就知道地下肯定有大墓，从而找出青铜器分布和藏埋位置。 实际上，各行有各行的门道，姚玉忠之所以盗墓厉害，无非是他除了懂“踩点儿”，还熟知古往今来盗墓的“秘诀”而已。 知晓这些，才能真正理解仅有小学文化的姚玉忠为何被称为“盗墓祖师爷”。历史上，坊间从没有真正的“盗墓笔记”，大部分盗墓贼都是靠口口相传的“望”、“闻”、“问”、“切”四字诀进行实践。 这需要盗墓贼必须懂一定风水术，才能知晓此地有无大墓。说白了，古人墓葬讲究风水，喜欢依山傍水建筑墓地。按照风水玄学之说，如果在一处山脉上，左有青龙，右有白虎，上有靠，下有照，就是最佳的风水宝地。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埋的都是大墓，自然陪葬品众多。“闻”即嗅气味，就是用锥子或“洛阳铲”在目标地挖土，从中辨别有无墓葬，或是被盗过的“空墓”。
考古工作者和盗墓贼都知道，土有“生土”“熟土”(活土)、“封土”的区别。 “生土”一般质地纯净、结构紧密、颜色均匀、不包含人类活动的遗物；“熟土”就是经过人类翻动过的土，也叫活土、花土，其颜色不均，质地疏松。
古代人根据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习俗，在“生土”上挖出墓坑或墓道、墓穴，下葬后，再将土回填。这样，墓坑、墓道和墓穴内的土就变成了“熟土”，因为它已经被人类翻动过，改变了原来的结构与质地。
一旦“洛阳铲”捞出了“熟土”，根据带出来的木屑、有朱砂、有坑灰等物质，再经过卡边、定位，一座墓葬就基本被锁定了。
“封土”的就是不同年代墓的填土，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例如，春秋战国的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多用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三合土。 不仅如此，随葬品中如果有水银、朱砂等矿物，土质也一定会有影响，散发出特殊气味，一闻便知。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就能从挖出的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位置，并根据土色判断时代。甚至，个别人还可以嗅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 “问”就是踩点，四处打探的意思。有盗墓贼专门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走街串巷，他们会特别留意出国帝王将相的地方，主动与年老的村民搭讪，从中找到线索。“切”即把脉之意，是更专业地判断墓道和棺椁位置，寻找最合适的盗挖位置。同时，这个“切”既指进入墓穴凿棺启盖后，如何从头到尾从尸首上摸取陪葬品，做到毫不遗漏，也指在仓促和昏暗环境下，辨识最值钱的物品，尽快将其盗走。 不过，挖盗洞可不容易，一方面不能让挖出的土被人发现，另一方面洞口也不能过大，越大越容易暴露。现代发现的“盗洞”
打盗洞是个极其“专业”的活，一般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办法也是因地制宜，各式各样。常见的盗洞是直上直下，就是从墓穴正上方垂直向下打一个竖井，然后通过这个直径狭窄的“井口”将陪葬品盗走。 因此，很多被盗的墓葬都是小物件被盗，太大的金属器皿就比较难偷走。 打盗洞还需辨识不同朝代的墓穴构造，比如砖石结构的明墓，四周都是厚实的砖石，唯独墓穴后墙只有两层砖，很容易打穿。 因此，大部分被盗的明墓，盗墓贼基本都是从后墙凿开进入，被盗也最为严重。 由于盗洞直径很小，进入盗取陪葬品的都是身形瘦小的人。盗墓贼通过绳索，从盗洞下到深深的墓室内，地面的同伙负责望风和接应。 对下洞的人来说，风险极大。如果接应的人起了贪心，想将所有陪葬品席卷走，割断绳索，下面的同伙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上阵父子兵”，过去盗墓搭班子多父子伙、甥舅伙，至亲一起盗墓才放心。
可即便如此，干活也习惯“儿子在下，老子在上”。意思是，子孙辈进入盗洞，年长者在上面守着。 除了考虑年轻人身体灵活，上下盗洞利索，更多是多年传下的残酷“经验”：面对一大笔横财，老子一般不会害死儿子，可儿子就未必了。 其实，只要从挖盗洞开始，盗墓贼已基本知晓下手的是哪个朝代的墓，下去前很清楚棺椁在哪，以及陪葬品的摆放位置等入墓后，盗墓贼就会直奔中心墓室，将值钱物品盗取一空。对于这些“盗墓规则”，姚玉忠经过多年实践，早已烂熟于心。经过他指点的盗墓团伙，基本都是“满载而归”，他的名气也在盗墓圈享有盛名。 无论合作方给多少钱，在姚玉忠看来，没有自己的本事加持，他们啥也不是。 因为“姚玉忠”的大名在关外如雷贯耳，知道他单飞后，不少盗墓贼纷纷前来投奔。
在姚玉忠仔细挑选后，他带出了一支200余人的专业盗墓团伙。 合作过无数盗墓团伙后，姚玉忠深感这个“行业”缺乏系统性管理，一盘散沙。 如此一来，大部分盗墓团伙要么被抓，要么因为内讧散伙。要知道，在刑法中，盗墓及贩卖文物性质和贩毒一样严重，轻则吃几十年“牢饭”，重则直接死刑，属于利润高，风险也高的行业。为此，姚玉忠给自己团队制定了严格的“工作规定”，凡是违反的人不仅拿不到钱，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他为此设计了等级分明的合作制度，自己只与几个亲信联系，从不与下面的小弟接触；并且规定所有人除了盗墓，其余时间概不见面，也互不打听联系；此外，“工作”时，各自只对上级负责，不许自行其是。 所有盗墓活动中，姚玉忠负责事先找墓，并提供交通工具和挖掘设备，但现场由几个亲信负责，他并不出面。 所有流程和安排极其专业，他的盗墓团伙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雇佣军，“效率”极高。 从几处细节上看，姚玉忠的团队与其他盗完就跑的“野生盗墓者”不同。姚玉忠会让手下随身带上一包草籽，而且专门选择夏秋草木生长时盗墓，得手后就让人回填盗洞，撒下草籽，不用多久，长出的野草就能遮蔽现场，很难让人发现被盗痕迹。 每次作案，姚玉忠还要求所有人必须将现场烟头和饮料瓶等物品带走，不允许留下一点点痕迹。 姚玉忠还极有耐心，每次物色好目标地后，都会提前至少半年在附近租房或租借土地耕种，等待时机成熟，再乘机下手。 等盗墓成功后，他会安排手下清扫现场，无论退租还是清理庄稼，全部有条不紊进行。 这一套，也逐渐被他很多手下学会，自立门户之后运用自如。警方拍摄的现代盗墓现场
警方后来侦破的不少盗墓案中发现，盗墓贼的手法越来越娴熟，也越来越隐蔽，破坏性也更厉害。
姚玉忠自己也不断“与时俱进”，除了时刻关注国内考古的最新消息，还经常以不同身份参加各种文物保护的相关会议，寻找作案目标。他还不惜重金，购买了许多先进设备，提升“工作效率”。 比如案发后，警方从其团伙手中缴获的一台价值几十万的微波探测仪和软件，只要将探测数据输入电脑，即可呈现出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的内外部结构和信息，其中的陪葬物品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借助现代化的工具之外，在行动之前，姚玉忠还会根据考古专家、学者发表的论文对古墓进行搜索定位，成功率相当高。 经营了几十年，姚玉忠成了圈内赫赫有名的“姚爷”，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徒弟，也祸害了无数的古墓和文化历史遗址。 由于姚玉忠牢牢把持整个团队，等级森严，并由他操控全部流程。不是核心人物，往往连盗了多少东西，卖了多少钱都不知道。
对于参与的团队成员来说，一切都是姚玉忠说了算，哪怕挖出的文物卖了几十万，可负责挖掘的底层人员来说，可能也就拿到一天200元的“基础工资”。 参与者经常抱怨“分赃不均”，因为知道自己拿到的钱和姚玉忠变卖文物所得相差甚远，“大头”永远都是归最顶层的“姚爷”。十多岁时，姚玉忠就嗜赌如命，哪怕村头的小赌桌，他也不挑，坐下来就赌。 可他的“赌运”没有他的“盗运”那么好，总是输多赢少。 难以想象的是，姚玉忠还喜欢“豪赌”，每次输赢几百万元是常事，最多时曾一笔输了上千万。输红眼时，他甚至会将古墓里盗出来的文物作为抵押。仅在河北某地下赌场，姚玉忠就欠下7000多万元的赌债，他将随身原本价值上百万的文物以数万元价格抵押后，又重返赌桌。
这样拿文物抵押赌资的事，姚玉忠干过很多次，鲜有赎回。 如此不把珍贵文物当回事，无非是姚玉忠手上流转的文物实在太多，也更说明他这些年盗墓有多疯狂。 由于很多人不满姚玉忠，他的团队逐渐解散，连亲弟弟姚玉飞也离开后组团单干。 这些人随后各自组成了十多个盗墓团伙，套用姚玉忠的盗墓模式，对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造成了更为严重地洗劫。除了盗墓、倒卖文物，姚玉忠的罪行中还涉及一项：抢劫。 说白了，姚玉忠除了靠倒卖文物赚钱，还靠“黑吃黑”获得不义之财。 2014年8月，姚玉忠因为欠下数千万的赌债，被赌场派人追讨。 为了还钱，姚玉忠找到一名团伙成员王井山，密谋抢劫另一个在牛河梁遗址盗挖文物的冯某。 他们知道冯某手上有一批文物，黑市上价值几百万，若拿到香港拍卖，能卖两三千万。 经过谋划，姚玉忠与王井山等人对冯某实施了绑架，并逼着对方说出藏匿文物的地点。
就这样，姚玉忠靠盗墓、贩卖文物赚来的钱几乎全部输在了赌桌，以至于被警方抓获时，发现他除了一套装修精美的别墅，账户居然空空如也。 不过，警方在他的别墅里，也发现了大批文物，其中不少来自红山文化。其实，也正是姚玉忠赌博成瘾，不惜破坏自己不吃“窝边草”的规矩，从2013到2014年在红山地区盗掘了200多座古墓，自寻死路。一直以来，姚玉忠盗墓还算谨慎，都是在红山之外组织盗墓。这倒不是他对家乡有“感情”，而是红山文化是国家重点保护区域，出土文物十分敏感。即便偶尔盗掘附近一座墓，姚玉忠也是尽量安排到境外销售。可随着赌瘾越来大，赌债高台后，不得不从最熟悉的地方下手。黑市上突然冒出一大批红山文物，既让文物保护者震惊，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公安部、辽宁省公安厅、朝阳市公安局联合组建专案组。2014年下半年，大批红山文物被盗后，警方开始对当地保护区进行布控，渐渐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游客。此人戴着金丝边眼镜，着装整洁文雅，看似欣赏风景，却总是在文物保护区域逗留许久，而且一呆就是一天，有时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没错，此人正是姚玉忠，他为了赌博，又在物色合适的目标。2014年11月，在掌握了姚玉忠盗墓的确凿证据之后，专案组对正在山中转悠的他实施抓捕，随后将其团伙一网打尽。 发现文物的姚玉忠老宅内枯井
警方事后在姚玉忠和他儿子家中，搜出多件珍贵文物，还在其老家院子的一口枯井内，发现了4串辽代红色玛瑙珠串，均价值连城。
姚玉忠被抓后，知道自己犯下的是死罪，在押解他指认现场途中，曾试图撞石自杀未果。2015年5月，公安部宣布，以姚玉忠为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盗墓案告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25名，打掉盗掘犯罪团伙12个，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 警方打掉的姚玉忠团伙
2016年4月，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姚玉忠死刑。 姚玉忠不服，当庭喊道：“一百个考古专家也比不过我，凭什么判我死刑！”姚玉忠庭审现场
2017年10月17日，辽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主犯姚玉忠犯抢劫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倒卖文物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姚玉忠听完审判结果后，感慨地说道：“只有我能打开秦始皇陵，只不过没机会了。”他所说的这个“打开”自然是不计后果的盗掘，与文物保护性开发完全性质不同，换谁都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判决下来后，这个关外“盗墓祖师爷”就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再无人知晓他的情况。说起来，姚玉忠其实在风水学和考古上极富天赋，如果他将这身本事用于正途，或许早已是享誉学界的考古专家。 因为贪婪和嗜赌，他最终沦为令人不齿的盗墓贼，连带他的三弟和七弟也被判了重刑，同样身陷囹圄。时至今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已建立起严格的安防和保护区域，曾经猖獗的盗墓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姚玉忠也成为当地不愿再提及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