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潘汉年的多面人生：从书生到特科

为了防止微信工号的系统自动河蟹掉我们的文章，文中部分词用代号代替，比如部分语境中我们用“土党”来替代，这个说法不是我自己瞎编的，是共青团官方微博自己这么说，党以前很土，他自己也承认，不然怎么会以“土八路”自称，这些年大家达成共识，“土”就是扎根泥土，深入群众，土就是战斗力！共青团自己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说“土党也是萌萌哒”，咱们也这么用，大家别介意，没恶意。接下来我们讲正文。

20岁前的潘汉年纵使发挥野兽般的想象力，也想不到自己的一生能和特科、间谍、暗杀这类听着就毛骨悚然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因为他那时候是个文艺青年。1926年他正好20岁，在那之前的潘汉年就跟所有的文艺青年一样，写诗，诅咒社会，赞美爱情，鄙视油腻中年人，反正没啥正经事，而就在那一年，小潘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问题来了，那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那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了。

国军北伐这事我们将来专门开贴讲，这件事有划时代意义，重要性不比辛亥革命差，北伐前后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

北伐的事在讲皖南事变的时候提到过一些，由于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今天就不赘述。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讲到，孙大炮死后没多久，他的几个小弟就同室操戈，信奉“原教旨三民主义”的廖仲恺率先成了牺牲品，廖仲恺死后，国党上层经历一些复杂的操作，最终形成了“双子座”结构，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汪精卫和蒋委员长。这个过程在这篇文章中有解释，可以看完本文后补充阅读：

汪蒋双方本来就隔阂很深，双方各自心怀鬼胎，但考虑到革命大计为重，还没开始干活就自相残杀不合适，所以各自怀揣着刀子，斜眼瞅着彼此，开始北伐。

北伐军高歌猛进，尤其叶挺独立团，一路攻到武昌城下，随后攻陷武昌，又解放了南昌。这里有件事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在北伐之前，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打仗是副业，为军阀卖命，所以大家非常的消极，经常出现的场景，几万人打了半天枪，看着热闹，耗掉了几十万发子弹，一清点，发现死了仨人，还都是围观老百姓，士兵们的职业素养非常低。但是从北伐开始，北伐军军官们冲在队伍前边，士兵们头扎白布条，背着大刀端着冲锋枪做敢死队冲锋成为常态，以往是为了军阀打仗，从这以后是为了更崇高的民族、主义等等打仗，越来越血腥。

拿下武昌南昌后，北伐事业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汪蒋双方开始各自筹备，随时准备分裂，但分裂涉及一些复杂的操作，比如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以及汪精卫和蒋委员长谁才是孙大炮的正统嫡系，并且需要向基层官兵解释本方才是合理合法的“革命队伍”，而对方是一堆“窃取革命果实”的坏逼。

这种事看着很无聊，事实上非常关键。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由于蒋汪手底下的人都是黄埔同学，同学见同学，两眼泪汪汪，这还怎么打仗？所以就需要动员，需要再教育，只有把对方描述成魔鬼，对方的士兵描述成助纣为虐的坏逼，才有可能打得起来。

但蒋委员长一辈子读书少，那种有煽动性而且逻辑严密的文章他自己是写不来的，得找人，找谁呢？郭沫若。

郭沫若在现在的语境中有点像张学良，群众对他的了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开始说他是个好同志，教材里还有对他的正面赞美，但是近些年，通过一帮人不懈努力，终于把郭老说成了一个两面三刀，始乱终弃，毫无廉耻的马屁精，他个人的“卑劣行径”包括但不仅限于：抛弃前妻另行再娶，对领袖毫无下限的拍马屁，写一些膈应人的傻逼诗作。。。。等等。

但是我们要说，攻击私生活以达成否定对方的目的，这是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做法，比如讨论蒋委员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有小伙伴一句“他有至少四个老婆”做了盖棺定论，讨论另一位伟人的时候，又一句“他有至少三个老婆”。。。。按照这个套路，一些严肃的探讨变成了家长里短泼妇骂街式的相互揭短，那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人干过啥，而不是讨论私德。

郭老这人不得了，早年是研究甲骨文的，水平极高，当时称为“甲骨四堂”，四个甲骨文研究专家李就有他，和王国维齐名（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多说一句，那个罗振玉，后来跟着溥仪去东北当汉奸了。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郭老就是旗手，办报写文章，就在那个时候，郭老认识了还在报社打杂的文艺青年潘汉年。后来傅斯年他们搞那个著名的北洋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郭老就是第一批院士。

1926年国军北伐，郭老弃笔从戎，加入北伐军，担任中将政治部副主任，周同志是主任，你们感受下这资历。后来郭又参加南昌起义，成为了我军的缔造者中间的一员，在南昌起义失败，土党陷入低谷的时候加入了组织，相当于抄底成功持有大笔原始股。

所以蒋委员长准备成立一个机构专门和汪精卫对骂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想到了印象不错的郭沫若，郭沫若不知道蒋委员长的真实目的，以为是叫他们过去动员士兵打倒军阀，一口答应下来，干活需要助手不是，郭立刻想起了之前印象不错的潘汉年，赶紧把小伙叫到南昌。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潘的人生上了一个新车道，相当于被元老提拔了一把。

此外当时跟郭沫若和潘汉年一起工作写文章的，还有一个人叫李一氓，如果记得的话，大家知道我在那篇皖南事变里引用的就是这人对皖南事变的回忆录以及总结，抗战爆发后他被周派到新四军协调项英和叶挺关系，当时任新四军的秘书。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我党早期的骨干几乎都是文人，在残酷的环境里硬是被磨砺成了军人，大家也可以发挥下想象力，你的潜力也远远超过你想象，只是需要逼自己一把。

转眼到了1927年4月12号，光头突然把屠刀对准了昔日和自己并肩战斗的土党，这个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一言难尽，我们将来专门讲。长期在国党内部工作的一批人毫无准备地遭到逮捕，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活埋（国军有活埋人的恶习，你要是长期看民国史，你会发现他们对这个行为非常有激情，一言不合就挥舞着小铲子挖个坑把人埋了，后来毛的侄子毛楚雄以及无数心向革命的大学生都被他们给埋了），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也被砍了头。当时潘汉年刚离开上海没几天，如果晚几天走，我们今天的文章也没啥好写的了。

国党突然中止合作捕杀土党的人，我们的教科书上一般文绉绉地说叫“大革命失败”，这里就有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忙乎啥去了？

失败后做了一次绝望的反抗，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时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是依赖国军中的叶挺的队伍，以及“军阀头子”贺龙，此外还有朱德的五百来人，相当于说，贺龙，叶挺，朱德都是党的早期带着技术团队入股的大佬。

就这样，我党的军队诞生了，当然了，这里说的“诞生”，其实是后来追加的，因为据刘伯承说，15500人参加起义，最终有3000人被朱德带到井冈山上，当时除了毛，大家都绝望极了，感觉人生一点方向都没，我估计没几个正常人能想到他们将来百万雄师渡大江，更想不到能把美军从长津湖一直撵到三八线。

这些人被朱德带领着到了井冈山后，和已经在那里“落草”的毛胜利会师，当然了，这个“胜利”也是追封的，都落草为寇了，胜利啥胜利，伟大都是熬出来的，辉煌都是追封的。随后的二十多年里经历了残酷的五次反围剿，红军内部su反，湘江惨败，长征，东征，抗战，解放战争，最终活到解放的，不到200人，不过这两百人中产出了70%以上的共和国元帅和大将，也算是千锤百炼了。

党内搞军事的人去组织起义了，当时小潘没去搞南昌起义，忙乎啥去了？去继续办报纸了。

那段时间他搞了一个大事情，也就是“左联”。

“左联”又是个啥东西？左联可以理解成一个“喷子组织”（这里的喷子没有贬义），全称叫“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永远都是批评者的角色，作家嘛，文绉绉地批评，厄。。。。有点像现在的公知，事实上“左联”就是90年前的公知，但是不像现在的公知这么low，恰好民国政府又是那种做的每件事都非常招人骂的政府，所以骂起来非常朗朗上口滔滔不绝。而且当时的团队整体熠熠生辉，包括鲁迅，郁达夫，矛盾等人。

左联的精神领袖是鲁迅，不过鲁迅肯定不会参与组织工作，真正控制组织的人，就是瞿秋白，当时瞿秋白已经是土党的领导，不可能去指导一群文人们开展喷人工作，所以当时真正参与组织的就是潘汉年。这里有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都遭到通缉，怎么还正大光明地搞起文学创作来了？当然不是正大光明了，他们跑租界里去了，换个名，那时候也没有联网查身份证一说，也就糊弄过去了。现在大家也就明白了为啥后来瞿秋白被枪毙后鲁迅那么难受了吧，他俩很早就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在左联工作这段时间对潘汉年后来的经历影响很大，不是熏陶了他卓越的文学气质培养了文学品味，而是他认识了一堆文人。

文人这种生物在现在也有，但是回到民国跟现在不大一样，在旧中国，识字率不到5%左右，识字不一定能写文章，写文章不一定有人看，能写文章并且有人看，几乎就是独角兽级稀有动物了，是各方巴结的对象。

这类人往往跟个wifi热点似的，连着一堆人，作家和作家之间又跟路由器似的相互连着，当时的大佬们身边都有个师爷，师爷是读书人，所以你找到一个作家，通过他你可以找到他的小伙伴，不出三跳，就能找到大佬们身边的读书人师爷，如果你联系上了胡适或者蔡元培，你就可以联系到整个民国上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潘汉年几乎谁都能联系的上，通过作家们，他连蒋委员长都能见的到。让其他人去找国府大佬，还真不一定能联系的上，就跟博主想找大佬谈谈心简直是做梦一样。

关于左联，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们成天喷国党，会不会有危险？一般不会，就像现在的很多公知天天喷一样，只要不造谣生事，不嫖娼，危险系数不大，政府不会轻易没理由碰读书人，能被骂死。

不过一旦被证实了从事反政府行为，并且暴露行踪，国府出手一点都不含糊，完全不是现在网上说的那样宽容，比如后来的“左联五烈士”，就被国府抓起来枪毙了，当时沈从文胡适蔡元培都有参与营救，不过没卵用。后来的闻一多他们被杀就属于国府恶意报复，没有理由就给杀了，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包括美国人都找到蒋委员长闹事。所以一般没有实锤不会下手。

从大革命失败，一直到1931年，潘汉年一直在左联工作。从1931年开始，潘汉年结束了自己在文化圈的职业生涯，去上海的中央特科了。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昨天还是一个写诗的，今天就去当特务了，靠谱吗？

这里就牵扯出他的另一段经历，可以称为“潘汉年和博古之间不得不说的事”，潘和博古早就认识，1925年孙大炮死在了北京，当时国共还在合作嘛，所以孙大炮的悼念会保卫工作就是博古负责，出息悼念会的大佬很多，而民国又盛行刺杀，蒋自己就被刺杀过四五次，宋子文有一次差点也被暗杀了，汪精卫也是开完会合影留念时被刺客打了两枪。所以当时保卫工作压力很大，大家都不是特别擅长，赶鸭子上架，博古和潘汉年就把工作承担了起来，那段时间博古注意到潘尽管是个拿笔的文化人，但是细心又有想法，可以站在刺客的角度思考问题，博古是个垃圾领导，但毕竟是个领导，也就把这事记了下来。

到1930年，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见到了潘汉年，两人又开始在一起工作，博古非常看好潘汉年，所以才有了1931年的事。

1931年是多事之秋，春节还没过完，林彪的堂哥，林育南等几个早期骨干就被抓起来枪毙了。4月份，特科头目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迎来了灭顶之灾，这件事我在这篇文章中有描写：

顾顺章的叛变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事，其中之一就是博古上台，这事在刚才链接的文章中也交代清楚了，博古上台后，要重建特科，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另外两个人，外搭一个博古最器重的潘汉年，一起成为了上海特科灾后重建项目负责人，而另外的两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陈耘（此处防河蟹）和康生。

陈耘不得了，这人非常低调，但是非常非常能干，史学界普遍认为毛不太喜欢陈，毛最喜欢的是邓，不仅仅是因为从瑞金时代，邓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被称为“毛派四大金刚”，一起被整，一起下台，后来那仨人都死了，只剩下了邓，所以毛对邓有种特别的感情。此外邓和毛非常像，敢想敢做，执行力超强，坚信“矫枉必须过正”，毛一向把邓看做是自己人。毛和陈云关系一般，属于正常上下级，但是非常认可陈云的能力，陈云建国后就是全国挂像的六个TOP大佬之一，等到改革开放，其他四个人都死了，只剩下了陈邓两人，形成了“陈邓双子座”的政治版图，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不多说，你们都知道为啥，也不要在评论区讨论。

康生一直都是国际派的人，一直都跟着王明混，1931年他还是王明那伙人的干将，但是后期离开国际派，加入了本土派，迅速上升为前几号人物，这人能崛起，一方面是资历，另一方面是能力。我们说起康生，一般第一反应就是冷血的酷吏，顶级的艺术家，这人的事迹多的不得了，但是大家一般记住的，包括但不仅限于“拷打”、“审讯”、“折磨”等等，看到他，很多人想到了魔鬼。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他的工作到底做的怎么样？干的好不好，得对比才知道，跟蒋委员长那边比，康生同志简直搞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知道，国府后期被渗透的非常厉害，几乎无孔不入，甚至为淮海战役制定作战计划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都是“匪碟”，经常出现国军上层师长副师长都被渗透，发生成建制倒戈的情况，而延安这边，基本没这种情况，从工作结果来看，孰优孰劣，大家自己体会吧。如果你非要从人道主义角度思考人头滚滚的革命时代，那我也没办法。当然了，认可他的工作结果，并不代表我认可他的工作风格，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加合理的做法。

此时潘汉年和这样的两个大佬一起搭伙，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特科生涯。

 到此为止，五千字了，不能再长了，不然又有小伙伴该抱怨了，每篇不超过五千字，我们明天再发下一篇。

往期阅读：

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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