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外交生涯（连载15）
本公众号连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建民大使和施燕华大使合著的《在法国的外交生涯》一书。
法国的选美活动
在法国的社交界，有一位穿着引人注目的女士--丰特奈太太。每次我遇到她，她都穿着一套黑色套装，上衣镶着白边，头戴一顶黑色镶白边的礼帽。无论在哪里看到她，她总穿这类衣服,有时在脖子上围一条白色短围巾。这与西方的着装习惯有点不同，在西方，女人每天都要换衣服，参加社交活动、出席午餐与晚宴的衣服颜色和款式都不相同。但是,丰特奈太太却与众不同，我们从来没看见她穿过别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曾好奇地问一位法国朋友，他神秘地说:“这是她‘商标’”。也就是说，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她穿的衣服的颜色是千篇一律的黑加白。
法国选美始于1920年，二战期间中断。1946年丰特奈先生发起继续每年选美的活动，1981年传给他的儿子和儿媳。他们成立的“法国小姐基金会”是一家私营企业，专门组织一年一度选举“法国小姐”的活动，为此名声大噪。丰特奈先生去世后，由丰特奈太太继续经营,而且越做越红火。现在她的儿子帮她一起做。
每年，法国96个省和海外省、海外领地都要选出一位本地最美的姑娘，代表该省竞选“法国小姐”。竞选者的条件是:年龄在18-23岁之间,身高不低于170厘米，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当选“法国小姐”的标准是:谈吐举止令人感到亲切，外表可爱，代表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美女;还要懂礼仪。
最后决赛在每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晚上举行。现在这项活动使用了许多现代化大众传媒手段，搞得越来越活泼，也越来越吸引人。据称，它的电视收视率与环法自行车比赛一样高。
丰特奈太太特地带着她的儿子到使馆来邀请我们出席2000年的选美活动，选举2001年法国小姐”。此活动在摩纳哥新建的格里马迪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我们在决赛当天上午到达，中午丰特奈太太请我们同46名参加决赛的年轻姑娘和部分评委共进工作午餐。我们被安排在主桌，除了女主人丰特奈太太外，还有法国名演员阿兰·德隆，他是这次选美活动的评委。施燕华坐在他旁边，2000年的“法国小姐”索妮娅·罗兰坐在我旁边。
这是一顿不寻常的午餐，我们周围的人似乎都很忙，姑娘们进进出出，丰特奈太太也没有多少时间是坐在主桌上的。而阿兰·德隆总有许多人要找他。施燕华有机会跟他聊了几句，还不断地被人打断。饭店里显得乱哄哄的。
据丰特奈太太介绍，这些女孩子们两周前刚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集训回来。从各省市“小姐”中初选出的46名候选人，先送到国外集训，这次是到加拿大。集训的目的是培养她们的集体生活和交际能力，回到法国后,进行为期两周的高强度培训,每天早上八点开始,到晚上十一点结束，有专业教练教她们舞蹈动作和走步等。
这46名“唧唧喳喳”的年轻姑娘,穿着休闲服装，在我们边上走来走去，好像没有正经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就这么观察她们，除了个子颀长、身材匀称外，没觉得她们有出众的美。
2000年“法国小姐”索妮娅·罗兰是非洲血统,祖籍卢旺达，生于1981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她光洁的深棕色的皮肤，透出青春的活力。索妮娅不大爱说话，也许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也许因为她还是个19岁的孩子，坐在我们旁边有点拘束。我们试图与她聊聊，但她只是被动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当2001年的法国小姐选出后，2000年法国小姐索妮娅就要“卸任”了。在当“法国小姐”的一年中,各模特儿公司、广告公司、电视台都来找她，但她的出场必须经过丰特奈太太的公司签约，这一年她非常忙，在世界各地跑，基本上是为丰特奈的公司干活。我问索妮娅今后的打算，她腼腆地回答:“我想当歌星或当演员。”后来我打听到，这些美女们的出路大多是当模特儿、流行歌星，或做广告、演电影，吃“青春饭”，少数人上了大学，从事其他知识型的职业。
索妮娅“卸任”前，创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援助卢旺达孤儿基金会，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她当了一段时间歌手,又进入电影业，看来她将在娱乐圈内发展。
选拔“法国小姐”的活动在格里马迪国际会议中心最大的剧场内举行。先选美，后吃饭。所有出席的人都要穿礼服，男的穿黑色礼服，打黑领结;女的穿长裙。有意思的是，在这样隆重的场合，男的衣服捂得严严实实，要是脖子短一点，领结几乎把脖子全占了。而女的礼服则是袒胸露背,尤其是后背，几乎是全部露在外面。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第一次常驻纽约时，有一次参加美国的一场正式晚宴，那简直是时装表演。妇女穿的各种奇装异服，就像西方电影里贵族舞会中那样。在真实生活中，这是我们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简直是眼花缭乱。当时我们不懂，以为礼服应该是比较严肃的，才显得正式。后来，施燕华问一位她熟悉的美国朋友，他笑着回答:“露得越多，就越正式，这是西方文化。”
我们按通知要求，八点整到达剧场，人已经坐满了。我们在第一排右侧入座，中间是评委会的座位，评委有法兰西学院院士、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名演员、名记者等。
选美开始前，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跟观众“彩排”鼓掌。出席这场活动都必须买票，我估计票价不菲。主持人跑东跑西，一会儿指着二楼的观众，要他们使劲鼓掌;一会儿又要后排的人“热情些，再热情些”，忙得不亦乐乎。“彩排”的过程中，电视台已录下掌声，备用。就这么忙了一阵，又演了一些小节目,等到晚上九点电视的黄金时段,佳丽们亮相了。
各省美女穿着当地的服饰出现在观众面前。她们头上包着花布，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手臂上挎着篮子，踏着轻松的音乐节拍，在舞台上走了两圈，使我想起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那位美丽而单纯的农村姑娘。当她们又一次出现时，身上只剩了“三点式”的泳装了。据说，这是为了能看出各人的身段。
要成为“法国小姐”,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也得过四关,即四轮的筛选。第一轮刷到24人，第二轮12人，第三轮5人，最后决出“法国小姐”。每一轮之间都休息20分钟,在电视上出现的是广告，在现场是演节目,都是流行歌曲或舞蹈。
主持人向她们提问，头几轮的问题很简单，是有关个人的情况，如学历及职业等。到后几轮，问题就稍复杂些，如个人的兴趣爱好，喜欢什么歌，喜欢哪个歌星，参加集训的体会，对加拿大的印象，向同伴们学到了什么等。看得出有些人相当紧张，声音都有些发抖，笑得也很勉强。在后两轮，主持人还让台下的评委同台上的候选人交流，插科打诨，说笑话，看候选人的应对能力。
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位记者，他不断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打分，我们同他哪一个最有希望，他认为“科西嘉小姐”最出色。正好同我们的看法一样。
“科西嘉小姐”入围五强了，我们像看球赛似的“摩拳擦掌”,禁不住有些兴奋。但最后是“毕卡迪小姐”胜出了，当然她也是很出色的，高挑的个子，金发碧眼，是典型的西方美女。不过我们还是为“科西嘉小姐”可惜。
“毕卡迪小姐”头上戴上了钻石王冠,身上换成了“2001年法国小姐”的绶带。记者们像疯了似的抢镜头，闪光灯不停地闪，钻石王冠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朝这边看,朝这边看”的喊声此起彼伏。我们前面站满了记者，整个剧场沸腾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多待在剧场也没意思，我们干脆离开剧场，在国际会议中心随便逛逛，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们到了宴会厅。
宴会厅很大，尽管已过午夜，人们似乎还没有吃饭的意思，注意力全集中在“法国小姐”身上。我们只好同周围的一些法国人神聊，等候“王后”的到来，听说她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进入宴会厅的人逐渐多起来，其他“小姐”也穿着盛装进来了。突然，我们身后有人在问:“先生，您是中国大使吧?"回头一看，是“科西嘉小姐”!近距离观察,她确实很美,一头乌亮的黑发,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显得有点腼腆。她由她的父亲陪着。他们为什么不找别人，单来找我们呢?
“大使先生，这是我的女儿。她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她的外婆是中国上海人，可惜她三年前去世了，要不她一定会来参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她也是炎黄子孙的后代!我们高兴地和他们谈了起来。这位“科西嘉小姐”的父亲身材魁梧,举止豪爽。他的女儿细看颇有中国人的特点。我对他说:“要是她外婆健在的话，看到她的外孙女选美得了第二名，一定会很高兴的!"我又接着说:“真遗憾，您的女儿未能选上，当时我们觉得她很有可能当选。”他回答说:“是啊，尽管今晚1400万电视观众的投票多数是倾向我女儿的，但评委会的意见占三分之二，而观众的意见只占三分之一。”
“法国小姐”被人簇拥着来了，这时，她头上的王冠已换成了人造钻石。法国人告诉我:“真的钻石王冠只是在台上戴一会儿，然后收起来放在保险柜里，第二年再用。这东西价值连城,可不能掉以轻心!”2001年“法国小姐”将像以前的“法国小姐”那样荣耀一年，然后就得在竞争的狂风急浪中沉浮了。
巴黎是美丽的,她那19世纪的石头楼房,墙上精雕细刻的人头像，窗口或阳台的雕花铸铁护栏，她那镀金的铁栅栏，到处透着一股秀气。天黑后，柔和的灯光打到建筑物上,塞纳河桥上,妩媚而不张扬,犹如雍容华贵的贵夫人。
巴黎是宏伟的，香榭丽舍大街连着两个大广场，戴高乐—星星广场和协和广场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车水马龙。夜晚登上凯旋门俯瞰周围的景色，12条马路上流动着12条红线。亚历山大三世大桥的镀金雕塑，荣军院的金色圆顶再现了昔日的辉煌。
巴黎是恬适的，和朋友到香榭丽舍大街露天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斜靠着椅背,神聊,随你坐多久;观察周围的人群、车辆忙忙碌碌,颇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感觉。到卢森堡公园走一走，听那鸟儿“唧唧喳喳”，看那老人们轻声细语，孩子们东奔西跑，完全没有喧哗的大都市的感觉。
巴黎是……安全的?不，巴黎不安全，至少在我们任期内，我们在巴黎没有安全感。2000年一年内，使馆领事部处理的来访同胞被抢案件就有三百来起，实际上，中国人被抢的人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只有丢失护照及其他证件的人才到领事部来办补领手续，只丢钱而没丢证件的,就没必要去领事部了。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那几年，法国的治安情况很差，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屡见不鲜，偷盗、抢劫高级轿车时有耳闻。法国的报纸不断报道这些案件，弄得人心惶惶。当时，法国一家大报还刊登了一幅法国治安情况的地图，巴黎及其周围地区涂成了红色，是全国少有的几个治安“重灾区”。
百闻不如一见。虽然我们对巴黎严重的治安问题早有所闻，但还是停留在“闻”的阶段。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不仅“见”了，而且亲身经历了。
2000年11月某日,晚7时左右,我们从使馆下班回家，车开出使馆不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就发现有两辆摩托车在我们的右侧行驶。每辆车上坐两个年轻人，进入凯旋门下的地道后，坐在第一辆摩托车后座上的小青年回头向他的伙伴大声嚷嚷着什么,其声音之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对司机张克明说:“小心这些人，不像是好东西，离他们远些。”这时，这两辆摩托车突然加足油,飞驰而去。
当我们的车驶出地道，到达马约门的国际会议中心前时，那两辆摩托车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四个不到二十岁模样的年轻人停在那里，“叽里呱啦”大声地争论着什么,或讨论着什么，说的不是法语。我们的车超过了他们，转弯驶入拉法耶特旅馆前的大街。
在路口，我们遇到了红灯，车停在三股车道的中间一条车道。这时，那两辆摩托车来了，突然，第一辆车后座的那个小家伙跳下车，直奔我们的车，他企图拉开施燕作座位旁的车门，没能得逞，因为车门是自动锁住的。“砰”的一声，他用一块石头猛砸车窗。幸好我们的奔驰车的玻璃是特制的，只砸了一个小窟隆，玻璃没有掉下来。这时，红灯变成绿灯了，那小歹徒见抢劫不成，便掉头就跑，坐上摩托车逆向急驶而去。
我们很生气，在巴黎的闹市区,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标有外交牌照的车辆，而且还是一号车(即大使车)!驻在国有义务保护外国外交人员的安全。我让司机张克明立即到我们所在的诺依市警察局报案。
张克明开着遭袭击的车到诺依市警察局。这天，警察局异常地安静，只有一名警察在值班。他听完张克明的陈述后，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对不起，今天警察罢工，没有人能受理您的案子。您能否过了午夜来，那时候我们就恢复工作了。”弄得张克明哭笑不得。
第二天一早，张克明又去了。接待他的警察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然后，从电脑里调出了约四千多张照片，让张克明认。天哪，当时天已黑，这四个人又没有突出的特征，从几千张照片中找出他们来，谈何容易!
我们多年在欧洲工作，知道欧洲人喜欢罢工。要求涨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要求提前退休，或对政府某一规定不满……都要罢工。公交工人经常罢工，他们一罢工，我们就苦了，巴黎的上班族没有公交车可乘，只好开小车上班，于是马路上车满为患，二十分钟的路可以走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更糟的是法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也经常罢工。地勤人员罢工，干活的人减少一半或更多，延误航班;空管人员不高兴了，走开两小时，飞机就得等两小时。我们有一次遇到消防人员罢工两小时，飞机只能推迟起飞两小时。还有一次，我们坐早上八点的飞机到南方去,恰遇地勤人员罢工，没有给飞机运送早餐。航空小姐带了些矿泉水来，她们和颜悦色地向乘客解释说:“对不起，由于地勤人员罢工,今天飞机上只供应矿泉水。”
可是，警察、宪兵也能罢工?不。按照法律规定，他们是不能罢工的。但他们有对付的办法:他们自称“怠工”，并没有完全停止工作，仍有部分警察在路上巡逻，但人员大大减少。这次他们罢工的要求是:鉴于巴黎的治安日益恶化，警察和宪兵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危险性也越来越大，他们要求增加编制、改善装备、提高待遇等。
过了一个多星期，《欧洲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说我们遭到袭击。文中称幸好吴建民大使会武功，对付几个歹徒是轻而易举的事等等。我平时爱锻炼，这是我从年轻时养成的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户外活动活动，不论刮风下雨，几十年如一日,不锻炼就好像缺了什么，一天都不舒服。在法国,我在官邸的大阳台上锻炼，打拳,倒立。官邸两边的法国邻居经常看到我在倒立，于是便传开了，连我们所在的诺依市市长萨科齐也知道了，有一次他见到我说:“大使先生,您还天天倒立吗?”坚持锻炼,使我有一个较健康的体魄，经得起工作的重担。
第二年1月,巴黎的大报刊登了我们遭袭击的消息，批评巴黎治安问题严重。萨科齐市长、许多议员，法国外交部的朋友和其他许多法国朋友打电话、写信来表示慰问，情真意切，有的人还表示:“我对我的国家连中国大使都保护不了感到羞愧。”
我们在国外工作多年,在纽约，在布鲁塞尔，在日内瓦,都发生过我们的同事遭袭击的事，我们自己在巴黎遭遇袭击，是生平第一次，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吧，这使我和使馆的同事们增强了自我防卫意识。